汲取歷史教訓的教訓

我們大中國歷史上很重要的的一個特點就是朝代的興衰更替很頻繁，「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後商周，英雄五霸鬧春秋，頃刻興亡過手」！中國的皇帝不象日本天皇那樣所謂「萬世一系」，而是「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無論是哪家哪姓，無論做了些什麼事，總有下台的那一天，你方唱罷我登場，在歷史的舞台上各領風騷一段時間。可惜的是這種朝代更替總是同一類型同一性質政權之間簡單輪換，就國家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水平而言，一直是在同一個水平面上展開，沒有向上的提升或改進，所以幾千年來、尤其是秦始皇之後的兩千多年來，政治上一直都沒有什麼進步。

沒有進步並不是說每一個新朝代都不汲取前一朝代滅亡的歷史教訓，事實上，歷朝歷代的開國的皇帝在這方面還是很注意的，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想著讓自己的子孫「遞萬世而為君」，而是不象秦那樣短命而亡。如漢代就汲取了秦朝大量建設大工程導致百姓負擔過重的的教訓，長期堅持「黃老之術」，輕徭薄賦，休養生息，唐太宗李世民更是注意以史為鑒，不忘隋亡的教訓，這才有了漢唐的盛世。但皇帝追求盛世，並不是為了百姓過上好日子，而是為了他和子孫的長遠統治，也就是說，盛世本身是皇帝鞏固和實現自己一家一姓利益的手段，並不是目的本身。

改朝換代，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前朝皇帝失去權力和他的一家一姓的利益，新朝代的開國君主，要麼是前朝權臣，要麼是亂世梟雄，這些人通過篡位造反當上了新的皇帝，對於前代皇帝如何失去權力的教訓，往往印象深刻、感受強烈，就會特別注意汲取這方面教訓，引以為戒，並採取有針對性地辦法，鞏固和加強自己權力。

歷史上皇帝失去權柄而導致朝代滅亡無非由於這麼幾個原因：權臣篡位（如漢、魏）、外戚亂政（如漢）、太監擅權（如明）、軍閥割據（如唐）、少數民族入侵（如宋）。歷史上有作為的皇帝大都根據前代的教訓，針對這些問題或其中的某個問題，採取措施，減少權力旁落的可能性。

如針對權臣篡位，自漢以後，皇帝尤其是歷朝的開國皇帝便有意識地通過制度建設，刻意消弱以丞相為代表的大臣的權力。漢代的丞相可以開府建衙，按陳平所說「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權力很大，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與皇帝分庭抗禮，唐代，丞相雖然不再有開府建衙的資格，但還可以「坐而論道」，與皇帝平起平坐，宋代，丞相就只能站著向皇帝彙報工作了，明太祖朱無璋乾脆取消了丞相這一職位，到了清代，所有的大臣就只能跪著聽皇帝訓話了，所謂軍機大臣，也只是輔佐皇帝處理政務的小秘書而已，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資格。針對唐代的藩鎮割據，自宋朝開始便把兵將分開，平時兵不識將，將不識兵，有戰事時臨時搭配。針對明朝太監擅權的教訓，清初順治皇帝便對太監管理立下了嚴格的規矩，有清一代沒有發生太監干政的現象，即使到了後期，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監安德海被山東巡撫丁寶楨以違反祖宗之法的罪名處死，慈禧也無可奈何。

總而言之，經過那麼多朝代的總結教訓和針對性改進，到了清朝，有可能導致權力流失的原因幾乎都已經被從制度上消滅了，皇帝（或攝政人物）已經把所有權力都控制在自己手裡。清帝國皇帝集權的制度相當完善，體系嚴密、結構完整，雖然清末禍亂不斷，但從未動搖國本，到了最後，還能以和平方式將政權完整交出，可見清之制度 對權力壟斷和控制的有效性。

在從制度上消滅大權旁落的一切可能性的同時，清代統治者還加強了意識形態的建設，通過多次大興文字獄，清除了一切對滿清皇帝集權不利的異端思想，將有限的聰明腦袋都禁錮在於繁瑣的考據之中，再也生不出來什麼不利於集權統治的思想了。

滿清雖然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但在汲取中國歷史歷代統治者的經驗教訓方面，其實比以往的漢人政權做的都好的多——清朝的統治者幾乎消除了傳統文化中一切有可能導致改朝換代的因素。可以想像，如果大清帝國一直封閉下去，愛新覺羅家族的統治應該還可以延長很長時間，說不定現在我們還是大清的臣民。但時代變了，讓中國一切古聖先賢都沒有想到的是：洋人來了，洋人的思想也進來了，舊的規矩被打破，只從中國歷史中汲取的教訓不夠用了。清政府最後被逼無奈向西方學習，宣布實行君主立憲，但已經錯過了最佳時期，只能將整個權力拱手讓出。

當今世界，交通信息越來越發達，越來越一體化，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孤立於其他國家之外。任何人再想為了自己一家一姓的利益而集權，單從文化和制度上而言是有可能的，短期內也許還會真的實現，但絕不會長久。時代不同了，國門一旦打開，就不可能再關上，何況信息革命已經來了。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如果再經歷一輪個人集權到被迫分權的過程，對民族來說可能又是一場浩劫。

這幾天北京天氣很冷，不由得想起袁二公子那首著名的詩：

乍著微綿強自勝，陰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驕風黯九城。

駒隙留身爭一瞬，蠻聲吹夢欲三更。

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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