閭丘露薇：流感下的眾生

導讀：對於任何的傳染疾病，準確和及時的信息，對於公眾自我保護，以及整個公共衛生環境的重要性，當然，媒體在傳播這些資訊時的重要性。

作者：閭丘露薇，著名記者、主持人。

一篇題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微信文章在朋友圈刷屏，第一反應，很想知道目前中國內地的流感疫情到底如何。在中國疾控中心的網站上找到關於這次冬季流感的問答，簡單來說，中國這個冬季的流感爆發數量、確診住院數量以及重症病例數量都高於過去三年同期水平，死亡的情況會有所增加。

到目前為止，中國發生的流感死亡個案到底是多少？用「中國，流感，死亡」作為關鍵詞，分別在谷歌和百度上搜索中文新聞，結果跳出來的中國媒體，尤其是央媒新聞，大多數是關於美國的流感疫情，從宏觀數字，到美國的流感爆發歷史，相當詳細。看完之後，就連像我這樣，身在美國，但是並沒有太關心流感問題的人，都有點懷疑自己是否過於掉以輕心。

雖然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了《流行性感冒診療方案（2018版）》，在方案中也明確了三種抗流感病毒配方葯，中國媒體的報道並不多。在這些有限的報道內，有不少商家，因為方案中提到的中成藥，看到了商機，而媒體的報道，變成了軟文廣告。

還是有一些報道，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到一些線索，了解一些疫情的現狀：

比如這篇人民日報《當兒科醫生都病倒了，很多人開始感受到醫鬧的苦果》（2018.1.26），「上海基本每個醫院兒科平均要排隊4小時；深圳某醫院一名兒科醫生一天看了將近300個病人，是普通門診工作量的3倍，不少醫生帶病堅持；天津某三甲醫院甚至因為兒科醫生全部病倒而導致兒科停診……」，這一段，間接證實了網上流傳的一些信息。

央視在報道兒科醫生短缺的新聞中，透露了「近來流感疫情形式嚴峻，為緩解就診壓力，北京兒童醫院甚至都把退了休的醫生返聘回來，因為門診量實在是太大」（《同一天！兩名兒科醫生病倒住進ICU兒科醫生缺口驚人》2018.2.4）。

新華網的報道，則提供了更多確切的數字：「2017年末，全國各大醫院流感患兒增多，高峰期北京兒童醫院日門診量超過萬人，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一天門診量破紀錄地超過13000人次。在天津，去年12月全市兒科門診總診療人次環比11月增長41％；急診總診療人次環比增長68％；新增住院患兒環比增長27％。兒科醫生超負荷工作甚至累趴下，依然無法滿足孩子們的看病需求。」《流感來了，為什麼兒科也跟著「打噴嚏」》（2018.1.13）

中國之聲《新聞縱橫》發表了一篇關於公眾對於流感以及疫苗認知的報道《中國流感疫苗接種率僅2%，公眾對疫苗認知存誤區》（2018.2.9），裡面提到了中國疾控中心和各地的疾控中心一起做的一個民調，百分之五的被訪者認為，流感是小病，不需要接種疫苗。雖然報道中用了「居然「這個詞，顯然並不認可這種對待流感的態度，但是如果我們深入想一想，這種態度又是如何形成？為何會對流感的嚴重性如此掉以輕心？那我們又要回到問題的源頭：對於流感的權威解釋，以及媒體又是如何對大眾進行科學傳播？

回到疾控中心的網頁，在談到流感的嚴重性的時候，整體的描述是平淡的：「流感是常見的季節性傳染病，絕大多數為輕症，重症和死亡的病例較少，季節性流感一般的病死率大概為0.01%。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每年流感的季節性流行可導致約29萬至65萬死亡，我國每年同樣也有流感感染導致的死亡病例。」

而在死亡率統計方法上，由於流感引發併發症，或者導致原有的疾病惡化並造成死亡，因此一些國家和地區，不會對流感病毒進行檢測，把死亡歸咎於原有的疾病或者併發症。說到這次流感死亡數字，截止2月6日，香港有114人死亡，台灣49人，澳門1人，這些地區都是運用現時的國際標準，把所有因為流感引發其他疾病而死亡的都統計在內。這樣做的必要性，正如世界衛生組織在2009年就指出：「在19世紀開始採用估算超額死亡率的方法以便記錄原本會被忽略的這些與流感相關的死亡。這種估算有助於糾正認為流感是一種很少造成死亡的輕微疾病的想法。」

2003年非典期間，我在北京呆了一個多月，深刻的理解，對於任何的傳染疾病，準確和及時的信息，對於公眾自我保護，以及整個公共衛生環境的重要性，當然，媒體在傳播這些資訊時的重要性。很多因素，會影響公眾的判斷力以及行為。

比如，之前提到的民調顯示，三成中國的被訪者擔心疫苗不安全，這和曾經發生過問題疫苗的醜聞會有關聯，民眾只能能夠採取這種被動的自我保護方法。不過說到疫苗，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關係到經濟負擔、接種便捷度、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對醫藥行業過度商業化的擔憂，當然，還有對官方權威的信任度等。

還記得日本核輻射發生之後，香港地區也同樣掀起了買食鹽的風潮，此時香港的衛生官員和專家出面澄清和解釋，很快產生效果，由此可見信息提供和發布方的公信力程度。不過，同樣的，這就可以解釋，為何在香港，也出現了是不是聽政府官員和權威專家們的意見而打疫苗的爭議。

不管怎樣，這都關係到公眾安全的問題，都需要透過媒體這樣的公共平台進行討論，或者是進行科學傳播，讓讀者接收足夠多的衛生常識，同時找出疫苗接種率低的原因——到底是因為缺乏意識，還是因為沒有途徑？媒體是否能夠找到正確的人和政府部門，去回應公眾的各種擔憂和困惑，解答各種困惑，澄清各種傳言？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媒體能不能做到，避免充當醫藥公司的推銷人角色，把軟文和真正的報道，區隔開。

一個在美國的中國朋友在看完了那篇刷屏文，分享了自己的先生前兩個星期染上感冒如何自我處理：「他沒有進過辦公室，都是在家工作。也不准我們任何人靠近他一米之內。所有紙巾杯子之類都是自己處理。很幸運，他只是嚴重感冒，不是流感。之後他就乖乖去打了流感疫苗。」

如果每個人都有很好的衛生習慣，本身就是一種自我保護和保護他人的方法，至少降低了被傳染的幾率，或者再傳染給別人的幾率。而這種習慣，需要個人的行為改變，更重要的是一個社會環境。

我還記得非典之後，很多次在香港坐電梯，如果有人打噴嚏但是沒戴口罩，總是會遭到周邊的人驚恐和嫌棄的目光。我倒不覺得這樣的反應是冷酷或者無禮，倒是那些明知自己得了感冒，卻不戴上口罩在公共場合出入的人應該反省。不過要改變舊的習慣，養成新的習慣，接受新的事物，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人，都是在痛定思痛之後。

非典對於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是眾志成城的決心，是一場勝利，但也要記住這背後公共衛生預警機制的缺乏，是需要吸取的教訓。

非典之後，中國媒體可以做的很多，監督建立和運行一個良好的公共衛生預警機制，要求及時公布和更新各種流行性疾病數據，同時可以讓公眾便捷的查詢相關資訊；探索目前的醫療資源，是否足夠應對突發的流行疾病，比如疫苗是否充足，是否有恰當的分流措施，是否對基層前線醫護人員進行了足夠的培訓等；是否存在濫用抗生素的問題，濫用的後果會有哪些。

從公眾和社會層面，媒體則可以透過大量的篇幅，持續性地報道，進行公共衛生傳播，讓公眾和社會，藉機改變個人習慣，改變社會環境，因為在中國，公眾意識的喚醒和行為習慣的改變，媒體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是由中國媒體的公共屬性，以及公眾的資訊渠道來源所決定的。

四五年前，做過一期關於濫用抗生素的專題節目，這是一個註定沒有收視率的話題，就好像之前和同事們一起做的關於職場性騷擾，學校性教育問題等。但是作為一個媒體人，堅持做這樣的話題，是因為認定這關係到巨大的公共利益，因此希望，能夠盡一點力量，激發起一些關注。當然，最終沒有在公共輿論中掀起絲毫漣漪，這是因為，如果只有媒體零星，而不是各家媒體密集式的接力報道，這些還不是熱門的話題，是無法形成關注度的。

科學傳播，還有健康傳播，一直是這些年在傳播學研究中相當熱門的領域，目標是把科學和醫學研究成果轉化為大眾常識，從而改變個人的態度和行為。而進行這類傳播，需要媒體人本身具有除了專業知識，用來理解這些知識之外，也需要擁有足夠強和比大眾更加敏感的意識，意識到哪些問題雖然被大眾忽略，但卻是重要的。

中國的媒體擁有了不少法律和金融背景的專業記者，在進行法律和財經傳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許需要開始考慮，增加醫學背景的媒體從業人員，承擔起這個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本文原標題《流感下的中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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