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春節」的褒與詈
趙勇按
節日是對日常生活的中斷。一年四季，我們或者三點一線，或者朝九晚五，運行在一個固定的軌道上。然而，一遇節日，這種庸常的生活立刻土崩瓦解。
在中國，春節就是這樣的節日。或者也可以說，如今恐怕只有春節才是這樣的節日了。
這樣的節日對於我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能否在名家名作的春節中撫今追昔，讀出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五位作者似乎正是帶著這樣的思考進入到問題之中的。耿弘明把視線投向遙遠的前現代社會，在古詩詞中玩味著團圓的渴盼、儀式的力量和時光的滴漏。范語晨與曾子涵則不約而同地聚焦於前現代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期，前者從林語堂、張恨水、張愛玲的作品入手，剖析著「新人」們的舊曆年，尋找著新舊衝突的張力；後者則重點講述魯迅，展示著這位「五四」先驅不同時期過年（或不過年）的心情。高競聞重返中小學語文課本現場，在對比閱讀中既品嘗了名家筆下的年味，也講述著自己長大成人的故事。郭梅則用詩詞歌賦串起了從冬至到元宵節的整個過程，春節因此也被賦形，擁有了自己的美學形式。
而對於我來說，更讓我感慨的其實是范語晨的這幾句表白：「我們在某月某日寒假開始之後，就彷彿暫時告別了一套紀年法，進入傳統的農曆時間中，一直到元宵節前後，再提醒自己關注公曆日期，於某月某日重新回到現代時間當中。」想想我自己，一年之中唯一走進農曆時間的不正是過年這幾天嗎？這其中究竟隱含著怎樣的秘密？
秘密在這裡無法言說的，大家還是先把他們的文章讀起來吧。也順便祝讀者諸君——
新春快樂！笑口常開！
魯迅對「春節」的褒與詈
文/曾子涵
壹
民國時期，出於反封建等文化、政治考量，國民政府曾多次通令廢除舊曆新年，社會也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新舊新年之爭。春節是傳統文化的代表作，作為新文化運動中反封建的主將，魯迅也曾在其一生文字中多次論及春節。然而縱覽全貌，我們會發現，不同時期魯迅筆下的「春節」是不一致的。
魯迅筆下的「春節」始於1901年庚子除夕之夜，被保存在二弟周作人的日記里。據周作人記載：「夜拜像，又向諸尊長辭歲，及畢疲甚。飯後祭書神長恩，豫才兄作文祝之，稿存後，又閑談至十一點鐘睡。」這篇祭書神文全用騷體文言寫就，文采斐然，似乎預示著一個未來文學家的誕生。文章中，魯迅不祀錢神而敬長恩書神，所用貢品也是「寒泉冷華」。其中「寒泉兮菊菹，狂誦《離騷》分為君娛」一句，頗有魯迅此時所用自號「戛劍生」之意氣書生的風采。晚清祭神的風氣很盛，此時的魯迅接受新式教育時間尚短，不能免俗也是自然。對於此時的魯迅來說，春節大抵還是一個值得慶祝的節日，是一年的了結與新生。躊躇滿志的少年書生，也會展望來年，也會希望「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購異籍以相酬」。
（經典插圖「閏土和猹」）
1912年民國建立，孫中山通令各省改用陽曆，傳統的「元旦」被安置在陽曆1月1日上。雖然並沒有嚴格廢止舊曆，但新舊新年並立已成定局。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春節作為傳統封建文化的「國粹」，受到了進步人士的廣泛批判。這種批判主要圍繞「靡費財力、損害健康以及養成人民的劣根性」（忻平，張坤：，《江蘇社會科學》，2014年第二期，第241-249頁）三宗罪展開，關注的重點是「春節」本身的性質與內容。魯迅也批判春節，他曾在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旗幟鮮明地表示：「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這一時期魯迅關於春節的文字主要見於其代表作《祝福》。小說中，魯迅詳細描寫了江浙地區的「祝福」習俗，使這篇文章具有了很大的民俗價值：
「殺雞，宰鵝，買豬肉，用心細細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裡浸得通紅，有的還帶著絞絲銀鐲子。煮熟之後，橫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這類東西上，可就稱為『福禮』了，五更天陳列起來，並且點上香燭，恭請福神們來享用；拜的卻只限於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買得起福禮和爆竹之類的，——今年自然也如此。」
魯迅的視線越過了「春節」，看向了習俗背後文化的殘酷。誠如《狂人日記》之中的狂人，他打開了「春節」這本書，看到的是眾人煙花般醉醺醺的快樂之中的「吃人」。祥林嫂是一片祥和中被吃個體的代表，她是一個傳統婦女，勤勞、善良而堅毅，力氣比男人還大，哪怕死了丈夫、被婆婆賣到深山之中，她也在隱忍而堅強地生活著，像極了中國千百年中踽踽而行的黃牛。可是僅僅因為改嫁過，祥林嫂就被社會毫不猶豫地拒之門外，哪怕這個錯誤本身與她無關。在改嫁的那一剎那，她就註定「不潔」，註定與純潔的「祝福」無關，從而也就註定了最終的死亡。「祝福」是全社會的大歡喜，而這大歡喜卻是建立在無數個體悲哀的基礎上，因為只有枉顧了個體的生存意志，社會才能被捏合成歡天喜地的圓。
（祥林嫂）
這一時期的魯迅遵循著國民政府的通令不過春節，所謂佳節的休閑與娛樂也無非就是游廠甸與訪友，這些事他在平時也常做。他又是一個工作狂，從不會因佳節便廢止自己的工作，如《故鄉》和《祝福》就是在1921年和1924年的春節期間完成的。但不在意春節並不意味著完全不過春節，就魯迅而言，過與不過春節，主要取決於親人是否團聚。1917年，周作人來京，1919年，母親和朱安又被魯迅接到了北京八道灣的住所，一家團圓。很明顯，家人的到來讓魯迅非常高興。1920年的除夕之夜，魯迅一向清清冷冷的日記中罕見地多了溫熱的幾筆：「晴。休假。舊曆除夕也，晚祭祖先。夜添菜飲酒，放花爆。」然而好景不長，這份愉快的心情在1923年與周作人的矛盾中走向了盡頭。1924年的除夕，被趕出了八道灣的魯迅「飲酒特多」；1925年除夕「自午至夜譯《出了象牙之塔》兩篇」。那次風波對魯迅的影響顯然是非常大的，此後數年，魯迅又恢復到了原來那種不過春節的狀態。對於這一時期的魯迅而言，春節就像「祝福」，而他自己就像「祥林嫂」，只是他從不抱怨罷了。無論是與朱安的婚姻還是與弟弟的矛盾，這些都不是魯迅的過錯，然而他卻殊途同歸地失去了愛。「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魯迅在春節中窺到了孤獨與悲哀。
（周作人）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南京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了中國。自詡為中華民國正宗繼承者的國民政府接過了權柄，也接下了反春節反舊曆的接力棒。南京國民政府不僅以行政手段徹底廢除了陰曆，還在放假、收稅等政策上嚴格限制春節。1931年，上海市「舊曆新年，各界一律不得休業，以期提倡國曆，轉移人民習尚。」（，《申報》，1931年2月15日）從1927年年底始便生活在上海的魯迅顯然對這一系列專橫的行政命令不甚滿意。倒不在於過不過春節，主要是他認為純粹的行政命令就像晚清時期的政治改革一樣沒有深入到文化中，純屬治標不治本。在1930年的《習慣與改革》一文中，魯迅重點討論了這件事，他說：「倘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於存於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岩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 重要的並不在於春節本身，而在於春節背後的民眾心理。倘若民眾心理一直停留在封建社會得不到改變，那麼無論怎麼強推改革，結局也只能是「改革一兩，反動十斤」。事實也的確如此，在這一年，陰陽合璧的曆書在市面上又悄悄地橫行霸道了，因為不這樣就賣不出去。魯迅的各種預言總是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最終得以實現——儘管他自己都頂希望這些預言會失算。
1927年10月，魯迅來到上海，並正式與許廣平建立了一個「相依為命，離則兩傷」的家庭。1929年周海嬰的出世以及三弟一家在上海的陪伴，更是讓魯迅感受到了久違的快樂與幸福。他又一次找到了家庭的溫暖，漸漸扭轉了心態，並開始對代表著團圓的春節有了隱隱的期待。1933年的除夕之夜，魯迅寫道：「舊曆除夕也，治少許餚，邀雪峰夜飯，又買花爆十餘，與海嬰同登屋頂燃放之，蓋如此度歲，不能得者已二年矣。」1931年1月，左聯五烈士在參加共產黨的一次集會被捕，與五烈士之一柔石關係很好的魯迅自然也遭到了通緝。1932年，日軍又進犯上海，這兩年的春節魯迅都是在避難中度過的。或許是久經離亂，又或許是身體日漸虛弱，魯迅越來越珍惜這些來之不易的幸福。1934年春節期間，魯迅專門寫了一篇小文《過年》。這篇署名「張承祿」的文章中，魯迅坦誠地說：「幾經防遏，幾經淘汰，什麼佳節都被絞死，於是就覺得只有這僅存殘喘的『廢歷』或『古歷』還是自家的東西，更加可愛了。那就格外的慶賀——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話，輕輕了事的。」他還說：「我不過舊曆年已經二十三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
他太累了。他的一生，奔波是常態，安穩偶爾也會有，但都是帶著澀味的。這種澀味與時局有關，也與他自己脫不開干係。幼時的遭遇造成了他敏感、多疑而又神經質的性格，這種性格自然最適宜文學，但也對性格的主人最為不利。深夜點燈讀魯迅的文章，常常會疑心面前的燈火是鬼火，這文章的主人也不是人，而是反抗絕望的鬼魂。他太累了，以至於他終於承認，「在實際上，悲憤者和勞作者，是時時需要休息和高興的」，承認自己也需要凡俗的快樂，承認自己也想要回味一些傳統帶來的美好。1935年2月3日給友人黃源的信中，魯迅興緻勃勃地說：「十多年前，我看見人家過舊曆年，是反對的，現在卻心平氣和，覺得倒還熱鬧，還買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2月4日，他又在給楊霽雲的信解釋了自己「心平氣和」的原因：「蓋終年被迫被困，苦得夠了，人亦何苦不暫時吃一通乎。」
從充滿希望到絕望，再到復歸希望，兜兜轉轉一個大圓，最終又回到了光明的原點。魯迅筆下的春節，隨著其人生階段的不同，也被塗上了不一樣的色彩。
貳
就像《西遊記》里孫悟空的七十二變，有一些東西雖然表面上千變萬化、紛繁複雜，本質上卻不過是同一隻孫猴子的把戲罷了。看完魯迅這些關於春節的文字，我總覺得，他對於春節的態度看似是時時變化、「變臉比翻書還快」，彷彿對於事物沒有一定之見，不過看自己心情好壞，然而事實上，一條不變的脈絡卻是始終貫穿於其中的。魯迅的孫猴子就是他的反抗精神。無論是最終還是最後，魯迅筆下的春節都絕不是順時應景的產物。這個春節長有反骨。
最早的《祭書神文》看似不過是少年懵懂時順時應景之作，但其內在已經蘊含了小小的反抗之苗。傳統社會中，除夕之夜祭禮繁瑣，中國人又常是「見廟就燒香，遇佛就磕頭」，東南西北各路神仙自然是通通不得罪，都得拜一個遍。在眾神之中，魯迅卻偏偏選擇了書神，並為他用心寫了騷體賦文。「絕交阿堵兮尚剩殘書，把酒大呼兮君臨我居」，這固然是天真幼稚的書生意氣，但也有反世俗、反物質的倔強在裡頭。
對於魯迅來說，大體而言，北京時期不是一段太美好的回憶。雖然中途曾有錢玄同和《新青年》的拯救，也曾有親友的團聚，但漫長的頭和尾仍舊被無窮無盡的陰霾包裹著。對於絕望的人來說，歡聲笑語的春節無疑是毒藥。絕望中的魯迅用絕望的手段反抗著絕望，他鐘情的方式除了工作，便是收集舊書、碑帖、拓片，這一愛好在新文化運動之後仍然保留著。1913年舊曆元旦，魯迅「午後即散部往琉璃廠，諸店悉閉」）；1915年正月初二「在攤上買《說文統系第一圖》，拓本，泉二百；宋、元泉四枚，泉四百五十」。《吶喊·自序》中曾說，錢玄同來拜訪魯迅，看到他在抄這些，就問他有什麼意思，他的答案是「沒有什麼意思」。古老的東西沾著泥土，蔓延著冷冰冰的死氣。魯迅不懼怕這些死氣。他願意在滿屋子的墓碑拓片中努力工作，因為這是對死一般生命的無聲反抗。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魯迅的春節好像終於妥順了。他開始變得和普通人一樣，也會放爆竹，也會早早地預備上年貨，但這並不意味著開始理解春節的魯迅就變成了一個庸人。他理解，但他仍然反感著這節日背後的封建和無聊。1934年的《過年》在和藹之餘仍夾著刺：「對於這『歷』的待遇是一樣的：結賬，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馬將，拜年，『恭喜發財』！」 1935年給楊霽雲的信中，魯迅雖說念叨自己「苦夠了」，要「烹酒煮肉，且買花炮」，但後半截話卻是：「況且新生活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我輩小百姓，大可不必湊趣，自尋枯槁之道也。」對國民黨新生活運動的諷刺躍然紙上，彷彿春節既然是強權所禁止的，那他自然也要對著干，將這春節過得開開心心的。在我看來，妥順不是妥協，而是橫眉冷對之外的另一種幽默的不屈服。
叄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他的最後一處寓所上海大陸新村9號逝世，終年五十六歲。他沒有能夠看到1937年的春節。
我們常常會陷入到一個意義問題中：究竟為什麼要過春節？在失去了傳統禮儀約束的現代社會，的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將春節視為一個簡單的假期，其意義不過在於放七天假罷了。反對忽略傳統節日的人會爭辯，說這畢竟是一種文化、一種國粹，如何能數典忘祖呢？其實，這個問題，魯迅早就思考過，答案也早就在1918年給出了：「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一切都是為了保存我們，春節說到底也是因為人而存在的。選擇過春節，是因為這習俗能讓親朋好友能得到團聚的快樂；倘若有一天有一種必要出現，需要我們放棄它，那我想，放棄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既然現在無此必要，倒也不妨暫且「烹酒煮肉，且買花炮」，像晚年的魯迅一樣「柔色承顏，怡怡盡樂」吧。
（日本畫家崛尾純一於1936年為魯迅作的《魯迅先生像》）
（作者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本科生）
本文原刊於《博覽群書》2018年第2期
本篇編輯：曾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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