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為什麼要遠征日本？

在蒙古帝國的歷史上忽必烈是一個承前啟後具有轉折意義的人物：他既是蒙古大汗，同時又是按漢制建立的大元王朝的皇帝。一方面他和祖父成吉思汗一樣渴望征服世界；另一方面他也仰慕漢唐遺風，希望在征服土地的同時也進行建設。然而在和南宋的戰爭中蒙古軍團屢屢碰壁，忽必烈改弦易轍——招降吐蕃，又南下征服大理、越南、占婆等地，東北方向的高麗也淪為蒙古附庸，至此忽必烈大體完成了對南宋的戰略包圍——除了東面的大海，在海的另一邊是日本。

如果能有效控制日本，大元帝國的聲威將遠播海外，控制海道坐地生財。可蒙古一直是一個強大的陸權帝國，對海洋蒙古人是陌生的——在攻打高麗時面對距離海岸線僅僅一公里的江華島都無計可施，更何況要橫渡茫茫東海征服比江華島大得多的日本列島呢？再則和南宋開戰在即，忽必烈也實在沒精力再分身和日本開戰。在這樣的局勢下忽必烈選擇向日本遣使，希望向日本宣揚大元帝國的強大以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既然一時無力完全征服日本，那麼至少也用令其遣使入貢以擴大元帝國的國際影響力。

在附屬國高麗的配合下忽必烈的國書被送達日本，當時日本的實際統治者——鎌倉幕府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一籌莫展，於是以不敢擅自做主為借口，將忽必烈的國書上奏京都朝廷。京都公卿們的閉塞程度比鎌倉幕府有過之而無不及：自終止遣唐使以來三百餘年間日本從未與外界建立過正式的官方關係，就連民間貿易也局限於和高麗、宋朝之間——靖康之變後百餘年間日本船隻從未到訪過一次金國，更別提比金國更偏遠的蒙古了。偏安數百年的日本對亞歐大陸上發生的風雲變幻不僅沒有清晰的了解，甚至也懶得去了解。

京都的天皇朝廷看到這份國書後大為震驚——關白近衛基平在日記中如此形容當時京都朝廷的反應：「此事，國家之珍事，大事，萬人驚嘆無外」，公卿們公認此乃「當世天下無雙的大事件」。朝廷公卿們意見不一——儘管他們對「大蒙古國皇帝」呼日本天皇為「國王」表示憤怒，視為非禮，但也只是在這一點上有共識。一部分人認為國書有無禮之處，不應給予回復。但朝廷參議藤原長成還是草擬了一份和解國書並寄給幕府。但十八歲的鎌倉幕府執權北條時宗拒絕批准。奉忽必烈之名前去送達國書的高麗使團滯留日本半年後空手而歸。

隨著對大陸方面的了解日漸增多，日本方面逐漸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這時日本國內原本就存在的京都朝廷和鎌倉幕府之間的矛盾也在外部壓力下表露出來——京都朝廷準備在這場危機中有所作為：天皇下令各大寺廟神社修法「降伏異敵」，他所能做到的也僅此而已；與此同時鎌倉幕府通報關西、九州、四國等地的武士：「蒙古人插凶心」，有窺伺日本之志，要提高警惕，做好各自轄區的防備工作。這就是日本在獲知蒙古威脅後所做的所以籌備，這種僅僅只是象徵意義的動員讓日本在幾年後吃盡苦頭。

高麗宰相李藏用奉命來到大都向忽必烈解釋。此時忽必烈已有征討日本的清晰計劃，於是對李藏用說：「爾等不知出軍將討何國，朕欲討宋與日本耳。今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若有難，朕安能不救乎？朕征不遜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其分也。爾歸語王：造戰艦一千艘，可載米三四萬石。」李藏用預感到戰爭已無法避免，但還是極言高麗國內已到了兵窮財盡的地步，不能按規定交付船隻，但他的辯解毫無用處，最終不得不答應忽必烈的要求。公元1868年8月高麗國王上奏忽必烈聲稱：經多方徵調僅得萬人，但船艦等已委沿海州郡營造千艘。大都方面在10月派出人員對高麗的徵兵造船情況進行視察，他們還巡視了全羅南道，意在考察地形，以便他日選擇出征日本的前沿基地。

此時忽必烈的戰略中心還是在中國大陸和南宋的戰爭上，所以還是儘可能希望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日本問題，由於高麗多次虛與委蛇和從中阻撓，他也許根本不相信「日本國王」見過自己的國書。公元1268年9月在高麗人潘阜陪同下大蒙古皇帝的代表黑的使團終於第一次踏上日本領土。他們的運氣比之前的高麗使團更壞——甚至不被允許滯留日本。在返國途中擔心無法向忽必烈交差的黑的等人順道襲擊了對馬島，抓獲兩個漁民：一個名叫塔次郎，一個名為彌次郎。這兩位本來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因此將自己的名字留在中國、日本、朝鮮三國史籍之中。不僅如此，他們還做了一次高規格的海外旅行：在大都他們受到忽必烈的熱情款待，還戰戰兢兢地遊覽了雄奇壯麗的宮殿，最後經高麗返回日本。忽必烈的目的是：希望通過這兩個漁民向日本傳達和平信號，他不認為自己真有必要對這個海上小國大動干戈，也許只要秀秀肌肉嚇唬嚇唬即可。

不過忽必烈未免太高看兩個漁民的能力了，鎌倉幕府在二人回國後甚至都沒接見他們，更別提從他們那兒了解蒙古的意圖了。京都的天皇朝廷倒是給出了回復：「案其事情，蒙古之號於今未聞......（兩國）外交中絕，驪遷翰轉，奧傳鄉信，忽請睦鄰......抑貴國曾無人物之通，本朝何有好惡之便。不顧由緒，欲用兇器；和風再報，疑冰猶厚。聖人之書，釋氏之教，以濟生為素懷，以奪命為黑業。何稱帝德仁義之境，還關民庶殺傷之源乎？故以皇土永號神國，非可以知競，非可以力爭，難以一二，也乞思之。」這份用詞考究的回復由京都朝廷的文章博士親自起草，試圖對「大蒙古國皇帝」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並沒任何有損國體之處。但即使是這樣一份溫和的回復再次被鎌倉幕府否決。受此影響，為答謝高麗人送還日本漁民而以「日本大宰府守護所」的名義發給「高麗慶尚道安東道按察使」的一封感謝信也被停止發送。

幕府的強硬態度很難說有什麼現實依據，擺出這樣的姿態後也並沒什麼像樣的對策。事實上鎌倉幕府之所以一再否決對蒙古方面的回復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在考慮日本和蒙古的國交問題，而是出於對日本國內異己勢力的忌憚——此時的日本政體是奇葩中的奇葩：名義上這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是天皇，但實權卻掌握在由武士階層建立的鎌倉幕府手中；而在鎌倉幕府內部北條家族通過執權這一位置架空幕府將軍而獲得本家在幕府中的領導地位，但卻始終沒能力最終取代幕府將軍成為武士集團在法律意義上名正言順的「主公」。本身地位的不穩固意味著異己勢力極有可能利用外部壓力對其進行顛覆，這就使北條家在處理這種破天荒開先例的外交事務時不得不慎之又慎。由於此前從未有處理外交事務的經驗，以北條家為核心的鎌倉幕府在這一問題上基本採取走一步算一步——不明確回復任何問題的策略加以應對。

日本幕府的態度令忽必烈越來越失去耐心：此時蒙古正和南宋進行襄陽之戰（這是一場關乎南宋國運的歷時六年的攻防戰，就是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中郭靖郭大俠協助防守的那場戰役）。公元1270年忽必烈在戰爭之餘在當年的2月和5月兩次致書日本，日方依然選擇了不予回復。當年年末忽必烈選派漢化的女真人趙良弼赴日。趙良弼在任江淮宣撫使時主張中國應待日本以親藩之禮，這個建議一度被忽必烈採納。趙良弼以年邁之軀請行，持書赴日，忽必烈計劃派兵三千護送，但趙良弼僅擇數十人隨從。公元1271年9月趙良弼抵達金津島，日本人看到蒙古使船便有持刀準備圍攻者，趙良弼反而輕裝舍舟登陸。在被大宰府官員以「陳兵四山」的方式「保護」起來後有人來「問使者來狀」。《元史》記載：「良弼數其不恭罪，仍喻以禮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日本官員回答：「我國自大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他們要求趙良弼交出國書。但熟知歷史典故的趙良弼反問道：「隋文帝遣裴世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

事實上趙良弼和日方官員這番對話雙方都是在抬杠——日本自終止遣唐使以來從未與外國建立正式的官方關係，尤其是隨著武士政權的崛起之前效法大唐文明建立的律令制度被摧毀殆盡，日本官員所謂的「上古使臣未有至者」是指的武士政權成立後幕府方面從未接待過外國使節；不知趙良弼是不了解日本內情或是故意偷換概念——搬出隋唐時期華夏使節出訪日本受到天皇朝廷接待的先例予以反駁。事實上日方最擔心的問題是如果蒙古方面當真因為不了解內情而將國書送達京都的天皇朝廷，那麼日本國內的反幕府勢力就會利用這一事件趁機發難，因此他們強烈要求趙良弼交出國書，而趙良弼在日本逗留了八個月之久就是死活不交。於是這次遣使再次無功而返，日本方面也許以為這只不過是蒙古方面有一次遣使失敗而已，不過他們不知道的是下次蒙古將不再派遣使節，而是出動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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