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天津相繼淪陷後，蔣介石召集幾十人開會到晚上11點半，所為何事？

原標題：北京和天津相繼淪陷後，蔣介石召集幾十人開會到晚上11點半，所為何事？

本文作者張憲文，蜚聲國際的中國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季我努學社榮譽社長，季我努沙龍講演嘉賓。

1937年7月底，隨著華北兩個最重要的城市北平和天津被日軍佔領，中國面臨著和與戰的最後抉擇。蔣介石8月4日在日記中寫道：「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蔣中正日記》，1937年8月4日。)蔣介石這篇日記之後的第三天，也就是8月7日晚，他以國防會議議長的身份在南京的勵志社主持召開了國防聯席會議。

8月7日上午，在國民政府禮堂內召開了國防會議，晚上8時，國防聯席會議正式舉行。會議的正式人員有蔣介石、林森、汪精衛、張繼、居正、于右任、葉楚傖、戴季陶、孫科、陳立夫、閻錫山、馮玉祥、王寵惠、何應欽、唐生智、陳調元、劉湘、何成浚、陳紹寬、白崇禧、何鍵、朱紹良、余漢謀、蔣作賓、王世傑、吳鼎昌、張嘉璈、俞飛鵬，列席人員有邵力子、張群、黃紹竑、熊式輝、顧祝同、錢大鈞、鄒琳，加上負責會務工作的秘書廳長程潛，副廳長劉光、楊傑，秘書記錄龔浩、徐祖詒，書記速記熊誠，共到會41人。

7月30日，中國軍隊撤離天津，天津淪陷。圖為日軍侵佔天津市區。

蔣介石以國防會議的議長身份主持了會議。他在致詞中說：「所有這次會議議決的計劃種種，我們如果能夠切實做去，而且能予適當之處置，就能夠奠定了我們民族、國家復興的基礎，如果處置的不得當，那就必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中。換言之，目前中國之情勢，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國防聯席會議記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卷宗號：七八七22431。)

軍政部長何應欽為與會者作了「盧溝橋事變之經過及處置」的報告，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秘書廳）副主任劉光做了「軍事準備事項」的報告。介紹完軍事形勢和軍事準備之後，會議就轉入其最為重要的任務：決定和戰大計。在決定之前，蔣介石再度發表演講，他提醒與會者注意該會議對國家安危、民族存亡的重要性。

繼蔣介石之後，汪精衛率先對戰與和的問題發表了意見，他列舉了四點說明和日本開戰的必要性，以及精神力量可以讓中國取得勝利：「一、目前中國的形勢，已到最後關頭，只有戰以求存，絕無苟安的可能。二、戰時的準備速率，並不因戰事而有阻礙，且比平時為速。三、最後的勝利，是操縱在有高尚道德的一方面。四、精神是駕馭物質的，物質乃是為精神所利用的。物質的損壞不足惜，只要精神的貫徹永久的存在。」(《國防聯席會議記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卷宗號：七八七22431。)

蔣介石

國民黨元老張繼在演講中，主張與日本「宣告斷絕國交，予日以嚴重態度，表示中國的堅毅決心」。四川省主席劉湘在會上表態說：「一、四川人民願在政府領導下，作不顧一切的為民族求生存戰。二、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惟有持久抗戰，可以奏殺敵致果之效，方知多難興邦，言之不謬。三、以兩年為期，四川可籌出兵員五百萬。」《國防聯席會議記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卷宗號：七八七22431。

最後，會議要求所有與會者對和戰大計表態：「如決定抗戰，請各自起立，以資決定，並示決心。」《國防聯席會議記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卷宗號：七八七22431。結果，與會者不約而同全體起立，決心抗戰。

張繼與夫人崔震華及女兒

會議除了確定對日抗戰外，還決定與會者必須決定共同遵守以下兩點：「一、在未正式宣戰以前，與彼交涉仍不輕棄和平。二、今後軍事、外交上各方之態度，均聽從中央之指揮與處置。」《國防聯席會議記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卷宗號：七八七22431。

會議開了3個多小時，到深夜11點半才散會。這次會議在抗戰史上意義重大，會上凝聚了當時中國黨政軍首腦及中央和邊緣省份軍事將領的共識，形成了全面抗戰的正式決定。與會的張嘉璈（字公權）受到會場氣氛的感染，他寫道：「全場中舉國一致精神之表現，恐為數百年來所未曾有。」姚崧齡：《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第182頁。

由於國防聯席會議的召開，對日抗戰正式上升為國策，戰爭動員、軍事部署、戰略制訂和機構設置工作等因此次第展開。

張憲文等：《中國抗日戰爭史·第二卷，全民族奮戰：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淪陷

（1937年7月—1938年10月）》，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

編輯：林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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