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破四舊」與「偉大復興」

首先必須說明，我對於毛沒有任何一丁點兒好感與認同，也從來不把他當作馬克思主義者加以理解。

不把毛當作馬克思主義者，這種觀點在左翼當中並不少見——儘管在中國左翼以及被介紹到中國的左翼當中非常少見。法國左翼學者與藝術家魏延年（René VIéNET）就認為，1927之後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已經覆滅，此後的「革命」無非兩個軍事集團之間的爭霸，而這場戰爭根本算不上什麼革命戰爭，無非是延續了中國歷史上朝代更迭的內戰而已；此外，中日戰爭更是反過來促進了對「民族國家」這一意識形態的構建，雙方都在爭奪這個霸權，所以紅色軍事集團才會毫無壓力地收編李濟深、唐生智這些雙手沾滿無產階級鮮血的軍事人才。

魏延年的觀點，差不多是關於中國近現代革命歷史的諸種敘述當中最令我信服的。這也能充分說明在過去那個看上去很激進的革命年代之後，官僚國家何以能夠和平地、穩定地實現向資本主義的轉向。而在我看來，毛完全是中國傳統的一個產物——從陳勝吳廣至洪秀全，這個傳統沒有中斷過。造反者與專制君主間的關係，不過就是中國人民耳熟能詳的「成王敗寇」罷了。這個傳統中的劉邦與曹操等傑出人士，也都很為毛所讚賞。毛生活的年代恰好撞上了革命思想的傳入與內戰亂世的到來，因而能披上一身紅皮成就霸業。喜歡穿越小說的人，完全可以腦補一下早生了一個世紀的毛，如何能實現洪秀全未能實現的中國特色清教革命，並最終建立中國特色神權政治。

然而這個誕生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專制君主，為何卻被很多文化保守主義者當成文化傳統的破壞者這樣一個罪惡的形象？這倒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比方說，今天有些皮相文人說毛是一個「激進啟蒙主義者」，說文革的本質是因為啟蒙主義太過激進所導致的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內亂」，如此曲學阿世，不僅是為了討好保守主義當局，也是為了打擊依然堅持啟矇事業的左翼自由主義——這就彷彿是在說：「別啟蒙了，你要是再啟出個毛怎麼辦？還是快點兒跪吧，在家跪父母，出門跪大大，這樣才能治癒精神內傷」。

破壞文化傳統，對此最高度的概括就是「破四舊」這一口號。今日的官方是徹頭徹尾的保守主義，高舉「偉大復興」這面民族主義破大旗，其最新版本甚至已經成了「文明基因」之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生物學種族主義——據說這玩意兒還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有力補充，嚇得我再也不敢讀馬列了。我曾經認為當今的保守主義完全是因為過去對中華文明的傳統破壞得還不夠，所以才沉渣泛起、四舊復辟。那時候我還期待中國的「毛左」們能繼續聽主席的話，堅持「批孔」與「破四舊」，有效抵抗「偉大復興」與民族主義，畢竟「破四舊」從字面上看無論如何都是「偉大復興」的對立面嘛。然而事實卻閃瞎了我的眼：比如有一位深受退休老工人、老幹部們愛戴的老師，竟然拚命攻擊「反家暴法」，捍衛什麼狗屁「中華民族賴以存在的倫理基礎」；再比如他們猛批自由主義者投向新儒家，卻幻想「以馬克思主義改造儒家文化」。總之，這些「左派」對當局的確有各種不滿，但是對「偉大復興」與民族主義倒是言聽計從。有趣的是，右派當中的情形也差不多，除了極少數認為當局沒有資格提「偉大復興」，只有台灣人、滿族人或者他家的親戚才有資格實現「偉大復興」。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馬克思描述了作為調停機制的「共和國」，波旁王朝與奧爾良王朝這兩伙勢不兩立的保皇黨都願意聽從共和國這個調停機制，聯合為「秩序黨」。同樣，「偉大復興」在今天的中國也扮演了這樣一個調停機制的角色，主流的左派和主流的右派也都願意響應這一口號，組成中國特色「秩序黨」、「愛國黨」，儘管他們會指責對方「串通境外敵對勢力」、「妄圖復辟文革」。

這樣看來，絕大多數毛左大概是因為沒讀過也讀不懂馬克思的書，才變成了主席的好學生；他們就算會唱《國際歌》，也不知道什麼是國際主義，因為他們的腦子裡只有民族/國家主義。總之，這些人就是一群披著紅皮的義和團。如果一個人稍微學習過一點兒辯證法，他就應該明白這個道理：以士大夫為代表高級文化，和以義和團為代表的蒙昧主義，恰恰位於「中國傳統文化」這同一條莫比烏斯帶上。因此，幻想在復興與光大前者的同時，壓制甚至消滅後者，這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個道理就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分析過的——現代資本主義如出一轍，資本主義通過財富的流通在一端生產出最偉大、最先進的物質文明，同時也在另一端不斷生產出貧困。

透過紅色義和團這個角度，我們也許能對文革獲得一種更加貼切的透視。義和團宣稱自己「神功附體」、「刀槍不入」，這其實是一個絕佳的生命政治範本，騙術需要一個活生生的肉體作為幌子，以此構成一種庸俗的唯物主義、中國神功拜物教；相應地，「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這一口號，為了保證被唯物主義附體的學生相信自己連敗刀槍不入的神功都不用怕，就不得不尋找另一個拜物、另一個物質的縫合點——小紅書。對於這種所謂的「馬列主義者」而言，重要的是姿勢而非知識。事實上，中國古代的歷史過程之所以總是原地打轉，就是因為它自身的根本動力既不是生產力的發展進步，也不是知識分子的教化改良，而是大老粗的暴力和野心，在實現這種暴力和野心的過程中，蒙昧主義的口號與高官厚祿的許諾始終是最能動員大老粗們的。儘管大老粗上位不久以後必須表現得很高貴，因而必須接受士大夫文化的熏陶，但是只有血液里的大老粗才能保證亞洲專制君主制度的再生產。也就是說，義和團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本我，在千百年里被士大夫這個超我所壓抑，因而義和團運動會在這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遭遇危機的年代集中爆發。這樣看來，「破四舊」也不過就類似於歷朝歷代對前朝的清洗，清洗得差不多，也就沒人再懷疑自己的正統基因，然後就輪到「偉大復興」了。中國人精神世界的這種內亂，既不是什麼新事情，也不是因什麼外來的「激進啟蒙」所引發——當然了，義和團分子堅決不承認這一點，他們肯定會把洋鬼子說成是邪惡的妖魔鬼怪，就好比塔利班能夠從女人穿高跟鞋走路的聲音中聽到惡魔的誘惑。

在《論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一文中，齊澤克寫道：

破壞舊的紀念碑不是對過去的真正的否定，不如說是擺脫失敗的過去的見證物的重要手段。

實際上，當事人急於擺脫的失敗並非來自他們的過去，他們的失敗恰恰就是他們的當下。「破四舊」只是一種歇斯底里的癥狀，根本問題在於「立四新」的不孕不育——試想，如果真的能夠創造並慶祝新世界，為何還會與終將消亡的舊事物不共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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