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愛」可以讓我們無所不能
一個人總要走些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風景，聽陌生的歌，然後有一天你會遇到一個彩虹般絢麗的人，當你遇到這個人後，會覺得其他人只是浮雲而已。或許你已經找到了那個讓你能夠忘記自己的人，又或者你還在等待，不知道是什麼，不知道是誰，不知道如何去愛，也不知道可以愛多久，但這種等待就是愛情本身，祝你情人節快樂！
夏加爾&貝拉
夏加爾22歲的時候，邂逅了少女貝拉，從那一刻其，他意識到，這是命運對他的恩賜：「她的沉默，她的眼睛，一切都是我的。她了解過去的我、現在的我，甚至未來的我。」那一次初識，他就決意執手契闊。
貝拉是他多彩的夢、他的繆斯，更是啟發他創作最重要的靈感源泉。《貝拉肖像》、《愛人與半個月亮》、《愛人》、《嬰兒的誕生》，還有四張《戀人》系列畫以《獻給我的妻子》這一總標題合併成組畫，永傳於世。他倆如深海中的游魚，如藍空中的飛鳥，在愛情中飛了起來。
The Promenade，1918
從22歲與夏加爾相識，到57歲去世，美麗的貝拉總是牽著夏加爾的手，在天空和大地間飛翔。愛，讓這個天才飛越塵世的晦暗與沉重，進入到另一個奼紫嫣紅的世界。愛，是夏加爾最好的顏料。
1985年3月，夏加爾在法國聖保羅逝世。他為世人留下了一種在古典中摻雜著創新、在幻想中混合了現實的獨特創作風格，現今依舊綻放著獨特的異彩。
The Three Candles, 1938-1940
埃菲爾鐵塔下的訂婚
薩爾瓦多·達利&加拉
「六歲時，我想當廚師，七歲時，我想當拿破崙。」「如果世上有2000個畢加索、30個達利、50個愛因斯坦，這個世界將變得非常令人難忘。」「愛因斯坦去世後，大家必然都知道世界僅存的天才就是達利。」——這就是狂妄而桀驁不馴的達利——出生於西班牙，世界著名的超現實主義畫家薩爾瓦多·達利。他的一生猶如不斷燃放的煙火，充滿了帶有戲劇色彩的故事……
聖安東尼的誘惑 1931年
1929年，達利的經紀人喬曼同意在他的巴黎畫廊中展出達利的全部作品，並約定與他見面。幾天後，經紀人喬曼來了，不久，保爾·艾呂雅和妻子加拉也來了。就在這一天，發生了達利命運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與一雙美麗而熾熱的目光相遇了，那就是出生於俄羅斯律師家庭的神秘優雅的女郎——加拉。
柔軟的自畫像與烤培根 1941年
達利富有獨特魅力的作品和他本人特立獨行的氣質，引起了加拉的強烈興趣，她立刻意識到達利是個天才，兩人相見恨晚，一見鍾情。達利狂熱地愛戀著這位比他年長十二歲的俄國女人，加拉卻對這位住在父母家中窮困的天才報以知心的關愛與無私的奉獻，兩人不顧一切地結合了。加拉很快離開了自己的丈夫，詩人倒是慨然相讓予以成全，但是身為國家公證人的老達利卻認為，兒子貪戀有夫之婦是大逆不道有辱門庭，1930年，將他逐出家門。達利和加拉相偕來到離故鄉費格拉斯以北十八公里的偏僻海岸，向當地的漁民買下了一幢本為放置漁具的陋室定居了下來，同甘共苦地開創繪畫生涯。
原子達利
達利大量的藝術是為了加拉創造的，也是因為有了加拉他才有力量創造的。直到加拉死，達利無法再創作一件作品，僅僅兩年後達利也死去了，那天是他異常高興的日子，因為他終於要與愛人相聚了。
畢加索&弗朗索瓦絲·吉洛
畢加索的一生，紅粉知己無數，他的情人們為他深深著迷，但因為畢加索強悍的性格，不少女子也從他這裡受到了巨大的創傷，她們有的精神崩潰，有的自殺身亡。但在畢加索的七位情人中，有一位表現出了獨立堅強的性格，她沒把自己放在一個弱女子的立場上，而是用「和畢加索一樣獨立的人格」面對畢加索。她就是弗朗索瓦絲·吉洛（Franc?oise Gilot），她本人一生也都從事藝術工作。弗朗索瓦絲曾經說：「當一對男女同為畫家時，作品上體現的一切都帶有感情色彩。」她也是畢加索一生中惟一將他拋棄的女人。作為繆思、作家、藝術家、設計師的Franc?oise Gilot不只是畢加索的情人、畫中的身影，畫外的她也因才華而更加精彩迷人。
Night Fishing at Antibes
弗朗索瓦絲和畢加索相識於1943年，當時弗朗索瓦絲是個21歲的畫家，年輕而有抱負，而畢加索已經62歲。她們的愛情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時，德國佔領了巴黎，形勢十分危險。吉洛說：「對我這一代人來說，畢加索是一個英雄，他畫了《格爾尼卡》，是反法西斯的象徵。他懷著極大的勇氣堅守在巴黎，而不是逃亡美國。他隨時可能被逮捕，但那是他反抗壓迫的方式。」
「畢加索的愛主要是佔有，而非給予。從好的方面來講，他很智慧，你和他在一起，聽他說話，看他繪畫，感覺是在目睹一個奇蹟，這就是他的給予。」吉洛回憶道，「但同時，他也很粗暴、殘忍、冷酷無情，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別人。他以為自己是上帝，可他不是，這令他煩惱。」
La Muse
從1943年到1953年，吉洛與畢加索共同生活的10年里，吉洛為他生育了兩個孩子克洛德和帕羅瑪。然而畢加索的君主作風最終導致了弗朗索瓦絲·吉洛的反抗，兩人分手的日子來臨了，她決定在「被毀滅之前」帶著孩子離開，1953年9月30日，三十二歲的吉洛帶著兩個孩子離開瓦拉里斯畢加索的住宅，回到巴黎，用從父母那繼承的一筆遺產在巴黎購置了一套公寓，開始了新生活。
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烏雷
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自1970年代開始活躍至今，從事行為藝術已超過三十年，被人稱為「行為藝術之祖母」。瑪莉娜的表演探討著表演者與觀眾間的微妙關係、身體的極限與想像的各種可能性。
阿布拉莫維奇曾說過：「藝術家不應該愛上另一個藝術家」，但他們卻還是相愛了。遇見烏雷是於1976年的荷蘭阿姆斯特丹，兩人不僅同為行為藝術家，更是同月同日出生（11月30日）。愛情促成了兩人的合體表演，亦為他們帶來事業高峰。從此至1988年，一直是兩人合作創作藝術作品。在長達十年之久的創作中，烏雷與阿布拉莫維奇關係緊密得就連他們也稱自己是「連體嬰」。
行為藝術《潛能》
1988年的3月30日，早晨10點47分，阿布拉莫維奇登上長城的山海關，自東向西出發。烏雷則登上位於甘肅省境內的嘉峪關，向東行走。90天後，兩人於二郎山會合，這裡布滿了道教、佛教、儒家三座廟宇，在神秘廟宇的背景下，他們宣告了分手，原因是「藝術觀念和生活上的分歧」。阿布拉莫維奇哭著最後一次擁抱了烏雷，她從未想過，兩人看似不可分割的關係，會有一天走到盡頭。在共計4000公里的行程後，兩者揮手告別。而長城一別後，烏雷便從藝術界神秘消失了。
分手後的阿布拉莫維奇在名為《自傳》的表演中，用行為藝術再一次和烏雷告別。她站在舞台上，用深沉傷感的嗓音說道：「再見，孤獨、不幸、眼淚，再見，烏雷。」
行為藝術《藝術家在現場》
2010年，此時的阿布拉莫維奇仍然是世界上最出名的行為藝術家之一，在紐約MoMA展廳里，阿布拉莫維奇坐在桌子一端，另一端是自願坐到對面的觀眾。64歲的阿布拉莫維奇接受了1500多人的對視挑戰，莎朗·斯通、Lady Gaga亦慕名而來。她每天就這樣身著一身拖地紅裙、面無表情地坐著。
突然間，一位男士走了過來——那是烏雷最終坐在她對面的凳子上，她平靜地抬眼，兩人相望的瞬間就都立刻淚流滿面了。只有那一刻, 他們才有機會共同憶起過去的一切, 只有那一瞬間, 他們又可以一同創作藝術, 繼續相愛。他們雙手緊握，眼淚潸然而落。幾十秒後，烏雷起身離開。經過這麼多世故的粗糙的現實的庸俗的柴米油鹽的洗禮，兩人還能平靜地相望，平靜地愛著對方。而那一滴滴眼淚，再次讓全世界認識到了兩者間的真摯情感。
弗里達·卡洛&迭戈·里維拉
迭戈·里維拉是墨西哥國寶級的壁畫大師。他的作品時常帶有豐富而深刻的時代性，體現著藝術家對社會革命的熱情與忠貞理想。但在作品背後，里維拉也憑藉自己多樣的性格展示出別樣的人格魅力。正如照片中所見，里維拉身材高大，甚至可以說有些肥胖。如果按照尋常審美，里維拉的相貌也只能算平庸，即便如此，他卻異常符合一個人們對藝術家的慣常印象——多情。一生中經歷了四次婚姻，並時常與自己的女模特擦出火花，這或許是藝術家的人格魅力使然，里維拉的第三任妻子弗里達·卡洛也是個傳奇人物，尤其是90年代初期以來名氣暴漲。她的畫在拍賣行的價錢已達上千萬美元，能和畢加索看齊。
戴荊棘項鏈和蜂鳥的自畫像 弗里達·卡洛
弗里達比里維拉小21歲，從小因小兒麻痹症右腿殘疾，18歲時又遇車禍嚴重受傷，經受了32次手術治療才把全身碎片湊到一起，體內鋼釘無數，留下的病痛伴隨終生。她後來說，自己一生遇到了兩個事故，一個是車禍，一個是迭戈·里維拉。他們彼此相愛並羈絆頗深，尤其在藝術上有種難言的默契。里維拉曾在信中這樣描述弗里達的作品：「她的畫尖刻而溫柔，硬如鋼鐵，卻精緻美好如蝶翼；可愛如甜美的微笑，卻深刻和殘酷得如同苦難的人生。」
Man at the Crossroads 迭戈·里維拉
喬治婭·歐姬芙&阿爾弗雷德·史蒂格利茲
喬治亞·歐姬芙是20世紀藝術大師之一，1920年代美國藝術家的經典代表。在2014年的蘇富比拍賣會上，她的一幅花朵畫作《曼陀羅/白色花朵一號》，拍出了4440萬美元的成交價格，遠超此前任何女性藝術家作品拍賣紀錄的三倍之多，成為有史以來最昂貴的女性藝術家作品。
喬治亞·歐姬芙的畫作在市場上一直是廣受關注。作品中常充滿著同色調的細微變化，組成具有韻律感的構圖，某些時候歐姬芙畫中的物品外輪廓，讓觀者感到此物品的輕脆感。
曼陀羅/白花一號
她的丈夫阿爾弗雷德·施蒂格利茨是現代攝影之父，是一位身兼各派的全才攝影家。他早期曾是畫意派攝影高手，後又成為純粹主義攝影的倡導者和寫實攝影的先驅者。他利用經營畫廊的經驗向外推廣歐姬芙的畫作，極大地影響了她的藝術事業。
施蒂格利茨幾乎迷戀上了給歐姬芙拍照，作為一個富於創造才能的攝影家，照相機成為他表達熾熱愛情的工具，他以別具一格的攝影方式與歐姬芙展開了一段感情交流。僅僅在1918年到1937年期間，他就給歐姬芙拍攝了300多幅寫真，如今它們都已成了攝影至寶。
1946年7月8日，施蒂格利茨的病情突然加重，當歐姬芙趕回紐約時，施蒂格利茨已進入昏迷狀態，再沒醒來，兩人未曾交談一語，兩天後他便撒手人寰，從此天人兩隔。那天是1946年7月13日，施蒂格利茨享年82歲，而歐姬芙未滿59歲。有人統計過，若把他們婚後共同生活的時間加起來，也許不超過4年。然而，這樁婚姻不僅僅是單純的夫妻關係，他們是夥伴、朋友，是精神上的依靠。即使在史蒂格利茲辭世多年後，歐姬芙仍然將雙手貼在他遺下的水晶球上，試著和在陰間的他說話。她曾經說過，想要了解對方，真的很不容易。
歐姬芙與草間彌生之間還曾有這樣一個小故事：1955年，只有26歲的草間彌生寫信給已68歲的歐姬芙尋求幫助：「雖然我在遠方，雖然我在藝術的道路上才剛剛起步，我還是懇請你為我指路……」歐姬芙回信給草間彌生，表示願意在美國推薦她的作品，草間彌生是幸運的。
約翰·列儂&小野洋子
1966年9月，小野洋子在倫敦的Indica Gallery舉辦個人藝術展。來參觀的人中，有一個26歲的男人，他留著長頭髮，戴著一副圓形眼鏡。他來到她的作品前，他想都沒想，就把它拿起來吃掉了。這讓小野洋子非常惱火，這個男孩，竟然把展覽中的一個藝術品給吃掉了！他們就是這麼認識的，這個男人叫約翰·列儂，是披頭士樂隊的靈魂人物。
1969年3月25日他們選擇了在蒙特利爾度蜜月，這個蜜月很特別，他們上演了著名的「床上和平行動」，整整7天，她和列儂不下床，待在床上接受各大媒體的採訪和拍照，宣揚鮮明的反戰理念。
他們同樣都是精力充沛、熱愛藝術的人。他們很相愛，但這個世界並不理解他們。披頭士的歌迷們並不喜歡小野洋子，因為他們看不懂她的前衛藝術，有人說，就是她，導致了披頭士樂隊內部關係緊張。
1980年12月8日夜死亡來臨之前，誰都想不到。她聽見有人喊他：「列儂先生」等他轉過身去，對面一個穿黑色雨衣的男人，突然拔出一把槍對著他。一顆子彈飛快地穿過列儂的胸膛。無法想像，親眼目睹愛人被殺的小野洋子，內心是如何的恐懼和悲傷。
2004年秋天，小野洋子在紐約的一個美術館，舉辦了一個名為「當我六十四歲」的畫展，她用這種方式，來紀念約翰·列儂，紀念他們的愛情。那一年，如果約翰·列儂沒有死，正好就是64歲。
克里斯多·克勞德&珍妮·克勞德
克里斯多·克勞德和珍妮·克勞德同年同月同日出生，都出生在1935年6月13日。克里斯托是保加利亞人，早年就開始從事藝術創作，十分貧窮。他由於不滿保加利亞扼殺藝術生命的政治環境，一路從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至維也納，後又輾轉前往巴黎。而珍妮·克勞德則出身於法國貴族家庭。他們地位懸殊，卻仍然走到了一起，一起進行創作。
2009年11月18日，珍妮·克勞德因病去世，享年74歲。她的丈夫克里斯托對她的離去感到深切的哀痛，珍妮·克勞德對他來說既是妻子，也是50多年共同工作的夥伴。這對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愛侶，在相伴的半個多世紀里，他們動用數年甚至數十年時間來構思、實施藝術創作，最為人熟知的是把橋樑、公共建築物、海岸線包裹起來，形成讓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環境景觀。
羅丹&卡蜜兒·克洛岱爾
卡蜜兒的父親劉易斯－普羅斯珀·克洛岱爾，聽聞羅丹一位享有盛名、風格圓熟淳美的雕塑家朋友阿爾佛雷德·布歇的建議，他把家人送到巴黎，如此一來，他的長女卡蜜兒便可就近學習藝術專才。
羅丹從一開始就發現了卡蜜兒的天賦，他幾乎立刻愛上了她，兩位雕塑家之間的複雜愛情故事，激起了許多過於浪漫的詮釋。
這種濃烈的愛，縈繞在他們私人和工作生活之中，也激發了這兩位藝術家的創作靈感，而他們的作品起到了聲明、評論或彼此的共鳴作用。羅丹在此期間塑造了幾個肖像，包括《短髮的卡蜜兒﹒克洛岱爾》（這是羅丹第一個克洛岱爾的塑像，S.1776)和於1900年展出的《卡蜜兒﹒克洛岱爾的面具》（S.1742）。兩組最初用於裝飾地獄之門的作品──《我是美麗的》（1882年，S.1292）和《永恆的春天》（1884年，S.989）傳達了羅丹對卡蜜兒的感受。卡蜜兒認為兩人之間必須保持一段距離，便前往至英國友人家中暫居，直至9月返回時，羅丹很高興兩人再次見面，並對卡蜜兒簽署了一份「愛情契約」並承諾，只有她是羅丹的唯一弟子，並且發誓忠誠於她。
Camille Claudel, L』?ge m?r, 1893-1900, [S.1380]
這一期間的快樂終將走至盡頭。1889年，羅丹跑遍整個都蘭地區，參與了法國教堂巡禮。1891年10月，當羅丹回到巴黎，為了能更接近她，他租了一個18世紀中古豪宅，稱為「瘋堡」。但是羅丹拒絕離開蘿絲，這個決定激怒了卡蜜兒，她展現了她的兇悍與暴力性格，雖然羅丹仍然愛著卡蜜兒，卻也讓羅丹開始迴避她。
1913年，羅丹已是一位健康狀況極差無比的老人。抗日戰爭爆發後，次年，他不再有影響力的地位，但是他從來沒有忘記過卡蜜兒。羅丹將他的房子與作品捐贈給了法國政府，並且使用了馬蒂亞斯送她的錢，為卡蜜兒設置了一間專有的作品展示空間，以紀念此20世紀以來偉大的女性雕塑藝術家。
讓-保羅·薩特&西蒙娜·德·波伏娃
讓-保羅·薩特是法國哲學家、劇作家、小說家，當代文化生活中的國際知名人物，法國存在主義的首倡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哲學家、女權主義的奠基人。他們可能是20世紀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一對情侶。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哲學家都是很古板的。終身不娶或者不嫁的哲學家則更古板。但薩特與西蒙娜這對世界上最具傳奇色彩的情侶，卻是思想足夠開放、感情足夠奔放的人。薩特和西蒙娜的作品對現代思想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但是說起西蒙娜和薩特，人們更多地想到的卻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薩特和西蒙娜是一對自由的伴侶，他們才華出眾，生活超凡脫俗，讓一些人嫉妒、一些人疑惑、一些人憎惡。然而，不管他們的同時代人如何評價他們，他倆彼此間的愛慕與信任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契約式的愛情使得兩人在生活、感情上和性的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拋棄傳統婚姻一夫一妻制的約束，彼此坦誠，沒有謊言與欺騙，並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這種關係。薩特死後，波伏娃說「他的死把我們分開了。我的死也不會使我們重新再一起。事情就是如此：我們曾經這樣融洽長久地生活在一起，這本身就是一件美滿的事情。」這句話中隱隱地聽出一股悲涼，波伏娃本身多少還是有些痛苦吧。
威廉·德·庫寧&伊琳
德庫寧的創作，集中於抽象、女人和男人這三個系列，而其中，尤以女人系列最出名，在他的畫面上，不論形象的或抽象的內容，都沒有任何的約束，構圖、空間、透視、平衡，等等傳統繪畫技法和審美觀念一掃而空。他討厭一切橫加給繪畫的束縛，運筆異常大膽，落筆果斷堅決，迅猛有力。
在他創作生涯中，人體成為其繪畫創作的主體，加以風景及書寫的符號來發展他的抽象世界。他將歐洲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與表現主義的風格融於自己大而有力的繪畫行為之中，把激進藝術的理念融化在自己的藝術世界裡。即使是極端的繪畫作品也具有藝術美感，試圖喚醒人們心中一種與所有生命事物的內在關聯感。
德庫寧與伊琳都是頗具影響力的表現主義藝術家，他們在1938年相遇，1943年結婚，並相伴一生。
亞歷克斯·卡茨&艾達
卡茨開始從藝是在上世紀50年代，那個時期正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試驗的時期，各種藝術運動前赴後繼地湧現在廣大觀眾面前，藝術作為藝術家表達自我的手段，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抽象和反傳統成為時代的主流。阿歷克斯·卡茨面對紛繁的藝術世界，卻反其道而行之，他拋棄了學院里的抽象表現主義風格，而開始對著物象畫寫生，他發現這種方式作畫是最快捷的，這也是他學習繪畫的開始。在上世紀60年代初，他在自己形成了較好的技法基礎上，學著像德庫寧、畢加索和塞尚那樣作畫，漸漸他覺得這與他的性情不合，便開始靠近巴尼·紐曼。在人物組畫《保羅泰勒舞蹈團》（Paul Taylor Dance Company1963-64）中，人物是預先設定的，那完全是一種不同的繪畫方法，人物的形象放在平面背景之上，他認為自己需要探索別人沒有探索的領域，他要嘗試那種可行性來表現當代社會。
雪景二
卡茨為妻子畫了60年肖像，他說：「畫她，就是一輩子的事。」1957年，兩人在一次酒會上認識，卡茨穿著時髦的白色西裝，裡面穿著藍色的襯衫，風流倜儻，活脫脫一個白馬王子。而艾達則穿著一件白色襯衫裙，胸前掛著優雅迷人的項鏈，兩人一見鍾情，迅速墜入愛河。後來艾達成為卡茨的妻子，也成為了他最完美的模特。
卡茨稱：「艾達之於我就好像朵拉·瑪爾之於畢加索。但艾達的肩膀更美，她可以輕鬆贏得『美國小姐』的頭銜」。
荒木經惟&陽子
很多女人在荒木的鏡頭下姿態萬千，但能撐得起「永遠的繆斯」的只有陽子。「陽子被記錄下的一切」也是他至今最滿意的作品。荒木鏡頭裡的陽子也很大膽。
1967年，當時，陽子20歲，荒木27歲，都是日本電通株式會社的職員。荒木平日怪癖很多。他的求婚禮物是漢斯·貝默爾的色情畫集，婚禮上還把陽子的裸照大大地放映出來，把她的外祖母氣病了。
荒木經惟常說，「我的攝影生涯是從與陽子相遇開始的。」1990年，陽子因癌症去世。荒木更是撂下了話，「餘生我只拍空景。」
在陽子去世的這一天，荒木拍下了自己在病床前緊握著的陽子的手。那一天去醫院的路上，他也照慣例買了一束花。
古屋誠一&克里斯蒂娜
「當我看到她，為她拍照，凝視著照片中的她，我找到了自我。」
1978年2月誠一與妻子克里斯蒂娜（1953-1985）相遇，三個月之後他們便結婚了。1982年末，妻子克里斯蒂娜開始表現出精神分裂症的癥狀。一年後，她的病情加重，進入格拉茨一家醫院進行定期治療，被迫放棄了她的戲劇研究。 1985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36周年後不久的一天，克里斯蒂娜從當時住在9樓的公寓窗戶飛身而出，結束了她的生命。
古屋誠一的肖像邀請我們進入他自己生活的悲劇當中，一同分擔他對傾訴的需求，並且一同尋找這些照片中的意義。他說：「這些照片彙集成一份記錄，證明了克里斯蒂娜和我曾經有過的生活，同時，拍攝這些照片時我也帶著一種預期，即兒子Komoyo今後會翻閱它們。照片背後充滿了我無法言喻以及兒子不願了解的東西，而我必須把這些忠實地記錄下來。」古屋誠一對攝影的運用充滿了隱喻和詩意，他的影像總是與強烈的失意聯繫在一起。不同尋常的是，他對肖像痴迷到了極致，在其中投入了很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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