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饒宗頤先生：融貫古今，超於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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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 帥
2月6日凌晨，享譽海內外的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在香港辭世，享年101歲。饒先生辭世的消息經由媒體發布後，引起了學術圈內外的關注。世人多以「國學大師」的稱號讚譽饒宗頤先生，其實他的學術探索早已超過了一般意義上的「國學」，而是橫跨十餘個領域，並在文化教育上造詣巨大。
眾所周知，饒宗頤先生曾長期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教書育人、研究寫作的同時，他還獲得了海內外諸多學術獎項和榮譽身份。據香港中文大學官網資料，「饒教授曾獲多項獎譽、榮譽博士及名譽教授銜，包括法蘭西學院儒林漢學特賞、法蘭西學院外籍院士、巴黎亞洲學會榮譽會員、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首位華人榮譽人文科學博士、中國國家文物局及甘肅省人民政府授予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別貢獻獎、香港政府大紫荊勳章，以及香港藝術發展局終身成就獎等」。用「學貫中外、享譽世界」來總結饒宗頤先生一生的學術事業，
饒宗頤先生涉及的學術領域之廣泛，讓後輩學者難以企及，唯有高山仰止。資料顯示，他的研究領域包括中國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敦煌學、目錄學、經學、宗教學、楚辭學、中外關係史等多個門類，出版著作70多種，發表文章千餘篇，國學的經史子集盡在他的研究範圍內，而能將古今中外的學術精華融會貫通，更造就了他博大的學問和深邃的思想。
在這裡，筆者用的是「古今中外」這個概念，而非「古今中西」。我們今天的學者多將外國學術文化簡化為「西方文化」，其實，古印度、中西亞等文化區域的學術，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而饒宗頤先生在幾十年前，就注意到西方主流文化之外的學術淵藪，並努力打通它們和中華文化的關聯。
饒宗頤先生有豐厚的家學淵源，父親饒鍔是潮州本土著名學者，南社社員，在家中建有「天嘯樓」用於藏書，少年饒宗頤便得以自由沉浸在書海里，獲取了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可惜饒鍔英年早逝，42歲就撒手人寰。青年時代的饒宗頤繼承了父親的遺志，繼續撰寫《潮州藝文志》，直到正式刊發研究成果，這也成為他在學術界的處女秀。
上世紀三十年代，饒宗頤先生曾任教於中山大學，他的研究領域從廣東文化到更渺遠的歷史領域延伸，包括清代詩詞、西漢文化、中外古文字考辨等等，這些領域看似關聯不大，卻在饒先生的學術思緒中匯聚在一起。這與他一以貫之的文化理念有關，饒宗頤先生曾說過：「能夠流傳至今、被發揚光大成偉大的文藝的，必然是能兼收並蓄其他民族、國家文化藝術之優秀組成部份，而不是排斥他人，自高自大的，這是毋庸置疑的」。換言之，以更加開放和包容的態度面對文藝、文化問題，是進入更開闊學術天地的前提。
在這種治學理念的指引下，饒宗頤先生的學術研究不僅能於中外學林間縱橫捭闔，也能有所節制」。這個境界就是一般學者達不到的了。不少人在學術志業上總有「貪多」心理，其實自己力不能及，或者只是為了追求所謂的學術成就數量，甚至走上了「媚俗」的歧途，違背了學術研究的根本目的。在這個問題上，饒宗頤先生的思想始終是清醒的。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研究新莽問題並撰寫了《新莽史》，這耗費了他大量的心血。但當有出版社想發布其內容時，饒先生卻認為，「王莽這個人不是以德治國，其作為是違反道德的」，而且「出書要有利於社會，有利於人類」。
到了四十年代，饒宗頤先生的研究愈發深入，名作《楚辭地理考》就完成於這段時期。此作和錢穆先生的名著《楚辭地名考》題目只有一字之差，卻是從不同角度解讀了《楚辭》。他在著作的自序中稱，「楚辭地名，多有未詳，依予考之」，而在研究中，與之相關的歷史、文化、民俗、宗教乃至音樂等問題都成了重新釋讀《楚辭》的途徑，先秦曾經那些神秘而輝煌的文明形象，通過新的研究方法，得以更精彩地呈現出來。
1949年後，饒宗頤南下香港，長期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主要講授古代文學、古代文論和古代哲學問題。也正是在這段時期，饒宗頤先生的研究更具體系化的特徵，並在幾個學術界的「難點」上實現了突破。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饒宗頤先生在甲骨文領域的研究。曾任饒宗頤學術助手的沈建華曾評價，「（饒先生的研究）既是對商代甲骨卜辭的系統研究和學術積累，也可從中看出他對商代社會有一個整體的史學觀，這都給後人研究留下很多啟發和思考」。到了六十年代，其論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曾獲得法國法蘭西學院頒發的「漢學儒蓮特賞」。事實上，饒先生的甲骨文研究不僅得到了國內學術界的重視，也在海外學界享有盛譽。
其後，饒宗頤先生的研究之廣度和深度，逐漸超出了同代絕大多數學者能達到的程度。他曾在新加坡大學任教，並在當地搜集研究資料，整理為《星馬華文碑刻系年》。饒先生在敦煌學領域也成績斐然，雖然多數時間他居住在香港，但還是想盡辦法去敦煌進行實地考察，在搜集資料後，他能跳出具體領域的局限，以更開闊的學術視野來解讀敦煌文化和與之相關的中國-中西亞文明交流的問題。而且，他還進入了古印度文化研究的密林中，雖說跋涉艱難，卻矢志不移，逐漸對梵文和吠陀文化等研究有了獨到的心得。
這讓筆者總想到另一位古印度文化研究者徐梵澄先生，他和饒宗頤先生一樣，都為梵文經典中譯、乃至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而徐梵澄先生在翻譯經典《薄伽梵歌》時，極其艱辛，他曾自稱「蓋揮汗磨血幾死而後得之者」。雖然饒宗頤先生很少對外談論自己學術鑽研的「辛勞感」，但從此一例的對照來看，饒先生在研究古印度文化時必然耗費心力不少，而在成果產出後，他依然謙虛不言，從不大談自己的「貢獻」。
事實上，這種高風亮節的態度，饒宗頤先生保持了終生，並因此獲得了更多的學術界內外的讚賞。要看一個學者的學養功底和治學水平，與之同期學者的評價是一個重要參照。季羨林稱「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師」，外界也有「南饒北季」的說法，而饒宗頤先生的謙遜也讓世人嘆服，他謝絕所謂的「大師」稱號，曾直言稱自己不是「大師」，而是「大豬」（在潮汕話里，「大師」與「大豬」諧音）。老先生生活中的幽默感和對名利的淡泊感，支撐起百年的滄桑，也讓他不論在何時何地，都能實現心靈內外的和睦與平靜。
值得一提的是，要想了解饒宗頤先生的歷史觀，就得進入對他那些大部頭的著作進行艱深的閱讀。不過，我們也能從他思想的吉光片羽中，獲取些許智慧的啟蒙。饒宗頤先生曾提出過著名的歷史研究法「五重證據法」：傳世文獻典籍、有文字出土資料、無文字出土資料、民俗學材料以及異邦史料等材料。他在《文化之旅》里還寫道：「我一向觀世如史，保持著『超於象外』的心態，從高處向下看，不局促於一草一木，四維空間，還有上下。」或許，正是這樣廣博而深邃的思考方法，貫通中外古今的研究路徑，以及研究對象和自我的同一化，才讓饒宗頤先生的學術更加精進，更能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本文首發於《齊魯晚報》青未了副刊）
作者：黃帥，又名黃西蒙，90後媒體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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