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駁《孔儒廢除了中國人的思維訓練，罪該萬死》

這是我第三次看到批孔了，第一次是五四時吳虞喊出「打倒孔家店」，第二次是「文革」時的「批林批孔」，第三次便是最近頻繁出現在網路上的「罪該萬死」之類。一件事情，反覆出現，就不能視作偶然，而是有其必然之深層心理與社會原因。這大約是國人的一個習慣，即子孫不爭氣，落後於人，而把原因歸咎於早已逝去的祖先，從而推卸自己應負之責任，就像是子孫因賭博而毀家棄產，而把這一切統統歸咎於當年艱苦奮鬥發家致富的祖先一般。嗚呼哀哉！

《孔儒廢除了中國人的思維訓練，罪該萬死》一文系黎鳴所寫，我在微信圈裡看到。作者開門見山：

兩千多年來孔儒們對於中國人意識形態的壟斷，確實是一場大災難，它的罪惡，即廢除了所有中國人大腦智慧天賦獲得萌芽、成長、發展的最必要的思維訓練，喪失了充分自由發揮的積極思維訓練的中國人，全都陷入了無人類思維訓練的純動物性生存，說一句難聽的話，中國人兩千多年來，根本就沒有像「人」那樣完成自己人生的使命，而全都只像動物，讓自己原本天賦「人」的智慧潛能全都就被壓制到了非人的底線之下。真叫我恨啦！

我要批孔滅儒，決不在孔儒與我個人有仇，而應是與整個中華民族有仇，他們是把整個中華民族的「人性」徹底給毀滅了的早就該死的民族「罪犯」。

作者把「孔儒」稱作民族罪犯，也就是全民公敵，事態可真夠嚴重的了。那麼罪犯是要有確鑿罪證的。其罪證又是什麼呢？作者給出的罪名是:

「對於中國人意識形態的壟斷」「廢除了所有中國人大腦智慧天賦獲得萌芽、成長、發展的最必要的思維訓練，喪失了充分自由發揮的積極思維訓練的中國人，全都陷入了無人類思維訓練的純動物性生存，說一句難聽的話，中國人兩千多年來，根本就沒有像『人』那樣完成自己人生的使命，而全都只像動物」「他們是把整個中華民族的『人性』徹底給毀滅了。」

假如孔子及其門徒真的如作者所言，「壟斷了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廢除了所有中國人的思維訓練」，「毀滅了整個中華民族的人性」的話，我覺得稱孔子及其門徒為罪犯是完全應該的。可事情果真如此嗎？

孔子一生，除了短暫的擔任魯國大司寇外，是並沒有掌握過什麼權力的，他率領弟子周遊列國，為的就是尋找能夠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地方，可結果是失望而返，晚年以教育弟子與整理《詩》《書》《禮》《樂》《春秋》為己任，他又如何「壟斷中國人的意識形態」？更何況同時代尚有老子、墨子等思想家存在，且這些思想流派的影響，一點也不亞於孔子的學說，壟斷一說從何而來呢？

即使到了孟子時代，孟子一生不也在不斷地與楊朱、墨子之徒論辯嗎？可見更談不上壟斷了。這一點，西漢初年的司馬談（司馬遷之父）說得明白，「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將孔門的儒學，與其他五家並稱，而特別推崇道家者流之清凈無為」（周德偉《哈耶克的自由哲學與中國的聖學》）。

至於漢武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是皇帝的行為，又怎能怪罪到早已不在人世的孔子身上呢？更何況周德偉先生認為，「罷黜百家不是叫老百姓不治百家之學，只是叫儒學以外之各家不當政而已，否則當時張衡造渾天儀，蔡倫造紙，以及各種兵器及耕具的改良，牛馬之蕃息都不是孔門之學，何以能發展不衰？」（《五四運動與士君子的政治力量》）。

壟斷即談不上，後面的「廢除中國人的思維訓練」，「毀滅中華民族的人性」就更無從談起了。我承認國人的邏輯思維不發達，這一點的確影響了中國思想的發展，但此一罪名也不能全扣到孔儒的頭上。因為：

中國的哲學大都屬於假想哲學一類，只有玄想，缺乏邏輯的體系。中國自身始終未能發展邏輯學，這是思想阻滯之一大原因。先秦諸子從觀察自然現象入手，多少包含一些有價值的東西，能與現代知識相通，但遠不如現代哲學完備。我們試想漢儒的陰陽五行，宋明諸儒的性理，能否解釋萬物萬事之理……（周德偉《我與胡適之先生》，收《自由哲學與中國聖學》）。

誠如周先生所言，中國自身始終未能發展出邏輯學，阻礙思想的進步，但此「罪名」，能全扣到孔儒身上嗎？漢儒的陰陽五行、宋明諸儒的性理，孔子生前能夠預知嗎？

黎鳴先生進一步闡述道：

然而孔儒有什麼呢？壓根兒就沒有人類理性思維，既無上述希臘人和近代西方人的哲學理性，無康德的純粹理性、實踐理性、判斷力理性，更無老子「道、寶、德」的全息邏輯理性。具體講，孔儒雖有兩千多年歷史，他們卻沒有最起碼的概念，更不要說概念體系；也沒有最起碼的判斷，更沒有邏輯的推理。換言之，他們與人類理性思維成就的真理、規律、邏輯徹底無關，也即與人類的信仰、知識、智慧徹底無關。

……孔丘只需要中國人永遠把《周禮》《禮樂》制度文本的規定性全都加以牢牢的記憶並遵行，即足矣，這就是孔丘的「思維」。

論者跑上來先給孔儒戴上一頂高帽子——「孔儒壓根兒就沒有人類理性思維」，而「人類理性思維」即是「希臘人和近代西方人的哲學理性，康德的純粹理性、實踐理性、判斷力理性，老子『道、寶、德』的全息邏輯理性」。也就是說，孔子及儒家因為缺乏希臘人和近代西方人的哲學理性並老子的「全息邏輯理性」，他們也就沒有人類的理性思維了！孔子及其門徒也就與「人類的信仰、知識、智慧徹底無關」。更具體點，「孔丘只需要中國人永遠把《周禮》《禮樂》制度文本的規定性全都加以牢牢的記憶並遵行，即足矣，這就是孔丘的思維」。

此種戴高帽子遊街的「文革」作風我們何其熟悉哉！當年，一個人假如不慎將印有領袖像的報紙掉進茅廁，或講了句對林副主席不敬的話，被人檢舉揭發，就會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高帽子拉出去遊街，沒想到今日還有人故伎重演！我不否認孔子及其門徒的確缺乏西方哲學中的邏輯思維，但由此而斷定孔孟之徒與「人類的信仰、知識、智慧徹底無關」是否太也武斷了些？因為作者除了給孔儒戴上一頂高帽子外，是並無具體證據來論證這一點的。唯一給出的證據是「孔丘只需要中國人永遠把《周禮》《禮樂》制度文本的規定性全都加以牢牢的記憶並遵行，即足矣，這就是孔丘的思維」。

事實果真如此么？且讓我們來看周德偉先生的論述：

在《哈耶克的自由哲學與中國的聖學》一文中，作者開頭即羅列了：

孔子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蘇格拉底曰：坦然承認吾人之無知，乃智慧之起點。

作者在闡述孔子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時，引用了蘇格拉底的名言「坦然承認吾人之無知，乃智慧之起點」，他這樣說：

「蘇格拉底『無知』一命題，此一命題孔子在蘇格拉底以前早已發揮。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最後『是知也』，應讀為『智』。此語流傳了二千年不得其正解，作者亦只在讀了蘇格拉底之名句後，方得其解。」（同前）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今語說明之，即我欲有貢獻、有創發，我欲達則兼善天下亦欲人之達則兼善天下。換言之，即我欲有自由，亦欲人人有自由也。此語較西方之說法，更涵蓋廣遠而少流弊」（同前）。

「哲學家早說『必誤之人』。不自由社會的科學家，能避免錯誤乎。反之自以為事事不錯，必導致人類之大禍，事例甚多，不必一一列舉。孔子曰：過則勿憚改，此語可適用一切試驗及研究程序」（同前）。

早在1933年即遠赴英倫拜哈耶克為師，學習經濟與哲學，並能閱讀德文版康德原著之周德偉先生，對孔子的評價與黎鳴先生的不同如此，讀者自可判斷誰是誰非。

周先生又論孟子的「仁義」：

西方人重視正義，有文字可考，早在三千年以前，希臘古文獻中即有：「寧讓世界毀滅，不肯讓正義消失。」此與孟子殺身以成仁，捨生以取義，同樣明白（同前）。

不知這些能否回答黎鳴先生的「孔儒與人類的信仰、知識、智慧徹底無關」？

其實，我完全理解黎鳴先生希望吾中華民族早日躋身世界民族先進行列之急迫心情，但別忘了，「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好心也可能會辦錯事。要知道，一個民族之進步，需循正確之途徑，否則將南轅而北轍、緣木而求魚，百年前之打倒孔家店，「文革」中之「破四舊」「批孔」是也，斬斷傳統文化之根，並未給我們這個古老民族帶來新生，反而是多災多難，這又是為何呢？其實自由主義者哈耶克先生早有論述：

「一個成功的自由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將永遠是一個與傳統緊密相連並受傳統制約的社會」（《自由秩序原理》上，第71頁）。

「哈耶克的理論證明了，傳統中的大多數成分，比如宗教、語言、習俗等等，屬於『理性不及』的領域，他們不是理性所設計的，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也無從清晰地判斷他們對於我們的效用。在這種情況下，明智的態度是讓他們自發地演進。哈耶克進一步證明，這些自發演進的傳統，未必是自由的妨礙者和敵人；相反，傳統是自由的朋友。最起碼，大量經過文化的選擇而獲保有其存在的傳統，儘管其本身並不構成自由本身，但卻可以與自由兼容。比如，傳統的宗教信仰可以為自由秩序提供某種支撐」（秋風《序：經過哈耶克重新發現和轉化的傳統》，刊周德偉著《自由哲學與中國聖學》）。

「相反，摧毀傳統，卻可能招徠極權主義。在波拉尼看來，正是普遍的懷疑論導致了虛無主義，而這種虛無主義，則為極權主義的出現大開方便之門」（同前）。

周德偉先生的結論是：

「吾人對已生長的制度、風俗、習慣及保障自由的傳統方法，如不懷純正的尊敬，或後人不尊重今日之成就，則將無純正之自由信念可言，亦無可以成就的企圖，蓋人之企圖不能成就於真空之中，因襲其舊，方可再圖其新。初視之似屬矛盾，但真相確實如此：成功的自由社會在一甚大的範圍內，乃接受傳統，尊重傳統並導傳統於發展之途的社會」（《周德偉論哈耶克》之第六章）。

事實是，打倒孔家店、「破四舊」「批孔」等試圖打倒傳統的做法，並未讓我們建設出一個全新世界來即是明證。相反，尊重傳統並導傳統於發展之途的台 灣，則讓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美好的一面。

二O一八年二月十三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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