藪內清和《中國的天文曆法》

藪內清

2017年7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杜石然先生翻譯的日本科學史家藪內清所著的《中國的天文曆法》一書。杜石然先生在後記中提到，該書的翻譯工作，實際上自20世紀70年代後期便已經開始，1982年便將其中天文曆法計算部分的內容發表在《科學史譯叢》上，到80年代末譯完全書，1990年後又根據藪內清先生的修改意見及新出的增訂本做了完善。但是，原本答應考慮出版中文版的出版社，卻以科技專門性學術著作的經濟效果差而出爾反爾，以至於該書的全譯本直到2017年才得以出版。此時藪內清先生已經逝世17年之久了，杜石然先生也已經將近九十高齡。冷門學術領域專著出版的艱辛，可見一般。

杜石然

作為日本的中國科學史研究發達期的代表人物藪內清先生畢生工作的結晶，《中國的天文曆法》一書足以被列入中國科學史研究史上位列前茅的經典著作。可惜我過去沒有認真去學習日文，因此沒有機會去完整地閱讀此書。去年此書中文版出版後便買來一本，斷斷續續地閱讀，直到上個月才最終讀完。雖然對其中涉及的曆法計算等內容，我只能觀其大略，無暇去深入地分析核算，但也足以對藪內清先生知識的廣博、見識的卓越和治學的嚴謹有了深入的體會。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藪內清（1906-2000），日本著名科學史家，1929年畢業於京都大學宇宙物理（即國內的天體物理）專業。1949年起在著名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任教授，1967年任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1969年退休後任京都大學榮譽教授。1972年獲得美國科學史學會授予的薩頓獎，1983年當選日本學士院會員。1990年，藪內清與山田慶兒（主要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傳統醫學等）一同被授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名譽教授。藪內清先生著作等身，其中的《中國的天文曆法》是他的退休紀念作，第一版問世於1969年，1990年增補。該書的核心當然是對中國古代天文歷算的內史研究，對曆法沿革、觀測工具的演進、數學方法都有很全面的梳理，對歷史上曾經傳入中國的印度、西域、西洋天文曆法也都有較為詳盡的介紹。同時，也不局限於內史，同樣也包含了發展規律、思想背景、社會背景的探討，以及中國天文曆法體系與其他體系的比較研究。可以說，中國古代兩千年天算大略，盡在此書中。對中國古代天文曆法感興趣的所有人，把此書放在手邊隨時參閱，絕對能夠解決很多疑問。對我這樣已經放棄了學術研究道路的人來說，閱讀此書時，彷彿又回到了當初在圖書館內翻看一部部大部頭的著作，勘校核算每個字的情景之中，只是光陰已逝，如今只能徒懷傷感。

以天文學家澀川春海為主角的電影《天地明察》

三上義夫是日本的中國數學史研究的開拓者

日本的中國科學史研究的開拓期是1930年代以前，在數學史領域，奠基人是三上義夫，而在天文學領域的奠基人則是新城新藏（1873-1938），特別擅長天文年代學，但其最關鍵的成就是通過深入研究及與「疑古派」飯島忠夫的辯論，肯定中國古代的天文曆法主要是獨立發展而成的傳統。而藪內清則是日本的中國天文學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研究基本涉及了中國天文學史研究的所有層面。從微觀上說，藪內清通過一個個的細節問題的研究，理清了歷算方法、恆星觀測、儀器演進、天學思想等方面的很多關鍵之處，將中國天文學史研究一步步推向深入。但學術大師不只是去研究具體的問題，更關鍵的是要有卓越的學識，藪內清正是對中國古代天文學史研究的性質有非常獨到的認識，他認為中國天文學史的研究不是歷史的輔助學科，而是和政治史、經濟史一樣，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中國的天文學的確以曆法為核心，但它是中國歷史的產物，因此中國天文學的研究也不僅僅是曆法理論的研究，而是要作為中國文明特有的文化現象來把握。可以說，從宏觀上說，在藪內清這裡，日本的中國天文學史研究也實現了學術上的自立。

周恩來與李約瑟

眾所周知，李約瑟先生是在西方世界更為著名的中國科學史研究大師，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影響十分巨大。藪內清對李約瑟也多有讚美，特別是對李約瑟引用文獻的廣博、強烈的好奇心和旺盛的經歷表示欽佩。杜石然先生也曾將李約瑟和藪內清二人並列，將他們稱為「活躍於中國科學史界東西方星空上的兩顆耀眼的明星」。以我個人的認識而言，李約瑟得之於博，而藪內清的研究則更為精深。李約瑟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對中國古代科技文獻徵引的廣博均無人能比，他的巨著可以說構建了一個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的龐大體系，使西方世界真正認識到中國古代曾經存在的科學技術成果，他提出的「李約瑟問題」更是影響深遠，引來後人無數論戰。連藪內清都承認，自己作為生於、處於中國近鄰位置而又受到中國影響的日本人，卻讓李約瑟在中國科學史研究上佔了先機，的確使他始終難以忘懷。但是，李約瑟畢竟是來自西方的研究者，對中國文化、中國古代文字的了解畢竟不夠深入，因此他的研究成果中不乏細節問題，對特別細緻精深的一些曆法計算、天文回溯等問題，往往難以深入下去，而他對中國的深深熱愛，也使得他的一些論斷過於武端，時常出現用現代天文學觀點硬套中國古代天文學成果的問題。與李約瑟相比，藪內清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的天文學，其他領域很少涉足。但在他身上，兼具了現代天文學的思維和京都大學的漢學傳統。京都大學的漢學傳統繼承了清代考據學的流風餘韻，注重嚴密考證、實事求是，現代天文學的思維和計算能力，以及使用德、法、英等語言的能力（從《中國的天文曆法》一書內容判斷），又為藪內清提供了強大的工具支持，因此他能夠從中國古代天文學本身的發展演化、內在邏輯和各種細節計算來開展研究分析，能夠深入到曆法計算的細節、恆星星名的考證、占星選擇的方法等細節層面，同時也能夠更為準確的理解中國古代天文學作為中國文明傳統的一部分而具有的特點，因而論證嚴密而持論公允。比如，他通過對《石氏星經》中的恆星位置的分析，確定其中的黃道內外度不是現代的黃緯，而是所謂的極黃經；在《中國的天文曆法》第三編中，詳細介紹了古代曆法中置閏、節氣、積年、冬夏至測定、坐標系、插值法、日月食計算、行星位置計算等各類內容的計算原則和方法。這樣的研究，對李約瑟這樣的研究者而言是相對困難的。對於證據不足或有些牽強的觀點，藪內清始終不會輕易下結論，如對董作賓提出的殷代曆法中存在歲終置閏和無節置閏兩種方法交替的觀點，藪內清認為證據不足且不合曆法發展的脈絡，始終無法認可；而對西方很流行的認為中國古代文明曾受古巴比倫很大影響的推論，藪內清認為，此類推論雖然可以引起人們強烈的興趣，但還是需要十分慎重。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徽

杜石然先生回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常年舉行每周一次的科學史討論班，還一直有集體研讀中國古代典籍的傳統，有客人來訪時，也會請客人一起參加。杜石然先生就參加過《測圓海鏡》（金代李冶所著的算書）的讀書班。在這種嚴謹學風下成長，再加上天才的見識，成就藪內清等科學史大家也就不足為奇了。而中國的古代天文學史研究，從1933年朱文鑫發表《天文考古錄》開始，到1957年中科院建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天文學組，再到如今，已經走過了80多年的歷程，也產生了一大批學識深厚的專家學者。現在，中國天文學史乃至中國科技史雖然仍是小眾學科，但也有一批專門的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早已經從搞清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對世界文明貢獻的以進步為導向的研究階段，發展到全方位、多模式、多視角綜合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演變和特點的階段，藪內清書中涉及的許多問題，實際上也都有了更加深入的的研究和討論。藪內清曾經希望年輕學者努力實現對李約瑟的超越，國內的研究者們也同樣將實現對前輩學者的進一步超越。

附註：

《中國的天文曆法》一書中文版中存在個別訛誤，第二編第二節開頭稱Maragha天文台系Ulug Beg在撒馬爾罕所建的天文台，這裡顯然有誤，似應為第三節首句誤竄入第二節中。另外，書中有個別字句訛誤，另有一些翻譯上的錯誤，如P193注1中，稱兀魯伯星表曾被收錄在17世紀天文學家赫貝留斯的著作中。按：赫貝留斯當為赫維留（Johannes Hevelius），藪內清此處似通過俄文轉譯時出現訛誤，待考。書中計算部分的內容，因能力和時間所限，無法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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