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非洞見，無歷史
古人云，著史者須具備史才、史德與史識。其實何止著史者當如此，讀史者又何嘗不應如此呢。記得當年高考時，我基本上就填報了兩個專業：一中文，一歷史。後來雖舍歷史而讀中文，但從未放棄對歷史的熱愛，記得有一年夏天留校看宿舍中同學留下的行李，酷暑中就把範文斕主編的《中國通史》讀了一遍，然收穫甚微。後來直接讀《左傳》、前四史、《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然後是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萬曆十五年》，張蔭麟《中國史綱》，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及唐德剛、許倬雲先生的著作，發現比讀范編《中國通史》收穫為大，不知是我的讀法有問題，還是此書本身出了問題。
周德偉先生於1933年遠赴英倫拜哈耶克為師，專治經濟學與哲學。但他坦誠自己也曾喜歡讀歷史書。
「我在中學已讀過《史記》，但只讀本紀及列傳，讀了胡（適）先生之書後，方知典章文物制度的重要，我開始精細閱讀《史記》上的志及表，以後有閑暇就讀史書，一直到現在興趣不衰，可能亦具有歷史癖好」（《我與胡適之先生》，收《自由哲學與中國聖學》）。
但先生認為，「治歷史必須有歷史以外的哲學及科學知識，必須擁有若干有關科學及哲學所建立的先定觀念」（同前）。也正是因為他具有深厚的經濟與哲學修養，所以觀照歷史往往目光如炬。
比如：他認為隋煬帝開運河的動機不是為個人享樂，而是運淮南及長江流域的糧食供中原的需要：
「隋唐帝王常居洛陽，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國家控制的區域太小，南方的州郡去長安太遠，不能控制。政府組織龐大，長安的糧食供應就大成問題，由此證明隋煬帝開運河的動機不是個人的享樂，而是運淮南及長江流域的糧供中原的需要，洛口倉的儲量大得驚人，完全是政治經濟的需要，如果要再運到長安，將不勝糜費」（同前）。
從此一角度再來看隋煬帝，是不是會得出與此前史家完全不同之結論？
他認為孔子公開主張議政（批評政府）：
孔子並不主張革命或反抗，他曾斥責犯上作亂，這與當時的時代情況有關聯……犯上作亂成功，亦不過以暴易暴，決不能納政治於軌範，故孔子先從造就政治人才著手，可以說是為革命鋪路。他公開主張議政（批評政治）。他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庶人且可議政，何況書生。他率領一群學生，周遊列國，就是一種政治運動（《五四運動與士君子的政治力量》，收《自由哲學與中國聖學》）。
以暴易暴，就造成了後來的一治與一亂之政治格局。而在當時情況下，公開主張議政，就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後來之尊孔抑或批孔者，都忽略了此點。
秦國為何能一統天下，六國又為何失敗，歷來論者眾多，如蘇洵、蘇轍的《六國論》是也。這些論述多從六國之不能聯合對秦著手，可謂只見皮相，不及實質。而周先生反是，一語破的：
貴族統治，在春秋時代已經漸減凋敝不能運用，此一情況到戰國時代，更加顯著……秦的文化較低，人才缺乏，秦的將相幾一律為來自文化水準較高的東方的客卿。秦穆公時代，得百里奚於宛、騫叔于于宋，取由余於戎，得邳豹公孫於晉，以後歷代不改尊用客卿的慣例，而無貴族專權的事實，故秦的政治最安定，而臻於強盛。試看商鞅、范雎、呂不韋、馮去疾、李斯等均來自東方，無一秦民……
又秦王之諸子歷世無一封藩，根本不得過問政治，政權操於國王，執行則操於較有學問之卿相，故政治亦較清明而安定，終致并吞六國成統一之業（同前）。
歷來論述此一問題者多亦，我覺得周先生此論最切中肯綮是也。
關於「罷黜百家」：
罷黜百家不是叫老百姓不治百家之學，只是叫儒學以外之各家不當政而已（同前）。
此點和我以前之理解完全不同。由此他進而批評韓愈與梁啟超：
韓昌黎論聖人之道火於秦，黃老於漢，完全不切事實，秦始皇只燒了咸陽一帶民間藏書，且凡博士所藏均未燒，秦皇的政令決不能達於文化之邦的齊魯晉衛周，否則何以出遊到河南，被張子房傭人打了一鐵錐而找不出兇手？否則後來之古文學何以再被發現？醫藥卜筮之書並沒有被燒，何以此項學問毫無進步？至於黃老於漢，則與事實完全相反……韓愈的議論未免顛倒是非。
更荒唐的莫如近人梁啟超。梁氏謂：漢武罷黜百家，阻塞思想自由，其禍甚於秦火。漢武創造了一套治國的辦法，安定了中國社會達二千餘年之久，以後的帝王均莫能及，梁啟超生在二千餘年之後，想出了什麼？中國的思想不進步另有原因，不能歸咎於漢武（同前）。
此前我亦認為漢武帝的罷黜百家阻塞思想自由。先生否定了此點，那中國思想不進步的原因到底何在呢？他從其自身尋找原因：
中國的哲學大都屬於假想哲學一類，只有玄想，缺乏邏輯的體系。中國自身始終未能發展邏輯學，這是思想阻滯之一大原因。先秦諸子從觀察自然現象入手，多少包含一些有價值的東西，能與現代知識相通，但遠不如現代哲學完備。我們試想漢儒的陰陽五行，宋明諸儒的性理，能否解釋萬物萬世之理？（《我與胡適之先生》）
他重新評價漢武帝：
漢武帝承文景富庶，及大藩削平之後，毅然說出兩句名言：「我不立法，則漢家無法；我不伐匈奴，則禍且及子孫。」立法就是建立制度，漢興四十年尚無周公一類的人才制禮作樂，漢武認為如此決不能使國家昌盛。匈奴的威脅，已近於長安附近，非擊走之不足以鞏固漢之基業，乃下決心做成這兩件大事……
擺在漢武帝的面前有一個重大問題待決，欲國家長治久安究用何術，由誰來治國？世卿不能治國，世卿將篡位；貴族子弟亦不能治國，他們無能，會腐化；軍人亦不能治國，他們會造反；遊俠亦不能治國，他們目無法紀，且作姦犯科。以上四種人均不能治國，到底由誰來治國？
漢武帝瞬即得到了正確的答案，最好尊用儒學，並用孔子的門徒士君子來治國。士君子有主義有原則，篤信仁義忠孝。有主義有原則，就不會朝三暮四，篤行仁義就不會凌暴百姓，篤信忠教就不會犯上作亂，士君子最可靠。如是毅然罷黜百家推崇儒術，置五經博士職掌孔子之學，並培育孔子之後人世世為博士……漢武帝不僅有正確觀念，而且執行得極其徹底……
孔子的門徒至此乃成為政治、社會上的基幹力量。他們確實忠於國家愛護老百姓，他們不僅掌握了政治，且領導社會風氣。以中國版圖之大，決不能靠武力或警察來鎮壓，軍隊太多又旁生枝節。只因漢武以後的歷代帝王推行此一政策，使士君子居於社會領導的地位，一言一動均可為老百姓所則效，士君子的主張及言論可以平息社會的紛爭。孔子學說在中國確發揮了宗教的作用，統一了人民的信念，但無宗教迷信的短處……
漢武帝比二千餘年後的希特勒及一切獨裁者聰明多了。獨裁者掌握政治權力之外尊自己為教主，自己當學說信仰紛爭之沖。漢武帝只掌握政權，教主地位則讓之於孔子，孔子的門徒是忠君愛國、勤政愛民的，孔子當教主，比自己當教主效力大多了（同前）。
和秦皇漢武相比者大有人在，不知他們有否這樣去認識漢武帝？
先生認為司馬遷《貨殖列傳序》之所包含精義，不亞於晚他兩千餘年之亞當·斯密之《原富》：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實，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此乃一篇文美的富國贊，生產贊，就業贊，分工贊，經濟自由贊，甚至社會發展贊，其所包含的精義，不下於晚出兩千餘年亞當·斯密之《原富》（《周德偉論哈耶克》第九章）。
先生具體而論道，「聖哲何嘗不重視經濟因素及人民之利。但反對以政治手段干涉經濟勢力的自然發展，則以司馬遷表現得最明朗……司馬遷則主張任經濟勢力自由發揮力量，力符於道，此即西方之Free Play of Economic Forces。斯道也，乃人人所行之道。又謂『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此乃露骨的反對以政治力量干涉分配……以現代術語表之，司馬遷主張『功能的分配』，於經濟理論上，極有根據者也」（同前）。
如此橫跨歷史、社會與經濟領域之見地，試問歷史學家中有幾人能夠得出呢？先生真可謂縱橫馳騁於歷史、政治、經濟、哲學領域之大將軍是也！
關於曾國藩與洪秀全之對比：
咸豐初年，太平天國起事，曾國藩，一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從之者萬人，以後發展領軍數十萬之眾，終於削平大難。曾國藩何以有此力量，彼系進士出身，在侍郎任內已有理學名臣之稱，他的領軍幹部為幾十個進士、舉人、秀才，各有領導社會之力量，以曾氏為中心，發揮了更大的力量。及至接任兩江總督，全國第一流才智之士，無不以接近曾公為榮。對方洪秀全的幹部則只是一群教士及會黨，無絲毫社會力量，因此他們不是曾的對手（同前）。
……
如上洞見，在在多有，不一一列舉了，感興趣者自可去閱讀原著。先生雖不是歷史學家，但我覺得，他對於歷史的看法，比許多日夜沉浸於其中的所謂歷史學家更為清晰是也。蓋歷史往往因為時間久遠、資料缺失、人為隱瞞、為尊者諱、政治需要等緣故而將真相掩飾，非運用最新之經濟、政治、哲學等手段來加以分析，不足以認清當時之真實情況是也。
讀史書當如周先生這般。
二O一八年二月十一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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