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 新時代「遣唐使」的「至暗時刻」
加藤嘉一（攝影：曉詠）
在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的觀念里，能力是要隱藏起來的，這對中國來說是戰略，對日本人來說只是活法。
文郭旺
「就是那一次，到目前為止，那是唯一一次在中國我覺得自己有可能要在街頭被暗殺了。」回憶起五年前那場風波，加藤嘉一至今心有餘悸。
在涉嫌發表「否認南京大屠殺事件」言論，沉寂五年多之後，加藤嘉一從美國「回」到中國，並且回到了當時的事件發生地——南京先鋒書店，舉辦新書發布活動。在南京先鋒書店完成講座的第二天早上，他在微博上寫到：「謝謝先鋒，昨晚，充滿溫暖。」並且特意配上了三張以示肅穆的黑白照片，而照片的背景則是南京先鋒書店那個標誌性的巨大黑色十字架。
在西安萬邦書店的活動上，身高1米83的加藤嘉一，一套深灰色西裝，搭配白色襯衣，在書店暖色燈光的襯托下顯得光彩照人。除去略帶口音的普通話和修長的身材，不了解加藤嘉一的人即使旁聽完他的講座，也很難能清晰的識別出加藤嘉一其實是一個的典型日本人。
這位18歲踏上中國的土地，在北京大學留學7年後，頻繁以專欄作家等多種身份出現在公眾場合，出版過《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中國，我誤解你了嗎》《中國的邏輯》等書籍的年輕日本作家，在中國互聯網和大眾傳媒行業中一度被奉為「中國最有名的日本人」。
加藤嘉一是不是新時代「中國最有名的日本人」還有待商榷，但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日本人」，則非 「遣唐使」阿倍仲麻呂莫屬。當年的「遣唐使」，實際上就是今天的赴中國留學生，而加藤嘉一正是千千萬萬赴中國留學生中的一員。
加藤嘉一羨慕同胞阿倍仲麻呂，羨慕一個日本人能在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來到中國，並且在中國位居高位，在加藤嘉一看來，在唐代中國當官是一件「十分浪漫的事。」有人曾問，加藤嘉一能不能成為第二個阿倍仲麻呂？時勢造英雄，與其這樣問，不如換一種方式：今天的中國是不是有著當年大唐的氣魄？
危機
2012年6月，一篇關於「加藤嘉一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帖子在網路上迅速流傳開來。一名網友在帖子中記錄了自己2012年5月20日在南京先鋒書店參加日本作家加藤嘉一講座的經歷。據他記述，當講座進入自由問答環節後，加藤嘉一在被問及「如何看待在南京發生的事，有哪些渠道可以了解歷史真相」時，回答中有類似「這件事，真相很難知道，中國這樣講，日本那樣講，香港那樣講，台灣又那樣講，反正我不明白，我現在也不明白」的語句。一時間，輿論嘩然。
針對這段言論的憤怒情緒在網上如病毒般四下蔓延，「不明白？什麼叫不明白，意思是中國和日本說法不一，寫在教科書里的歷史不一，他不相信、或者不完全承認有大屠殺這回事？」「感到血液開始往臉上涌」，「這就是一個從18歲來到中國，並在中國的教育和餵養下站立起來的人的回答？」類似的網路評論很快刷爆了中文世界的網路。
彼時，事件的當事人加藤嘉一還遠在青海參加「西部高校行」的講座，事件發生時和朋友在西寧塔爾寺遊盪的加藤嘉一，當時並不知道自己已經桶了中國輿論的馬蜂窩。他以一種極不情願的方式迅速成為了新聞主角，「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的標籤已經牢牢地貼在了他的身上。
青海方面，儘管青海民族大學頂著壓力最終讓加藤嘉一作了演講，但在甘肅省教育廳的直接干預下，加藤對甘肅農業大學的訪問被「堅決制止」，緊接著，西安翻譯學院的訪問也被終止，連帶的一系列反應，最終導致了加藤嘉一離開中國前的「西部高校行」徹底泡湯。
加藤嘉一本人被迫滯留在西寧的酒店裡，網路上鋪天蓋地的輿論，讓他因為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不敢出門。「我當時就是躲著，害怕被暗殺。」
因為滯留在酒店無法出門，加藤嘉一隻能給信得過的幾個中國朋友打了電話，朋友們統一的意見是：「你要發表聲明，看過原視頻的人雖然都懂得你沒有否認過這件事，但是你也不能這麼被動。」
隨後，加藤嘉一在微博上發表個人聲明，表示自己當時表達不嚴謹，所說的「不明白」是指數字和具體的細節，而非迴避歷史問題。他願意提供當天現場視頻，希望人們能直接了解當天發生的情況，自己依據真相作出判斷。「我寫了那個聲明，無論如何我當時表達不嚴謹，可能想問題太簡單，結果也忽略甚至傷害了一些朋友們的情感，我也對此表示歉意，當時我也不停地反思自己。」
因為「回」不去西安，所以加藤嘉一隻能直飛上海。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她抵達了上海浦東機場，從坐上地鐵2號線，到走回當時任教的復旦大學宿舍，這段短短一個小時的路程，加藤嘉一感覺走過了漫長的一生。
事件平息兩個月之後，2012年7月25日，在FT中文網上發表了最後一篇專欄文章《離開中國前的心裡話》之後，在中國生活了9年的加藤嘉一，按照計劃平靜地離開了中國，遠赴美國遊學。
加藤嘉一西安萬邦書城講座現場（攝影：曉詠）
回歸
這一走就是五年多的時間。在這期間，相比2012年他更新微博的頻率直線下降，偶爾更新也只是涉及跑步和人生感悟。這一次，加藤嘉一則帶著他的新書《我所發現的美國》回到了中國，又重新回到大眾視野。
2012年加藤嘉一離開中國，現在看來，與其說是離開，不如說暫別是比較準確的。「因為我和中國的關係早就註定了，至少我自己是希望是一輩子的，但要保持不遠不近的距離，你太遠了，看不到，太近了，有可能被淹沒，這種距離不僅是指地理上的，也是時間上的。」
飛機降落在北京國際機場的那一刻，加藤嘉一心情複雜。「每次回來，不管天氣有多差，人有多擁擠，我都覺得有種回家了的感覺，是一種既平靜又溫暖的感覺。」區別於回祖國日本感覺到的安全感，回北京這座被加藤嘉一稱為「第二故鄉」的城市，加藤嘉一內心的感觸一言難盡。「畢竟北京是我奮鬥過的地方，所以有各種酸甜苦辣的東西會浮現在心頭。」
在他的新書《我所發現的美國》序言中，加藤嘉一回憶他18歲第一次前往北京和28歲奔赴美國時的心境：「那時，父親開車、與母親、弟弟、妹妹一起為我送行。寄完包裹，把箱子託運完，拿到中國東方航空公司的登機牌，在出發廳，與家人告別。坐上飛機，開始讀離別時母親遞給我的一封信，我哭了。」「出境，坐上達美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的航班，父親已經不在了，家人也沒來送我。我一個人，心裡格外平靜，沒有信，也沒有哭。」
如今，33歲的加藤嘉一明顯比以前平和了許多，待人接物成熟穩重，說起話來滴水不漏。他已經不再是之前那個僅僅滿腹「使命感」，立志要為中日關係做「大事情」的加藤嘉一了。
回憶起那次涉嫌「否認南京大屠殺」事件，加藤嘉一多次反省。「當然，如果沒有媒體提供的機會我發表不了文章，但當時的輿論把我推到了一個非常高的位置上，而我當時因為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既要在復旦講課，又要寫文章，還要到處演講，所以也感覺自己有點飄起來了，就像泡沫一樣，一個人不要太忙，「忙」怎麼寫，就是心亡了。」
而更重要一的點，加藤嘉一反思了當年自己的局限。「首先我看錯了自己，就是說誤判了自己，那時候我本身不擁有那種能量和容量去面對那麼多的事情，但是我卻那麼做了，不管有沒有惡意，你會忽略很多東西，忽略了細節，忽略了嚴謹，這個是作為日本人最不應該犯的錯誤。」
在哈佛大學期間，加藤嘉一一邊對來到哈佛講課的學者進行一些訪問，一邊參與到校園討論中去，他也試圖曾發揮自己的作用，但隨著接觸的人越多，加藤嘉一越來越認識到自己的能力不足。「實際上在美國的話，我才意識到「無用」才是面對人生的基本態度，我認識到光靠使命感不夠，還要有一種「無用」感，你得信任這個社會，你不做總有人做，所以你不要把自己當回事，這是最大的不同，也是最大的收穫，也可以說美國告訴我的一個真理。」
萬邦書店加藤嘉一《美國怎麼了》新書發布活動（攝影：曉詠）
祖國
在美國生活的5年，加上在中國生活的9年，14年的在外「漂泊」，讓出生地日本伊豆對於加藤嘉一來說反倒成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前不久，妹妹結婚，我回了趟伊豆，家裡的地早都撂荒了，但家人現在仍堅持要我回去種地，在他們看來，我現在做的事情屬於不務正業。」
加藤嘉一出生在伊豆的農村，這個命運多舛的日本鄉下孩子，三歲時遭遇車禍，右腳手術，差點一命嗚呼，如今撩起褲腿兒，腳腕上仍布滿了累累傷痕。上學時，因為出眾的身高，在學校被同學歧視。後來，又因為父親生意失敗，而不得不過早的承擔起家庭責任，一邊打工掙錢，一邊幫弟弟妹妹抵擋黑社會的騷擾。
高中畢業後，由於家庭條件和個人能力的限制，無法去往心儀的「外國」留學，「不得不」來到中國。通過掌握的一門學生時代成績不佳的語言而愛上寫作，憑藉自己的文字與言談，經過長達十多年的努力，最終成為了新時代最勤奮、最多產的「日本中文寫作第一人」。
加藤嘉一這次「回」中國，在一定的範圍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有「好事」的媒體又在微博上稱呼加藤嘉一為 「中國最有名的日本人」， 他看到後，立刻轉發回復：「太誇大我了，在中國比我有影響力和知名度的日本人有的是。比如，蒼井空小姐。」
當記者提問他對日本這種色情文化的看法時，加藤嘉一回答的十分機智。「首先，我不了解，我也不太看，不少人問過我，你跟加藤鷹是什麼關係？我現在澄清一下，我們沒有任何關係。」 都說日本人沒有幽默感，他的回答則顯得一點兒都「不正經」。
但關於日本人的民族性的問題，加藤嘉一的回答則毫不避諱，他認為，到目前為止，二戰時期的美國作家本尼迪克特寫的那本《菊與刀》仍然是了解日本人國民性最好的作品。「菊與刀」這一說法實在巧妙，日本人就是喜歡玩兒兩個極端。「據說作者也是沒來過日本，但我不得不承認那部作品，最有客觀性的解刨日本人國民性的一部作品。」
在加藤嘉一看來，日本人一方面很有禮貌，很自律，很勤奮，是很值得信任的，但是在這背後，也可能藏著很多「刺」，甚至是一種「毒」，可能忽然間會做出外界根本理解不了的另類行為和表達，「二戰」就是最好的證明。「有人說日本人變態，他一方面不太說話，也不知道在想什麼，在我們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的觀念里，能力是要隱藏起來的，這對中國來說是戰略，對日本人來說只是活法。」
作為一名日本學者，加藤嘉一小心翼翼，但是卻勇敢地踏上雷區，但他的特殊身份和言論在給他帶來關注的同時，有時也帶來爭議。「我是一個日本人，在中國無論是一些輿論的壓力，還是中日關係的一些壓力，包括歷史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很多中國人談到對日本的看法時情緒都會比較複雜，說實話，包括過去那些年甚至到今天，很多時候我說話的尺度還是比較克制，當然這是應該的，中國有中國的國情。」
堅持用普通中國人能懂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一點不能不讓人敬佩，而加藤嘉一希望中國的讀者能夠給他更大的寬容。「我現在是一個要對公共事物負責任的人，當然我用的是「外語」，可能有時候表達不太清楚，包括日本人和中國人，中國人和日本人，美國人和中國人，在交流時對方使用外語，你的要求就不要太苛刻，這應該是個共識，當然，我一直以來也都在很用心的去磨練我的表達。」
今年33歲的加藤嘉一終於憑藉自己多年的努力奮鬥，買了房子、結了婚。「我沒有掙一分不是用自己喜歡的方式掙來的錢，我用我掙的錢給我的家人買了房子，但自己還沒買。」他邊說話，邊向記者展示著左手無名指上的戒指。
童年坎坷的人生經歷，讓加藤嘉一十幾歲的時候就萌生了想要「從政」念頭。「日本是個成熟的現代社會，那個社會比較循規蹈矩有秩序，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沒有什麼意外，所以也沒有什麼驚喜可言，如果沒來中國，在日本我可能頂多能成為一名基層議員。」
在中國生活多年，加藤嘉一也沾染上了中國人的「坦誠」，多次公開表達想要「從政」的想法，不過他也承認這只是他的一個念頭，但不敢說這是他的目標。「如果我現在有機會，我也想在中國當官，日本也好，美國也好，應該好好地重用外國人，為什麼不可以呢？為什麼只有中國人才能入黨呢？為什麼只有中國人才能作為主人進入中南海呢？」加藤嘉一最後說道。
TAG:時代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