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風：為母申冤到白頭
半世功名塵與土，四十三載正名路。
為公正二字，這個集女兒、妻子、母親於一身的偉大女性，把自己的青春、信念、事業都灑在了充滿辛酸血淚的近半個世紀的求證路上。
駭人聽聞的冤案發生在那不堪回首的年代，在法制日趨完善的今天應該不會再發生。但主人公的鬥爭和勇氣足以讓今人欽佩：活下去，給生命一個正直的定義。
四十三年啊，那份浸透血淚的公正姍姍來遲……
三、遭受株連，一家人備受磨難
母親含冤而死，但那無情的反革命家屬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
記得1961年開「八一」紀念會，所有的人都參加了，卻沒有通知我與肖汀，我們參加了那麼多的戰役，生死都置之度外，真正的是拋頭顱，灑熱血啊，可曾經是軍人的資格都被抹殺了，那是怎樣的一種精神迫害啊。
我被分配到圖書館工作。我想，只要是名共產黨員放在什麼位置都能閃光。我將散落的圖書一本本地分類，建立目錄檔案，想用這種煩瑣的勞動麻痹自己。然而，只要靜下心來，母親冤死的身影便浮現在我眼前。
良知、責任，我無法沉默。每月領工資，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郵局買郵票、信封、信紙；而劇院為「更好地對我進行教育」，年復一年循環著申訴、批鬥、檢查的遊戲。
下放勞動期間，常常幾天幾夜不讓我睡覺。一個炎熱的晚上，他們令我一個人坐在屋子中間交待問題，蚊叮蟲咬我忍著，但—整夜的批鬥讓早已患上子宮肌瘤的我流血不止，鮮紅的血從我的褲褪流下來，可他們熟視無睹，坐在蚊帳里談笑風生。我休克了，他們叫來衛生員給我打止血針，再用冷水把我澆醒繼續批鬥……
堅定的信念支撐著我。在不挨斗的夜晚，家人睡著後，我悄悄地爬起來，用一張紙剪出一個洞來套在煤油罩上，在昏黃的燈下繼續寫申訴信。申訴，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內容，成了我活下去的惟一理由。
肖汀解放初在中央黨校學習時，結識了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的愛人，長期有冤難訴，我異想天開，只要羅部長能批一下，複查或者通過他轉信給周總理(在延安時期，周恩來對肖汀十分賞識)，案情可能會有轉機。肖汀堅決不同意，說不要把中央領導連累了。然而，我還是抱著一線希望把信投進了綠色的信箱。然而，信最終轉到軍代表的手裡，下久，羅瑞卿被「打倒」，我們一家罪上加罪，又成了羅瑞卿黑線上的人，受到了更為嚴厲的迫害。
（圖片來自網路）
由於我不倦的上訴，一些人認為我的頭腦出了問題，給我取了個綽號「翻案狂」，把整我、斗我當成了文化生活十分貧乏年代的一種樂趣。1972年，黨組織對我做出了留黨察看的處分，這個處分我背了7年多。
一人獲罪，株連九族。雖然肖汀是1938年14歲參加革命的，因為是反革命家屬，他被打入另冊，最終被戴上「走資派」、「文藝黑線」的帽子。
1966年，我們到了南湖「鬥私批修」學習班，肖汀被打成「黑鬼」成了專政對象，通過繁重的體力勞動和批鬥「洗刷自己的靈魂」，肖汀那本應在戲劇舞台上揮灑自如的身軀卻背著上百斤的水泥袋，日復一日的體力活兒讓本有肝病的他雪上加霜，而天天請罪、天天批鬥的日子幾乎讓我們夫妻精神崩潰。
一個風雨交加的傍晚，我漫無目的地行走在激流洶湧的河邊，我的心裡很亂：肖汀受我家的牽連受了這麼多的罪，而他又不願意跟我劃清界限，為了他，為了孩子，我茫然地向河心走去。不知什麼時候，兩雙小手緊緊地拉住我的衣角，哭喊著媽媽，我渾然不知兩個女兒跟在身後，下不完的雨水，止不住的淚水，我被雷電震醒了，膝下的二女兒才12歲，小的只有9歲，而大女兒遠在千里之外的江蘇如皋，難道我留給他們無盡的屈辱，讓小孩子天天受人歧視，失去那僅存的母愛嗎？女兒讓我打消了輕生的念頭。
肖汀白天干著體力勞動，晚上回來，早已疲憊不堪的他還要忍受無休止的折磨。現中國民族管弦學會會長、國家一級指揮朴東先生那時很為肖汀擔憂。我們炕頭敬放著毛主席的像章，可那天不知怎麼的，毛主席像章突然掉下，砸在肖汀的腳上，肖汀嚇得渾身發抖，嚷叫道：我犯罪啦……那失去理智的慘叫在村子的上空久久回蕩，全家人一夜沒敢合眼。
肖汀有一天跟我提到我的母親，僅說了句「岳母人還是好的」，然而隔牆有耳，落個黨內警告處分。從此以後，我們夫妻之間再也不敢隨便說話了。
女兒在學校里每次填表都要填上「反革命家屬」，這個恥辱的烙印讓幼小的心靈深受煎熬。為了孩子的前途，我曾想把兩個孩子送給村子裡孤老太婆，只因為她有一個令我們羨慕的貧農成份。當肖汀得知這個情況後，揮舞著雙手，拚命捶打自己的胸膛：我是個人啊，我是一個父親啊……
（圖片來自網路）
一家人在恥辱中苦度。1972年，遼寧省成立了話劇團，領導力薦調他排戲。肖汀一口氣排下了《丹心譜》、《清宮外史》等多部很有影響的話劇，而1980年反映農村改革開放新貌的《落風台》從城市演到農村，後又被製成電視劇在中央台播映，這出好戲榮獲文化部頒發的全國農村題材優秀電影、戲劇創作獎。
肖汀再次忘我地投入到創作中，我知道，丈夫是想找回失去的歲月，只想證明自己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啊!但繁重的體力勞動與所受的非人迫害搞垮了肖汀的身體，1986年肖汀突然累倒在劇場，他睜開眼睛首先想到的就是荷珠，他拉著我的手說：「拍個電報叫荷珠來吧，我可能不行了，我們欠她太多，讓我見她最後一眼吧?」
肖汀的一席話讓在場的省里有關領導潸然淚下。荷珠來了，肖汀奇蹟般地從死亡線上掙扎過來。頗有人情味的省、市領導大開綠燈，荷珠一家四口人調動到了瀋陽。
1991年，帶著「反革命家屬」的深深遺憾，肖汀離開我們，年僅67歲。彌留之際，他對女兒們說：「不要怪你們的外婆，她終會有清白的一天！」
（陳荷珠攝於2018年2月12日）
冤案對子女們影響最大的是大女兒荷珠。外婆受迫害的殘忍景象一直難以從她的心中抹去。當年，年僅五歲的荷珠看到外婆脖子吊著牌子挨批鬥，便哭喊著撲到台上，遭到一頓拳打腳踢後，隨即被扔到台下。肖汀不忍心讓女兒煎受折磨，堅持把她帶到瀋陽上了兩年的小學，而荷珠割捨不下對外婆的那份親情，8歲的孩子一人登上了南下的火車。因為她是「反革命的狗崽子」，同學們譏諷和嘲弄，放學以後經常對她扔小石子、小瓦片……苦日終於熬到了頭。無辜的孩子為我們的家庭承受太多……
（未完待續）
刊用於2001年11月19日《瀋陽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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