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夫婦公開信：這些是我們常被問到的10個難題

編者按：2月13日，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夫婦發布了2018年度公開信。作為全球最大私人慈善基金會的創建者，蓋茨夫婦在這第十封年度公開信中選取了最常被問到的10個問題進行解答。他們介紹了蓋茨基金會數百億美元慈善資金的使用方向和成效，分享了向全球輸出慈善時在價值觀碰撞與接納方面的思考。兩人批評了特朗普大幅減少對外援助的「美國優先」世界觀，也希望他能夠更加尊重女性，並在各族群平等方面捍衛美國精神。情人節前夕，這對志同道合的夫婦也分享了伴侶的兩層含義：既是生活伴侶，也是工作伴侶，而我們兩者皆是。

2018年度公開信全文：

我們一直坦言自己具備樂觀精神。不過如今，樂觀精神似乎十分稀缺。

新聞標題中充斥著各種駭人聽聞的消息，每天關於政治分歧、暴力或自然災害的報道層出不窮。

不過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世界正變得更加美好。

與十年或百年前相比，當今世界的健康、安全程度遠超以往。兒童死亡人數自1990年來已經減半，且仍在持續下降。孕產婦死亡人數也經歷了大幅下降。與此同時，極端貧困人口在短短20年內幾乎減半，更多兒童有學可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但是所謂樂觀，並非認識到過去不如現在，而是知道如何使生活得到改善。這才是我們樂觀情緒的真正源泉。雖然在工作中見到過許多疾病與貧窮，也面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但我們也看到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我們向發明尖端工具治療疾病的科學家討教，與不遺餘力地用創新方式為全世界人類謀取健康與福祉的政府領導交談，也在世界各地見到過勇敢而睿智的個體通過發揮想像力，找到徹底改變社區狀況的新方法。

當有人問 「你們怎麼這麼樂觀？」時，我們的回應便是這樣的。越來越多的人問我們這個問題，我們相信自己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這是我們的第十封年度公開信，為表紀念，我們準備回答常被問到的10個難題。我們會儘可能坦率地回答，也希望各位在讀完後能像我們一樣樂觀。

1. 為什麼你們不在美國本土投入更多?

梅琳達：

蓋茨基金會每年在美國本土投入約5億美元，大多用於教育。這個數字十分龐大，但遠遠少於基金會用於援助發展中國家的約40億美元。

我們不會比較不同人所遭受的苦難孰輕孰重，因為所有苦難都是慘痛的悲劇。但是，我們會斟酌自己阻止不同苦難發生的實力。在研究全球健康格局時，我們意識到自己現有的資源對於不同領域的影響力有所差別。我們知道自己有能力幫助拯救數百萬的生命，因此也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嘗試。

以疫苗為例。我們原本認為既然花幾美分或最多幾美元就可以預防疾病，那麼這件事一定早有人做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數千萬兒童從未接種過任何疫苗。

過去18年間，我們在疫苗上共投入了153億美元。這筆投資不容小覷。免疫接種的進步正是兒童死亡人數大幅下降的一大原因，兒童死亡人數從2000年的一千萬下降到去年的五百萬，也就是說，有五百萬家庭不必承受失去兒女或兄弟姐妹之苦。

我們熱愛自己的國家，並深深關切著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因此也致力於消除美國本土的不平等現象。包括我們個人經歷在內的所有證據都表明，教育是獲得機會的關鍵。到2020年，美國三分之二的工作機會都將要求高中以上的教育或培訓。由於數百萬美國學生得不到高質量的教育，我們在過去的17年一直致力於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力圖讓所有學生都去到可以助力他們實現夢想的學校。

比爾：

我們一直考慮如何在美國拓展教育事業以外的工作。我們撥款給美國脫貧夥伴關係 (U.S. Partnership on Mobility from Poverty),這一組織主要研究如何幫助人們在經濟階 梯上向上攀升。雖然我們四處走訪,了解過許多其他國家貧困人口的生活,但在美國 卻很少這樣做。於是去年秋天,我們走訪美國南部,希望有更多了解。

在亞特蘭大,我們遇到的一位單親媽媽講述了她令人心碎的遭遇。她剛生下兒子還在 醫院時,就因為拖欠了一筆房租被趕出公寓。我們還跟住在亞特蘭大最貧困街區一座 公寓大樓里的幾位居民喝了杯咖啡,他們給我們看家中牆上、天花板上長出的黴菌, 還告訴我們,自己經常在聽到槍聲時把孩子藏在床下或浴缸中。

面臨巨大挑戰這樣的字眼根本不足以描述我們在亞特蘭大遇到的這些人的遭遇,但是 他們依然保持著驚人的韌性。在兒童群益會(Boys and Girls Club),我們碰到一名男 子用自己的錢請那裡的孩子們吃午飯。我們還跟幾位已經出獄的犯人聊了幾句,他們 如今已經找到工作,能供養家庭了。

這趟旅程中的所見所聞再次印證了教育的重要性,因為最終,我們要做的就是幫助低 收入與有色人種的學生像其他人一樣獲得平等的機會。這次訪問也讓我們開始思考, 如何通過其他方式幫助人們擺脫貧困。在美國,階級固化的問題盤根錯節,包含著教 育、就業、種族、住房、心理健康、監禁、藥物濫用等因素。我們還不清楚所了解到 的情況將如何影響未來的投入,但肯定的是,我們已經有所觸動。 在我們敲定策略 後,會與各位分享具體做法。

2. 你們在美國教育上投入的幾十億美元有什麼成效?

比爾：

成效很大，但離我們兩人的期望還有差距。

我們將教育作為在美國本土工作的重點，是因為其對於個體和國家未來的繁榮都很關鍵。遺憾的是，雖然過去十年中有些許進步，但美國的公立學校在重要指標，尤其是大學畢業率上依然存在不足，弱勢學生群體的表現則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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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早期教育與高等教育機構均有支持，但首先是從高中入手，並且這也依然是我們投資最多的領域。對於造就成功教育的要素，我們已有充分了解，但挑戰是如何將這樣的成功進行大範圍複製。

21世紀初，包括蓋茨基金會在內的一些機構指出，當時高中畢業率的計算存在巨大漏洞。報道稱高中畢業率約為90%，而實際畢業率卻不足70%——即約三分之一的學生輟學。我們提供資金，研究計算真實畢業率的方法，並促成一些州之間建立聯盟，共同採取這樣的計算方式。

為幫助提高畢業率，我們給數百所新建中學提供支持。它們中有許多在成績與畢業率上都超過了其所取代或補充的學校。早些時候，我們也提供過相關支持，對學生總體成績偏低的學校進行轉型。這是教育領域最為艱巨的挑戰之一。我們知道，幫助成績偏低的學校轉型異常困難，它們的總體表現也不如新建學校。我們還幫助教育領域了解建立一所高效的學校需要哪些要素：強大的領導力、證明有效的教學實踐、健康的學校風氣和樹立高標準都是關鍵。

我們也與全國各地的學區合作，幫助其提高教學水平。通過這種努力，教育工作者們更加明白如何觀察其他老師的課程，對其表現進行合理打分並給出切實可行的反饋。但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自己所期望的大規模成效。任何新方法的成功都需要三個步驟：首先，要運行試點項目，證明這一方法可行；之後，要確保相關工作可持續開展；最後，要將這一方法普及開來。

我們提升教師效能的方法在這三個步驟中表現如何呢？相關工作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參差不齊。部分原因在於，試點的反饋系統在不同地方的執行有所差別。新系統在一些地方得到了保持，例如孟菲斯(Memphis)，但在其他地方則未能保持。雖然大多數教育工作者認同教師需要得到更有用的反饋，但為此做出必要投資與系統性改變的學區還遠遠不夠。

一個想法若要得到廣泛採納，就必須適用於各種不同的學校：城裡的與農村的、高收入的與低收入的等等。同時，還必須克服現狀。美國的學校體系有意避免採取自上而下的組織架構。要想做出重大改變，就必須讓各方決策者達成共識，這其中包括州政府、地方教育委員會、管理人員、教師與家長。

梅琳達：

我們最近宣布了自己在教育工作上的一些改變，吸取了上述的經驗。我們在教育領域開展的每項工作都始於教育工作者傳遞給我們的想法。他們才是每天與教育工作打交道的人。他們全情投入，努力改進當下讓許多學生，尤其是少數學生群體失望的教育體系。

我們的新戰略也一定會採用這樣的理念。我們將與全國各地的初高中體系進行合作，幫助其制定並執行各自的戰略，克服阻礙學生獲得成功的障礙。我們會幫助各體系開展這樣的工作：用分數、出勤等評估學生狀況的關鍵指標來推動持續性的學習與改進。不過，改革的實質性內容還是要基於當地領導的判斷和現有證據，以取最有效的方案。

部分學校將專註採用我們更富經驗的方法，如改進課程設置與強化教師反饋系統。其他學校則會嘗試我們較為陌生的領域，如開展輔導項目，幫助學生更容易完成從初中到高中和從高中到大學的過渡。

我們的角色是支持學校設計改革內容，收集並分析數據，以及根據最新的反饋不斷做出調整。

3. 你們為何沒有捐款對抗氣候變化?

比爾：

我們有！有些來自基金會的投入，有些來自我們個人的投資。

個人投資方面，我們正在對減少溫室氣體的技術革新（即氣候變化減緩）進行投入。世界需要可靠、平價的新型清潔能源，但對於能產生重大突破的相關研究撥款卻嚴重不足。

這種資金缺口與我們在基金會處理的問題有所不同。慈善要解決的是市場或政府無法解決的問題，而清潔能源問題可以由這兩者解決——前提是政府為基礎研究撥款，針對溫室氣體減排制定激勵政策，同時投資人在企業將研究轉化為商品時保持耐心。因此，我沒有通過基金會，而是以個人身份開展相關工作。

我們在過去兩年已經看到了長足的進步。有23個國家承諾在2020年以前將清潔能源研究領域的投資加倍。突破能源風險投資基金(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以下簡稱「BEV」)是我參與的一家私募投資基金。目前，它已從各路投資人手中募集了超過10億美元，將瞄準創新時機成熟的幾大領域，為相關企業提供資金(如電網級能源儲存、地熱能)。BEV還將與一系列其他清潔能源領域的投資者合作，將其與政府對接。目前，公共與私營部門在清潔能源上的投入並不協調，這也是一些具備潛力的技術無法走向市場的原因之一。我們想要彌合這一缺口。

梅琳達：

即使是突破性的技術也無法阻止氣候變化，所以世界需要適應現在正在發生以及未來可預知的情況。因此，蓋茨基金會的工作，尤其是在全球農業領域的工作，越來越多地著眼於氣候問題。

在發展中國家，數億人口以務農為生。他們與氣候變化的產生幾乎無關，卻是最深受氣候變化打擊的人群。如果極端天氣毀掉了收成，他們那一年便要食不果腹，也無力支付醫療保健、學費等必需品。對小農戶來說，氣候變化不僅是全球趨勢上的不祥之兆，更是日夜困擾他們的緊急狀況。

技術創新一方面能緩解氣候變化，另一方面也能幫助人們適應它。我們進行投資，幫助農民提高產量，為收成不好的年份留更多的存糧。我們也投資開發不易受極端冷熱天氣、旱澇及病蟲害影響的氣候智能型作物。舉例來說，我們正與包括中國農業科學院在內的夥伴進行合作，開發能夠耐受乾旱，且更少依賴肥料、除草劑與殺蟲劑的水稻品種。類似「綠色超級稻」的這種技術創新在未來幾十年對於抗擊貧困和養活世界人口或能起到關鍵作用。

4. 你們是否在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其他文化?

比爾：

一方面，我認為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兒童不應死於瘧疾或遭受營養不良的想法不僅是我們的價值觀，也是全人類的價值觀。任何文化背景下的父母都希望子女能茁壯成長。

但有時，提出這一問題的人能夠引發更深層次的思考。問題不是我們做了什麼，而是怎樣去做。我們是否真正了解他人的需求？是否與一線工作人員通力協作？

梅琳達：

我們深知，過去許多發展項目的負責人都自認為比受惠人更了解情況。多年以來我們認識到，從他人角度聽取並了解人們的需求不僅更能表達尊重——也更有效。

蓋茨基金會的設立緊緊圍繞這一原則。在說到「我們」致力於解決某一問題時，不是說比爾、我或基金會員工親自在快速發展的城市裡安裝污水系統，給盤尾絲蟲病患者實施治療，或給農民培訓如何進行作物輪種，而是說我們給在相關領域擁有幾年甚至幾十年經驗的機構提供資金。而這些機構，這幾千個合作夥伴是聯結我們與受惠人的紐帶。

我們在四大洲共有約1500名僱員。他們負責查看數據，調查各種可行方法，研究哪些已經可行、哪些尚不可行，並制定我們認為可以最大限度發揮影響的戰略。不過，他們工作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聽取合作夥伴的意見，根據所聽取的內容調整戰略，並給執行人員留足空間來充分運用自己的專長與對當地的了解。這不是說我們總能次次成功，並非如此，但我們努力在開展工作時，對未知的事物保持謙遜，並抱有從錯誤中學習的決心。

除了依靠當地合作夥伴以外，我們對於賦權的重要性也深信不疑。我們無意為任何人做出選擇。舉例來說，投資自主計劃生育，不是因為我們想讓他人按照我們的願景來進行家庭計劃，而是因為世界各地都有父母向我們表示，希望有辦法實現自己對於家庭的願景。我們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希望確保人們擁有足夠的知識與力量，來做出對自己最好的選擇。

5. 拯救兒童生命是否會造成人口過剩?

梅琳達：

我們最初也這樣問自己。去年剛剛離世的德才兼備的公共衛生倡導者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 曾給出過很好的答案，我在2014年度公開信中也已經詳細闡述過這一問題。但它值得再三強調，因為跟人們的直觀意識相反，拯救兒童的生命並不會造成人口過剩。如果兒童不會在五歲前夭折，並且母親可以自主決定是否生育、何時生育，那麼人口規模不會上漲，反而會下降。當父母確信孩子能夠長大成人，就會減少生育。而面臨有可能痛失子女的悲劇，父母往往大量生育，從某種意義上將其視作對抗悲劇的一重保險。

縱觀歷史，我們總能看到這一趨勢。全球範圍內，兒童死亡率一旦下降，兒童出生率往往也會下降。18世紀的法國、19世紀的德國、20世紀10年代的阿根廷、60年代的巴西與80年代的孟加拉國都是如此。

比爾：

隨著兒童存活率升高，人們決定減少生育，梅琳達所描述的這種趨勢還有另一個好處——帶來強勁的經濟增長，經濟學家將其稱為「人口紅利」。原理如下:

隨著兒童存活率的提高，一代人的數量會相對較多。之後，隨著家庭生育數量的下降，下一代的人口規模將大幅下降。最終，國家中能創造經濟價值的勞動人口數量將相對較多，而受贍養人口(老人與兒童)則相對較少。這是促使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劑良方，如果國家能利用這一機會對健康與教育進行投資，則效果更佳。

所幸，兒童死亡人數有望持續下降。在改善兒童健康方面，創新速率十分驚人，世界在應對最頑固的挑戰方面已經開始取得進展。舉例來說，我們知道營養不良是一半兒童死亡的罪魁禍首，但對於營養不良的成因與預防辦法，還存在很多未決問題。頗具前景的領域之一就是對微生物組——即人體腸道內的所有細菌——及其在兒童吸收營養物質方面發揮作用的研究。我們還在與合作夥伴共同開發一種細繩薄厚的設備，這種設備可從嬰兒鼻腔放入，給腸道拍攝360度顯微照片。很快，我們就能夠親眼看到兒童的發育情況，而無需猜測了。

梅琳達：

拯救兒童生命本身就是最正當的理由，藉此也有可能改善全人類的生活質量。但是這種人口轉型要想在合理期限內發生，就需要讓所有女性都能獲得避孕藥具，而目前， 超過2億婦女還無法有效避孕。為了這些女性及其子女、社區的利益， 我們必須要滿足她們的需求，這刻不容緩。不給這些女性提供有效避孕藥具，她們就將走向終生貧困。但如果投入資金，幫助其有效避孕，那麼她們的家庭便可以藉此走出貧困，並為子女打造更美好的未來。

6. 特朗普總統的政策對基金會工作有何影響?

比爾：

過去一年，有關特朗普總統與其政策問題出現的頻率比這封信中其他問題加在一起還要高。

本屆政府的政策對基金會在很多領域的工作都有影響。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對外援助。幾十年來，美國一直是海外抗擊疾病與貧困方面的領導者。這些努力拯救了生命，也為美國創造了就業，同時通過幫助貧困國家變得更加穩定、阻止疾病爆發演變成大規模傳染病也使美國人民更加安全。當更多人罹患疾病或遭受飢餓，世界就無法變得更安定。

特朗普總統提出大幅削減對外援助，所幸，國會已經著手準備將這筆錢放回預算。在硬實力與軟實力方面均保持領先對美國才更加有益。

廣義層面上來看，美國優先的世界觀使我擔心。美國並非不該關照本國公民，問題是怎樣才能最好地關照本國公民。在我看來，相比逃避世界，與世界溝通交流多年來已被證明對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全人類更加有益。就算我們僅僅以對美國人民的裨益來衡量政府的所作所為，參與全球事務依然是明智的投資。

正如曾與歷屆政府官員會面一樣，我們見過特朗普總統及其團隊。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我們與每屆政府都是既有共識，也有分歧。雖然與這屆政府的分歧較前幾屆更多，但我們還是要儘可能地與其合作。我們持續與本屆政府溝通，是因為如果美國縮減其在海外的投入，其他國家的人民就將面臨死亡威脅，美國人的境遇也會惡化。

梅琳達：

我們要與政府合作，儘可能為讓世界最多貧困人口受益的政策爭取支持。在美國，我們工作開展的一大前提，就是相信大學文憑或職業證書對成功的未來十分關鍵。簡而言之，大學教育應當是讓所有美國人走向成功的通道，而事實是否如此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特朗普政府與國會的領導。

具體來說，助學金項目應當更好地服務低收入學生群體。目前，由於流程過於繁瑣，200萬名具備申請資格的學生甚至沒有提交申請。一些學生選擇貸款，許多學生甚至放棄上大學。政府必須繼續大力為助學項目撥款，同時不斷簡化申請流程。數百萬美國青年的未來有賴於此。

我還想說，我相信美國總統的一大職責是在世界範圍內成為美國價值觀的典範。我希望現任總統在發表言論與推特時能對他人，尤其是女性表現出更多尊重。平等是美國的一項重要原則。任何種族、宗教、性向或性別的個人尊嚴都不容侵犯是美國精神的一部分。總統先生有責任通過自己的言論與政策樹立良好典範，為所有美國人賦權。

7. 你們為何與大企業合作?

梅琳達：

我們與葛蘭素史克、強生這樣的企業合作，是因為它們可以做到其他企業做不到的事情。

舉例來說，在開發新的診斷方法、藥物與疫苗來對抗由貧困引發的疾病時，支撐產品開發的基礎研究是在科研中心與大學進行的。但如果想要以基礎科學為本，將其轉化為拯救生命的產品，讓產品通過測試與審批，再投入生產，那麼這一過程所需的專業能力則大都掌握在生物技術與製藥公司手中。對於用基金會撥款所研發的藥物，我們要求所有合作夥伴都要以平價大範圍地進行供應。

理想情況下，我們希望企業能去主動尋求更多機會，來滿足發展中國家人民的需求。如果我們有限的合作能促使企業去發現新興市場的潛力，在我們看來就是很大的成功。

比爾：

衛生與農業領域的技術革新曾讓世界最富裕地區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我們認為貧困人口也應受益於此。此類革新大都出自私營企業。但是企業要考慮投資回報，這就意味著它們缺少動力去解決主要影響世界最貧困人口的問題。我們正試圖改變現狀——鼓勵企業投入一點專業資源在貧困人口所面臨的問題上，同時不讓它們因此而虧錢。

目前為止最成功的案例都出現在全球健康領域。貧困人口面臨的一些疾病需要用新的疫苗與藥物來應對，如梅琳達所說，這是生物科技公司精通的領域。比如說，我們正在資助兩家初創公司，它們研究的是使用信使核糖核酸(RNA)教會人體生成自己的疫苗。這項工作或可在艾滋病與瘧疾——以及流感甚至癌症領域帶來突破。

我們也與私營企業合作，將現有藥物與疫苗提供給貧困國家的人民。世界上有十幾種可怕的疾病被統稱為被忽視的熱帶病，它們危及著超過15億人口的健康。這些疾病大都是可治療的，但相關藥物對最貧困國家來說價格過高，它們無力購買並運送到本國人民手中。幾年前，我們了解到有幾家製藥公司在捐贈必需藥品。我們非常認同這一做法，並幫助召集更多公司加入，進一步加大捐贈數量。2016年，這些企業針對至少 一種被忽視的熱帶疾病，為130個國家的10億名患者提供了治療。對於未來十年人類能消滅多種被忽視的熱帶疾病，我感到非常樂觀，而上述工作就是原因之一。

為讓私營部門參與其中，我們有時會採用更為複雜的金融交易。例如，捐贈方可以對產品價格或銷量做擔保，藉此消除企業面臨的一定風險。我們與數個捐贈方共同建立了價格擔保，提高肺炎球菌疫苗的供應量，來應對這種每年導致近50萬兒童死亡的傳染病。如今，57個國家的貧困兒童得以接種此種疫苗，這到2020年可以拯救150萬條生命。

我們也在其他領域與私營部門合作，但相關工作還不甚成熟。包括孟山都在內的農業企業正在培育種子，幫助貧困國家的農民提高產量，增加收入，並適應氣候變化（如梅琳達之前提到的）。我們也與沃達豐等手機供應商合作，讓更多貧困人口能夠在手機上存款、支付、貸款。這些工作起步於肯亞，目前正擴展到印度等其他國家。

8. 你們的影響力這麼大，這公平嗎?

梅琳達：

不公平。我們如此富有，但世上卻有幾十億人幾乎一無所有，這不公平。我們的財富能打開對多數人關閉的大門，這也不公平。世界領導人願意接聽我們的電話，認真考慮我們的意見。資金短缺的學區更有可能在其認為我們會資助的領域投入更多資金與人才。

但是，蓋茨基金會的目標向來公開。我們堅持公開撥款的領域及成果（工作的成功與否有時無法立刻見分曉，但我們會努力評估影響、修正方向並分享經驗）。我們想用自己的工作與所擁有的影響力儘可能幫助更多人，並在全球各地推動平等。雖然我們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目前健康、教育或貧困問題遠遠未達到受到過度關注的程度。

比爾：

雖然我們盡量設法鼓勵大家提意見，但也知道有些人雖然想批評，但因為怕拿不到錢而不敢直言。這就意味著我們要廣納賢才，諮詢專家，不斷學習並徵求不同觀點。

雖然蓋茨基金會是全球同類機構中規模最大的，但相比企業與政府的投入，我們的資金數目還很小。例如，加州每年投入到運營公立學校體系的錢就高於我們的捐款總數。

因此，我們使用資源的方式十分明確:對有前景的革新進行試驗，收集並分析數據，再由企業與政府廣泛落實，對證明有效的部分長期推進。這樣看來，我們就像是孵化器，目標是向公共政策輸送更高質量的諫言，並引導相關資金用於能夠產生最大效應的理念。

這個提問核心還包含另一個議題。既然我們認為自己擁有大量財富是不公平的，為何不把資產全都捐給政府呢？答案就是，我們認為基金會永遠發揮著獨特作用：它能著眼全球，找出最大需求所在，能立足長遠來解決問題，並管理政府無法承擔、企業不願承擔的高風險項目。如果政府去嘗試可能會失敗的想法，就是有人沒做好本職工作，而如果我們不去試驗可能失敗的想法，就是我們沒有做好本職工作。

9. 你們兩個有分歧時怎麼辦?

梅琳達：

我們從沒有過分歧。開玩笑啦。

比爾從沒被問過這問題，我卻老是被問到。有時是記者藉此暗示比爾才是做決定的人，有時是女性慈善家向我討教如何提高與丈夫共事的效率。

比爾和我有兩個優勢。

首先，我們的基本價值觀相同。在我們的婚禮上，比爾的父母送給我們一座雕像，雕像中的兩隻小鳥肩並肩地凝望著地平線，這座雕像現在還矗立在我們房子前方。我總會想到它，因為本質上，我們兩個也都望著同樣的方向。

第二，比爾思想開明，這可能不同於別人對他的看法。我愛比爾，是因為他心地善良，善於傾聽，並願意讓自己受到他人話語的觸動。當我講述自己的所見所聞時，他能夠用心感受。他可能會讓我去收集數據，用於評估，但絕不會懷疑我的經歷是否真實，我的判斷是否可靠。

比爾剛從微軟加入基金會時習慣掌管一切，而我此前一直在家照顧孩子，那時剛剛重新投身事業。有幾次我感覺到了彼此之間的差距——開會時我沉默不語，而他口若懸河，或者與人見面時他們只看比爾，不看我。在基金會的工作中，我們是平等的夥伴，這點對我們一直很重要。我們已經慢慢學會回到家給彼此提出意見，談一談工作中何時沒有做到這點。

漸漸地，我越發關注性別問題，因為我一次次發現，婦女與女童被賦予的權利越大，她們所在的社區就越強大。也因為對世界各地的女性平等問題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我對比爾與我在共同生活中實現了平等感到分外自豪。

這種平衡是世界各地的夫婦、同事都在努力追求的。這份工作帶給我的樂趣這樣多，原因之一就是我們一路上彼此陪伴。

比爾：

我完全同意！不過我得說，在公共場合談論個人話題方面，梅琳達比我更自如，也更擅長。

如她所說，共同的價值觀是我們的優勢。我們在大事上能達成共識，如今偶爾的分歧都是策略上的。因為我做公眾人物的時間更長，又是男性，有些人就以為重大決策都是由我來做。其實情況從來不是這樣。

有些人認為梅琳達是基金會的感性面，是情感核心。但是她了解的我比大家所想的更為感性，我了解的她也比大家所想的更善於分析。在我對某件事熱情高漲時，要靠她來幫我認清現實。我也喜歡看她組建起最合適的團隊來解決問題的樣子。她讓我明白什麼時候可以給團隊施壓（這是我在微軟的一貫作風），什麼時候需要慢慢來。

伴侶有兩層含義，而我們兩者皆是：既是生活伴侶，也是工作伴侶。

10. 你們到底為什麼捐款？這樣做對你們有何好處？

比爾：

捐款不是因為我們想到自己會以哪種方式被人銘記。如果有一天，小兒麻痹症和瘧疾這樣的疾病變成遙遠的記憶，我們曾經從事過相關工作的事也逐漸被遺忘，我們會非常欣喜。

這樣做的原因有兩個。首先，這份工作意義非凡。早在結婚以前我們就探討過，最終要將大量精力用於做慈善。我們相信這是富人的基本責任。在照顧好自己與子女之後，剩餘財富的最好用途就是回饋社會。

另外，這份工作也帶給我們很多樂趣。我們倆都喜歡探索工作背後的科學原理。我在微軟時曾深入了解計算機技術。而在基金會，則是計算機技術加上生物、化學、農學等等。我會跟作物研究人員或艾滋病專家聊上好幾個小時，然後回到家迫不及待地與梅琳達分享自己學到的東西。

既能創造巨大影響，又能帶來大量樂趣的工作少之又少，而我過去在微軟、如今在基金會的工作都是如此。我想不到還有什麼比這樣度過人生的大半光陰更加美妙。

梅琳達：

我們兩人的家庭都秉承著人生一世應該儘力使世界變得更美好的理念。我的父母一直要求我和兄弟姐妹們謹記天主教會所倡導的社會正義。比爾的母親生前，乃至他父親現在都一直在為許許多多的重大事務發聲，並為數不清的地方性組織提供支持。

結識沃倫·巴菲特後，我們發現他雖然成長的環境與時代不同，但他也從小浸潤在有著同樣價值觀的家庭。當沃倫將大部分財產捐贈出來，交予我們處理時，我們便為實現這些共同的價值觀而加倍努力了起來。

當然，這些價值觀不是我們三個獨有的，數百萬人都奉獻出自己的時間與金錢幫助他人，以此回饋社會。不過，因為可捐贈的財產更多，我們所處的位置也更為特殊。我們的目標是傳承父母的教導，盡自己所能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這份工作比爾和我差不多全職做了17年。這是我們結婚時間的一大半，可以說和我們孩子們的年紀差不多。如今，基金會的工作已經與我們密不可分，做這份工作是因為它就是我們的生活。

我們給孩子們講述基金會的工作，隨著他們漸漸長大，也帶著他們出去親身體驗，希望把價值觀傳遞給他們。通過數千次日常地總結學習課程、實地考察與戰略會議，我們之間建立了紐帶。我們去哪裡、跟誰度過、讀什麼、看什麼和聽什麼（除了在看《王冠》的時候），這些決定都是站在基金會的工作角度做出的。

也許20年前，我們對於怎樣使用財富會有不同的選擇，但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了。如果我們當時選擇了不同的人生，也就不會成為現在的自己。當初的選擇造就了今日的我們。

來源：蓋茨基金會微信公號

原標題：2018蓋茨年信：我們常被問到的10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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