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實力研究】孫建社 楊鴻柳：軟權力建設路徑之探討-以西歐在非洲軟權力構建為例

原標題：【軟實力研究】孫建社 楊鴻柳：軟權力建設路徑之探討-以西歐在非洲軟權力構建為例

作者分系南京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西歐與非洲關係研究等

〔關鍵詞〕西歐; 非洲; 軟權力

內容提要

西歐在非洲軟權力的構建長期而深遠，縱向看可以分為殖民統治時期、獨立後初期與後冷戰時期三個階段;橫向看可以從政治制度、宗教文化和外交政策三個方面進行構建。從西歐在非洲軟權力構建的三階段和三方面中可以看出其構建特徵為:構建軟權力的資源，不僅包括無形資源也包括有形資源;構建軟權力的方式隨著情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軟權力實施對象不僅有非洲各國權力結構的上層人物，也有非洲各國的基層民眾。由此引發對軟權力建設路徑的思考:軟權力構建是一個長期而又複雜的過程，在構建中還需重視軟權力資源的適宜性。

軟權力理論的探討始於20世紀90年代，學界主要集中於對軟權力的來源、軟權力的含義、軟權力的作用及軟權力的主要內容進行分析解讀，但對軟權力建設路徑的探討不足。通過分析西歐在非洲軟權力構建，我們可以深化對軟權力建設路徑的認識和借鑒。

1問題的提出:為什麼西歐對非洲仍具有強烈的吸引力

從1960年的「非洲獨立年」算起，非洲擺脫殖民統治獲得獨立已近60年。然而，在非洲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生活中，至今依然能夠看到殖民主義的種種遺產，能發現西歐國家(尤其是英、法兩國)在非洲的傳統影響力。如非洲的教育保留了殖民時期的體制和結構，非洲的基督教信徒占非洲人口的46．53%，非洲國家普遍選擇實行了西方式的總統制和多黨制，歐盟推行的民主、人權、良治觀念在非洲國家不斷深化擴展。

儘管前殖民宗主國不是最受青睞的對象，但他們依然被視為是對非洲最有影響的國家。據2014－2015年度「非洲晴雨表」的調查，就當前外部國家影響力而言，在36個非洲國家中有28%的民眾選擇前殖民宗主國為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其中，在中部非洲(55%)和西部非洲(45%)，前殖民宗主國被認為是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在認為前殖民宗主國最具影響力的民眾中，年輕人的比例居高。

這些現實不得不使人們思考為什麼新生代的非洲人對西歐國家有更高的認同?為什麼西歐能在非洲的前殖民地國家中沿襲西方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為什麼非洲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歐國家所推行的民主、人權、良治等價值觀念?上述現象產生的原因，除了學界經常討論的殖民傳統、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歐洲中心主義之外，還有西歐國家幾個世紀以來對非洲的軟權力構建。

然而，目前學界對於西歐在非洲軟權力構建問題的研究還很少，大多只是探討歐洲對非洲的殖民歷史、非洲反抗殖民主義鬥爭史以及非洲民族主義史等。這些研究所涉及的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僅僅從命令他人改變行為，違背其最初的行為偏好的視角研究西歐與非洲的關係，而沒有從塑造他人的偏好來影響其行為的視角研究西歐與非洲的關係。

也就是說，目前學界尚未從軟權力的角度去探討西歐對非洲的影響，特別是沒有說明西歐國家對非洲的軟權力是怎麼建立起來並達到今天這個程度的。另外，目前有關西歐對非洲影響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側重於研究特定時段內西歐國家對非洲的政策給非洲帶來的影響。現有的研究成果，要麼只是對殖民與反殖民的研究、要麼只是對原宗主國的非殖民化政策與非洲國家去殖民化鬥爭的研究，而沒有從整個歷史進程探討西歐與非洲關係的相關學術成果，尤其欠缺從整個歷史進程研究西歐在非洲軟權力建設的學術成果。

因此,本文將從軟權力建構這個角度深入探討西歐對非洲的影響。具體探究西歐國家對非洲軟權力是怎麼建起來並達到今天這個程度，西歐對非洲軟權力構建方式有哪些特徵，西歐對非洲的軟權力構建能夠引發我們怎樣的思考等。

2西歐對非洲軟權力構建的歷史進程

這裡所說的「西歐」主要是指對非洲殖民地影響最深遠的英、法兩國，以及繼英、法之後對非洲影響較大的歐盟/歐共體。而「非洲」主要指歷史上曾經是英國與法國殖民地的非洲國家，也包括獨立後的整個非洲大陸國家。

與此同時，這裡所考察的範圍是從縱向和橫向兩個角度探討西歐對非洲軟權力關係的形成與發展。從縱向來講，主要分為殖民統治階段(1526年—1960年)、獨立後的初期階段(1960年—1991年)、後冷戰階段(1991年至今)三個歷史階段;從橫向來看，主要是從政治制度、宗教文化和外交政策等方面探討西歐對非洲的軟權力構建。

(一)殖民統治階段(1526年—1960年):以軍事手段推動軟權力的構建

這一時期英、法等西歐國家主要以軍事手段,推動其宗教文化等軟權力因素在非洲的滲透.首先是英,法等西歐國家對非洲的殖民佔領。英、法等殖民主義者對非洲的侵略和瓜分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6世紀中葉至18世紀末(佔領西非殖民據點)、19世紀初至1876年布魯塞爾會議(從奴隸貿易轉向殖民奴役、加強對北非國家的侵略、積極策劃侵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內陸)、1876年至1884年柏林會議(掀起瓜分狂潮)、1884年至20世紀初(對非洲最後的瓜分)。在上述四個階段侵略和瓜分過程中，英、法等殖民主義者主要依靠武力征服、鎮壓以及威脅、誘騙等手段同非洲各地統治者訂立「保護」條約，漸置對方於殖民地位。在此基礎上，英、法等西歐國家對非洲以武力推動其宗教、文化、政治制度等軟權力因素在非洲的滲透。

一方面，英、法等西歐國家以武力推動其在非洲的宗教和文化滲透。從西歐國家殖民入侵到19世紀上半葉基督教在非洲的傳播已經初見成效;從19世紀中葉到19世紀晚期基督教在非洲廣泛傳播;從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50年代基督教傳播進入鼎盛時期，在空間上，由沿海向內陸推進，逐漸遍及非洲殖民地國家,在效果上,達到基督教的非洲化。

基督教會傳播的價值觀主要表現為:政治認同(影響公共領域的話語和價值觀、建構進入公共領域話語傳播的合法性、提倡信仰認同基礎上的政治認同)、族裔認同(譯經運動促生和深化族裔認同、促進民族的劃定)、民族認同(弱化傳統宗教、弱化傳統文化、形成次國家認同、形成超國家認同)。最終結果是泯滅被統治者的人性，剝奪非洲人的理性能力，為殖民者獲得統治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礎。

此外，伴隨著基督教價值觀的傳播，英、法等西歐國家還通過教會辦學(宗教團體主導學校教育)、教會與政府合作辦學(確立官方教育系統)、學校教育規模擴大等方式，推動其語言文化在非洲的傳播。這些宗主國語言和文化對非洲產生了重大影響，導致宗主國語言和文化在非洲開始傳播、宗主國在非洲的合法權威逐步確立、非洲國家民眾的被殖民身份得以內化等。

另一方面，英、法等西歐國家以武力推動其在非洲的政治制度的移植。西方憲政在非洲的移植分為三個階段:殖民早期，在西方法律制度粉飾殖民行為的政策主導下，通過「間接」或「直接」移植方式輸入到各殖民地，進而開啟了非洲制定憲法的活動。殖民中期，「直接統治」間接化，「間接統治」普及化，非洲自此進入全面引進西方憲政體制階段。與此同時，非洲人民民族意識在宗主國政治生活影響下開始覺醒，迫使殖民者吸收他們參加政治生活。在內外兩種因素共同作用下，非洲各國相繼完成宗主國模式的憲政創製。獨立前夕，去殖民化過程中，英、法通過推行一系列憲政改革，為殖民地主動設計憲政框架，將西方憲政進行深入移植，促使非洲各國在妥協中走向獨立，進而形成了西方翻版的憲政體制。

(二)獨立後的初期階段(1960年—1991年):以經濟為手段推動軟權力的構建

1960年被稱為「非洲獨立年」。非洲大多數國家獲得獨立後，英、法等西歐國家改變了過去以軍事干涉為主的老殖民主義方式，開啟了以經濟為手段推動軟權力構建的新階段。這時期「歐共體」作為西歐的一個整體，對非洲以經濟援助推動軟權力的構建，主要進程如下:

1963年歐共體與18個非洲獨立國家簽訂《雅溫得協定》，規定歐共體對這些國家援助7．3億美元，並且在關稅、貿易、投資等方面給這些國家優惠待遇。1966年和1968年，歐共體分別與奈及利亞簽訂了《拉各斯協定》，與肯亞、坦尚尼亞、烏干達簽訂了《阿魯沙協定》。這兩個協定的內容同《雅溫得協定》大體相似。

1969年，歐非又續簽了第二個《雅溫得協定》，此後的五年中，歐共體的援助金額增加到10億美元。1975年，歐共體與非加太國家簽訂了《洛美協定》，主要涉及貿易合作，穩定出口收入，工業合作，財政和技術合作等內容。1979年，簽訂第二個《洛美協定》。新協定中，農產品貿易優惠範圍有所擴大;穩定出口收入制度適用的產品擴大到44種;增設了支持礦產品生產和出口制度，保障6種礦產品的生產和出口能力;援助金額增加為57億歐洲貨幣單位。

1984年，簽訂了第三個《洛美協定》，除了對前兩個協定所提供的優惠稍有擴大外，強調雙方締結合作協定的目標是促進和加速非加太國家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該協定強調政策對話，要求將「保障條款」「尊重人權」等條款寫入新協定。

1989年，簽署了第四個《洛美協定》。規定了合作總目標、合作領域、合作方式。重申人權保障，並確定合作的總目標是以促進人的發展為導向，合作關係與人權保障相聯繫，人權包括在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多個領域的權利，並且各種權利不可分割、相互關聯。

概而言之，從1963年到1989年，歐共體在涉及對非洲經濟援助方面，分別簽署了《雅溫得協定》《拉各斯協定》《阿魯沙協定》和《洛美協定》。這一系列協定,不僅涉及歐共體對非洲國家提供援助基金，給予關稅、貿易、投資等方面的特殊優惠待遇的內容，而且還有涉及人權、文化和社會價值觀的條款。例如，第二、第三、第四個《洛美協定》，都明確寫入「尊重人權」等條款,並協助和促進非洲國家的人權、文化和社會價值觀的發展。可見，西歐對非洲國家的經濟援助和其他方面的特殊優惠待遇，是以非洲接納西歐的人權、文化和社會價值觀為前提的。

(三)後冷戰階段(1991年至今):以規範性力量鞏固和發展軟權力

所謂規範性力量是指「觀念的力量」，是塑造國際關係中「規範」的能力;它既不單純依靠軍事手段也不單純依靠經濟手段，而是通過思想和觀念來影響他人。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盟將「促進和平、推動歐盟價值觀和促進人類的福祉」確定為對外政策的一個目標，正如歐盟委員會報告所指出的，「歐盟的目標是堅持和促進上述價值觀。」因此，歐盟不僅繼續推動經濟一體化發展，而且強調價值規範的擴展。

其中，最突出的是推動民主、人權、良治等價值規範向非洲的滲入，即通過經濟合作、貿易協定、資金援助等方式，將其價值規範向非洲國家移植，以鞏固和發展其對非洲國家的軟權力。2000年《科特努協定》規定，歐盟與非洲的政治對話，應包括對尊重人權，民主原則，法治和善政的事態發展的定期評估。它要求非洲國家建立負責任的權力機構，制定透明的決策程序，強調法律在管理和分配方面的首要地位，採用有效的預防和打擊腐敗的措施。

2005年12月，歐盟理事會通過《歐盟對非戰略:走向戰略夥伴關係》，進一步強調「民主、人權和良治是非洲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重要前提。」2006年歐盟委員會通過《歐洲發展治理共識——歐盟協調一致方法》文件，制定了對非洲人權、民主激勵機制，承諾對那些在民主治理改革計劃中取得具體成果的國家給予額外的資助。2007年歐非峰會通過了《非歐聯合戰略》及《行動計劃》，將歐盟非洲新型關係定位為「成熟、負責和相互尊重的平等夥伴關係」，特別指出「促進民主治理和人權是歐盟夥伴關係的核心特徵」。

總之，冷戰結束之初，由於非洲在歐盟全球戰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並且多極化趨勢不斷加強，非洲開始增加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治交往，並越來越多地吸納來自歐洲以外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與援助。在此背景之下，歐盟原來將「人權」作為附加條件的對非經濟援助政策，難以達到預期的對非影響力。

因此，歐盟改變過去將人權與經濟援助直接掛鉤的政策，開始將「人權」納入「治理夥伴關係」範疇中，並賦予「治理」以廣泛內涵。這一內涵不僅包括人權、民主、良治，還包括氣候、安全、能源、移民等。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不是將上述「治理夥伴關係」作為歐盟對非經濟援助的附加條件，而是作為從非洲自主發展出發，從非洲自身利益需要的角度推銷其「治理」理念的，並強調這是非洲自身的責任。根據這一「治理」內涵，西歐與非洲之間是平等的「治理夥伴關係」，並且歐盟的價值規範，不再被看作對非援助的附加條件，而是歐盟與非盟共同的價值追求。這樣一來，不僅使非洲國家更有意願接納歐盟的價值規範，而且將這些價值規範具體落實到社會發展的多個方面，從而擴大了歐盟的影響力，鞏固並發展了對非洲的軟權力。

3西歐對非洲軟權力構建的特徵分析

西歐對非洲軟權力的構建過程中，無論是權力資源的運用，還是軟權力構建方式的調整，或者是軟權力實施對象的選擇，都表現出其自身的特徵。實踐證明，這些特徵都有助於軟權力的構建和形成。

(一)西歐在非洲構建軟權力的資源，不僅使用無形資源，也包括有形資源

在非洲的軟權力建設，西歐不僅運用政治制度、價值觀念、宗教文化、外交政策等無形資源，還適當結合軍事力量、經濟誘惑等有形資源。殖民統治時期，西歐主要結合武力資源推動軟權力的生成，後殖民時期則主要結合經濟資源推動軟權力的發展。

約瑟夫·奈將軟權力界定為一種依靠吸引力，而非通過威逼或利誘的手段來達到目的的能力。這種吸引力源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就文化而言，當一國的文化中包含了普世價值觀，其政策中體現的也是被他國認同的價值觀和利益，那麼雙方就會建立一種兼具吸引力和責任感的關係，該國得償所願的可能性也會相應大大增加;就政治價值觀而言，政治價值觀能夠強烈影響他國的喜好，因而它也是軟權力的一個來源;就外交政策而言，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和道德權威感是軟權力的又一來源。

由此出發，似乎軟權力的構建只能運用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等無形資源，而硬權力的構建只能運用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等有形資源。事實上，上述對應關係並不是絕對的。由於權力資源的運用方式不同，在特定的情況下，有形資源(軍事力量)也可以產生軟權力行為，如美國常常運用軍事力量(有形資源)在盟國之間建立信任與信賴(軟權力行為)。再如，「像中國這樣成功的經濟(有形資源)表現既可以產生制裁和限制市場准入的硬實力，也可以產生吸引和效仿成功樣板的軟權力」。

(二)西歐在非洲構建軟權力的方式，隨著情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

1526年至1960年是西歐列強在非洲殖民擴張和殖民統治時期，這一時期西歐國家主要運用武力征服手段，推動其宗教、文化、政治制度等在非洲的傳播，即以軍事手段推動軟權力的構建。1960年至1991年冷戰結束是非洲獨立後的初期發展階段，這一時期西歐主要運用經濟援助，推動其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在非洲的擴展，即以經濟手段推動軟權力的構建。1991年冷戰結束以後，西歐主要以規範性力量，比如人權、民主、良治等規範性理念鞏固和發展其在非洲的軟權力。由此看來，在上述三個歷史階段，西歐在非洲構建軟權力的方式都進行了適時的調整。

在三個不同階段中，權力的實施者(西歐)和實施對象(非洲)都是相同的,但為什麼在不同階段西歐在非洲構建軟權力的資源和方式都是有差異的呢?原因在於三個不同歷史階段決定了權力實施的三種不同情境而「哪種資源能夠提供最佳的權力行為基礎」則取決於「某一特定的情境」。例如，森林中的坦克車難以發揮其作為有形權力資源的作用，工業時代到來之前石油並不是重要的權力資源，鈾也是因為核時代的開啟才變得重要。因此，西歐國家需要隨著情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其在非洲軟權力構建的資源和方式。

(三)西歐在非洲軟權力實施對象，不僅只有非洲各國權力結構的上層人物，也包括非洲各國的基層民眾

一方面，西歐針對非洲國家上層人物進行軟權力構建。殖民擴張統治時期，西歐通過強制、誘惑等手段，以籠絡非洲國家部落上層人物,使其接納西方宗教、文化以及管理制度。民族解放運動時期，西歐殖民者在得到民族資產階級保持西方式政體、進行溫和的社會改革等承諾後,比較順利地將西方式政體連同國家的統治權交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溫和派手中。

而這些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大都接受過西方式的高等教育，受西方文化觀念和政治思想的影響很深，對西方式政體尤其是原宗主國的政治體制具有強烈的認同感。非洲國家獨立後，原來領導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們變成了民族獨立國家的領導人，在與殖民當局折中妥協建立起維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治統治後，便竭力維持西方式政體的生存和延續。同時，西歐還利用經濟援助或規範力量，影響非洲國家的政府組織形式，從而使一些非洲國家在獨立後仍然承襲西方殖民政府的管理機構、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等。

另一方面，西歐針對非洲國家基層民眾進行軟權力構建。西歐在非洲軟權力的實施對象，不僅只有非洲各國權力結構的上層人物，也包括非洲各國的基層民眾，甚至更加重視對後者的宗教文化和民主人權等西方價值觀念的灌輸。殖民統治時期，西歐通過在非洲各地辦教會學校,培養非洲牧師,並通過他們使西方宗教文化在非洲廣泛傳播。通過這種方式，既使受過教會教育的非洲人以代理人的身份為西歐的商務和殖民統治服務，又使非洲基層民眾接納西方宗教文化。

後殖民時期，西歐對非洲輸出民主、自由、人權等所謂「人類普世價值」。為此，西歐大力支持非洲國家記者職業技能的發展，提高非洲媒體的責任感和不受干涉自由表達的能力;通過資金投入對非洲教育領域的發展提供支持;通過與非洲高校合作，幫助非洲國家開發年輕一代人的智力資源;支持非洲國家的職業培訓，以培養合格的技術人員;支持非洲國家在包括地區一體化等人文社會科學問題方面的研究等。

以上所述體現了西歐軟權力構建的又一特徵，即權力實施者對多個對象同時施加影響。實際上這也體現了「權力」概念的本質。權力的本質是一種關係，是不同主體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涉及的主體至少兩個或多個，因此，軟權力建設涉及多個相關主體。

這些主體包括軟權力的實施者和實施對象，其中後者比前者更為重要，因為軟權力的構建能否成功，更多地取決於權力實施對象對軟權力資源能否認同。進一步講，這裡所說的軟權力實施對象又分為非洲國家的政府和基層民眾兩部分。其中，後者(基層民眾)對於構建軟權力效果能夠產生更大的作用，這是因為構成軟權力的文化和價值觀根植於公民社會，這些文化和價值觀能否被接納，更多取決於基層民眾的認同，而不是由政府政策控制的。

4關於西歐對非洲軟權力構建的思考

從整體來看，西歐在非洲軟權力的構建歷程能夠引發人們一系列的思考:一是軟權力的構建往往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不能立即看到投資回報;二是軟權力的構建還具有一定的曲折複雜性，不僅道路是曲折的，而且構建方式也相當複雜;三是軟權力的運用能否成功，是由權力實施對象所控制的，即更多地是要看軟權力資源對權力實施對象是否能產生吸引力。具體來說:

(一)軟權力構建的長期性。軟權力的構建不能急於求成，它是一項長期積累的工程。縱觀西歐對非洲軟權力的構建，它始建於西歐對非洲的殖民侵略時期，發展於殖民統治時期，鞏固於後殖民時期，貫穿於西歐與非洲關係史的整個過程。

它既包括殖民擴張時期西歐殖民者的武力強行佔領、西方基督教思想的滲入、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與對非洲經濟結構的破壞和重建等;也包括後殖民時期，宗主國對非洲國家的去殖民化運動、促使非洲國家接納西方國家政治制度與對非援助等;此外，還包括歐盟建立後，對非洲政策在人權、民主方面簡單粗暴的干涉與促使非洲實現良治、實現對非洲的有效治理。可見，當前歐盟對非洲的軟權力，有著深厚的歷史根基，是循序漸進逐步形成的。

(二)軟權力構建的曲折複雜性。這一曲折複雜性表現為多個方面:首先，軟權力構建的路徑是曲折的。例如，西歐宗教在非洲傳播伊始，就遭到非洲國家酋長們的抵制，因為酋長們原是信奉部落宗教的，一般不願改奉基督教。因而西歐傳教士便努力爭取他們的合法繼承人，逐步使後來的部落上層人物接納西方宗教。

其次，軟權力構建的方式是複雜的。如前所述，西歐在殖民統治時期主要以軍事強制方式推動軟權力建設，後殖民初期主要以經濟援助方式推動軟權力建設，冷戰結束之後主要以推介規範性力量的方式鞏固其在非洲的軟權力，實際上，在任何時期都是以綜合運用多種方式構建軟權力的。也就是說，軟權力建設方式不是單一的，而是複雜的。

最後，外部影響因素加劇了軟權力構建的複雜性。從目前影響歐盟在非洲軟權力的外部因素來看，能夠對非洲產生吸引力的,還有中國、美國等其他國際政治行為主體。這些行為主體對非洲的吸引力，加劇了歐盟在非洲軟權力構建的複雜性。

(三)軟權力資源的適宜性。軟權力構建的關鍵，不在於軟權力資源的先進性，而在於軟權力資源與接受對象是否相適宜。例如，西歐政體在非洲國家的廣泛建立和得以維持，是以適應非洲國家社會狀況為基礎的。在殖民統治時期，西歐政體在非洲的移植就沒有引發過激的社會抗議。除了殖民者的高壓政策和手段之外，這與西歐政體同殖民地原有政治文化傳統之間存在一定的適應性有關。如非洲國家中央政府權力的弱化及地方封建勢力各自為政，與西方封建社會「權力分化」政治原則有頗多相似之處;種姓或部族勢力對國家權力的制約，也與西歐政治制度所體現的「利益分享」和「權力制衡」原則相似;非洲國家的長期分裂和文化形態的多元化，使西歐政體的移植未在非洲民族心理和文化意識上受到過多的抵制。

5結 語

綜上所述，西歐在非洲軟權力的建設路徑是長期的、複雜的，並且要求權力資源與實施對象是相適宜的。與此同時，西歐在非洲軟權力建設方式的特徵也給中國帶來一些啟示，即中國在擴大對非洲的吸引力和影響力過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是中國需要綜合運用無形資源和有形資源。也就是說，中國對非不僅需要在現有基礎上，繼續加強有形的經濟資源的運用，而且還需要更多運用無形的文化資源，如更多舉辦孔子學院、接納非洲國家學生來華留學、舉辦中非文化節和友好文化年活動等。另外，還要注重運用無形的外交政策資源，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合作共贏理念。

二是隨著情境的變化中國應該不斷調整對非影響方式。冷戰結束以後，非洲地區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交織，成為世界較為動蕩的地區之一。在這變化了的情境之下，中國需要調整對非的交流方式，以擴大在非洲的影響力。如藉助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平台，維護非洲安全，展現中國軍隊的和平使者形象。另外，還可以在現有亞丁灣護航、吉布地補給基地的基礎上，適當增加在非洲的軍事存在以擴大在非洲的影響力。

三是中國對非交流過程中，不僅要注重政府或者說官方之間的往來，更要注重雙方的民間交流。因為中國的文化和價值觀能否被非洲接納，更多取決於非洲國家基層民眾的認同，而不是由其政府控制的。在以往的交流過程中，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官方交流遠多於民間交流，今後應適當增加民間交流的比重，使兩者均衡發展。例如，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僅擔負經濟合作共贏的任務，還有推介中國文化的使命。（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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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台觀點

文章來源：《學術界》2017年12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平台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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