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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十大考古發現

原標題:2013年十大考古發現


2014年4月9日,經評委會評議和投票,201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於揭曉,中國文物報社和中國考古學會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陝西寶雞石鼓山商周墓地、湖北隨州文峰塔東周曾侯墓地、山東沂水紀王崮春秋墓葬、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發掘、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漢木槨墓、河南洛陽新安漢函谷關遺址、陝西西安西漢長安城渭橋遺址、江蘇揚州曹庄隋唐墓(隋煬帝墓)、四川石渠吐蕃時代石刻、江西景德鎮南窯唐代遺址十個項目被評為201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1、陝西寶雞石鼓山商周墓地


發掘單位: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寶雞市渭濱區博物館


發掘領隊:王占奎

簡介:


石鼓山墓地位於寶雞市區正南,渭河南岸台地上。2012年6月墓地發現後,通過持續兩年的鑽探與發掘,確認墓地南北長約800米、東西寬約300米,發現商周時期墓葬15座,均豎穴土坑墓,年代屬商末周初。整個墓地呈現「大稀疏、小聚集」的分布態勢。墓主頭朝南部台地中脊,多為南向和東向。按規模可分為中型和小型兩類,共出土各類隨葬品230餘件(組),多置放於二層台或壁龕內。其中,小型墓一般隨葬一、兩件陶器,中型墓隨葬品豐富,僅青銅禮器就多達92件,顯示出一般平民與高級貴族兩個層級的人群結構。另外,兩類墓均隨葬有高領袋足鬲,證實了以前此類鬲代表的是一支獨立的考古學文化的判斷。同時,改變了以往此類鬲不可能晚到西周的觀點。


本次發掘最令人矚目的是,M3與M4出土的精彩青銅禮器。其中,M3計14類共31件,有鼎、簋、卣各6,禁、斗各2,甗、彝、罍、壺、尊、觶、盉、爵、盤各1件;M4計11類共50件,有簋16、鼎15、罍、甗各4,壺、簠、盂、犧尊各2,甑、尊、盤各1件。另外,青銅器上還發現「戶」「亞羌」「史母庚」等銘文及族徽符號26組。總體而言,這批銅器具有商器的一些因素,但又有自身鮮明的特色。少酒器,多食器,體現出一種重食輕酒的文化特色,個別器形制新穎、造型奇特,或罕見或首出,皆彌足珍貴。兩墓也是迄今為止高領袋足鬲文化中等級最高的墓葬。


李伯謙:隨葬品中多例青銅器與高領袋足鬲伴出,確鑿證明了這個墓地是姜戎族的遺存,從而表明長期與商人敵對而與周人世為婚姻的姜戎族文化水平相當高,且有著自己特有特點的葬俗與禮儀制度。


王煒林:墓葬、墓地、居址俱全,聚落基本構成要素完整,由此確認這裡當為一處重要的西周聚落。



2、湖北隨州文峰塔東周曾國墓地


發掘單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


發掘領隊:黃鳳春


簡介:

文峰塔墓地位於隨州市東城區,現隸屬於文峰塔社區二組。為配合城市建設工程,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省考古所對墓地進行了發掘。


本次共發掘墓葬66座,其中東周土坑墓54座,另發掘東周曾國車馬坑2座和馬坑1座。出土銅、陶等各類質地文物1千餘件套,據銅器銘文可知,大部分墓葬國別屬曾國。


文峰塔墓地是繼葉家山西周曾侯墓地發掘後在隨州發現的又一重要的東周墓地。其新發現和學術價值主要有:


一、首次在隨州揭露出了數量最多的一處春秋中晚期至戰國中期的東周墓葬,並出土了大批帶有曾字銅器的銘文,對判定墓葬國屬及墓主身份具有重大的文字學依據。


二、首次在隨州境地內發現了曾國的車、馬坑,對認識和揭示春秋曾國車馬殉葬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據。


三、首次新發現了亞字形的墓葬,刷新了已有的東周墓葬形制。根據器物形制和打破關係,該墓的年代應略晚於曾侯乙墓,根據墓葬規模和出土銘文推斷,應為一代曾侯墓葬,墓主為曾侯丙。


四、首次在M33的青銅盤上發現了春秋中晚期失蠟法鑄造法的直接證據,這一不可顛覆的新發現,使得迄今紛爭不已的失蠟鑄造法有了一個定說。


五、首次在M21中出土了一件帶有「隨」字的銘文的銅戈,是建國以來經科學發掘出土的第一件隨國銅器。隨國銅器出自於曾孫邵的墓葬中,為曾即隨說增添了新的重要證據。


李季:這裡終於見到隨銘銅器,可能給這一文獻與考古截然不符的經典案例添加了新的推敲題材,有助於考古方法論的深入推進。另外這裡曾墓的「亞」字形平面結構和車馬殉葬都為首見,也為研究曾國的文化淵源提供了新的線索和課題。


王風竹:發現的亞字形墓葬,帶有一條長方形斜坡墓道,亞形的東西北三面還各有一個2×2米的方形附坑。這一墓葬形製為過去所不見,刷新了湖北境內已有的東周墓葬形制。


3、山東沂水紀王崮春秋墓葬


發掘單位: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沂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沂水縣人民政府


發掘領隊:郝導華


簡介:


墓葬位於山東省沂水縣城西北約40公里處的「紀王崮」山頂,隸屬泉庄鎮。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分別於2012年2月到7月和2013年9月到10月,對兩座春秋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一號墓為帶一條墓道的岩坑堅穴木槨墓,由墓室、墓道及附屬的車馬坑組成,而墓室與車馬坑共鑿建於一個長方形岩坑之中。


外槨位於墓室中部,內有內槨、二個器物箱和三個殉人坑。殉人坑皆一棺,內殉一人。內槨內設重棺,棺內人骨已朽,其周圍鋪有厚厚的硃砂。棺槨下象徵性的「腰坑」內殉犬一隻。


墓道東向,位於岩坑東南部,正對內槨室。


車馬坑位於岩坑北部,殘存獨轅車四輛,每輛車由兩匹馬駕御,在2號車內出土有鼎、鬲、敦三件青銅禮器,這種現象非常少見。

在棺室、器物箱、車馬坑及殉人坑中共出土文物近200件(組),主要包括青銅器、玉器等。該墓年代為春秋中晚期。


二號墓是一座未完工的岩坑豎穴墓,分東、西兩部分。西部為東西向坑狀遺迹,平面略呈梯形。東部為帶明顯二層台的坑狀遺迹,其北二層台的東部有柱坑5個。


紀王崮春秋墓規模大、規格高、結構特殊、出土遺物豐富,是山東近幾年來東周考古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對研究該地區的墓葬制度、考古學文化等均具有重要的價值。


許宏:山東沂水紀王崮春秋墓規格較高、結構特殊、出土遺物豐富,是近年來東周考古的重要發現之一,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和文物保護價值。如此高等級的墓葬位於易守難攻的崮頂,在岩石上開鑿墓室,墓室與車馬坑共建於一個岩穴中,都罕見和不見於以往的發現,豐富了我們對東周貴族埋葬制度的認識。


鄭同修:此大型墓發現地傳說為紀國敗於齊國後遷都所在,但缺乏文獻記載證據。這次發掘成果對歷史復原,傳說印證都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



4、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


發掘單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陽市文物處


發掘領隊:張春龍


簡介:

兔子山遺址是楚、秦、張楚、西漢、東漢、三國吳國直至宋朝的的益陽縣治所在,其延續時間之長,保存遺迹之豐富、出土文物之多,在南方地區考古工作中極為少見。


古井出土簡牘比例之高、簡牘時代鏈條完備、數量之多十分罕見。11座古井出土有簡牘一萬五千餘枚。簡牘的時代為戰國楚、秦、張楚、兩漢到三國孫吳時期,內容為益陽縣檔案和公私書信。


首次在遺址中出土戰國時期的行政文書檔案。此前戰國時期的文書檔案發現極少,尤其是在遺址中未曾發現。


秦二世元年文告為認識秦二世其人提供了新資料。據《史記》等文獻記載,秦二世是靠矯詔篡位當上皇帝的。此次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言稱「朕奉遺詔」,與北京大學藏西漢簡牘中《趙政書》的記載是吻合的。文告中要求「毋以細物苛劾縣吏」,說明他有改革以惠及民眾的設想和實踐。


「張楚之歲」觚。在秦漢之間有一個很短的時代,「張楚」或者「楚」,「張楚之歲」觚,意味著一個時代(張楚)的簡牘的發現。


漢代益陽周圍很不平靜。據《後漢書》等文獻記載,東漢時期益陽一帶有民族衝突和官民衝突。簡牘中有與之相關的記錄,可與文獻記載相互印證。


高崇文:益陽簡數量之大、時代跨度之長、內容之豐富,是非常罕見的,內容包括了政治、經濟、司法、戶籍等諸方面,是楚至三國吳時期的地方檔案文書,相當多的內容是傳世文獻所不具備的,是研究由楚制到秦制再到漢制的非常重要的資料。


郭偉民:益陽兔子山遺址不僅發現了古代益陽縣城衙署遺址,還出土了大量戰國至三國時期簡牘,其年代之完整,序列之連續,內容之豐富,實屬罕見。



5、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漢木槨墓

發掘單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


發掘領隊:謝濤


簡介: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和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組成聯合考古隊對位於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老官山」地點一處西漢時期墓地進行了搶救發掘工作,共發掘了西漢時期土坑木槨墓4座。墓葬均早期被盜。墓葬為豎穴土坑木槨墓,分為有底箱和無底箱兩類。墓葬方向和大小相近。方向為南北向,槨室長5~7米、寬3~4.5米、高2~2.2米。共出土遺物620餘件,其中陶器有罐、鼎、盆、缽、瓮、壺、井、灶等;漆木器有耳杯、奩、幾、盤、盒、木俑、馬、璧、杖、器座、案、半圓形器、織機模型等;銅器有弩機、帶鉤、扣飾、錢幣有「半兩」和「五銖」;另有少量鐵器、竹編器、草(棕)編器等。重要收穫有M1出土的50餘支木牘、M2出土的玉質印章和4件竹木製織機模型、M3出土的920餘支(編號數量)竹簡及人體經穴漆人像等。M1出土木牘書寫內容為官府文書和巫術兩類。M3竹簡為醫簡,經初步整理,醫書暫定名為《五色脈診》《敝昔醫論》《脈死侯》《六十病方》《病源》《經脈書》《諸病症侯》《脈數》《醫馬書》。墓葬年代初步推測為西漢景帝、武帝時期。出土四部織機模型應是迄今國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多綜多躡織機,填補了中國乃至世界絲綢紡織技術研究的空白;首次在四川出土的醫簡是繼馬王堆之後出土的數量最多、規模最大的醫簡醫學文物。


袁靖:老官山漢墓出土的大量西漢簡牘為四川地區首次發現。醫簡中散失已久的扁鵲學派醫學經典是中國醫學史上的重要篇章。出土的完整人體經穴人像是中國發現的最早、最完整的經絡穴人像,與墓葬出土經脈醫書相對照,對了解傳統醫學經脈針灸理論的起源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施勁松:M2出土四部竹木製的織機,以及絲線、染料和可能用以表現織工的10餘件彩繪木俑。織機是目前所見最完整的漢代織機模型。這些發現對研究當時的紡織技術亦有重要意義。



6、河南洛陽新安漢函谷關遺址


發掘單位: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安縣文物管理局


發掘領隊:嚴輝

簡介:


漢函谷關遺址位於河南省洛陽市新安縣東,地處秦嶺山脈東段的峽谷之中,建於西漢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洛陽文物考古研究院對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和發掘。考古工作自2012年6月份開始,至2013年10月田野工作結束,勘探總面積約13.9萬平方米,發掘面積共3325平方米,取得了重大收穫。發現了城牆、道路和建築遺址等重要遺迹,出土遺物有陶器、瓷器、鐵器、銅器等共250餘件,錢幣108枚。


通過目前的考古工作,遺址布局基本明晰:它是一處東西狹長的小型城邑,卡在峽谷之中,東牆與南北山上的夯土長牆相連接,達到軍事防禦和控制交通的目的。遺址南部、皂澗河北岸是主要的生活區。中部有一條狹長的東西向通道,也是唯一的通關道路。根據出土遺物和對遺迹的解剖,可以確定城牆、建築和古道均為漢代修建。   秦漢時期是關隘體系全面發展的時期,但是關隘遺址的考古資料非常匱乏,漢函谷關作為漢代最為重要的一處內關,其考古發現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此次發現,為關隘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為函谷關遺址的保護提供了重要依據,同時也為絲綢之路的申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撐。


焦南峰:漢函谷關是我國歷史上建置較早,且且有重要歷史作用的關隘之一。此次發掘是我國考古界古代關隘的首次大規模發掘,且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為中國古代關隘建置史、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料,為「絲綢之路」申遺奠定了基礎。


韓國河:此次漢函谷關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工作態度嚴謹,方案設計合理,在對遺址進行全面調查勘探的基礎上,對遺址的關鍵部位進行了發掘,通過三千餘平米的發掘工作,大致搞清了關城的布局以及防禦體系的構成。



7、陝西西安西漢長安城渭橋遺址


發掘單位: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


發掘領隊:劉瑞


簡介:

渭橋遺址位於西安市北郊漢長安城遺址北側,2012年4月發現,2012年6月開始對其開始進行搶救性發掘。經過一年多的考古調查、鑽探與發掘之後,已在漢長安城北側及東北發現3組7座渭河橋。其中廚城門一號橋為南北向木樑柱橋,東、西兩側橋樁外皮之間寬15.4米,經物探、鏟探及試掘,橋南北長在880米左右。經北京大學碳十四實驗室測定,一號橋橋樁的時代範圍大體在公元前370年至公元230年之間。


以廚城門一號橋為中心,在東西400米的範圍內高密度發現5座大型古代渭河橋樑的情況,在考古學上為第一次發現。在橫門外發掘區域發掘暫未發現渭河橋的情況下,廚城門外古橋群很可能即是文獻所載「中渭橋」。該橋的發現和確定,不僅對古代橋樑史的研究有重要價值,而且對秦咸陽城、漢長安城的進一步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其不僅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木樑柱橋,而且也是絲綢之路從漢長安城出發後的第一座橋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通過廚城門一號橋清理髮現的「康熙通寶」等清代遺物,表明渭河河道西安段大規模北移的時間上限,應不超過康熙時代,這不僅對渭河變遷史的研究有重要價值,而且對關中環境史的研究也同樣重要。


張威:陝西西漢長安城渭橋遺址發現的西漢時期渭河橋上柱礎、石刻等顯示了我國古代建橋技術的歷史和工藝,反映了西漢時期交通、貿易狀況的繁榮景象,具有較高價值。



8、江蘇揚州曹庄隋唐墓(隋煬帝墓)


發掘單位:南京博物院、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蘇州市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束家平


簡介:


2013年3月,在江蘇省揚州市西湖鎮司徒村曹庄中星海上紫郡房地產建設項目中發現兩座磚室墓(編號2013YCM1、M2)。


M1由墓道、甬道、主墓室、東耳室、西耳室五部分組成,用磚與隋江都宮城城牆磚相同。出土「故隨煬帝墓誌」1合,還出土了玉器、銅器、陶器、漆器等遺物近200件(套),其中蹀躞金玉帶是帶具系統中的最高等級,是目前國內唯一一件最完整的十三環蹀躞帶。兩顆牙齒鑒定年齡約50歲。根據出土的和高規格隨葬品,結合文獻記載與牙齒鑒定結果,確定墓主人是隋煬帝楊廣。

M2由墓道、甬道、主墓室、東耳室、西耳室五部分組成。在主墓室倒塌淤積土中發現了少量的龍紋磚與蓮瓣紋磚。隨葬文物豐富,清理出陶器、瓷器、銅器、漆木器、鐵器、玉器等600餘件(套)。其中青銅編鐘、編磬是迄今國內唯一的隋唐時期的實物。人骨和牙齒鑒定為年齡大於56歲、身高約1.5米的老年女性個體。通過出土的高等級文物,結合文獻記載與人骨鑒定的結果,判斷M2墓主人是隋煬帝夫人蕭後。


考古發掘確認揚州曹庄隋唐墓葬為隋煬帝墓、蕭後墓,是隋煬帝楊廣與蕭後的最後埋葬之地,印證了歷史文獻的記載。隋煬帝墓的最終確定和出土的一批高等級文物,為研究隋唐時期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提供了第一手的科學資料;為研究隋唐高等級墓葬形制提供了實證資料;豐富了揚州城遺址的內涵,有利於促進揚州城國家大遺址的保護利用。


鄒後曦:江蘇揚州曹庄隋煬帝及蕭後合葬墓墓葬構造基本完整。出土了一批高規格的珍貴文物。墓誌的發現為墓主身份的認定提供了確鑿證據。該發現是隋代考古的重大發現,是中國古代帝王陵寢制度研究的重大收穫,是中國古代歷史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



9、四川石渠吐蕃時代石刻


調查單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故宮博物院、甘孜州石渠縣文化局


領 隊:高大倫


簡介:


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故宮博物院、甘孜州石渠縣文化局對縣境內早期石刻開展調查工作,陸續在石渠縣境內發現3處吐蕃時期石刻群遺存,取得了重大收穫。石刻群保存良好,皆是吐蕃時期流行的典型題材和內容,符合吐蕃時期的典型風格,並發現吐蕃時期施鑿年代題刻。


須巴神山石刻群位於長沙干馬鄉,現存石刻14幅,是數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一處。其題材內容豐富,除佛教圖像外,還有大量的古藏文題刻,出現施鑿年代及施造人的記錄,以證該處石刻群鑿刻於吐蕃贊普赤松德贊在位期間(8世紀末~9世紀初)。白馬神山石刻群位於洛須鎮,現存石刻3幅,首次在摩崖造像中發現早期密宗雙身題材。煙角村石刻位於洛須鎮,現存石刻1幅,是保存完好的大型陰線刻大日如來像。


石渠縣新發現的石刻群豐富的圖像內容和古藏文題記,相關年代題刻明確施鑿時間和施造人,為吐蕃時期佛教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石渠縣成為唐蕃古道的重要節點,為唐蕃古道走向或文成公主進藏路線的考證提供了新的論據,填補了青藏高原東部唐蕃古道走向重要環節的資料空白;對研究吐蕃歷史、佛教史、佛教藝術史、唐蕃關係史具有重要的意義。


張建林:在四川石渠縣發現數量較多的吐蕃時期(唐代)佛教石刻,使石渠縣成為川、藏、青三省吐蕃時期佛教造像分布最為密集的區域,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吐蕃時期佛教造像藝術了解。石刻造像多以大日如來為主尊,反映出吐蕃時期大日如來信仰的流行。造像風格可以看出印度和中原地區的影響,更有吐蕃自己創造的「吐蕃樣式」佛教造像風格,展現出8~9世紀吐蕃吸收、融合印度、中原地區佛教文化的情況。新發現的古藏文題刻,為我們了解造像功德主、造像緣起、參加造像人員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新資料。



10、江西景德鎮南窯唐代窯址


發掘單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樂平市文化廣播影視新聞出版局、樂平市博物館


發掘領隊:張文江


簡介:


南窯遺址位於江西省景德鎮樂平市接渡鎮南窯村東北,1964年發現,2013年對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揭示龍窯遺迹2座、灰坑10個、灰溝1條、道路遺迹1條,總計揭露面積1013.5平方米,出土大批窯具和瓷片標本,重達數十噸。


發掘表明,南窯遺址文化層堆積厚,達1~3米,堆積最深超過5米,規模宏大,分布面積超過3萬平方米。遺址遺存豐富,包含了取土的白土塘、運輸原料的江湖塘、溪坑、碼頭、儲料池以及燒造產品的窯爐等反映制瓷工藝流程的作坊遺迹。全面揭露一條長達78.8米龍窯遺迹,是迄今為止考古揭露最長的唐代龍窯遺迹。尤為獨特的是,該龍窯早期燒造時在窯床中段使用了方形減火坑的技術手法,這是以往龍窯遺迹中所不見的。


考古研究證明,南窯是江西地區一處重要的獨具風格、特色鮮明的唐代青瓷窯場,具有長沙窯風格,兼具洪州窯、越窯和河南魯山窯的特點,部分產品具有外銷的性質。南窯始燒於中唐,興盛於中晚唐,衰落於晚唐,距今有1200多年的燒造歷史。文獻記載「新平冶陶,始於漢世」,景德鎮的陶瓷生產歷史有兩千多年。然而考古資料表明其最早的瓷業遺存是10世紀晚唐五代時期生產青瓷和白瓷的窯業遺存。此次發掘的南窯遺址是景德鎮地區目前已知最早的瓷業遺存。


徐長青:陶瓷產品兼具洪州窯、黃金埠窯、越窯、長沙窯等多方文化特點。是瓷都景德鎮「工匠來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先聲,為明清時期瓷都景德鎮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


王光堯:產品風格和內容表明唐代中晚期以腰鼓為代表的宮廷雅樂已在江西地區普及,表明江西地區文化的開放與包容性。從使用匣缽和有部分精細產品看,該窯場也可能生產部分供應上層社會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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