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稱讚的紅色福爾摩斯，粉碎戴笠「死間計劃」

原標題：毛澤東稱讚的紅色福爾摩斯，粉碎戴笠「死間計劃」

作者：孫喦

1943年春，軍統在重慶白公館舉辦「延安死難烈士追悼會」，蔣介石親自參加，戴笠痛哭流涕，哀悼打入延安被中共捕獲的44名軍統特工。

電視劇《風箏》中也表現了戴笠哀悼在延安落網的軍統特務的情節，但是把潛入延安的軍統特務被一網打盡，說成是曾墨怡和鄭耀先獲取了潛伏的特務名單。但實際偵破這個「延安反特第一案」的，是中共陝甘寧邊區保衛處。

具體指揮破案的，是時任陝甘寧邊區保安處保衛部部長布魯。

布魯原名盧茂煥，出生在海南島一個漁民之家，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瓊海工農紅軍。瓊海紅軍失敗後他流亡印尼馬來亞等地，在共產國際領導下從事地下工作，1930年擔任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化名「布魯」，是馬來語「螺絲釘」的譯音。

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中共既要應付國民黨在陝甘寧邊區公開活動的很多棘手情況，又要防範和偵破國民黨特務暗中滲透和破壞活動，非常需要能夠在這種複雜環境下偵查破案的人才。布魯1936年回國，因為他有在海外複雜環境中從事地下工作的經驗，被選拔到陝甘寧邊區保安處負責偵查工作。

布魯有華僑經歷，穿著打扮很洋派，在延安顯得很與眾不同。他的工作和思維方式也與眾不同：用人不多考慮出身和背景，而是在直接接觸過程中悉心觀察和分析其人品能力，只要他認為對革命事業有利，對破案有利，什麼樣的人都敢用，什麼別出心裁的方法都敢用（1951年1月布魯任廣東省公安廳長時被誣陷入獄，「喪失階級立場、包庇重用壞人」是主要罪狀之一，僅廣東港澳地區受他株連的公安幹部就有一千多人）。

布魯「對案件和對人的觀察都進行一種心理把握，不僅是鬥智，而且是一種精神上的偵察與征服」[呂璜(布魯夫人)，《紅色福爾摩斯的遭遇》]。他又善於從細微處發現揭示事件真相的關鍵，對錯綜複雜的案件總能找到最佳的突破口，還往往採取出人意料的方法，具有福爾摩斯般出色的觀察、推理和行動力，被毛澤東贊為「延安的福爾摩斯」。

一、假扮中統巡視員

1939年春，陝甘寧邊區保安處抓獲一名以《中央日報》記者身份做掩護的中統特務，審訊得知其任務是巡視邊區各縣的國民黨黨部，傳達反共方針，布置中統特務配合國民黨軍蠶食邊區。

當時陝甘寧邊區名義上受國民政府領導。國民黨不僅參與邊區政務，還在邊區地、縣設有黨部等機構，成為插入中共根據地的釘子。中共需要在國共合作的大前提下，不落人口實地拿到這些國民黨機構「破壞國共合作」活動的證據，以便在合適的時機拔掉這些釘子。

尋常方法很難在這種兩難狀況下拿到證據。邊區保衛部長布魯想出了計策——他假扮這位被捕的中統巡視員巡視了邊區7個縣的國民黨黨部。布魯皮夾克、呢大衣、黑皮鞋，一副金絲眼鏡，氣派非凡。邊區各縣的國民黨黨部絲毫沒有對他的「冒牌」起疑，都畢恭畢敬地彙報工作，奉上特務工作報告。

布魯假扮中統巡視員的事，受到中共社會部（主管情報和保衛工作）部長康生的嚴厲批評，說他擅做主張，對友黨搞化裝偵查，不考慮政治影響。

布魯雖沒有因這件事受處分，但讓康生對他有了成見。

布魯在馬來亞時，曾奉共產國際命令去刺殺一名叛徒，安裝炸彈時意外爆炸，失去了左手。1943年康生主導開展「搶救失足者運動」，說布魯失去左手是「王佐斷臂打入革命隊伍」，有敵特嫌疑，將他下放到綏德。

1941年1月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布魯在1939年拿到的邊區國民黨機構破壞國共合作的證據，為中共反擊國民黨掀起的反共高潮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共拿出這些證據，揭露國民黨一貫破壞國共合作的行為，並以此為根據，驅逐了國民黨在陝甘寧邊區各個縣的公開機構。

圖、1937年初，斯諾、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和布魯（右）在延安

二、智破隴東奇案

1942年慶陽縣大旱，陝甘寧邊區政府在財政極其緊張的情況下撥出800萬邊幣救災款（1942年2月至6月，邊區政府總共才發行了1000萬邊幣）。這筆賑災巨款卻在慶陽縣政府被竊，引發民眾對邊區政府的不滿和不信任。

縣保安科查找偷錢的嫌疑人，最後落在縣民政科的李科長和縣政府的李秘書身上，將二人收押。李秘書和李科長又相互指控對方偷了賑災款。

慶陽縣的羅副縣長交給保安科一封信，說是在李秘書辦公室找到的。縣保安科一檢查，是拼貼成的給國民黨特務組織的聯絡信，字是李秘書的筆跡，就將李秘書作為敵特和盜竊犯逮捕，將李科長無罪釋放。

這時布魯到慶陽視察工作。他反覆研究這封「特務聯絡信件」，發現了疑點：如果信是李秘書拼貼的，怎麼會用自己寫的字？

布魯又問清楚了李科長和李秘書同住一間窯洞，羅副縣長是李科長的連襟。他追究審問，查明是李科長偷了賑災款，偽造了這封特務聯絡信，想栽贓給李秘書，而主意是羅副縣長出的。

偵破這個案件，讓布魯有了「延安的福爾摩斯」的美譽。隨著他又偵破了不少疑難案件，延安福爾摩斯的名聲廣為流傳。

圖、「紅色福爾摩斯」布魯

三、延安反特第一案

1941年初，軍統特務吳南山受派遣回到家鄉陝甘寧邊區的慶陽縣，在隴東中學做教員。他回到慶陽縣不久就向中共投誠，被慶陽縣保安科發展為兩面間諜。

1941年10月，吳南山去延安開會回來，路上碰見了剛潛入邊區的祁三益，是他在軍統漢訓班的爆破教官，正準備去延安。

吳南山立即報告了邊區保安部門。

邊區保安處接到報告後，布魯第一時間趕到慶陽，了解案情。

抗戰期間，國民黨的軍統和中統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共根據地、特別是陝甘寧邊區派遣特務。由於中共安保措施嚴密，這些派遣特務很難通過邊保的檢查站進入邊區；即使進入邊區，也很難通過邊保部門的政審打入中共內部。

後來叛逃到國民黨那裡的中共元老張國燾給戴笠出主意——從陝甘寧邊區招收要求抗戰的知識青年，經過訓練後，可以順利通過檢查站回到家鄉，在家鄉又比較容易通過政審，從而打入中共內部。

戴笠按照張國燾的主意，1939年9月在臨近陝甘邊區的漢中辦了一個特訓班（漢訓班），招收陝甘寧邊區的知識青年，由曾經潛入延安的李國棟等人傳授打入中共內部的經驗，再派遣回邊區（李國棟是沈之岳在漢訓班的假名。沈之岳1940年又潛回延安，在抗大任教。他因為不與其他特務聯繫沒有暴露，在中共邊區保安處破獲漢訓班「死間計劃」前，於1941年春逃回重慶）。

吳南山和祁三益就是軍統從陝甘寧邊區招收的知識青年。吳南山是漢訓班第4期的學員；祁三益在漢訓班第1期畢業後做了爆破教官，號稱「爆破大王」。

因為向中共派遣間諜比向日偽派遣間諜更加困難和危險，因此軍統內部把派遣打入中共的間諜稱作「死間」；把專門培訓打入中共間諜的漢訓班稱作「死間訓練班」（電視劇《偽裝者》中軍統對日軍的「死間計劃」是借死間之名虛構的）。

這是中共初次掌握軍統漢訓班的情況（1955年解放一江山島，繳獲了軍統文件，才查明漢訓班共辦了9期，培訓特工600餘人）。

布魯帶領邊保人員，趕到隴東富縣秘密逮捕了祁三益。經過做工作，祁三益投誠成了邊保的「反間」。

據祁三益交代，漢訓班培訓的特務已陸續打入了中共中央軍委情報局、邊區保安處、中共陝西省委等要害部門。戴笠派出趙秀、李春茂、楊超和祁三益共4名聯絡員，要把潛入邊區的特務串聯起來，搞大的行動。

這是國民黨特務首次成規模地打入中共內部，驚動了中共最高層。毛澤東親自聽取彙報。康生和李克農指示：漢訓班的培訓課程不止有情報，還有破壞內容，有爆破、暗殺、下毒、游擊等，如果不能及時破獲，對根據地的危害會很大。

圖、布魯、呂璜和兒子

幸而戴笠急於貪功，改變「打入要害、長期潛伏」的死間方針，在1941年要把打入中共內部的特務串聯起來搞「大行動」；而布魯以過人的敏銳抓住了這個突破口，制定了用間、反間、反反間的破案方案：

1.用間，用祁三益找到了另3名軍統聯絡員；

2.反間，用已控制的特務對軍統進行反間，偵知了新派遣的死間特務情況；

3.反反間，反順序操控投誠的特務，隱藏最重要的兩面間諜，以長期對軍統用間。

邊區保安處由此掌握了潛入陝甘寧邊區的全部4組軍統特務，於1942年10月，將32名「死間訓練班」培訓的特務全部抓獲。

直到1943年春，趙秀逃回軍統方面，戴笠才得知「死間計劃」打入陝甘寧邊區的特務已被中共邊保部門一網打盡。於是有了軍統舉辦「延安死難烈士追悼會」，戴笠痛心疾首的一幕。

偵破這一大案，毛澤東讚揚說：「這個布魯真是我們延安的福爾摩斯！」還說：「我們需要布魯這樣的人，有十來個就好了。」

偵破漢訓班大案後，布魯又偵破了軍統陰謀刺殺毛澤東等大案要案。建國後布魯任廣東省公安廳長，1951年蒙冤入獄，1972年被折磨致死，1980年平反昭雪。布魯在陝北綏德時的戰友寫了紀念文章，並為布魯題詞：「紅色福爾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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