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1917復辟再檢討

撰文：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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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7年，為中國紀年「丁巳年」。這年7月1日，在北京突然發生了一場政變，顛覆了共和，請回來清廢帝溥儀。

共和肯定不是人類社會最好的制度，民國初年的政治實踐也確實出現了許多問題。但是，人類歷史經驗，共和是到那時為止最不壞的制度，因而不論「丁巳復辟」的主導者張勳、康有為有怎樣的理由，這樣的政變終歸違背了多數民意，是逆歷史潮流，是「反現代化」，因而註定失敗。對溥儀、張勳、康有為而言，這是一個深刻的無法重來的教訓；對於中國，也是一次歷史性大轉變。這場復辟運動，猶如一年前的「洪憲王朝」一樣，從反面夯實了民主共和的基礎，讓中國人意識中殘存的帝王思想越來越少。

一百年過去了，今天應該如何評價這場復辟運動，人們從這場復辟運動中可以汲取什麼樣的經驗，我們中國人內心深處的帝王意識還有多少，還有不少人像張、康等人那樣，將國家希望寄託於聖明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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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意義，重建權威

丁巳復辟時，距袁世凱帝制自為羞愧而逝僅僅一年多。袁世凱的失敗沒有成為張勳引以為戒的教訓，反而激勵了張勳、康有為搞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帝制復辟——是「帝制他為」，而不是袁世凱那樣的「帝制自為」。

丁巳復辟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假如說清帝退位，民國建立為第一共和的話，那麼袁世凱帝制自為，洪憲王朝就是清帝國之後的第一帝國；洪憲王朝夭折，共和重建，為第二共和；那麼張勳主導的丁巳復辟就是清帝國之後的第二帝國。事不過三。這是兩千年帝制被顛覆後第二次復辟，也是最後一次帝制復辟。此後雖然還出現過各種各樣的專制體制，但敢於實行帝制體制的再也沒有出現。丁巳復辟讓中國人與帝制揮別，是帝制的真終結。

平息丁巳復辟的為北洋系段祺瑞，參與、支持，或認同平息的有馮國璋、梁啟超，精神贊助或默許的有革命黨人，還有章太炎這些民國元老。因而張勳和他策動的這場復辟運動在此後的北洋時代、國民黨統治時代，均作為一場鬧劇，並沒有多少人認真研究過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出現這件事。猶有甚者，張勳及其同僚、介入者、贊助者如康有為等確實行為怪誕，因而這場復辟運動留下了很多真真假假的段子，而缺少嚴肅的研究。這是很可惜的。一百年過去了，我們應該平心靜氣檢討這場運動的緣起，應該給予合乎歷史真實的描述。

辛亥後連續發生帝制復辟，絕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主觀盲動，而必須從歷史大背景大思路尋找理由。

一般說來，在人類歷史上有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那就是幾乎所有急劇性變革可以在短時期導致天翻地覆變化，但隨後也往往不可避免會發生一場或多場糾偏運動。相反，那些貌似緩慢、漸進的變革，短時期顯得收效甚微，進展緩慢，但它卻往往使人們在不易覺察時發生了真正的變革。當人們一旦醒悟，世界已經全然改觀，人們不願意再回到舊秩序，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再回到舊秩序，因為社會基礎全變了，人們的意識也變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說，歷史上真正的變革，還應該是溫水煮青蛙式的變革，溫和、舒適，但不可逆，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之謂也。

辛亥之變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劇烈的變革，它不僅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速顛覆了一個三百年的王朝，而且只用了四個月時間就毫不惋惜地拋棄了奉行兩千年之久的帝制，實行過去十幾年多數中國人不願實行的共和。國體變更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變革，有史以來包括這一次辛亥，不過就兩次。

然而，正像俗語所云，來得快去得也快。在國體變更後的第一年，人們還沒有感到很多問題，但到了第二年，國會選舉還沒有正式開始就出了大問題，可能的議會第一大黨領袖宋教仁被莫名其妙暗殺。共和新體制由此進入混亂，由國民黨人控制的南方數省宣布討袁起義，袁世凱毫不客氣調兵遣將給予嚴厲鎮壓。這次衝突很快結束，但袁世凱與國民黨人結下的梁子至袁世凱病逝也沒有獲得消解，甚至可以說直接導致了北洋主導的中華民國1928年結束。

民國初年的混亂引起了各方面深度關切，試圖補救重建秩序的想法從1913年開始就沒有停止過。正如一些觀察者在民國元年就看到的那樣，「革命以來新政府所實行的新政新法，不僅不能取悅於人心，混亂的社會秩序依然不能恢復。新的設施尚未見眉目，舊的惡弊仍在困擾著人們。興一利而百害生，內外施政經營尚不及前清時代。內地各省常常陷入混亂，生靈塗炭。天下人心已厭共和，謳歌前朝者漸多，復辟帝制的時機，似將來臨，復辟分子在暗中活動，似乎一股涓涓暗流，在尋找他的歸宿。」這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看法，以為「民國不如大清」，主要是因為1912年廢黜君主體制太匆忙了，太缺少後續預判了。君主制的廢黜不僅趕跑了一個皇帝，而是從根本上動搖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信仰，使中國人特別是知識人一時間無所適從，不知所措，他們既對新世界感到迷茫，又不可避免對傳統社會的幽靜安逸重生無限眷戀。所謂「遺民」，不是他們守舊，而是新的現實不如舊的讓人舒心、放心。只有經歷過巨大社會變動的知識人才能在心裡深處形成比較，才知道新不如舊的道理。

在傳統中國，君主體制遠非為一種當然現象，而是農業文明背景下中國社會得以協調、穩定與發展的根本條件。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雖然在具體的政治主張上有種種差別，但在承認君主政體的合理性、正當性方面，在期望以君主政體建構一個穩定機制方面，則是相當一致。儒家認為，「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將君主意志視為國家政治、法律制度的體現和唯一源泉。用漢代王符的話說：「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與眾共也，己之命所以獨制人也，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群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己令矣。己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

即便從秦始皇帝算起，至1912年清帝退位，君主政體在中國存在了兩千一百多年，它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積極效果、負面效應兼而有之。君主政體之所以得以長期存在，決非任何人為力量所能左右，而是因為君主政體在本質上合乎中國社會存在的需要，與中國傳統社會血緣政治、宗法政治及小農經濟相吻合。

明清以降，隨著中國社會內部新因素不斷增長，君主政體存廢問題確曾一度引起人們注意。但由於中國社會生存條件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因此對君主品質、效應的懷疑不僅沒有構成對君主政體的威脅，反而在其種意義上說進一步改善、鞏固了君主政體。顧炎武說：「人君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尚刑繁矣，眾治之尚刑措矣。」在主觀意圖上，顧炎武期以「分權眾治」克服君主政體弊病，但在實際效果上則進一步強化了君主權力，「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依然將國家政治、法律制度視為君主意志的體現。

在辛亥國變之前幾十年，隨著西方思潮不斷輸入和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中國知識人、政治精英在救亡圖存過程中開始重新審視自身傳統，開始懷疑君主政體的象徵意義，懷疑君主在政治秩序建構、維護方面的效用。如果說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僅出於救亡自強目的，尚未根本懷疑中國舊有統治秩序的話，那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洋務思潮就不僅僅主張引進西方政體中的某些內核改善中國舊有秩序，而是從根本上懷疑舊秩序的合理性。馮桂芬指出，中國人之所以面對西方衝擊一敗再敗，應坦率承認中國人「實不如」西洋，「天賦人以不如，可恥也，可恥而無可為也。人自不如，尤可恥也。然可恥而有可為也。如恥之莫如自強。夫所謂不如，實不如也。忌嫉之無益，文飾之不能，勉強之無庸。向時中國積習長技，俱無所施。道在實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強？我何以大而弱？」即首先找出中國在哪些方面落後於西方，然後再確定如何學習西方，改進自身。據馮桂芬歸納，中國至少在這樣幾個方面不如西方，「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不符不如夷。」不僅「君民不隔不如夷」關涉中國舊秩序、君主政體，其他三個方面實際上也是君主體制必然派生物。

近代中國知識精英、政治精英，都曾注意以前君主政體的弊病、癥結，但他們也都充分意識到，在中國，君主政體只能改善，而不能驟然推翻，中國進步與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有賴於是否可能有一個聖明君主在上領導、推動改革，因為他們清楚，君主政體並非僅僅關涉君主個人，也不僅僅關涉某些利益集團，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君主是秩序和諧、持續穩定的保障和象徵，其功能不僅僅有助於確定政治秩序、政治正當性、合法性，而且有助於社會公眾理解人生和世界的整體意義。

正是基於中國人意義世界存廢利弊得失的思考，我們看到，在辛亥國變前後若干年，保皇、復古的思潮就不只是政治層面的反動與革命、保守與進步，而是關涉如何在充分把握、理解國情前提下推動社會進步與發展。1912年6月，當君主政體廢黜不久，康有為就敏銳預言：「今共和告成矣，掃中國數千年專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軌，人心同趨矣。然或以共和已得，大功告成，國利民福，即可自致，則未然也。吾所深慮卻顧者，以共和雖美，民治雖正；而中國數千年未之行之，四萬萬人士未之知之，眾瞽論日，冥行摘埴，吾慮其錯行而顛墜也。夫使當中國一統之時，稍有錯誤，民少受害耳，於國無關也。今何時乎？乃萬國競爭之日，列強群迫之時，而驟行人人所未經之塗，人人所未聞之事，此吾所深憂卻顧，俯仰彷徨而不能自己也。」換言之，康有為並不堅持認為君主體制優於共和，而是強調中國國情實在沒有達到共和水平，如此驟行共和，可能適得其反，不僅無法收到預想效果，甚至可能延誤中國進步、發展時機。

具有康有為相同或類似想法的人，在民國初年所在多有，這批人在過去一概被斥為保守、守舊，具有「清遺民」情結，但從後來政治文化發展情形看，他們的懷疑、焦慮，並非全無意義，無的放矢。在康有為等人心目中，共和也好，帝制也罷，要必以有利於中國未來發展為依歸，而不應僅僅停留在名詞的優美、動聽上。康有為在批評籌安會和袁世凱帝制自為時重申：

「自籌安會發，舉國騷然，吾竊謂今之紛紛者，皆似鎖國閉關之所為，皆未聞立國之根本，又未籌對外之情勢者。夫以今中國之岌岌也，苟能救國而富強之，則為共和總統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為共和、立憲、帝制皆藥方也。藥方無美惡，以能愈病為良方；治體無美惡，以能強國為善治。若公能富強自立，則雖反共和而稱帝，若拿破崙然，國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則國且危殆，總統亦不能保，復何紛紛焉。自公為總統以來，政權專制，過於帝者，以共和之國，而可以無國會，無議員，雖德帝不能比焉。威權之盛，可謂極矣。然外蒙、西藏，萬里割棄，青島戰爭，山東蹂躪及條款簽訂，舉國震驚，憂為奴虜，中國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

所以在民國初年復辟、反覆辟較量中，主張、推動帝制的，並不一定實行君主專制；反對復辟的，也並非完全無視民初政治混亂。民國初年的政治、文化思潮，要在為中國人尋找自己的「意義世界」；對於混亂的政治情勢，不論共和，還是帝制，都在試圖重構一個有效率有向心力的政治權威。只有從這個視角思考張勳在民國初年的政治、文化選擇，才不會將一場嚴肅的政治體制變動視為兒戲，等同於鬧劇。

2

保守主義領袖

張勳，字紹軒，又寫作少軒，江西奉新人，生於1854年。辛亥年，五十七歲，在北洋系中，屬於袁世凱小站練兵時的老哥們。在稍後的平息義和拳運動時，張勳統領巡防營防剿，貢獻卓著，論功賞「壯勇巴圖魯」。兩宮迴鑾，隨扈至京，諭留宿衛，授建昌鎮總兵，擢雲南提督，改甘肅，皆不赴。日俄戰爭結束後，調奉天，充行營翼長，節制東三省防軍，賞黃馬褂。旋命總統江防各軍，駐浦口，調江南提督。

張勳

作為近代中國第一代職業軍人，張勳在軍事上的造詣並不必懷疑，在政治上的忠誠更是格外突出。他在出任江南提督時，適值武昌變起，蘇州獨立，兩江總督張人駿、將軍鐵良方與眾籌戰守。有持異議者，張勳毫不客氣直斥之。翌日，新軍嘩變，張勳指揮所部與嘩變新軍殊死抵抗，浴血雨花台，大破之。江浙聯軍來攻，力量懸殊，糧援胥絕，乃轉戰退屯徐州，「完所部」，損失極少，是辛亥巨變南北衝突時竭盡全力不背叛朝廷的「真男兒」，從後來的革命立場，當然可以批評張勳不識時務，不知變通，但從政治信仰、政治立場角度而言，也應該承認張勳這樣的人在歷史巨變關頭並非毫無意義，而且由此才可以理解張勳後來的立場與作為。

退守徐州的張勳衷心不改，張人駿、鐵良均已逃走，清廷遂任命張勳為江蘇巡撫，攝兩江總督，張勳成為清廷與南軍對峙的第一道防線，「部伍逾兩萬人，鎧甲斗具犀利，自號定武軍。皆蓄髮結辮，別為制，威名稜稜稱重鎮。於是，康有為外為主師，萬繩栻內為謀士，遺臣從之如歸。當天下郊勁兵處，斬然有復辟志。」這為後來的歷史事變預留了種子，張勳也以其特殊的政治立場一時蔚然成領袖。

張勳在大變局時代沒有像新軍絕大多數將領那樣迅即轉身，認同共和，放棄君憲，而是堅守過去十幾年普遍認同的君主立憲信念，「蓄髮結辮」為志，這種做法遭到相當多的嘲笑、嘲弄，但從做人做事立場看，似乎並非全無可取。而且當清廷決定退位讓國，袁世凱遣使勞問，張勳從容對答：「袁公之知不可負，君臣之義不能忘。袁公不負朝廷，勛安敢負袁公？」他在政治上雖不認同中國就此走上共和，但當大家都這樣做時，他也只好屈從，但他同時警告袁世凱應該謹守南北妥協談判達成的全部方案，不要辜負朝廷顧全大局，毅然退位讓國的一片苦心。

其實，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北洋將領，對清廷退位深表同情、敬佩，也一直通過各種方式維持清室尊嚴。民國與退處紫禁城的「小清王朝」猶如親戚般不時走動，張勳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與退居內宮的前朝「歲時朝謁，貢奉惟謹」，不時向內宮上個奏摺，「願上忍須臾。時有變，臣必起而報清。」反過來說，假如民國一直穩定發展下去，比大清好，張勳也就沒有起而改變體制的理由了。

民國初年的政治混亂，中國人價值觀紊亂，讓張勳這樣的政治保守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憂心忡忡，過去的研究說他以「上將軍」的頭銜倡導蓄髮留辮，倡導尊孔讀經，主張定孔教為國教，駐防兗州後，派兵守衛曲阜聖地，繼續維持孔府舊有的經濟收入體制與來源；倡導繼續前清一直奉行的禮儀習慣，以為中國人的風俗禮儀、道德倫理，不應該以一姓之天下而廢棄，應該尋找那些具有超越性的價值。從適度保守，「其命維新」的立場看，而不是從二十世紀形成的絕對革命的立場看，張勳這些柔和的主張，並非沒有可以繼續思考的空間。

文化上的適度保守並不是問題，政治上的穩定才是關鍵。然而恰恰在這一點上，民國初年確實留下了許多遺憾，民國二年開始政治紛爭，讓佔據中原戰略要點徐州的張勳不能不思考中國已經走過的路，同時也讓他與那些政治保守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越走越近，曾經堅決反對宣統退位的蒙古貴族升允、前京師大學堂監督劉廷琛、沈曾植、長庚、王乃徵、胡思敬、李經羲、錫良、溫肅、陳曾壽、辜鴻銘、梁鼎芬，以及梁鼎芬的門生陳毅，前御史王寶田、江蘇陽湖紳士惲祖祁、惲毓昌父子等。他們奔走於青島、大連、徐州、天津等地，與各地試圖歸復舊制的政治保守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沆瀣一氣，互通信息，並與紫禁城裡的陳寶琛等保持著聯繫。

「據他們說，共和政體不適於中國國情，革命以來的方針措施，有百害無一利，人心厭惡共和而眷戀前朝。為將來完成統一大業，救國安民，長治久安計，非君主政體不可。天下有心之士，無不思此。因目前時勢尚非其時，暫不宜活動。復辟之時，可為君主者，實難物色其人。雖有適宜其任者，但不足以服人心。宣統退位僅一年，民心對前朝未全忘記，待機複位，依舊君臨天下，此為上策。世上往往言滿漢種族不同，持華夷之說，難免出於偏見。從大的方面看，滿漢同種，有何種族之別？況且清朝三百年統治虐政可數者有幾？在人心未離散之時，及時使宣統複位，統一天下，恢復舊業。若猶豫逡巡，時移勢轉，恐人心漸忘前朝，故應及早為之，此系切要事。」

這批政治保守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雖然對袁世凱的「帝制自為」相當反感，但又從這裡看到了真正的帝制復辟的希望之所在。

當袁世凱的勢力足以控制一切的時候，張勳和他的這些同志「雖懷興復之志，苦於無隙可乘。」及籌安會發生，帝制復辟呼聲出現時，張勳和他的這些同志「頗有攜貳，復辟之機，遂動於此矣。」劉廷琛時常往來於徐州，另一積極分子胡嗣瑗正在南京馮國璋幕中，亦時以微辭暗示馮，「馮意頗為之移，其貳於袁氏，胡君蓋有力焉。」 事為袁世凱知悉，欲加害於胡嗣瑗，胡嗣瑗遂出馮幕，遷居於上海，然猶時時往馮國璋處溝通信息。

假如不發生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假如袁世凱洪憲王朝正式開張並能持久下去，張勳和他的同志應該沒有機會。然而這一切假如都不存在，袁世凱的洪憲王朝未及開張而結束，而袁世凱本人也在國人唾罵聲中幽憤而逝。張勳和他的同志終於等來了機會。

袁世凱洪憲帝制的失敗是一個極大教訓，儘管共和可能不太合乎中國國情，儘管之前幾年共和辦的確實不怎麼樣，但是當共和已經成為相當一部分人的認識之後，廢棄共和，重回帝制，大約只能是袁世凱這樣的結局。一世英名，毀於一念之差。

3

一個可參考的預案

但在張勳和他的那些帝制同志看來，袁世凱的失敗並不表明帝制必然失敗，更不表明共和已經深入人心。他們認為，袁世凱「洪憲王朝」從根本上就不對，「其有野心，欲自己稱帝」；「終不可信賴。」真正的帝制復辟，必須有他們這些真正的君憲主義者才能完成。他們鼓吹、推動復辟帝制，不是為了自己稱帝，而是鑒於共和帶來的問題，重複清帝國晚期開啟的君主立憲之路，是宣統復辟，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對皇權的覬覦。

在辛亥後國內外許多人看來，共和嘗試顯然是不成功的，放棄共和，重回帝制，只是遲早的事情。但是，由誰來重回帝制，就很有講究了。當南北和談還在進行的時候，嚴復就一再告誡國人應該利用這次機會推動君主立憲的實施，而不是別出心裁跨越式地進入共和。另一位極具思想能力的勞乃宣則認為，共和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共和應該用其本來的意義，而不是後來附加的意思，「願今之言共和者恪守正解以維君統而奠民生，勿為謬解所誤致蹈無君之愆而貽民生之戚。」

勞乃宣指出，所謂「共和」是正宗的中國傳統，周成王登極時，因年幼不能理政，遂由周召二公輔佐王室，稱「共和政治」。共和政治「其本意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體，非民主政體也。故宣王年長共和即罷，伊尹之於太甲，霍光之於漢昭，皆是此類，與今日東西各國君主立憲絕相似，而不學之流乃用之為民主之名詞，謬矣。」

在勞乃宣看來，君憲為有君政治，民主立憲為無君政治。古之共和，明明有君，因而無論如何不能將共和解讀為無君政治。現在南北都在說共和，但若以共和本意解之，則朝廷1906年宣布君憲，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尤其是宣統即位，攝政王監國，其體制架構正與周之共和若合符節。所謂「周召共和」，簡直就是為當今政治情形所專設。

勞乃宣不反對共和，而是反對廢除君主後的所謂共和。他認為，共和的本意在有君，只是君主年幼尚不能主政，因而需要公卿共和行政。如果廢君主而共和，勞乃宣說，那就不是共和，而是民主。假如中國就此走上民主道路，勞乃宣預言，必定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因為就世界範圍看，民主還是一個不成熟的體制，而且有著一些很不一樣的條件制約，「抑民主之制何自始乎歐美？以工商立國，希臘、羅馬早有市府之政，其人民即具有法律之知識，漸摩服習垂數千年，幾於人人有自治之能力，民政久有基址。」這是西方可以實行共和的歷史條件。

勞乃宣

反觀中國，勞乃宣認為，中國不僅沒有實行民主的條件，而且沒有實行民主的必要。就條件而言，實行民主，需要「全國人民皆諳法律」；至於必要，勞乃宣認為西方國家實行民主，主要是因為那些國家的君主沿襲酋長時代劣習，暴虐成性，甚於桀紂，激而生反抗力，相推相演，乃成今日民主之制。這種情況在中國並不存在，「朝廷本無虐政，德澤猶在人心，雖近日當軸不得其人，致滋民怨。然怨者政府，非怨君上，與歐洲革命之怨毒生於其君者迥不相侔，尤不可同日而語。」這些分析邏輯自洽，但歷史並沒有沿著勞乃宣期待往前走，清帝不得已退位，勞乃宣隨之棄職而去，歸隱田園。

歸隱田園的勞乃宣卜居青島，與周馥、呂海寰、趙爾巽等遺老聚居，與德人衛禮賢合辦「尊孔文社」，致力於儒家倫理重建。青島此時為德國租借地，享有特別權力，這是遺老聚居青島的一個原因。

這批遺老靜觀北京時局演變，他們差不多都與袁世凱有或多或少的關係，因而對袁的動作格外關注，也給予適度回應。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後，公布《中華民國約法》，重訂《大總統選舉法》，並逐步採取祭天祭孔、制禮作樂、恢復爵位等措施，以徐世昌為國務卿，並延聘勞乃宣等一大批遺老到參政院參政。

對於袁的這些舉措，勞乃宣並不反感，以為撥亂反正，值得期待。但他個人並沒有迅速返回北京，重進官場，而是奮筆疾書，作《續共和正解》，發揮先前「共和」理想，為袁世凱下「指導棋」。

《續共和正解》開篇，作者借客人口吻自吹：「子作《共和正解》於辛亥之冬，其時革命之風方熾，而子謂特為少數無知妄人所煽動，不軌軍隊所劫持，昧者不察，遽謂民主之制可以實行。其實，民主之制斷不能行於中國，使果行其說，若輩中驍桀之徒人人有大總統之想，互不相下，彼此相爭，諸方豪傑又必有仗義執言起而致討者，亂民土寇因而乘之，域內糜難將不可問。當其時，見子之說者不盡信也。今民主制實行三年矣，此三年中變亂百出，子之說若燭照而數計，是子洵有先見也。近者，總統之制定，黨人之焰衰，大權集於一人，外雖有民主之名，而內實有君主之實。以項城雄才大略，運以精心，或者可作末流之挽乎？」

對袁世凱改制，勞乃宣表示認同，但他認為還遠不夠，以為「項城今日所處，實天下至危之境也。亂黨雖暫摧抑，而魁首無一殲除，處心積慮，伺隙而動，丁字街之變時時可慮。武人驕縱，不可羈勒，脫巾一呼，立肇奇禍。即使早夜周防，倖免罅釁，其情亦甚苦矣。」勞乃宣的方案是，總統制說到底還不是一個具有穩定預期的機制，總統任期總有期滿時，不論十年、五年，退位後無異齊民，無以自衛，終難保證不發生什麼意外。為了一個最長遠的穩定預期，勞乃宣重解「共和」真意，以為袁世凱此時更應利用內外有利機會，重建一個穩定的「共和」機制，為十年後還政於清帝做準備：「此時遽議歸政，沖主不能親裁。別求居攝，殊難其選，實仍無以逾於項城。故擬議預定十年還政之期，昭示天下，俾眾釋然，而仍以歐美總統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無所損，而名正言順，俯仰無慚。」

按勞乃宣設計，當日民國所遇到困難既複雜又簡單，「每聞都人傳述多謂項城實有不忘故主之心，特勢成騎虎，無計轉圜，因思若師古之共和，一轉移間，即成兩全之道。」這就是勞乃宣《續共和正解》寫作主旨。

勞乃宣對共和的解讀，其實就是「帝制人為」，與袁世凱後來的「帝制自為」具有本質不同。「帝制自為」，是要更姓易代，建立一個新王朝；「帝制人為」，則要求袁世凱「因思古者周召共和，行之於先朝失國嗣主幼沖之際者十餘年，仍卒歸於嗣主，與今日情形頗為相近，若以方行之，實屬兩全之道。」

據勞乃宣《君主民主平議》解釋，共和制度是一個不錯的設計，但其與民主毫無關聯，共和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舉措，而民主只是某些小國，或某些具有特殊歷史背景國家的一種制度安排。不必說民主之制好與壞，但關鍵一條是這個制度斷不能行於中國。

勞乃宣指出，「無古今，無中外，莫不以家天下為立國之常道。若夫官天下則不易言矣。」家天下可以給權力傳承一個穩定預期，而官天下數年一選舉，除極個別國家，則往往淪為政治動蕩，或黑金政治。民主政治有其適用範圍，並非所有國家都具備實行民主的條件。勞乃宣與康有為等人一樣，格外強調民主制除歷史背景，一個限制條件就是可在一個比較小的國家中實行。

所有討論民主政治不能在大國推行的人，都無法迴避美國的經驗，美國既不是小國，也不是君主制。如何理解美國經驗，勞乃宣、康有為那代人各有說辭。勞乃宣認為，美國經驗不可複製，因為美國說到底是一個「移民國家」：「惟北美聯邦區域頗大，亦能行民主之制，則以美之人民，皆英之中流以上人物因教爭而遷往者，人人具有法律知識，非他國智愚靈蠢雜然不一之民所能及也。」說到底，還是美國歷史背景不一樣，從英國遷徙過來的移民，具有極高文明素養。

同樣為美洲國家，南美情形就很不一樣。南美諸國效法北美改行民主，則每次選舉，總是伴隨著一場戰爭，其結局反不如繼續充當歐洲君主國屬地。勞乃宣認為，南北美的差異，主要就是人民程度不一樣。人民程度還沒有達到時，強行推廣民主，就是東施效顰。

從世界各國情形看，勞乃宣認定「家天下為常，官天下為變。外國之民主，猶中國之禪授。同一非常之舉，非普通邦國所可常行。能為環球諸國通行之常道，惟君主之制而已。」

基於此，反觀中國廢君主行民主的三年，情況當然不容樂觀，不要說上溯康雍乾嘉之盛，

「試問國勢之安危，民生之苦樂，比之光緒時何如，比之宣統時何如。雖鄉曲愚民亦咨嗟太息而慨其不及也。是則民主之制不適用於中國，已實行試驗，彰明較著，不容諱言矣。」這是勞乃宣《君主民主平議》主旨，論證民主之制不合乎中國，中國之安寧，必待重回帝制，將政權完整交還給清帝：「大清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淪浹海內，洪楊捻回之亂，擾攘十餘年，蔓延十餘省，而民心未嘗稍去，故卒能勘定復就敉平。迨光宣之際，親貴用事，僉壬在朝，致滋民怨。然德宗恭默無為，沖主專心典學，未嘗躬為得罪於民之事，故怨者政府，非怨君上。革命變起，民皆痛恨黨人。民國政成，民轉追思舊澤，與夏癸、商辛之世不同，與太康、厲王之時相近。此而為少康、宣王之中興，實順天應人之舉，非於一姓有所私也。況當日原以為欲救中國，非政民主不可。是以大清讓天下於國民，今實驗之後，灼知民主之制不適用於中國，是以國民又讓還大清。彼此皆出於大公。譬如一物本屬此家所有，眾意其適用於公眾，勸其讓出，公之眾人。及眾試之，並不適用，自應仍還此家。理所當然，無待再計。奉故物還故主，尤不得謂私於一姓也。」

勞乃宣對晚清事實描述自成一家，也有邏輯。然問題在於：第一，不合乎時代訴求。中國已踏上民主憲政路，任何向回走的想法，都很難再有成功機會。此後，袁世凱、張勳相繼進行的嘗試，其誠心不必懷疑，但結局沒有一個成功。時移勢易，此之謂也。

第二，勞乃宣奉清帝為至上，維持袁世凱大總統地位，讓袁以大總統實際統治為大清「看家」十年，待宣統成年親政，袁世凱如周召二公，也如日本幕府將軍「奉還大政」。這個構思很有創意，但顯然不是袁世凱的菜。勞乃宣重解共和，勸誘袁世凱「帝制人為」，其實只是讀書人的一廂情願。

袁世凱沒有勞乃宣的境界，也沒有充分理解勞乃宣、古德諾、有賀長雄，甚至楊度的君憲體制真實含義，因而袁世凱1915年匆忙中選擇帝制自為，等於選擇了自殺，不僅自絕於共和，而且自絕於君憲，未及即位的洪憲大帝成了歷史笑柄，袁世凱為此付出了信譽、生命，以及已經建構的歷史勛業。

4

想像的歷史機遇

勞乃宣的方案是為袁世凱量身定製的，袁世凱如果仔細斟酌，不論在辛亥，還是後來，假如堅守「帝制他為」，而不是「帝制自為」，在中國人意義世界完全喪失，共和政治威權基本不再，利用某個特殊的政治危機時刻，盡量爭取多數同意，還政大清，相信結局或許依然不理想，但袁世凱的歷史際遇，歷史評價一定不一樣。

然而，袁世凱沒有接納勞乃宣的「私人訂製」，帝制自為將自己送上了絕路。袁世凱去世，並沒有使中國政治困境得到紓解，後袁世凱時代的政治危機依然非常嚴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張勳等人繼續推動向君主立憲體制回歸，他們不是沒有看到袁世凱的失敗，而是認為袁世凱敗在「自為」，而他們從開始就沒有「自為」絲毫意思，因而袁世凱突然去世後，張勳和他的同志不僅不認為帝制是條不通的路，反而認為他們遇到了非常難得的歷史機遇。「張勳則不然，其戀戀故主，實出真誠。癸丑三月，曾與劉公幼雲等密謀發難於濟南。事泄而止。及二次革命起，赴約國璋按兵不動，以要袁氏復辟。國璋不允，又不果。袁氏既死，其志愈決，日與諸公密相計議。時黎元洪繼袁位暱於民黨；北洋諸將自二次革命時，與民黨結怨甚深；以黎之暱近也，頗憤之。張性情贛直，無所瞻顧，諸將有所憤而欲發者，恆推張為首以爭之；張亦樂以一身擔之而不辭，遂隱然有為諸鎮盟主之勢。」

張勳在袁世凱之後地位漸重，一方面因為他是那個時代軍政要員中很少直接表達如此明白政治理念、文化理念的，他的政治保守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人們可以不同意，甚至堅決反對，但畢竟他直截了當說出了自己心中的意思，有坦誠的一面；另一方面，張勳在袁世凱之後中國政治格局中權重一時，主要是因為袁世凱之後再也沒有絕對的維權人物，甚且在中央政府層面，諸強相爭不相上下，京外最具實力的張勳在這樣一個特殊情景下脫穎而出。

在中央政府層面，後袁世凱時代，沒有一個人可以像袁世凱鼎盛時期那樣一言九鼎，重大問題可以找到一個妥協的方案。此時的中央，總統黎元洪與國務總理段祺瑞兩強「府院之爭」，外加國會，以及複雜的各政黨，在對德絕交、參戰等問題上各派政治勢力互不相讓，無法妥協。中國政治陷入一個死局中。

4月6日，美國對德宣戰，並希望中國能夠一致行動。假如中國此時有足夠力量，站在美國方面當然不成問題。無奈此時的中國困難重重，「立即產生了財政上的問題。古老的中國在現代世界事務中採取了果敢的步驟。他現在可能要投入戰爭。投入戰爭要花錢的，並且需要錢以備萬一真的投入戰爭——中國在對內對外方面都確實需要整頓好他的財政。袁世凱稱帝，結果留下來一大筆債。共和國需要靠新的國家信貸系統和開發自然資源來加強他的地位。目前共和國的債額相對說來還是小的，對億萬公民的稅收率也是低的。情況基本上是好的。自夏季以來，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美國會不會由於給中國提供一億美元的貸款，從而給中國帶來一些企圖統治中國和把中國分割成『勢力範圍』的債主呢？」這確實是一個令人擔心的問題。

國務總理段祺瑞力主追隨美國，對德宣戰；而大總統黎元洪則不以為然。段祺瑞為達到參戰目的，電召各省督軍前來北京開會，商定外交大計。4月25日，督軍團會議開幕，山東督軍張懷芝、湖北督軍王占元、直隸督軍曹錕、江西督軍李純、河南督軍趙倜、山西督軍閻錫山、福建督軍李厚基、吉林督軍孟恩遠、安徽省長倪嗣沖、綏遠都統蔣雁行、察哈爾都統田中玉、晉北鎮守使孔庚，以及浙江、陝西、山西、新疆、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黑龍江等省及熱河，均派有代表「待抒懷抱」。會議結果，一致贊同內閣方針，決計對德宣戰。

在這個與會名單中，我們沒有看到當時最有力量的軍事強人張勳。張勳沒有出席，實際上是另有安排，是有意不來。而他的地位、號召力，又是所有督軍中最強的，具有領袖群倫的意思，其重要性日趨凸顯。黎元洪、段祺瑞等爭相拉攏，希望張勳站在自己一邊，利用特殊地位影響各省督軍。然而，就在會前，阮忠樞密信張勳，介紹了黎段兩方的期待，並建議張勳應守的立場：

「總統府秘書唐君郛鄭（名浩鎮，常州人），系黃陂之親家，與張小松同鄉至好。黃陂對於此次軍事會議，深恐各省督軍受芝泉之運動，贊成與德宣戰，而亟盼我公來京，反對此舉。因令郛鄭往告小松，意欲使小松赴徐勸駕。小松則推薦道堅，電約道堅到京，由郛鄭介紹私謁黃陂。但道堅、小松均不主張我公北來，因謂公之宗旨，本反對參加戰團（加入協約一方面）。不如先去一電，請公電致中央，力持反對之議；如將來有必須面達之言，再由道堅前往等語。黃陂允之，囑由道堅等擬電（道堅、小松並將賤名列入），送府拍發。」

這是黃陂黎元洪對張勳的期待，希望他站出來反對段祺瑞的參戰主張；而這一點也是張勳已經表露的立場，但阮忠樞建議張勳不要來，不要為黎元洪加持。

至於段祺瑞，也對張勳抱有很大期望。仍據阮忠樞報告，參加此次會議的倪嗣沖告訴他，

「此次會議，系由伊發起，先商諸東海、芝泉，均極端贊成；曾電約大樹，大樹不來，我輩亦不強其必至。緣彼既不來，正可推定武作一領袖，執壇坫之牛耳。而贛鄂兩督軍，究屬北洋系中人，向雖屈服大樹，此次與之離開，正可設法，俾與定武聯成一氣，是以切盼定武北來。並雲兄（指樞言）此來極好，我正與香岩商量，擬請兄來津，如能赴徐一行最妙；如暫不赴徐，亦擬請兄去電勸駕。因此次會議，表面上雖為對外，實則對內有許多作用，有極大關係。弟問系何作用？丹忱謂對內視對外尤重，如內政不修，內患環伏，尚何必談外交？姑先外交言之，我未到京之前，本系反對加入，即各省督軍，除非北洋系外，其餘十七省，我敢斷言，其與我同一意見。及到京後，察看政府情形，乃幡然變計，知乃經抗議絕交，則第三步文章，決無可以中止之理。其反對議論者，約計不外五種理由，我皆可以諸層將其駁倒（其所言甚長，似皆一偏之見，故不贅述）。定武如不北來，則我等近日研究所得者，不能詳晰面陳，定武勢必抱定最初主見，而於個中情勢，莫由瞭然，故不得不盼其速來。然我輩所注重者，不僅在此，最要緊者，莫如對內。中國之勢力仍在北洋系，華甫為北洋重要一分子，又居於副總統地位，而對於此次會議，國家存亡所關，竟推脫不來，是自己甘心放棄。且其近來名譽掃地，正可乘此機會，排而去之。至現在內閣，雖不必完全改組，但閣員中如某某部總長，聲名狼藉，必須更換，另選賢能。現行內閣制，名為責任內閣，則一切用人行政，元首不得加以干涉。府院許可權，必須釐定分明，即如命令蓋印等事，均須詳細規定。如黃陂不以為然，即可藉此推倒黃陂。倒黎排馮，即可擁戴東海。此系千載難逢之機會，斷斷不可錯過。如此做去，中國庶有轉機，內政庶有希望，然後始有外交之可言。東海並非不肯出山，但決不肯做第二人。如東海得居首席，一二年後，將內政整理，國勢略定，再由東海之手，歸還舊主，其勢尤順而易。凡此種種問題，以現在地位、聲望、魄力而論，均非待定武前來解決不可。」

定武，即張勳；東海，指徐世昌；大樹，華甫，即馮國璋；丹忱，倪嗣沖；芝泉，段祺瑞。阮忠樞，袁世凱幕僚，且與袁世凱有著不同尋常的關係，對於北洋系，對於民初政治均有極大影響。他向張勳複述倪嗣沖這段話，即最後那幾句——「如東海得居首席，一二年後，將內政整理，國勢略定，再由東海之手，歸還舊主，其勢尤順而易。」——對張勳誤導最甚，後來幾個月的歷史走勢，都可以從這段話中找到痕迹。

這段話迎合了張勳這一批保守主義者的情緒，以「倒黎排馮」，推舉徐世昌作為前置條件，漸次由徐世昌出面整理內務，然而找準時機將政權還給宣統，物歸舊主。這是相當一批北洋舊人內心深處的一個願望，畢竟他們當年是為大清效力，清帝退位也有他們的責任，而「民國不如大清」又讓他們內心有點不安，尤其是袁世凱帝制自為失敗後，如何將權力安全地轉給宣統，帝制他為而不再是帝制自為，是這批保守主義者的基本共識。阮忠樞的複述讓這個行動具有了可操作性，其幕後操盤手至少在這個時候就是段祺瑞，倪嗣沖只是將段祺瑞的意思說了出來。

張勳對黎元洪、段祺瑞兩個陣營的邀請、示意，均沒有給予積極回應，而是按照自己的節奏進行準備，他相信黎段相鬥，或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機遇，把握得好，中國政治從此踏上坦途，一舉解決辛亥國體變更後遺症，重建中國人的意義世界，重建一個有效率的威權體制和秩序。

順著阮忠樞的思路，張勳沒有在黎段之間選邊站，而是繼續駐守徐州，密派心腹機要赴南北各地，與主張還政於宣統的各派勢力接洽。商衍瀛在天津與張鎮芳、雷震春甚至商量了利用武力配合宣統復辟的行動計劃，梁敦彥基於外交背景集中討論了對外交涉，「主張乘機即發，不必專以抗德為題，宜痛陳內政之不善，帶說外交失敗。我勢若成，各國不必顧慮。若日本之野心，亦在因應得宜而已。」

在張勳等人看來，中國當時最大的困擾在權力結構，因此要有一個根本解決，要有制度性變革。只有完成了這一步，剩餘的問題比如府院之爭，對德宣戰等這些枝節問題必將迎刃而解。但在黎元洪、段祺瑞等人那裡則不這樣看。

4月25日的督軍團會議，已經就中國參戰問題達成一致。5月1日，國務會議通過對德宣戰案。旋由段祺瑞率同閣員面請黎元洪核准，黎元洪也明白答應只要國會通過，他就履行總統在命令上蓋章的責任。此後幾天，為了爭取兩院議員認同，段祺瑞，以及各省督軍都通過各自的關係與議員們溝通。

5月10日，眾議院舉行參戰案審查會。就議員黨派構成而言，即便當天的審查無法通過，但也不至於太尷尬。然而，段祺瑞的手下太想一舉通過了，於是找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冒充什麼「公民請願團」，包圍議會，以民粹手法威脅議員必須在當天通過此案，否則就不讓議員出去。

公民團事件讓相當一部分議員非常惱火，他們分批謁見黎元洪，希望總統出面調解。農商總長谷鍾秀、司法總長張耀曾、海軍總長程璧光憤而辭職；外交總長伍廷芳微行出走。至此，段祺瑞內閣只剩了段祺瑞一人。

11日，段祺瑞在府學衚衕私邸召集親信共商對策。國務院秘書長張國淦建議段祺瑞辭職，另組多黨派合作的「國防內閣」，專力應對參戰問題。但徐樹錚、靳雲鵬、傅良佐，以及在京各督軍等均以為不可。權衡利弊，段祺瑞放棄了辭職念頭，繼續努力，讓督軍團成員各顯其能與議員聯誼，並派員到上海等地疏通宣戰案，爭取議會早日批准。

各方疏通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5月19日，眾議院複議宣戰案，議員褚輔成動議，「謂閣員辭職者甚眾，不如緩議，俟全體內閣改組，再行討論。」當時以229人對125人，未投票者54人之結果，多數通過，即以此意咨復政府；蓋至此已將參戰案暫時擱置，而轉為變相的不信任段祺瑞而欲其辭職。後經屢次疏通，均無效果。

眾議院出乎意料的做法讓段祺瑞、督軍團惱怒不已。當天（19）下午，督軍團在倪嗣沖私邸召集緊急會議，研究系的重要人物也出席了這次會議，並出謀劃策。他們決定採取最後一個步驟，對國會再施以壓力，迫使其通過參戰案，否則督軍便聯名呈請總統解散國會。

就程序而言，眾議院暫停討論參戰案，轉而探究內閣信任，並不違規。但是這些督軍畢竟缺少議會政治的訓練，不明白議會政治的真實意義，甚至不清楚議會終究不敢否定參戰案，議員們的刁難，其目標只是爭取宣戰之後的話語權。這些軍人太霸道了，山東督軍張懷芝是一個樣子粗暴的大塊頭，他在省議會對著議員講話時竟然這樣說：「你們像一群聚在大籠子的鳥。如果你們規規矩矩，並且唱一些悅耳的歌兒的話，那麼我們就餵養你們；否則，你們就什麼都沒得吃。」

軍人公開干涉外交，並以此為借口破壞國會，終究不是一件體面的事。因此，在徐樹錚建議下，督軍團只能撇開參戰案，「借口國會憲法二讀會中所通過的憲法草案條文，嚴重地違反憲政精神，呈請總統解散國會。」督軍們認為這個主意相當高明，決定採納實行。你審查還補充了一個意見，就是總統如果拒絕解散國會，各督軍便聯名辭職，宣布不負地方治安的責任。大家也齊聲叫好。

但是，又有人提醒他們，這樣做也是不妥當的。因為憲法尚未完成，假如憲法不良而請解散國會，未免言之過早，不如改做兩個步驟：先呈請總統咨文交國會改正憲法草案，如果國會拒絕改正，再呈請總統解散國會。此外，各督軍相約不離京，可能產生另外一種後果，如果總統命令北京軍警監視你們的行動，你們就會成為政治俘虜而無用武之地。聯名辭職也有可能引起一種相反的後果，督軍在自己的地盤內以辭職為要挾手段，是可以嚇倒總統的。在北京辭職，如果總統一概批准。而以你們的部下來接任，就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裝，成為手無寸鐵的人。因此，不如在總統拒絕解散國會的時候，打伙兒離開北京，回到防地進行反抗。

根據這個方案，督軍團當天呈請黎元洪咨交國會改正憲法草案。文曰：「日前憲法會議二讀會，及審議會通過之憲法數條，內有『眾議院有不信任國務員之決議時，大總統可免國務員之職，或解散眾議院。惟解散時，須得參議院之同意』；又『大總統任免國務總理，不必經國務員副署』；又『兩院議決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語，實屬震悚異常。查責任內閣之制，內閣對於國會負責。若政策不得國會同意，或國會提案彈劾，則或令內閣去職，或解散國會，訴之國民。本為相對之權責，乃得持平之維繫。今竟限於有不信任議決時，始可解散。夫政策不同意，尚有政策可憑；提案彈劾，尚須罪狀可指。所謂不信任雲者，本屬空渺無當。在憲政各國，雖有其例。較無明文內閣相對之權，應為無限制之解散。今更限以參議院之同意。我國參眾兩院，性質本無區別，回護自在意中。欲以參議院之同意，解散眾議院，寧有能行之一日？是既陷內閣於時時顛危之地，更侵國民裁製之權。憲政精神，澌滅已盡。」

關於責任內閣的權利，督軍們也有自己的看法：「且內閣對於國會負責，故所有國家，法令雖以大總統名義頒行，而無一不由閣員副署。所以舉責任之實際者在此，所以堅閣員之保障者亦在此。任免總理，為國家何等大政？乃雲不必經國務員副署。是任命總理時，雖先有兩院之同意為限制，而罷免時，則毫無牽礙，一惟大總統個人意志，便可去總理如逐廝役。試問為總理者，何以盡其忠國之謀，為民宣力乎？且以兩院鄭重之同意，不惜犧牲於命令之下。將處法律於何等，又將自處於何等乎？」

對憲法草案更激烈的指責是，「至議決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一層，議會專制口吻，尤屬顯彰悖逆，肆無忌憚。夫議員議事之權，本法律所賦予。果令議決之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則議員之與法律，無不可起滅自由。與『朕開口即為法律』之口吻，更何以異？國家所有行政司法之權，將同歸於消滅，而一切官吏之去留，又不容不仰議員之鼻息。如此而欲求國家治理，能乎不能？」

督軍們認為，正在二讀的憲法草案問題太大，「以常事與國會較，固國會重；以國會與國家較，則國家重。今日之國會，既不為國家計，是以自絕於人民代表資格，當然不能存在。」因此，為國家前途安危計，「惟有仰懇大總統權宜輕重，依然獨斷。如其不能改正，即將參眾兩院即日解散，另行組織，俾議憲之局，得以早日改圖。庶幾共和政體，永得保障。」

這個呈文推年齡最長的孟恩遠領銜，督軍、都統以及部分代表二十多人在上面簽名。張勳不在北京，沒有在這個呈文上簽名，但他在第二天專電督軍團，支持解散國會，聲稱「勛當力持正義，為諸公後盾。」倪嗣沖當天將呈文送交國務院，請其轉呈大總統。徐樹錚在呈文上加蓋了一個將軍府的大印，另外擬就一份解散國會的命令，一併送往公府。

黎元洪當天就看到了這個呈文。他認為，各省督軍一個人資格，以國民一份子的資格，就憲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見，原無不可，但是聯名提出來，並且要求解散國會，這就不是在軌道以內而是在軌道以外的一種行動了。總統為國家的最高行政首長，沒有干涉國會制憲和解散國會的權力。他願意以個人資格邀請國會議員談話，代表各督軍表達對憲法草案的意見。但是對於各督軍送來的這個呈文，黎元洪決定不予批答。

20日，黎元洪邀請國會中各政團領袖——政學會的谷鍾秀，研究會的湯化龍，益友社的吳景濂，政余俱樂部的王正廷到公府談話。黎元洪介紹了督軍團對憲法草案的意見，希望國會自動改正。各政團領袖表示對此並無成見，他們願意將這些意見轉達給本團體的議員進行考慮。由此可以感覺到，儘管議會、總統府、國務院之間有諸多不同意見，但是如果用心溝通，和平相處，對許多重大問題並非完全無法取得共識。

談話將結束，或問黎元洪，如果督軍團一定要解散國會，總統有什麼辦法對付？黎元洪說：「我抱定了九個字的主意：不違法，不蓋印，不怕死。」也就是說，在任何條件下，既不解散國會，也不對德宣戰。

正在這個關鍵時刻，北京英文《京報》揭露段祺瑞以允許日本訓練中國軍隊和控制兵工廠為條件，向日本借款一億日元。這個條件是「二十一條」中曾經出現過的內容，因而引起輿論大嘩。

段祺瑞率領各省督軍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推動中國追隨美國，對德國宣戰，加入戰團。在他們看來，宣戰的障礙主要在議會，因而他們不遺餘力試圖推翻議會。但是他們根本不知道美國人儘管希望中國儘早對德宣戰，但美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很難接受軍人們發動反對國會的政變。在這個微妙時刻，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曾與外交部次長陳籙進行了一次私人談話，他對各省督軍不在自己的省份處理緊要事務而聚集在北京干涉中央政府感到奇怪。芮恩施還讓這位次長清楚地理解，「為了執行參戰政策而發動任何推翻國會的運動，決不會得到美國的同情。」芮恩施知道這位次長和督軍們過從甚密，他一定會將美國公使的意見轉達給督軍團，也會報告給黎元洪、段祺瑞。

或許是美國的看法，或許是其他因素，總之，黎元洪對於督軍團的態度沒有趨軟，反而日益強硬。21日，他邀請督軍團呈文領銜者孟恩遠入府談話。黎元洪誠懇表示，解散國會在約法上是沒有根據的。當前的問題在內閣而不在國會。段祺瑞已經無法繼續幹下去了。因此，解決時局困擾的樞紐，惟有總理辭職，另外組織一個健全的內閣。黎元洪透露，他準備在徐世昌、王士珍、李經羲、趙爾巽四個人中間選擇一人繼任國務總理。孟恩遠表示願將總統的意見轉達各督軍，即由公府退出，前往曹錕住所召開督軍團緊急會議。會議散後，孟恩遠又單獨前往公府見黎元洪，介紹督軍們討論結果，仍然建議維持段祺瑞內閣。

當天（21）晚上，督軍團又在府學衚衕段祺瑞住處舉行會議。會議結束，大約十一時，就有一批督軍，或各省軍事代表實踐「打伙兒離開北京」的計劃，乘坐特備的火車前往天津。據芮恩施目擊，他當天獲知消息後，迅速驅車前往車站，「我們穿過前門，一路看到大街上有許多馬車裝載著軍用品和傢具急速地馳過。還有許多輛汽車也正在從這些馬車旁急速地馳向車站。月台上一些軍隊在忙亂地把各式各樣的軍用品搬進車廂。我們的朋友督軍們正在聚集在一輛特等客車裡。」

第二天（22）中午，黎元洪為美籍法律顧問威洛比博士餞行，芮恩施應邀作陪。芮恩施發現黎元洪的心情很愉快。督軍們遭受挫折，使他心裡非常高興。「一切危險都過去了，」黎元洪宣告說，「我要免段將軍的職，組織一個新內閣，並且讓國會在不受強迫的情況下決定參戰問題。」芮恩施為了想要知道黎元洪為什麼那樣信心十足，就問他將啟用誰來代替段祺瑞和他的內閣，以及他是否相信不同那個重要的黨派聯合，政府能維持下去。「哦，我想是能夠的，」黎元洪向芮恩施保證，「一切都已安排好了。」芮恩施又進一步追問，問他準備依靠什麼人，黎元洪的答覆使芮恩施「感到說不出的驚訝。」黎元洪說：「張勳將軍會幫助我。」張勳漸次成為時局轉變的關鍵人物。

但是，芮恩施對張勳並不看好。他認為，黎元洪依靠的不是張勳提出的主張，而是張勳與段祺瑞的不和。黎元洪雖然對於政府具有十分現代的概念，但對於這件事他卻繼承者中國人的一種強烈的本能，就是企圖使一些強有力的人之間互相對抗，而從中制勝。

在天津，據聞各督軍往訪徐世昌，爭取支持，但徐世昌拒而不見，不願現在沾惹黎段之間的是非。各督軍漸漸分成三派，一派有倪嗣沖、張懷芝等三四人，準備前往徐州，往商張勳，請張勳領銜電請解散國會，留總理換閣員，否則一律辭職，以為要挾；第二派有孟恩遠、趙倜、田中玉等，返回任所，遙為聲援；第三派就此脫離。在徐州的張勳，此時也「有電報到津，拒絕督軍等來徐，然彼等因計劃既歸失敗，亦未便貿然回任，務欲力勸張少軒（張勳）引入彀中，共策後圖，故赴徐州矣。」

5月23日凌晨一時三十分，李厚基、王占元、張懷芝、倪嗣沖自天津乘車南下，前往徐州。並邀請與張勳關係甚密、同樣具有強烈復辟傾向的雷震春、張鎮芳同行。雷張二人婉辭，以為張勳「自有宗旨，非聽人指使者。」眾督軍答曰：「彼之宗旨固在復辟，余等助之復辟可也。」於是二人遂允偕行，於是眾督軍與張勳在復辟帝制上無須商量而達成了共識。這是「丁巳復辟」一個最值得注意的節點。

既至徐，眾督軍欲張勳為之泄憤，然張卻以淡漠待之。時，黎元洪免段祺瑞國務總理的命令已經發布，而眾督軍在旅途中，並不知道；張勳「出京電相示，眾愈嘩。張遂語之，曰諸君既欲泄憤，則非兵力不可。然以何名義而興師乎？既無名義，則只得聽之耳。遂其入內。是夜，又得免倪嗣沖職，以安武軍歸張節制，及免朱家寶職之令。張命人以京電出示於眾。眾怒洶洶，請張出共議。久之，未至。眾排闥逕入，謂張曰：公意必在復辟，余等誓從公後。張曰，既若此，大善。然此事非空言，且須堅定不渝。眾曰諾。乃皆定約署名而散。大旨分三步進行：一解散國會，二迫黎退位，三複辟。」

眾督軍如此爽快，讓張勳錯以為帝制復辟大業確實遇到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5

重回帝制

這一段描述極具畫面感。張大帥絕對不像過去許多人所描述的那樣迂腐不堪，腦後一個小辮子，搖頭晃腦，而是一個足智多謀，很會設局，又會把握節奏，抑揚頓挫，調動各督軍情緒似如來佛。

當然，這段描述也不可盡信，不同或相互衝突的描述所在多有。一個略有差別的說法是：「及到徐州，代表畢集，立開（第四次徐州）會議。張勳親自出席，略說數語，意謂現在時局如此，勢非復辟不可，大家如以為然，即請簽名為證。倪嗣沖首起贊成，連曰是是，老大哥所見不錯的。各代表亦同聲應曰是。而張笑謂倪曰：老三，你只會吃飯，如何會辦事。蓋倪張系香火兄弟，倪第三也。彼時倪也微笑應之，曰是，於是依次簽名，倪為首，而奉天代表為殿，其間絕無表示反對者，更無發表贊成意見者。人謂彼時張勳之氣勢足以懾人，余知各代表亦未嘗無深明大義者，不過當場出諸倉卒，只得屈從一時，殆一離徐，多數反對，而張勳固在夢中也。」換言之，張勳是有備而來，欲借北京政治危機實現復辟目的，而眾督軍沒有料到黎元洪此次出手如此迅猛，事出突然，事到臨頭，又礙于軍界同行的面子，在張勳突然動議階級復辟時，無法反對，也不變反對，但事後就很難說了。

5月24日午前，各督軍紛紛啟程離開徐州，返回各自任所。張勳致電大總統黎元洪，陳述徐州會議情形，重申各督軍絕對反對罷免段祺瑞，聲稱「凡任免官吏，向由國務院發出，非經國務總理副署，不能發生效力」，兵役「如無持平辦法，必將激生他變」威脅黎元洪。無奈黎元洪也屬於開弓沒有回頭箭，他既然已經發布罷免段祺瑞的命令，也只好一條道走到黑。段祺瑞在黎元洪罷免令之後迅速通電全國，拒絕承認黎元洪的免職令，以為這份文件沒有經過他這位國務總理副署，「將來地方及國家因此生何影響，祺瑞一概不能負責」。至於黎元洪先前信心滿滿，以為可以在徐世昌、王士珍、李經羲、趙爾巽四人中間任選一位接任國務總理，結果，最優先的徐世昌死活不願出來幫忙。至於王士珍，段祺瑞在21日往訪，希望其代理國務總理，王推辭不就；25日，黎元洪親訪王士珍私宅，勸王出任國務總理，王依然婉言謝絕。28日，黎元洪特任李經羲為國務總理，動蕩不安的政局似乎有可能平息。

然而僅僅過了一夜，29日，安徽省長倪嗣沖首先發難，通電宣告安徽獨立，宣布「自今日始於中央脫離關係」：「大總統蒞任以來，群小怙權，擾亂政局，國會議員乘機搆煽，日事紛呶。派別競爭，權利攘奪，正人則多方阻抑，黨人則儘力疏通，以致賊私之案層見疊出，幾乎政府一空，所定憲法又系議院專制。現象如此，其何能國？為大局計，為小民計，非籌解決之法不足以拯危亡。世有救國之英傑乎？嗣沖不敏，願執鞭以隨其後矣。自今日始，與中央脫離關係，何特奉聞。」倪嗣沖旋即下達動員令，並截留津浦路車輛，運兵北上。

倪嗣沖「與中央斷絕關係，其影響及於各方面甚大」。同一天（29），河南督軍趙倜、省長田文烈致電黎元洪，宣告河南獨立。

翌日（30），浙江督軍楊善德、省長齊耀珊在張勳「以期一致」電催下宣布浙江獨立；奉天督軍兼省長張作霖也在這一天通電聲明「與中央脫離關係」。

第三天（31），黑龍江督軍兼省長畢桂芳、幫辦軍務許蘭洲致電黎元洪，要求收回免段職令，否則「江省亦惟有取各省自保治安之法，一致進行」；陝西督軍陳樹藩通電宣布陝西將與安徽、山東、河南「採取同一行動，與中央脫離關係」，理由是「國會專制」；山東督軍兼署省長張懷芝致電黎元洪，要求解散國會，重組內閣，否則山東將「對中央脫離關係，與奉皖豫浙秦等省為一致行動」；駐岳軍總司令吳光新通電稱獨立各省「已相繼自由行動，與中央脫離關係」，宣布岳陽「自本日起，一律戒嚴，所有地方行政、財政、司法、交通各機關，應移居於司令官監督保護之下」。

時局至此，北京政府陷入癱瘓狀態。黎元洪總統喪失了他的優勢之快，就像他獲得優勢時那樣迅速。各條鐵路對一切為督軍們辦理運輸的命令都絕對服從。督軍們的計劃是要使北京陷於孤立和窒息狀態。他們控制了通向北京的鐵路，而且禁止裝載糧食。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由於缺乏軍事和財政方面的權威迅即陷於癱瘓。不得已，黎元洪6月1日發布一道命令，召安徽督軍張勳入京共商國是：「本大總統德薄能鮮，誠信未孚，致為國家禦侮，竟有藩鎮聯兵之禍事，事與心左，慨歉交深。安徽督軍張勳功高望重，公誠愛國。盼即速來京共商國是，必能匡濟時艱，挽回大局。」

對於黎元洪的邀請，張勳期待已久，因而欣然從命。只是黎元洪所想與張勳所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6月6日，張勳致電獨立各省，宣布7日將「挈隊入京，共商國是」，切盼獨立各省一致進行，「各省業經出發軍隊，均望暫屯原駐處所，勿再進扎。」對於各界關於其將進京復辟帝制的傳聞，張勳在答大陸報記者時給予否認；要求黎元洪三日內解散國會，否則他張勳決不負調停責任。

7日，張勳率定武軍十二營，號稱六千人，實則四千多人，或曰五千餘人，自徐州乘車北上。8日抵達天津。抵津後，知日本人不予支持，不得不停止前進，待機入京。對於復辟，張勳也開始有點彷徨猶豫，不知如何進行。

抵達天津當天（8），張勳下車首先往訪直隸省長朱家寶。之後前往李經羲私宅拜謁，稍事晤談。接著拜訪徐世昌，商量調停辦法。這一天，張勳還與奉大總統黎元洪命專程前往天津迎接進京的總統府秘書長夏壽康會晤，張勳提出收拾時局，調解紛爭的諸多條件：第一，解散國會實；第二，行責任內閣；第三，解散省議會；第四，修正約法；第五，懲辦群小；第六，赦免帝制關係人物；第七，改造憲法會議。

同一天（8），張勳先遣衛隊五百人進入北京，駐紮天壇；隨後又遣一千五百人繼至，駐紮於南城永定門外。「張勳的理論是，一個騎兵的本分就是使人畏懼。這些野蠻的騎兵，穿著寬大的黑色制服，辮子盤在腦後，以征服者的神氣騎著馬在北京城橫衝直闖。這位『調解者』帶來了足夠的兵力以支持他的意見。」

滯留天津的張勳似乎不再急於進京調停，他以最後通牒方式致書黎元洪，要求黎元洪必須在三天內解散國會，「如不即發明令，即行通電卸責，各省軍隊自由行動，勢難約束」，由此發生的任何問題，他張勳不負責任。張勳限黎元洪四十八小時就此給予明確答覆。

張勳武力進京調停政治紛爭，是當時震驚中外的一件大事，引起了國內外各界廣泛關注，支持者有之，日本駐華公使就認為「張勳將軍的調解是和平的最後希望。最好取消國會，它是礙事的，它幾乎使人不可能辦事。」而美國政府對此明確反對，指示駐華公使芮恩施傳達一個聲明，懇切希望中國國內政界和諧一致，強調中國的參戰問題與中國政界團結和把黨派爭端放在一邊的問題相比，是一個次要問題。芮恩施口頭上又連帶提出了一個個人聲明，說美國認為這是一場為了民主原則的戰爭，如對美國敦請中國參戰有任何曲解，認為美國企圖對中國的行動自由加以強制和限制，美國對此將感到遺憾。芮恩施明確表示，不論美國多麼希望中國與他在戰爭中合作，它都不願利用政治紛爭或無視國會而跟任何派系合作來達到這一目的。因而美國對張勳進京調停政治紛爭，甚至企圖解散國會的行動，一直抱有相當警惕。

張勳的最後通牒讓黎元洪後悔不迭，所謂引狼入室，不過如此。黎元洪走投無路，只得按照他請來的調解人的要求，簽署了解散國會的命令，並派人送給代理國務總理伍廷芳副署。伍廷芳是民國共和體制最早的倡導者、構建者之一，因而他並沒有順從地接受黎元洪的指令。據無意中親歷其事的美國公使芮恩施目睹：「幾天後我同伍廷芳博士在一起的時候，有一張內閣秘書的名片送了進來。我曉得他是想誘導伍博士簽署一項解散國會的命令。總統依賴張勳的援助。他無可奈何，必須接受他召來的人的指揮。我同坐在外面汽車裡等我的朋友重新聚談。他剛才無意中聽到內閣秘書的司機和外交部的傳達的談話。司機曾說：『你們的老頭子預備簽字嗎？你最好設法使他簽署，否則或許會發生問題的。』這些部屬們正在睜大眼睛注視著。……伍廷芳博士起來反對副署解散國會的命令。對於唯靈論、素食主義和長壽術等事情，我也許並不能總是十分認真地了解他，但是我欽佩他即使在黎總統屈服以後，仍有沉著的勇氣，毫不妥協。」

伍廷芳不愧為堅定的共和主義者。據說張勳曾氣勢洶洶威嚇過伍廷芳：「兵臨近畿，旦夕即可橫決，設以一人之梗議，致大局之全隳，責有專歸，悔將何及？」但伍廷芳不為所動，堅定地表示：「約法無解散國會明文」，非得全國一致贊同不能「遽然從事。」黎元洪，以及馮國璋等見伍廷芳不肯向張勳妥協，轉而敦促李經羲「即日進京就職」，副署解散國會的命令。而李也躲閃不前。

在任何時代，均不乏逆行、逐臭者，「6月13日黎明以前，伍（廷芳）博士被人從床上叫醒，請他副署總統指派興緻勃勃的步軍統領江朝宗將軍代理國務總理並接受伍博士辭職的命令。拂曉前江朝宗將軍就簽署了解散國會的命令。總統同意發出這個命令，有人告訴他不這樣做就不可能制止北京的動亂。」

國會既經解散，張勳、李經羲第二天（14）由津入京。15日，張勳赴總統府謁見黎元洪，商討解決時局的辦法。第二天（16日），張勳做出一個驚人舉動，進宮叩見前清廢帝溥儀，將帝制復辟的閑言碎語轉化為實際的政治運作，這確實是一個作死的節奏。

6

倉皇結束

據溥儀《我的前半生》描述，

「在這（張勳入宮）以前，我親自召見請安的人還不多，而且只限於滿族。我每天的活動，除了到毓慶宮念書，在養心殿看報，其餘大部分時間還是遊戲。我看見神武門那邊翎頂袍褂多起來了，覺得高興，聽說勤王軍發動了，尤其興奮，而勤王軍潰滅了，也感到泄氣。但總的說來，我也很容易把這些事情忘掉。肅親王逃亡旅順，消息不明，未免替他擔心，可是一看見駱駝打噴嚏很好玩，肅親王的安危就扔到腦後去了。既然有王爺和師傅大臣們在，我又何必操那麼多心呢？到了事情由師傅告訴我的時候，那準是一切都商議妥帖了。陰曆四月二十七日（16）這天的情形就是如此。這天新授的『太保』陳寶琛和剛到紫禁城不久的『毓慶宮行走』梁鼎芬，兩位師傅一起走進了毓慶宮。不等落座，陳師傅先開了口：『今天皇上不用念書了。有個大臣來給皇上請安，一會奏事處太監會上來請示的。』『誰呀？』『前兩江總督兼攝江蘇巡撫張勳。』『張勳？是那個不剪辮子的定武軍張勳嗎』『正是，正是。』梁鼎芬點頭讚許，『皇上記性真好，正是那個張勳。』梁師傅向來不錯過頌揚的機會，為了這個目的，他正在寫我的起居注。」

溥儀接著回憶：

「按照清朝的規矩，皇帝召見大臣時，無關的人一律不得在旁。因此每次召見不常見的人之前，師傅總要先教導一番，告訴我要說些什麼話。這次陳師傅用特別認真的神氣告訴我，要誇讚張勳的忠心，叫我記住他現在是長江巡閱使，有六十營的軍隊在徐州、兗州一帶，可以問問他徐兗和軍隊的事，好叫他知道皇上對他很關心。末了，陳師傅再三叮囑道：『張勳免不了要誇讚皇上，皇上切記，一定要謙遜答之，這就是示以聖德。』『滿招損，謙受益。』梁師傅連忙補充道，『越謙遜，越是聖明』。」

16日上午七點半，張勳找出壓在箱底的那些前清時期的官服，頭戴紅頂花翎，身穿沙袍褂，坐汽車至神武換乘特賞肩輿，赴宮請安，並帶定武軍統領四人，隨同入謁。清廢帝溥儀當即賞給張紫禁城騎馬的資格，即時叫起，張勳隨同四統領入內。行禮畢，四統領退出，張勳則由世續、紹英、耆齡三人並禁衛軍索團長，護衛營唐統領，導入養心殿謁見宣統帝，面陳時局。四皇妃復親臨養心殿，垂詢一切。

據溥儀回憶，

「我進養心殿不久，他（張勳）就來了。我坐在寶座上，他跪在我面前磕了頭。『臣張勳跪請聖安……』我指指旁邊一張椅子叫他坐下（這時宮裡已不採用讓大臣跪著說話的規矩了），他又磕了一個頭謝恩，然後坐下來。我按照師傅的教導，問他徐兗地方的軍隊情形，他說了些什麼，我也沒用心去聽。我對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點失望。他穿著一身紗袍褂，黑紅臉，眉毛很重，胖乎乎的。看他的短脖子，就覺得不理想，如果他沒有鬍子，倒像御膳房的一個太監。我注意到了他的辮子，的確有一根，是花白色的。後來他的話轉到我身上，不出身師傅所料，果然恭維起來了。他說皇上真是天生聰明。我說我差的很遠，我年輕，知道的事挺少。他說本朝聖祖仁皇帝也是沖齡踐祚，六歲登極呀。我連忙說，我怎麼比得上祖宗，那是祖宗……。這次召見並不比一般的長，他做了五六分鐘就走了。我覺得他說話粗魯，大概不會比得上曾國藩，也就覺不到特別高興。可是第二天，陳寶琛、梁鼎芬見了我，笑咪咪地說張勳誇我聰明謙遜，我又得意了。至於張勳為什麼要來請安，師傅們為什麼顯得比陸榮廷來的那次更高興，內務府準備的賞賜為什麼比對陸更豐富，太妃們為什麼還賞賜了酒宴等等這些問題，我連想也沒有去想。」

也有資料說當天的宴請的主人就是宣統，前清攝政王載灃，以及載濤、毓朗貝勒均在坐。十一時半始撤宴。張勳獻納修理陵寢經費，為數甚巨。清室亦賞賜古瓷名畫數件。張勳這一天一切禮節，悉依舊例，即持前兩江總督職銜謁上，仍稱奴才，彷彿重回大清帝國時代。

另據「熟悉內幕」的冷汰記錄，清廢帝宣統與張勳的這次會面極端重要，實為張勳決定復辟的關鍵：

「先是張入都，即持前兩江總督職銜入宮謁上。上召見，慰勞甚至，繼問沿途災象畢，張遂奏曰，自改共和以來，政治蕪穢，變亂數起，國勢飄搖，民不聊生，求皇上憫生靈之愁苦，復親大政，以救中國。上曰，朕年幼，難擔此重任。張曰，昔聖祖仁皇帝沖年親政，手夷大難，奠定寰宇。皇上天亶聰明，上符聖祖，必致中興之業。上肅然起立，曰朕何敢比聖祖？張曰皇上知其難則不難矣。天下雖難，其要只在中樞之得人，有好軍機則有好督撫，有好督撫則有好州縣，今舊日老成尚有在者，可資輔佐。上問其人，張舉張人駿、劉廷琛、袁大化等以對。上問劉廷琛何如，張曰此人極忠，但性情太急耳。上曰忠愛之士，固多耿直者。此後上問甚多，自言年幼難擔重任者屢。臨退，上問曾見王爺否，蓋言醇邸也。張答尚未。上曰適所語，不必告王爺，王爺膽小。張出語人，驚嘆不置，謂皇上甫十二齡，而出語非成人所及，可見帝王自有真。其決即復辟之意，源於此矣。」

這段對話較溥儀的回憶更多細節，更多實質性內容，但是也被一些研究者以為不可信，理由「時溥儀為十二歲的兒童」，如此理智、深刻的談吐，「實難使人相信，但由此可以看出張勳等人的反動宣傳伎倆。」

溥儀的英姿、膽略、睿智讓張勳佩服不已，堅定了他復辟帝制徹底解決時局危機的勇氣、信心。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張勳清楚，關涉國體變更如此大的事情，沒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文武百官肯定是玩不轉的。張勳遂通過各種關係約請在上海等地的主張復辟同志儘快進京，共襄盛舉；並委託陳曾壽親至上海邀請並迎接最著名的幾位帝制復辟分子沈曾植、王乃征、鄭孝胥、李季高、沈愛蒼北上。6月25日（五月初七日），陳曾壽抵津，正準備搭乘津浦線列車南下時，忽然收到北京來電，告訴他沈王二公同康有為已經啟行，請在津稍候。27日（初九日），沈王康到津，遂一同入都。張勳派員接待，設行館於法華寺中，唯康有為居於張宅。「康有為自辛亥以後，當局屢招致不肯出，平居持論亦主復辟，諸君子以此多與往還。然雖主復辟，欲行虛君之志，宗旨固別有所在。張亦知之，故相待禮貌極優，而正事概不與商。雖居張宅，實同贅疣耳。」

這個說法只是一面之詞，另一個說法可能更合乎實際。被譽為中國「現代聖人」的康有為抵達北京之後，參與了張勳的復辟密謀，並且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康有為是1898年反對專制體制的第一次改良運動的領導人，後來一直是堅決的君主立憲派信徒。他用哲學的理論鼓勵張勳，並為他撰擬一切文稿。他們兩人都相信，皇帝復辟一定會立刻使所有督軍們都積極支持政府，因為督軍們的真實情感是明顯的擁護帝制的。他們的同意被認作當然之事，在擬就的文稿中也明白地假定已得到了他們的同意。」這些當然都不是真實的，就像1898年那次政變一樣，康有為的超級想像，成為下一步政治發展的起點。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康有為不僅斷送了戊戌年間政治變革的前程，而且實際上將一個原本可以繼續在紫禁城裡長久傳承的「小清帝國」永遠送進了歷史。

28日（初十日），張勳請沈曾植、王乃徵到張勳位於南河沿的私宅會議，雷震春、張鎮芳已先在，雷張二人專任聯絡北方軍隊之務，其餘則預於密謀諸人。這一天的會議大體決定了行動方案，然後由各人分頭進行準備。

29日（十一日）無事。

30日（十二日），張勳已讓他的一些親密顧問，特別是康有為，擬妥了必須的皇帝上諭。上諭中說，政府的首要官員如馮國璋、陸榮廷，以及其他同樣顯赫的人物，都奏請皇帝恢復帝制。中央政府和各省最高級官員的任命名單也已準備妥當。還有一份準備好的上諭說，民國大總統黎元洪本人曾奏請重建帝國，這道上諭封黎元洪為一等公。這是認為黎元洪的同意是當然之事的一個驚人事例。

等到各種上諭都準備就緒並可以提出時，30日晚，張勳在江西會館舉行宴會，邀請北京軍警機關的首長參加。在喝了很多酒以後，張勳宣布了他拯救中國的計劃，他說各種籌備工作都已辦妥，並已確實獲得軍事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於是他指著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王士珍說：「當然，你是支持這個行動的羅。」

王士珍聞言大為震驚，但他知道沒有辦法拒絕了，因為在他面前擺著的是一個既成事實。張勳也用同樣的辦法取得了步軍統領江朝宗和警察總監吳炳湘兩位將軍的同意。

另一個不同的版本說，30日晚，張勳赴同鄉會之招，往會館觀劇，至十二時始歸。歸後，張勳以電話約陸軍總長王士珍、步軍統領江朝宗、警察總監吳炳湘、第十二師師長陳光遠等四人立即前往其南河沿私宅。四人至，散坐院中。張勳突然發話：「余此次入都，實為復辟而來，今已定於明晨舉行，諸公意如何？」王士珍、江朝宗猶豫未決，問各省及外交有接洽否，又以西南反對為慮。張勳以徐州會議之情形，陸榮廷、陳炳焜、譚浩明催辦此事之電，及外交接洽之狀告之。蓋陸榮廷春間入都，曾以前廣西提督職銜入宮請安，蒙宣統召見，極服皇上之英明。南返時經過徐州，曾與張勳譚宴甚歡，早有成約。兩天前，陸榮廷曾同陳炳焜、譚浩明二督密電張勳催辦。至於外交方面，據張勳經歷，年余來，時有日本人至徐州，述其總理寺內切望中國復辟之意。張勳入都後，暗約梁敦彥擔任外交，梁諾之。微探各使館意向，均無異詞，唯美使稍有懷疑之態。張勳介紹完這些情形後，以一語斷之曰：「此事余志在必行，諸君贊同，則請立即傳令開城，放余天壇兵隊入內。否則請各歸布置，決一死戰。」王、江等皆唯唯，遂下令打開城門，讓駐紮在天壇等處的張勳定武軍進城，遍布各處。

這件事就這樣進行了。張勳指使王士珍和另外四個人立即到黎元洪總統寓所，去喚醒正在睡覺的黎元洪。這是黎元洪命中的不幸，人生中的兩次重大事件都是在睡夢中被人驚醒。王士珍等人要黎元洪同意奏請恢復帝制的奏摺。

與此同時，張勳帶著其他人到皇城去。但是他的計劃並沒有得到皇室中王爺們的支持。張勳以重金賄賂了管理宮門的太監；太監替他和他的隨從打開了宮門，並他帶到小皇帝的寢宮。

據溥儀回憶，7月1日，一大早，還是在毓慶宮，陳寶琛、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師傅一起出現，面色都十分莊嚴，還是陳師傅先開的口：「張勳一早來了……。」「他又請安來啦？」「不是請安，是萬事俱備，一切妥帖，來擁戴皇上複位聽政，大清復辟啦！」陳寶琛說到這裡，看到溥儀正在發怔，趕緊說：「請皇上務要答應張勳。這是為民請命，天與人歸……。」溥儀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喜事弄得昏昏然。他獃獃地望著陳寶琛，希望多說幾句，讓他明白應該怎樣當這個「真皇帝」。「用不著和張勳多說話，答應他就是了。」陳寶琛胸有成竹地說，「不過不要立刻答應，先推辭，最後再說既然如此，就勉為其難吧。」如此安排之後，溥儀回到養心殿，召見了張勳。

在養心殿，溥儀身著黃紗袍馬褂，頭戴困秋帽，上覆紅綢，端坐皇帝的寶座上。身穿藍紗袍黃馬褂的張勳率領眾人伏地行三跪拜禮，階下定武軍高呼萬歲三聲。張勳奏請復辟折說：

「經國以綱紀為先，救時以根本為重。我朝開基忠厚，聖聖相承。立教則首尚人倫，敷政則勤求民隱，是以皇靈赫濯，敬者懍若帝天，化澤涵濡，愛者戴如父母。雖經發捻寇氛之居，卒賴二三大臣效忠疆場，用能削平禍亂，弼我丕基。蓋仁澤入人既深，而王綱又以維繫之也。二十載以來，孝定景皇后不忍以一姓之尊榮，罹萬民於塗炭，勉循所請，詔設臨時政府。原冀惠安黎庶，止息干戈，豈意根本動搖，竟以安民之心，助彼厲民之虐。彼時臣勛、臣國璋等，孤軍血戰，莫克回天；臣嗣沖、臣懷芝等雖力遏妖氛，卒難盪決；貽憂君國，寢饋難安，忠憤填胸，積年成痗。然不敢不仰承廟略，幸冀昇平。蒙難堅貞，於茲七載。乃共和實行以後，上下皆以黨賄為爭端，各便私圖，以貪濟暴，道德淪喪，民怨沸騰。內外紛呶，迄無寧歲，蒼黎凋瘵，逃死無門。此實非孝定景皇后遜政之初心，我皇上所當收回政權，實行安民，以仰承先志者也。」

民國不如大清，這是張勳建議宣統中止1912年與臨時政府達成的遜位協議，收回政權。

據溥儀回憶，張勳這次當面說的不像奏摺上寫的那樣斯文，大概意思差不多，就是「隆裕皇太后不忍為一姓的尊容，讓百姓遭殃，才下詔辦了共和。誰知辦的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國情，只有皇上複位，萬民才能得救。」聽了張勳的啰嗦、念叨，溥儀按照師傅的交代回答說：「我年齡太小，無才無德，當不了如此大任。」張勳誇了一頓，又把康熙帝六歲做皇帝的故事念叨一遍。聽著張勳叨叨著，十二歲的宣統竟然想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個大總統怎麼辦？給他優待還是怎麼著？」張勳答道：「黎元洪奏請他自己退位，皇上准他的奏請就行了。」這顯然是個假消息，但張勳的情報確實如此，這也是他後來不得不失敗的原因，黎元洪、徐世昌、馮國璋、瞿鴻禨這些前清舊臣對民國現狀確有不滿處，也確實發過民國不如大清的感慨，但這並不能與他們主張、同意帝制復闢劃等號，更不能假借他們的名義偽造請求帝制復辟的奏摺，否則只要一個人出來聲明，整個事情肯定砸鍋。張勳、康有為，都是以自己的想像代替了事實。張勳既然如此表達，宣統按照師傅的交代，一句話結束了此次「召見」：「既然如此，我就勉為其難（重當皇帝）吧。」丁巳復辟，宣統復辟，就這麼簡單。

召見結束後，陸續有人來給溥儀磕頭、請安、謝恩，稍後奏事處太監拿來一堆提前準備好的上諭用印，一口氣發布了九道諭旨。最關鍵的復辟諭說：

「朕不幸，以四齡繼承大業，煢煢在疚，未堪多難。辛亥變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民塗炭，毅然以祖宗創垂之業，億萬生靈之命，付託前閣臣袁世凱，設臨時政府，推讓政權，公諸天下，冀以息爭彌亂，民得安居。乃國體自改共和以來，紛爭無已，迭起干戈，搶劫暴斂，賄賂公行。歲入增值四萬萬，而仍患不足；外債增出十餘萬萬，而有加無已。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氣，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遜政恤民之舉，轉以重苦吾民，此誠我孝定景皇后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靈，惻痛而難安。而朕身居宮禁，日夜禱天，彷徨飲泣，不知所出者也。今者復以黨爭激成兵禍，天下洶洶久莫能定。共和解體，補救已窮。據張勳、馮國璋、陸榮廷等，以國體動搖，人心思舊，合辭奏請復辟，以拯生靈；又據瞿鴻禨等為國勢阽危，人心渙散，合詞奏請御極聽政，以順天人；又據黎元洪奏請奉還大政，以惠中國而拯生民各等語。覽奏情詞懇切，實深痛懼，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責，輕任於沖人微眇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禍福之讆言，遂置億兆生靈於不顧。權衡輕重，天下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於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臨朝聽政，收回大權，與民更始。」

僅從這些文字看，僅從宣統方面看，既然民國不如大清，既然有那麼多老臣一再籲請，那麼勉為其難，收回大權，與民更始，拯救民眾於水火之中，自然有其正當性。可惜的是，這裡所說的許多前提條件，諸如馮國璋、陸榮廷、瞿鴻禨、黎元洪等呼籲，並不真實，甚至相反。

還應該指出，丁巳復辟並不是要恢復到君主專制的體制，而是要恢復經過改革的君主立憲體制，甚至是虛君體制。這個體制在清末改革十多年一直求而不得，現在卻被作為一個重要的方案提出來備選。宣統復辟諭規定了新體制必須遵守的九個原則：

「一、欽遵德宗景皇帝諭旨，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定為大清帝國，善法列國君主立憲政體。一、皇室經費，仍照所定每年四百萬元數目，按年撥用，不得絲毫增加。一、懍遵本朝祖制，親貴不得干預政事。一、實行融化滿漢畛域，所有以前滿蒙官缺，已經裁撤者，概不復設。至通婚易俗等事，並著所司條議具奏。一、自宣統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與東西洋各國正式簽訂條約及已付債款合同，一律繼續有效。一、民國所行印花稅一項，應即廢止，以紓民困。其餘苛細雜損，並著各省督撫查明，奏請分別裁撤。一、民國刑律不適國情，應即廢除，暫以宣統初年頒定現行型律為準。一、禁除黨派惡習，其從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棄於民而擾亂治安者，朕不敢赦。一、凡我臣民，無論已否剪髮，應遵照宣統三年九月諭旨，悉聽其便。」

這九條宣布，大致屬於清末十年政治變革中一致呼籲強烈而始終無法落實的內容，由此可以看出，統治者在自己掌握著絕對權力時不願意改革，一旦失去了權力，想改革而不得，因而對於先前的改革呼籲願意給予最大限度的回應。

復辟第一天，張勳讓溥儀一口氣下了九道諭旨，以為黎元洪「奏請奉還國政」，因而封黎為一等公，以彰殊典。特設內閣議政大臣，其餘官制贊照宣統初年，現任文武大小官員均著照常供職；授張勳、王士珍、陳寶琛、梁敦彥、劉廷琛、袁大化、張鎮芳七人為議政大臣；授張勳的參謀長萬繩栻、馮國璋的幕僚胡嗣瑗為內閣閣丞。授梁敦彥、雷震春、朱家寶、張鎮芳、王士珍等為外務、陸軍、民政、度支、參謀等部尚書，授徐世昌、康有為為弼德院正副院長，授張勳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馮國璋為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陸榮廷為兩廣總督。稍後，又授瞿鴻禨、升允為大學士，並授沈曾植、薩鎮冰、勞乃宣、李盛鐸、詹天佑、貢桑諾爾布為學部、海軍、司法、郵傳、理藩部尚書。一個與民國毫無關聯的帝制政府就這樣搭建起來了。只是這個政府實際上只存在了一天，而且只是理論上存在，並沒有投入實際的運轉。

據親歷其事的美國公使芮恩施記錄，「正如人們可以想像到的，這時發生了一些可笑的事情。一個頗著聲望的人被國務總理請去和總統討論關於就任內閣某部總長的職務。我的一個中國朋友聽到復辟的消息後，還在早晨十時左右在旅館裡遇見他。問他來北京有何任務，這位著名人物表示信任的說，他只等馬車接他到總統府去。『沒有總統了』，人家告訴他說，『現在是一個帝國了；皇帝已經在今晨四時登位了。』這位大人物聽到這消息，其驚愕之狀，令人發笑。」像軍事首領頭天晚上被欺騙一樣，北京也被欺騙了一天。「當復辟的消息傳開時，群情激動，一片歡騰。到處飄揚著黃龍旗子，全城很快地呈現著節日的景象。對過去的光輝的記憶的復活，似乎使北京居民全都成為帝制派。但是，這一運動到7月2日早晨已經達到了它的頂點。」

頂點就是衰敗的開始。7月1日，梁啟超聞訊後，立即發一反對通電：

「倡帝政者，首借口於共和政治成績之不良，夫近年政治之不良，何容為諱，然其造因多端，屍咎者實在人而不在法，苟非各界各派之人，咸有覺悟，洗心革面，則雖歲更其國體，而於政治之改良何與者。若曰建帝號，則政自肅，則清季政象何若，我國民應未健忘，今日蔽罪共和，過去罪將焉蔽？況前此承守成餘蔭，雖委裘猶可苟安，今則悍帥士狡，挾天子以令諸侯，謂此而可以善政，則莽卓之朝，應成郅治，似斯持論，毋乃欺天！帝政論者又動以現今之黨派軋轢為口實，夫黨爭之劇，吾儕亦曷嘗不疾首痛心，然須知既以憲政號國中，則黨別實無可逃避，容之則漸納於軌，蹙之則反揚其波，今之定策，擁立者豈能舉全國青年才智之士而盡坑之，坑之不盡，黨固在也，坑而盡，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今之主動者，以淺薄之憑藉，而謬師操、懿之故智，處文明之世運，而夢想雍乾之操術，叩以立憲之義，蓋舉朝莫之能解，使其政府幸而有一年數月之壽命，則其政象吾敢為預卜，曰桓玄、朱溫時代之專制而已。夫專制結果，必產革命，桓玄、朱溫寧有令終，所難堪者，則國家之元氣與人民之微命也。然使果能得一年數月之苟安，則吾民或且姑為容忍，殊不知立國於今世，非閉關所能自存，苟不獲自廁於國際團體之林，則國實不成為國。」

在梁啟超看來，共和確實有許多問題，但中國的出路不在於復辟，而在於完善，今次復辟，就外交論，就財政論，就軍事論，均無正當性、合法性，也沒有存在的理由。梁啟超大膽預測，「雖舉國之士，噤若寒蟬，南北群帥袖手壁上，而彼之稔惡自斃吾敢決其不逾兩月。」

這就是政治遠見，與乃師康有為相比，二人的差距實在太明顯了。

不僅發布通電，號召志士起而反對，捍衛共和，而且與研究系同仁湯化龍，以及徐樹錚，迅速擁戴段祺瑞復出，再造共和。

張勳、康有為，以及清室遺老對外部的真實情形太缺乏了解了，他們說黎元洪如何如何，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黎元洪不僅沒有什麼「奏請奉還國政」的聲明，相反卻藉機逃到日本使館避難，並迅即發布通電：「此次政變，動搖國體，不能行使職權，請馮副總統依法代行大總統職務，並任段祺瑞仍國務總理，此後一切救國大計，由副總統、總理協力進行。」這也為段祺瑞重新出山提供了一個法律上的依據。7月2日晚，段祺瑞、梁啟超、湯化龍等一行馳抵馬廠，往見陸軍第八師師長李長泰。李長泰出身於北洋武備學堂，與段祺瑞為同班同學，因而對段祺瑞毫無保留給予支持。3日上午八時，李長泰召集軍事會議，議決公推段祺瑞為討逆軍總司令。同日夜，段祺瑞即以討逆軍總司令名義發布檄文，痛斥張勳，指為逆賊，「顛覆國命，震擾京師，天宇晦霾，神人同憤。」通電追述事件始末，宣布

「本軍伐罪弔民，除逆賊張勳外，一無所問；凡我舊侶，勿用以脅從自疑。其有志且同仇，宜詣本總司令部商受方略，事定後，酬庸之典，國有成規。若其有意附逆，敢抗義旗，常刑所懸，亦難曲庇。至於清室遜讓之徳，久而彌新，今茲構釁，禍由張逆，沖帝既未與聞，師保尤明大義。所有皇室優待條件，仍當永泐成憲，事事不渝，以著我國民念舊酬功全始全終之美。祺瑞一俟大難戡定之後，即當迅解兵柄，復歸田裡，敬候政府重事建設，迅集立法機關，刷新政治現象，則多難興邦，國家其永利賴之。」

繼張勳，馮國璋、陸榮廷、徐世昌等相繼通電，反對復辟。4日，段祺瑞馬廠誓師，並與馮國璋聯電曆數張勳八罪，即以討逆軍總司令名義段芝貴為東路司令，曹錕為西路司令，倪嗣沖為皖魯豫聯軍司令，並以梁啟超、湯化龍、李長泰、徐樹錚為參贊，靳雲鵬為總參議，傅良佐、曲同豐為軍事參議，張志潭為秘書長，曾毓雋、劉崇傑、葉恭綽、丁士源分任軍需、交涉、交通、軍法處長。段祺瑞宣布就任國務總理，用實力討伐張勳已經成為一個不必懷疑的政治選擇。

5日，曹錕率討逆軍西路軍攻佔盧溝橋，東路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李長泰第八師攻佔黃村。6日，馮國璋在南京就代理大總統職，段祺瑞設國務院辦公處於天津。張勳面對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通電申述徐世昌、馮國璋先前均曾贊同復辟，徐州會議各省督軍亦曾就此作出決定。儘管張勳將帝制復辟的責任分解給各位，但畢竟講一個概念轉化為政治實踐的，還是張勳本人。

外部壓力實在太大，尤其是各國外交官也並不是張勳、康有為原先所認識的那樣，贊成帝制復辟。軍事的壓力，外交壓力，終於使張勳帝制派內部發生急劇分化，清室中的一部分人將責任全部推給張勳，康有為逃到美國使館避難，公使團勸告清室解除張勳所部武裝，而張勳的部下也漸漸不再贊成復辟主張。7月11日，段祺瑞通告公使團，宣布將於明天進攻北京，炮擊天壇及皇城附近張勳部。

1917年7月12日，段祺瑞率領軍隊包圍了在故宮裡的5000名「辮子軍」

7月12日黎明，進攻北京的戰鬥打響了。大約十一時，戰鬥進入高潮，皇城被飛機扔下的炸彈擊中。中午之前不久，張勳由一個在中國警察方面工作的德國職員伴送到荷蘭公使館。張勳是被他的部下將領用近乎使用武力的方法勸服的。張勳還抱著可以調解的幻想，但荷蘭公使告訴他，那是不可能的。張勳又想回到他的部隊去。當然這也是不能允許的，丁巳復辟至此以失敗告終。

「張勳（帝制復辟）冒險計劃的迅速失敗並不是由於中國北方沒有帝制的情緒這一固有的弱點。事實上，北方軍界傾向帝制是眾所周知的。人們認為帝制運動是會發動起來的，如果能夠能夠慎重地計劃和籌備的話，或許可以容易獲得成功，至少會在一個時期內獲得成功。這次失敗是由於張勳指望北方軍人對帝制的傾向，卻忽視了實現的磋商，因為這種磋商會使潛在的支持轉化為實在的力量。如果這是正確的話，那麼張勳的失敗無疑地使中國的帝制事業受到一次極大的挫折。在兩次復辟的企圖失敗後，野心家們在從事這種冒險以前將要再三考慮了。這就是說，復辟的種種努力實際上有助於進一步維護共和政體。」

中國因張勳主導的「丁巳復辟」付出了巨大代價，但其最大的收穫是將帝制徹底送進了歷史。中國沒有像法國大革命之後那樣沒完沒了地復辟、反覆辟；共和，反共和，在經歷了一百六十多年，直至1950年代晚期第五共和建立，方才徹底打消了帝制復辟的可能。中國如果從1912年初清帝退位算起，至1917年丁巳復辟，前後不過六年，經歷不過兩次，此後的中國，帝制再也沒有存在的空間，再跋扈的統治者，最想集權、專制的統治者，無論怎樣變換名詞花樣，再也沒有人膽敢嘗試帝制，儘管內心深處有著濃厚的帝王情結。這就是歷史進步，這就是世界潮流。

共和體制肯定不是人類最優體制，這個體制顧及了公平、權利、正義，但也確實有礙於效率。如何將這些需求匯為一爐，對於政治學家來說，還是一個未解難題，究竟是犧牲正義、公平、權利，追求效率，還是在尊重正義、權利、公平前提下提升效率，這都是值得政治學家繼續探究的問題，但作為政治家，一定要切記歷史潮流猶如長江、黃河，無論如何曲折，一定要流向大海。自從大航海時代開始，全球化就是一個不可遏制的趨勢，與全球化相配套的制度設施，不論從亨廷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觀點看，還是從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觀點看，民主化，讓人民擁有更多的權利，擁有選擇政府的權利，都是毋庸懷疑的事情。政治家能夠改變歷史的方向，但這種改變一定順著歷史大勢，而不是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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