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我們的今天：盤點中華文明歷史上一些重要的岔路口

作者：楚夢航 編輯 製圖：楚夢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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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浩浩湯湯綿延幾千年，有過萬邦來朝的榮光，也經歷過亡國滅種的危機，無數的變革與發展，最終成就了我們的今天。在一些重要的歷史十字路口，先人做出了影響意義深遠的選擇，並塑造了今天的中國。盤點限於歷史上的標誌性且本身存在一定偶然性的抉擇，類似鴉片戰爭的爆發實際是歷史的必然，不在盤點範圍之內。這些歷史上的抉擇在具有歷史必然性的同時具有一定偶然性：假如當時出現的是另一種情況會怎樣？因為這些設想從未成真，就留給有興趣的讀者們去想像吧。下面就讓我們來簡單梳理一下歷史上一些意義重大的抉擇。

No.1涿鹿之戰：中華文明的起源

上古的這場大戰因為太多的神話色彩其真實性與具體過程都顯得撲朔迷離。但通過考古記錄與文獻分析我們還是可以猜出歷史上這樣一場具有重大意義的戰爭的前後因果。

如果司馬遷在"五帝本紀"里說的都是真的的話涿鹿之戰的畫風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畫風比較可信。。。

戰爭起因簡單來說，發源自西部的炎黃部落聯盟在向東擴張時遇到了同樣向西推進的蚩尤領導的九黎部落，在第一回合炎帝被蚩尤打敗後，炎黃聯手最後打敗蚩尤，確立了黃帝的中華始祖地位，從此我們都成為了炎黃子孫。這場戰爭雖然具體過程與當時的影響我們無法得知，但不能改變其意義重大這一事實。涿鹿之戰與其說是一場具體戰爭，不如說是炎黃部落與蚩尤部落一系列衝突的象徵，最終炎黃部落笑到了最後。而假如最終獲勝的是蚩尤一方，恐怕也就不會有華夏文明了。

涿鹿之戰形勢圖

值得注意的是，炎黃部落只是取得了政治上的勝利，實際上東方的蚩尤部落的文明程度不在炎黃之下，甚至超過他們。涿鹿之戰之後，炎黃與蚩尤部落進行了漫長而深入的融合，二者共同成為中華文明的起源。

No.2周人滅商：王權政治取代神權政治

商人推行神權統治，商王即是王國的最高統治者也是最大的神棍。商人的生活中無時無刻不帶有神秘色彩，甲骨文即是最具代表的例證。其實「上帝」一詞也不是什麼舶來詞，而是商人們祭祀的最高神。商王作為最高大祭司，則是神在人世的代表，是半神。

姓名：辛 昵稱：紂王

職業：上帝無限公司大中華區商朝分公司CEO暨形象代言人、「酒池肉林高級會所」負責人

愛好：女人、女妖精、剖心、與猛獸搏鬥

主要成就：著名刑法炮烙發明者、知名建築鹿台設計師暨包工頭

而周人滅掉商之後，周王朝的政權合法性出現了危機——因為上帝代言人被自己消滅了。為了證明自身正統性，在有選擇性摒棄商的神棍理論同時，周人發明了「天命」一詞：商人的確是上帝代言人，但前提是他們遵循王道，而到了紂王時荒淫無道，就失去了「天命」，周王朝是替天行道，消滅腐敗的商朝。這一觀念為日後各個王朝末期的反叛者提供了理論支持。

既然不再相信商人的神棍理論，於是周人構建了縝密的禮制、宗法體系。而從周朝開始，中國人養成了敬鬼神而遠之的好習慣，祭祀上天的同時還要祭祀先人，道德禮教與宗法血緣成為人與人之間聯繫的紐帶與行為準則。雖然巫婆神漢依然橫行，但神權再沒左右過中國政治（當然有過諸如太平天國等存在，但總體上中國的神權始終不像西方那樣重要）。

中國人不信宗教的傳統也可以追溯到這一變革。而沒有宗教，不代表沒有信仰。所謂信仰，即是每個人所深信並奉為最高行為準則的理念，必要時可以為之放棄生命。信仰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某某主義，甚至可以是你深愛的那個人的名字。也許你不清楚自己信仰是什麼，但總歸是有一個信仰，只是你不好描述。而真正沒有信仰的人，就是行屍走肉，才可怕。

嗯，又亂入了。。。

No.3秦國統一六國：農業文明終結工商文明

始皇帝的功績怎麼拔高都不為過。秦國經過商鞅變法而強大，稱霸西戎，

推行耕戰一體，壓制商業發展，整個國家就是一部戰爭機器，「奮六世之餘

烈，振長策而御宇內」，最終碾壓了山東六國。

赳赳老秦。

重農抑商政策也由此成為以後幾乎歷代的經濟政策。「以農為本」固然正確，但抑制商業怎麼看都是錯誤。這在封建社會末期表現得尤其明顯。商鞅變法之前，中華大地實際上沒有抑制過商業的發展，善於經商的「商人」甚至成為後世經商者的稱呼。而春秋戰國以來政治的分裂又刺激了商業尤其是長途運輸業的繁盛。文明程度較秦國更高的山東諸國工商業發達，趙都邯鄲、齊都臨淄繁華程度相當於那個時代的巴黎倫敦。特別是齊國，背海臨山接河的獨特地理優勢讓其坐享魚鹽之利，工商業十分發達。秦統一六國固然有其必然性（也就是貫徹了商鞅變法），但我們還是不禁設想，假如是工商業發達且實力一度與秦不相上下的齊國統一了中國，歷史又將會如何演變呢？

戰國倫敦：「繁華」的臨淄城（要結合時代背景。。。）

No.4武帝改革：儒家思想統治地位最終確立

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回顧來看漢武帝的改革距離秦朝是如此之近，以至於我有種有把兩者合而為一的衝動。可是仔細來看，這次歷史抉擇與之有區別而且同樣意義重大。眾所周知，秦朝推行法制，即法家理論，注意這與當今強調的法制實際上截然不同。秦朝的滅亡，意味著法家理論不再居於「意識形態中的領導地位」。經過漢初幾十年的休養生息，日益強大的中央王朝需要一種與時俱進的統治思想。結果是，經過改造的儒家思想取代了法家與漢初黃老之術。最明顯表現即中國傳統社會中對人際關係與社會倫理的高度重視。政府強調人治與道德凌駕於法制，並一直影響到今天——凡事都想走後門拉關係。算是這次變革的遺毒吧。

有趣的是，如果客觀評價的話，新儒學創始人董仲舒對儒學的貢獻恐怕僅在孔子之後。但我們總聽說聖人孔子、亞聖孟子，從沒聽過什麼「董子」或「舒子」。這是因為董仲舒的名聲在日後經歷了一個被批臭的過程。儒學幾千年來歷盡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而董仲舒的那套外儒內法夾雜一點陰陽學的所謂儒學在後世儒學原教旨主義者看來就是異端。但無論怎麼說，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自此奠定，至於其內部如何演變不在本文的討論之中。

另一個神棍：董仲舒

總之，儒學的統治地位從此被確立，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度被從思想上進一步發展，帝國制度算是完全建立，其框架日後兩千多年沒有改變。

由於篇幅與精力均有限，後四個轉折我們下回再講，大家不妨猜猜是哪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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