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現實主義創作倫理——以《葯》之結尾的「第二現實」虛構為例

在眾多身份之中，啟蒙者魯迅一直是學界津津樂道的話題。早在日本留學期間，魯迅就發現國民性的真正病根在於精神的麻木與愚弱，為此，要想喚醒沉睡中的國民，最為有效的方法莫過於用百姓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實現精神的啟蒙。郜元寶老師曾把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的魯迅稱為「文之自覺」的第二次回歸，也正是從這次回歸開始，魯迅以文學創作為利刃，試圖改善落後的國民性。從創作的初衷可以看出，魯迅的小說理念絕對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而是從「現實革命鬥爭的需要出發進行的創作」。

但是，文學藝術究竟能在何種程度上影響現實、改變現實，這個問題一直以來就是理論界爭論的焦點。19世紀的西方現實主義作家就把社會現實作為文學反映的對象，力爭在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的塑造中還原真實的社會生態。但是，這種反映論的現實主義在魯迅看來又不夠有力，因為假如社會歷史空間先行於文學空間，那麼創作只不過是對現實的模仿與刻畫，起不到針針見血的啟蒙效用。就此，魯迅在自己的創作中勇於嘗試，往往虛構出啟蒙語境下的「第二現實」，以此映射第一現實（真實世界）的種種弊端，引人反思，進而達到啟蒙的目的。

一．作為「第二現實」的偶遇——《葯》之結尾

《葯》是《吶喊》集中的短篇小說，歷來被人們視為魯迅反思辛亥革命、紀念革命烈士的代表作品。整部小說以明暗兩線展開，明線敘述了華家父母買人血饅頭為兒子治病的經歷，暗線敘述了革命（啟蒙）先烈夏瑜被施予死刑，他的血被做成人血饅頭賣給華家的故事。從情節上來看，前三節與第四節之間具有時間上的斷裂，第四節跨越到了未來的某個清明，交代了華小栓最終不治而亡的悲慘結局以及兩位母親在墓地偶然相遇，這和前三節的故事空間是分離的。從美學角度來看，這個結尾融匯了明線暗線，並且形成了整部作品的悲劇性高潮。這樣的處理當然是魯迅出於藝術性的考量而故意為之的，但是在此之外，這一結尾的虛構性也不容忽視。如果敘述人在前三節講述了一個「真實的」、「現實的」故事，那麼最後一節就顯得不那麼「現實」，而是充滿了刻意的虛構與情節設置。夏四奶奶和華大媽的相遇就像是敘述人刻意安排的，在現實中哪有那麼巧合的事呢？可以說，結尾的偶發性與偶然性和之前營造的現實必然性呈現出反差，給人強烈的虛構感。

當然，這種刻意的虛構也是魯迅的現實主義創作策略之一，他試圖用這種虛構構建出一個符合或然律的「第二現實」，以此讓讀者在冥冥之中感覺這一切的確「可能」發生，進而引人反思。申丹老師就認為，文學話語構建的話語世界是一種「第二現實」（或稱為「新的現實」），能產生讓人信以為真的力量。同樣，瑞恰慈認為文學話語在本質上雖然是一種「偽陳述」，但是得益於「述行語」的現實指涉功能，文學話語得以建構出一個虛擬的話語世界。如果說現實世界是按照一種必然律建構起來的話，那麼「第二現實」就是按照或然律以及必然律建構起來的。這正如「詩比歷史更真實」的名言所揭示的，正因為詩歌（文學）比歷史富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文學的世界才擁有生生不息的強大動力。

同樣，《葯》的結尾為我們構建了一個符合「或然律」的「第二現實」，我們從文本中就可以看出：

西關外靠著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塊官地；中間歪歪斜斜一條細路，是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卻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邊，都埋著死刑和瘐斃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叢冢。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宛然闊人家裡祝壽時的饅頭。

西關、城根、官地，開頭一句話就用晚清城鎮的落寞景象建構出一片蕭瑟、凄涼的空間，而歪歪斜斜的一條細路則顯示出墓地的「陰冷」與「鬼氣」。此時，巧合的一幕出現了，這條路的左邊是死刑犯的墳墓，右邊是窮人家的墳墓。這樣的空間布局為下文埋下了伏筆，自然讓讀者聯想到了夏瑜與華小栓。在這陰冷荒蕪的墓地中，明線與暗線的交匯即將展開，故事的高潮即將到來。

之後，我們看到「華大媽已在右邊的一坐新墳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飯，哭了一場」，而「小路上又來了一個女人，也是半白頭髮，襤褸的衣裙；提一個破舊的朱漆圓籃，外掛一串紙錠，三步一歇的走」。通過華大媽的哭泣，我們印證了華小栓已死的猜測，而那另一個白頭髮女人，十有八九就是夏四奶奶了。果不其然，下文的一聲「瑜兒，他們都冤枉了你」說明了一切。至此，隱含作者在這虛構的「第二空間」中安排了兩位母親的偶遇，而這一次偶遇也成為小說的高潮。一方面，華大媽痛失愛子，人血饅頭被宣布無效，這寓意著傳統、迷信的破碎；另一方面，夏四奶奶仍然無法理解兒子為何而死，象徵革命者（啟蒙者）不被庸眾理解的厄運。兩條線索交匯於兩位母親對兒子的傷痛與悼念之中，融為一體，構建出一個充滿悲劇色彩和美學深度的「第二現實」。

二．「第二現實」與真實世界的映射關聯

正如前文所言，作為啟蒙者的魯迅在創造「第二現實」的同時不忘「第一現實」(也就是現實世界)，而「第二現實」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改良現實、喚醒國民精神，因此，「第二現實」與真實世界構成一種「映射」的關係，以此讓我們由此及彼地感受到隱含作者對現實的揭露以及他在種種詭譎意象背後所要表露的深層含義。

就意象方面而言，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墳頂的花環和枝頭的烏鴉了。夏四奶奶在夏瑜的墳頭髮現了一圈紅白相間的小花，它們「也不很多，圓圓的排成一個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齊」。明明是自然生長的花朵，卻顯示出一種人為的規則和造型，而這一點點紅色更是與整個結尾的陰涼氛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實，這一圈紅白小花正像一圈象徵榮譽的花環一樣戴在了夏瑜的頭上，形象上的相似性構成了一種隱喻，蘊含了隱含作者對夏瑜的敬意。當然，這種敬意更是針對革命烈士秋瑾的，因為「夏瑜」即為「秋瑾」的化身:「夏瑜」諧音「夏逾」，就是夏天已經過了的意思，而「秋瑾」又讀若「秋近」，意為秋天即將到來，因此，「夏瑜」和「秋瑾」基本就是同一個意思。其次，秋瑾遇害的地點為紹興軒亭口，這也和夏瑜行刑的地點「古口亭口」不謀而合，只不過隱含作者省去了一個「軒」字，表明這是他虛構出來的「第二現實」。對魯迅來說，秋瑾遇害意味著革命的失敗以及啟蒙的失敗，而一旦革命先烈沒有人紀念，那麼他們就是真的死了。於是，「第二現實」中的這一圈小花就映射了隱含作者對革命先烈的緬懷以及對革命失敗的惋惜。同時，又透過夏四奶奶對小花的不解，我們看到普通民眾對革命/革命者的不解，他們不能真正理解革命的必要性，就像關在鐵屋裡的人們一樣，看不清現實。

同樣，烏鴉的意象也蘊含了魯迅對革命(啟蒙)的反思。日本學者丸尾常喜就認為，《葯》里的烏鴉象徵了「雖然背負著自身的不孝與母親的悲哀，但仍堅韌地走向前的『孝子』們意志的象徵」。他以《羅卜描容》和「烏鴉為孝鳥」的觀點為依據，從民俗學的角度驗證了烏鴉的象徵意味，並通過這樣的分析將結尾的張力充分展現了出來：一方面是「小我」的盡孝和戀家，另一方面是「大我」的革命和救國，在烏鴉的顯靈與飛去之間，「為己」和「為他」的張力與矛盾鋒芒畢現。最終，烏鴉還是飛走了，由此映射「革命」的決心是多麼堅決。由此，作為一個虛構的意象，烏鴉在「第二現實」中同樣映射了魯迅對革命烈士捨生取義的敬佩與讚揚，雖然這種捨生取義的選擇是無比艱難的，但是唯有如此強大的意志與毅力，國民啟蒙才有希望。

三．兩種現實的交融——隱含作者的創作倫理

「第二現實」的虛構為文本闡釋提供了多種可能性，也促使讀者積極反思「第一現實」的種種弊端，進而達到啟蒙的目的。正如盧卡奇所言，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在根本上具有「反映現實又超越現實」的雙重作用，而喬納森·卡勒也認為文學是「意識形態的手段，又是使其崩潰的工具」。因此，魯迅的創作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現實主義創作觀的反映，而且他是有意秉持這種創作態度的，力爭以「遵命」為己任，將自己的文學定義為「遵命文學」，把啟蒙國民精神作為自己的使命。在《葯》的結尾，「第二現實」所起到的效果正是如此，它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映射現實而達到啟蒙，通過讀者的反省而達到抗爭。

首先，和魯迅的其他作品相似，《葯》的矛頭直指革命的有效性與正當性。不管是對故友范愛農（作為一個平凡革命者）的同情，還是對於秋瑾的敬意，魯迅始終表現出一種負罪感和愧疚感，這兩種情感來源於「能救而不能救」的惋惜，即作為啟蒙者的魯迅認為自己應當警告這些主張暴力革命的激進分子，但最終沒能阻止他們的流血犧牲。在康大叔講述夏瑜被捕經歷的時候，眾人都以為夏瑜是「瘋子」，他的反抗是「不得了」的，這一方面體現了庸眾對革命的無知，另一方面體現了隱含作者對革命犧牲的反思:這樣的暴力革命真的有效嗎？用一己之力捨生取義真的能讓大眾啟蒙嗎？帶著這樣的思考，隱含作者其實是在同情革命者，更是在質疑革命的有效性。這種質疑一直蔓延到小說的結尾，在夏四奶奶上墳的時候，她仍然認為夏瑜的死是因為「他們都冤枉了你」。可見，轟轟烈烈的反抗即使在最親的家人眼中還是無法被理解的。大眾對革命的無知以及革命者對革命事業的決心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由此展現出革命的悲劇性。暴力革命的結果或許只能在傳統秩序中激起一時的漣漪，而一旦革命的呼聲消退，傳統秩序的回歸又必然把啟蒙的聲音湮沒。在此，魯迅對暴力革命是抱有質疑與批判的。

其次，作為魯迅小說中老生常談的話題，庸眾、看客的形象在《葯》中也是頻頻出現，這也構成了魯迅通過「第二現實」對現實世界的批判與反抗。在夏瑜行刑的時候，敘述人描寫道：

一眨眼，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那三三兩兩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進；將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個半圓。……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

不管是《示眾》、《復仇》還是《阿Q正傳》，這種看熱鬧的人群總在魯迅的作品中出現。正如安敏成在《觀察的暴力》一文中認為的，「人物有時是懲罰、示眾的對象，但更常見的情況是，他們在中國文化書寫形式的威懾下屈身就範」。庸眾承擔了「看」的角色，而革命者處於「被看」的地位，人群都把死刑看成表演，卻沒人意識到被殺的正是自己的啟蒙者，全都袖手旁觀。在選段中，敘述人用「潮一般」、「彷彿許多鴨」的隱喻惟妙惟肖地展現了看客的麻木與愚昧，帶有強烈的諷刺意味。從這種諷刺性的修辭可以看出，隱含作者對庸眾是持有批判態度的，並且，這種批判態度中也包含了他對犧牲者的同情，因為，不被人理解的英雄也就失去了犧牲的意義和價值。無獨有偶，在茶客們聽康大叔講述夏瑜遇害的時候，敘述人用「滿座的人」、「恭恭敬敬」等字眼來形容看熱鬧的眾人，其諷刺性也可見一斑。甚至在小說結尾，夏四奶奶自己都不知道兒子為何而死，只能相信他是被冤死的，可見，就連革命者的親人都不理解他們的犧牲，那又如何指望更多的人認識呢？

四．結語

綜上所述，《葯》的結尾為我們虛構了一個「第二現實」。這種「第二現實」以兩位母親的偶遇為契機，通過紅白相間的小花、烏鴉等意象映射出隱含作者對現實世界的反思與批判。這種批判一方面是對於革命/啟蒙有效性的反思，尤其是魯迅在懷念秋瑾的同時對暴力革命本身的質疑；另一方面又是對庸眾、看客的批判，麻木與愚昧的國民性透射出民眾對革命/啟蒙的不解。由此，魯迅通過「第二現實」成功地批判了「第一現實」，讓讀者在閱讀之中產生批判性的思考，達到了「創造現實，批判現實」的現實主義創作倫理，也達到了「遵命文學」所要求的啟蒙目的，力圖喚醒落後的國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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