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告訴我哪家醫院有血啊？

2月9日，馬甸橋下，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這一天是北京市互助獻血的最後一天，獻血大廳里一片兵荒馬亂。患者家屬不停地打電話給自己的親友，希望他們趕緊過來獻血。另外還有幾十個家屬圍著工作人員理論，因為當天的采血人數已滿，他們已經沒有了機會，而那位女工作人員沖著他們大喊，「這是中央的文件，我們只是執行」。

2月5日，北京各家醫院接到了北京衛計委和北京紅十字會聯合下發的文件，即京衛醫【2018】27號文件：從2月10日開始，北京正式停止互助獻血，這比國家衛計委規定的3月1日提前了18天，據透露，之所以突然提前是媒體在1月份報道了互助獻血的亂象，讓有關部門感受到了壓力。

北京集中了一批全國最好的血液病專科。據官網數據顯示，2016年，北京市紅十字血液中心平均每天有1000餘人參加獻血，每人獻330ml左右。這些血量要供給全市176家醫院使用，顯然有很大缺口。

對於情況危重的血液病人來說，輸血就如同普通人的吃飯喝水，甚至是呼吸，一旦停止，很快就有生命危險。他們大多走的是互助獻血渠道，動員親友獻血，但能用的親友資源就是這麼多，慢性病人很難月復一月指望親友支援，最終他們只能出錢給血頭，由他們出面尋找所謂的互助獻血者。

曉晨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身患重度再生障礙性貧血，在北京人民醫院等待移植。由於病情加重，他現在幾乎每周要輸血一次，互助獻血暫停的消息對於他來說幾乎是晴天霹靂。「真不知道怎麼辦，我打算趁著明天沒取消趕緊去多輸一點，」曉晨8號晚上說。他透露，醫生為了這個文件也是發愁得不得了，他展示了自己與主治醫生的簡訊。

實際上，確實有醫生為了病人們的安危而公開發聲。北京航天中心醫院血液科主任醫師王靜波在朋友圈的發聲，讓人體會到什麼是醫者父母心：

夜深了，已經先後吃了兩片氯硝安定還是睡不著，從2017年初到現在已經進行講課和主持學術會議近100場，同時要完成繁重的臨床工作，每周三次查房。每周二移植查房，從上午八點一直要連續查房到下午二點到三點，中間不吃飯，不喝水，不上廁所，下午查完房後僅半小時的吃飯時間，然後看門診到晚七點，可想而知工作壓力。二月七號去天津主持春節前最後一場會議，心想學術會議告一段落了，只看住病房就行了，沒想到」取消互助獻血」的文件幾乎要摧毀了我。

本來可憐的病人，已經傾家蕩產，抱著一線希望來北京移植，有些病人病情危重需要血小板維持生命，突然取消互助獻血，幾乎摧毀了這些病人最後的希望，八號下午我們一個一個的和家屬談，打遍全國各地移植電話，因為要疏散病人到血液供應充足的城市，但是病人不走啊，他們說，數九寒冬，你讓我們去哪裡啊，我們在醫院附近租了房子，全家都在照顧病人，而且病人血小板數很低，路上能安全嗎？

看到一個個病人家屬在走廊里蹲在地上哭，我心如刀絞，眼睛在流淚，心裡在流血，我們對不起病人，他們從全國各地趕來希望我挽救他們的生命，我卻趕他們走，太殘忍了，拼了命也要為我可憐的患者爭取到血小板。面對病人的生命，我個人的榮辱根本不重要，有一線希望我也要儘力爭取，真誠希望血小板短缺的問題能及時解決，讓患者和醫生護士能過上一個平安的春節，不要像我現在這樣，心裡七上八下，總有一袋血小板在搖晃，睡不著，問題解決之前，根本睡不著。

互助獻血一度是填補血荒的重要途徑。病人發動家庭、親友、所在單位去獻血，符合血液類型和互助獻血範圍的，由醫院開具互助獻血單，由紅十字會血液中心填好，即可為病人定向獻血。《獻血法》中，它被認可為無償獻血的一種方式。

為何到了2018年，這個重要渠道會被取消呢？

郭美美惹的禍？

2013年7月2日下午5點，我在北京朝陽區青年路羅馬嘉園的一處底商做了一次採訪，採訪對象是這家服裝店的店主，一位20多歲的女孩。這位店主雙膝盤坐在上面櫃檯後的沙發軟椅上，穿著一襲落地絲裙，上身T恤，戴著一頂皮質的棒球帽，膝蓋上擺著索尼的VAIO筆記本電腦。她抱怨自己的父親是位浪蕩子，從來不陪自己和媽媽，她還抱怨媒體誤解了她的形象，說她其實很厭煩網路炒作。

這位店主的名字叫郭美美，自我炒作出來的最出名的網路紅人，我當時採訪她的主題是炒作的力量，但完全沒有想到她和四年後的血荒，互助獻血被取消息息相關。

雖然事後調查表明，郭美美炫耀的財富和紅十字會並無直接關係，但她對中國紅十字會的傷害是非常深遠的，甚至牽連了獻血事業。

2011年8月，郭美美事件爆發之後，北京市的獻血量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0%，市血液中心主任劉江在接受中國經濟網採訪時坦言，郭美美事件是獻血量減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她的炫富，直接引發了民眾對紅會的信任危機。

雖然血站和紅十字會是兩個機構，但是血站前面加個紅十字勳章，這是為了國際交流方便。當時在大力宣傳無償獻血，是利用了紅十字的影響力，要成為紅十字的會員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必須是有影響力的大城市的血液中心，其次還需要交納不菲的會員費給紅十字會。

自郭美美件以來，紅會總部和分舵屢屢受到媒體質問：超聲刀、豪車、內衣褲、萬元飯局等等不堪入耳的事情，其公信力遭到嚴重破壞；各地捐款數目劇降。而血站，因為獻血的無償性和用血的有償性形成鮮明對比，也備受拷問——無償獻血量驟降，血荒立現。

自願獻血者明顯減少，讓很多患者和醫生只能更加倚重互助獻血這條救命途徑。

平均收入35萬的血站

1997年中國推出了《獻血法》，徹底廢止了有償獻血，改為自願獻血。 2000年衛生部印發的《臨床輸血技術規範》明確了互助獻血的流程，互助獻血成為另一個合法的供血渠道。

時至今日，這個制度已經變成了「在血庫緊張的情況下，血液中心鼓勵家庭互助獻血者等量換血，即不論血型是否相同，獻血後立即發給醫院等量的血液。家屬獻血後，可持獻血證到所在醫院，為病人換用所需的等量血」。

由於對於家屬的判定並不嚴格，互助獻血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被血頭鑽了空子，成為變異的有償賣血。大批血頭活躍在血站門口，看到有病人家屬模樣的人走近，就直接明碼實價的推銷。以馬甸的北京血液中心為例，通過血頭交易兩個單位的血小板是1300元，兩個單位的全血是1500元。只要和他們提前一天預約，他們就能帶人過來獻血，一手交錢，一手拿獻血證。曉晨每月輸血的花費上萬元，大部分都交給了血頭。

馬甸血頭派發的名片

患者家屬與血頭的關係是比較奇特的。如果沒有血頭，他們光靠自己和親友的力量，真的沒有辦法找到充足穩定的血源，家人好不容易排到的手術就要取消，病情也會嚴重惡化。所以雖然明知血頭在當中剋扣了很多費用，他們還是很感謝血頭解決了人命關天的用血問題。如果把血頭全抓起來，醫院確實秩序更好了，但是，患者備血也更加困難——畢竟最根本的問題，也就是義務獻血量不足的問題，始終擺在那裡。

醫院的用血是由血站分配，和普通人的想像不同，除了部隊醫院之外，社會醫院對於血站沒有任何話語權。血站負責採集、分離、檢驗、調配血液，供應臨床的血液儲存於醫院輸血科中，輸血科屬於醫院管理，但同時接受血站的檢查。

醫院有一定的庫存血液，但要優先供應需要搶救的病人，多餘的才供應下一梯隊的需求，比如正常的手術。醫生每次手術前都要備血，備血不夠就無法進行手術。備血需要向血站申請，醫院與血站的關係好就會多批幾袋，關係不好就公事公辦，於是醫生就得要求病人家屬去進行互助獻血。至於曉晨這樣的日常維持輸血，是完全無法得到保證的，幾乎是100%靠自助獻血，實際上也就是向血頭買血。

由此可見，血站是血液供應的中樞，由它來調配醫院、醫生、獻血者、受血者，甚至是血頭的供需。但2015年，一則報道讓血站的身份遭受了公眾的質疑，也間接促成了兩年後互助獻血的取消。

2015年7月，根據《廣州日報》報道，深圳市人均工資福利最多的事業單位為深圳市血液中心，人均工資福利為35.7萬元，比其上級單位深圳衛計委還高了一倍多。這篇報道出來之後，引發軒然大波，公眾質疑血液中心為何有這麼高的的福利？是不是和互助獻血有關？是不是利用血液進行了利益交換？消息公布之後，深圳市自願獻血的人數驟然減半，多台手術被迫推遲，而原本深圳這座年輕的城市義務獻血的熱情一直頗高。

深圳血液中心隨即公布了一袋200ml全血的詳細價目表，解釋部分福利實際上是運作成本，被媒體誤解了。

但這個價目表也遭到了業內人士的質疑。比方說當中的血紅蛋白試紙，標價4.5元，實際零售價格在2~3塊，以血站那麼大的用量肯定還會再便宜，我們查詢了多個地市醫院採購血紅蛋白試紙的中標價格，一條試紙均在1元左右。又比如4塊錢的飲料，一般都是發一小盒純牛奶，超市特價的時候不到兩塊錢。另外按照這個價目表，400ml全血與200ml相比，成本並未增加，但用血時價格卻上去了，也解釋不通。

血頭的出現，血站聲譽的下降，讓有關部門開始考慮徹底取消互助獻血。

血的饑渴

對於曉晨這樣的血液病人來說，血小板就是生命。

「半年之前還是輸一袋可以扛一個月。第一周，跑步都不會太累；過了一周後，跟朋友出去玩，我要走幾步，我就要找個地方坐會兒。然後再走幾步再坐會兒，再走幾步再坐會兒；到了最後一周，就連衣服都穿不上了，就睡覺我必須有一個抱枕，使勁壓著我心臟，然後蜷縮在那睡。否則心臟跳得就會讓頭很暈，壓著心臟那會舒服一點，然後家人再帶我去輸血，」曉晨說。

獻血證，這是曉晨維持生命的船票，現在每周需要一張。

他小時候因為打退燒針不當引發了再生障礙性貧血，從此一直無法像常人一樣生活，每月有大半時間在醫院治療，靠輸血維生。24歲的他去年年初來到北京，希望通過骨髓移植手術徹底治癒，回復正常人生。

曉晨知道，由於和父親的骨髓幹細胞配型點位並不是全相合，移植的成功率並不是特別高，而且在術後也依然要度過種種難關，一旦感染出血還需要輸血支持。但他還是想爭取一下，為了手術，他和家人已經做了大量準備。他說：「18年了，為了我好起來，做了那麼多的準備，然後老天就這麼讓我走了？那我這18年的堅持的結果是什麼？我活著的意義難道就是這麼沒了？」

衛計委的文件給了最後一擊，2月10日之後，不要說是日常用血，甚至是手術用血也無法保證。

像曉晨這樣遭受打擊的外地患者還有很多，在航天醫院，同樣患有再生障礙性貧血的蒲保珍就被迫出倉。她2月5日進倉，6號開始化療，互助獻血停止的消息傳來後，醫生考慮到移植期間用血量較大，而血源不充足，不得不停止對她的治療。11號，蒲保珍出倉，回到了出租屋。

她在微博上寫道：「醫生告訴我得等到政策鬆動，年後血源充足才能繼續給我治療，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等到政策鬆動的這一天、隨時會大腦出血、鼻子出血、身體個個部位出血、也可能隨時生命終結、也許我是第一個為京衛醫【2018】27號文件付出代價的人。」

2 月 9 日，航天中心醫院血液科向衛計委及中心血站發出了一份請願書。在這份請願書中，向北京衛計委請求建立航天中心醫院義務捐獻單采血小板的綠色通道。

曉晨所在的人民醫院也採取應急措施，經過與衛計委的緊急協商，人民醫院的病人可以讓家屬獻血，由血站定向回到人民醫院，但必須由醫生統一分配，按病情狀況分出優先順序。

曉晨對此依然很絕望，因為他最近血檢指標不錯，「肯定輪不到我」。他在微博上呼籲恢復互助獻血，但響應的人寥寥無幾，還有不少人指責他在為血販子說話，他也回應：「不是詛咒，但如果你有家屬患上血液病，就知道我們現在的心理了。」

面臨生死大關，這些患者的焦慮、痛苦、恐慌、憤怒完全可以理解，取消互助獻血是大勢所趨，畢竟和人體的器官一樣，血液一旦被明碼標價，出售者就可能面臨著被剝削的境地。但取消之後，用血缺口如何填補卻沒有答案，只能靠醫生和病人自尋出路——為什麼要採取這麼熔斷式的政策？沒有人知道答案。

曉晨的主治醫生已經通知他，希望他轉院，留在人民醫院無法保證手術用血和術後用血，讓他去找有血的醫院。「我也不知道去哪裡，誰能告訴我哪家醫院有血啊？」隨後，他在微信上陷入了長長的沉默。（曉晨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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