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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帥醫事觀察:我們怕的不是流感,而是被拋棄的無助

昨天,《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之下,瀰漫醫圈的是防治流感的醫技角度。但在媒體圈,又生產貢獻了哪些觀點?本文告訴你答案。

澎湃新聞對此認為,輕視流感是公共健康意識的短板。這篇社論善意的提醒,絕不能輕視流感的危害,它可能是致命的,而這一點在公共知識體系中往往存在盲區。在輿論場中,需要提醒公眾重視流感防治,同時也需要公共衛生政策發力。在這波冬季流感的爆發期,公眾不應該恐慌,也要防止謠言炒作、不實信息造成二次傷害,所以,更需要權威聲音及時應對民間的焦慮和疑惑。宣傳流感的預防知識,提高疫苗接種率,以及傳播看似普通的勤洗手、戴口罩等公共衛生常識,都有助於抵禦流感疫情、緩解醫療機構的診療壓力。

《南方都市報》發表《中年危機版的流感啟示錄》評論,作者尼德羅說,這篇文章向我們展示了就醫既是一個專業知識的問題,但又不是一個專業知識的問題,而是一個與社會資源的分配,包括具體到醫藥制度改革的社會關係問題。文章總結四點啟示:1.流感患者需要隔離和休息;2.作者動用了算不上淺薄的人脈關係,用於各種轉院、買葯事宜。他在感激醫護人員盡職盡責的同時,卻發出了絕對不讓孩子學醫的感慨。他的這一點感慨正中醫護人員下懷;3.當70、80後開始面臨父母可能離去的現實中,很多人並沒有建立起臨終關懷的意識。包括與患者的溝通,在選擇治療方案時,作者夫婦幾乎算得上是一對看起來負責任,但實際上缺乏知識和觀念的晚輩;4.異地結算報銷制度的艱難推行,使得很多跨省旅居的老人根本沒辦法享受醫保。作者是北京典型的中產階層,名牌大學金融碩士,有房有車,現金流可觀,但即便如此,遇上了ICU一天2萬元的開銷,能堅持的時間也就幾十天。

《人民日報》看到的角度是心理建設!其公眾號發表作者署名為劉念的評論《「流感下的中年」,讓生命與生活都更堅強》。文章說,此文引發廣泛共鳴,正是擊中了人們心中綳得最緊的弦,折射著時下瀰漫的中年焦慮、中產焦慮。作者分析,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已經是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美好生活,必然包括了對於未來的穩定預期;換句話說,就是焦慮感的消除。說到底,這還是需要用平衡且充分的發展來解決。目前看來,解題或許還任重而道遠。比如,在文中我們看到醫生的敬業與努力,卻也看到優質醫療資源的短缺,床位、藥品,甚至花錢也難以保證。如何豐富公共產品的供給,如何進一步提高保障水平,如何增強家庭和個人的抗風險能力,都是需要破題之處。最後的結論是——這或許也在提示我們:讓整個社會充滿生機,讓一個時代安寧和諧,正需要讓每一個生命都堅強、讓每一段生活都堅固。這正是:治癒「流感焦慮」,仍須改革發力。

《人民日報》旗下的海外版則追問——是誰「打垮」了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作者說,由此來看,「相信科學」、尊重理性似乎應該成為該篇文章帶來的主要思考,尤其是在一個現代社會。這或許也是中國在邁向一個現代社會過程中必須經歷的「陣痛」。

《光明日報》旗下的光明網繼續追問:讓「北京中年」感慨的僅僅是流感么。文章認為,這篇語言平實的記錄文字,幾乎不用剪裁便可成為2017—2018年流感的一個社會剪影。當我們手擎閱讀設備目過行行文字時,難道不正是通過自己手中的水晶球,看到了些許自己的未來了么?作者分析,在醫療體系大環境下的順從和無奈;在家庭小環境下的任性和固執,都顯出了個體在大環境下對自己命運的失控,和在小環境下對自己身體認知的錯位。這種失控和錯位的可怕之處,還在於這個體系或系統中的操作者,甚至也對此無能為力,對那些寄生在這個體系和系統邊緣的揩油者,就更有理由假裝無視。中年人的父輩正在紛紛步入這個非由個人可以把握的系統當中,聽憑命運的失控。而中年人乃至年輕人,在可見的未來,可能也不得不步其前輩的後塵而將自己的命運交付給這樣的體系或系統。這樣體系和系統,可能在插管、人工肺(ECMO)等等技術上和設備上進步神速,但也可能同樣改變不了一個個體生命在這個體系或系統中的坐標。不是么?文章提醒,對於中年人、尤其是那些經濟實力不如甚至遠落後於上文寫作者的中年人來說,如何改變和改善幾乎註定要去經歷的人生過程,確實是一個躲不開的大問題。

將這種提醒發揮到淋漓盡致的是冰川思想庫,這是一個知名媒體人集結的自媒體平台。在這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刷屏 焦慮的你該如何減壓?》的評論中,作者今綸很務實的支招——焦慮的中產家庭如何減壓?不是說心理上減壓,是指如何採取切實的措施,把各種可能的負面的因素盡量壓縮在最小範圍內。作者認為,解決了財務、健康、人脈以及教育問題之後,做個安穩的中產應該問題不大,並且分享了自己關於這幾個問題的資源建設經驗。結語是:階層提升之後當然也有壓力,但是選擇更多,面對的問題的層級也完全不一樣,那已經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不可同日而語。

作者江玉樓在搜狐三條自媒體頻道發表評論說,這是寫給中產的一份「醫囑」。文章分析,這個復盤的結果,是讓人心驚膽戰的。許多讀者也許不是中產,但讀後感是一致的:感到脊背冒冷汗。他們不得不承認,如果這樣的「流感」或相似嚴重的大病臨頭,他們同樣沒什麼勝算。正是這種痛苦的提醒與認識,讓他們產生了共鳴,它是共享的哀鳴。作者說,《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不只是顯示劑,藉助共情訴求,激發出中產階級的存在感,也是一位過來人寫給所有人生的一份「醫囑」。它的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努力地結識醫療資源,關鍵時候會救命;努力地進行財險安排,精準分擔財務壓力;努力學習臨終護理與臨終安排,不留遺憾。

觀察者網窺見的卻是中產新市民的看病難。《流感下的中產新市民》一文中,作者認為,我們的中產「新市民」多從事體面的高薪工作,「現金流」大。但是因為房貸和諸多消費主義陷阱,他們「能賺會花」,儲蓄率較低,「凈值」低,抗風險能力差。同時,他們多數出生於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之後的小家庭,養老育幼的負擔較重。因此,對重大疾病的焦慮成為了新市民心中的一塊隱痛。這篇走紅「文章」暴露了新生社會階層的痛楚。中產階層自豪的現代生活方式一夜之間打回原生態。平日里各種高大上的市場經濟生活準則、「契約精神」變成了托關係、找門路。信息發達並沒有帶來靠譜的管家、幫傭,只能提供作者文中出鏡多次的某品牌網約車。照顧病人和期間家事操勞最重要的「人手」不是靠社會與市場提供的服務,而是多虧了黑龍江老家關係不錯的親戚遠道而來。平常大家都嫌棄「關係社會」,但是當病人急需獻血救命的時候,提供幫助最多的是「單位」這個帶著舊時代色彩的社會組織。離開了家鄉,離開了「家族」、「單位」、「街道」等舊的社會組織,「新市民」難免「原子化」。 人際關係疏離化、個人與公共世界的疏離;規範失靈,社會道德水準下降,必然是困擾了這一代人的苦惱。

中青報評論員曹林更敏感於寫作技術層面的分析。他在自己的個人自媒體發表評論《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真實衝擊遠勝任何妖艷爆款》。文章說,建立在抽象故事上的爆款敘述,只能製造抽象的焦慮,這種抽象焦慮在一月三次的爆款消費和流量收割後,只能沉澱為一種憤世嫉俗的情緒,變成空洞的牢騷、瀰漫的戾氣和自我強化的「喪」。這時候,更凸顯出真實記錄的力量,有人看完「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後說:上次看到類似的文字,是范雨素。生活不需要添油加醋哭天搶地,白描,就已經足夠令人窒息。

我的同行鄭山海醫生在《新京報》發文說——別把《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解讀成一個「流感患者的宿命」。他從專業角度提醒,不要借題發揮。當然他還帶來了好消息,作者援引權威機構的信息說,困擾了我國廣大地區的冬天流感,像一波洶湧的浪潮,已經開始退潮了。但我們依然要樹立良好的衛生觀念,避免感染流感病毒。

人是觀點的產物,人不同,所以觀點感受不一樣。

《流感下的北京中年》,醫界和非醫界的觀察視野截然不同,這就是完整的生活。

非醫者了解醫者的專業主張和建議,這是受益的,我們容易看得清楚。

但醫者了解非醫者不專業的主張和建議,難道不重要,不會因此受益嗎?這一點卻太不容易看明白。

除非我們願意放下高傲的頭顱,否則永遠不能看明白第二點。

我們怕的不是流感,而是被拋棄的無助。我願意用這句話,來給這個公共事件划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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