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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第一名臣陶澍:天下英才誰可識,晚清名臣盡矚公

兩湖自古雖有「惟楚有才、於斯為盛」之說,但自漢唐以降,湖南人才可謂極盡凋敝。唯清朝時期道光朝時,湖南人陶澍為兩江總督之後,由於他的慧眼識才和大力舉薦,一大批士人精英如左宗棠、胡林翼、林則徐、魏源、賀長齡、湯鵬、包世臣、龔自珍、李星沅、鄧廷楨、黃冕等,遂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彪炳史冊的重要人物,而曾國藩等晚清重臣,亦受陶澍經世之學和理政思想的影響,成為晚清的國家柱石。

陶澍與胡林翼。相傳陶澍任官川東道之時,從益陽進四川,途中到胡林翼祖父鄉賢公府做客,發現了當時只有六歲的胡林翼,交談之下非常喜歡,當即決定把自己五歲的女兒嫁給胡林翼。後來胡林翼與女兒成婚後,陶澍乾脆就把他接到兩江總督府生活。據說胡林翼行為不端,在結婚當晚還跑到妓院鬼混,被陶澍師爺發現並報告陶澍,誰知陶澍居然對此大不以為然,說道:「此子他日必擔天下大事,豈有閑暇逸樂,讓他玩玩無妨也!」後來胡林翼果真操心國事,累死於任上。

陶澍與左宗棠。1837年陶澍回家掃墓路過醴陵,無意中看到一副專為他寫的對聯:「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對聯中所寫的「印心石」是陶澍家鄉河中的一塊石頭,陶澍曾以「印心石屋」為自己的齋號,並受到過道光皇帝的賜匾。一問,是一個名叫左宗棠的秀才寫的,陶澍立即請左宗棠相見。結果兩人一見如故,陶澍認定左宗棠是一位不世出的奇才,便立即提出讓自己獨生兒子陶桄娶左宗棠的女兒。陶澍一生娶七個夫人,唯獨晚年才有一子,而左宗棠當時只是一個舉人,而且還是一個「待業」在家的「倒插門」女婿。以陶澍兩江總督、士林領袖身份,與左宗棠攀親,在今天看來幾乎是不可能之事。更匪夷所思的是,左宗棠竟然不同意這門親事,其理由為,一是輩分不同,因為左宗棠的老師賀長齡賀熙齡兄弟與陶是同事;二是身份不同。而陶澍則苦口婆心地勸說:我斷定你今後的名望威望遠在我之上,到時候就不是你高攀我,而是我高攀你了!無奈之下,左宗棠只好同意了這門親事。二人結親之後第二年陶澍辭世,左宗棠後來果然盡心儘力幫助陶桄,而自己也成為了名滿天下的民族英雄。

陶澍與林則徐。鴉片戰爭前的林則徐曾在江蘇為官,歷任江南布政使和江蘇巡撫。而其時陶澍正任兩江總督。清代官制傳統,督撫不睦甚至相互攻訐、拆台的情況普遍存在。而林則徐和陶澍之間卻一直保持著和衷共濟、同心同德的關係。史傳,當時江蘇連續兩年遭受水災,民不聊生,林則徐目睹蘇南各地災情和百姓困苦,便想奏請朝廷減免或緩徵災區漕賦。按當時的規定,請求因災緩徵或免徵漕賦,必須於農歷九月底之前上奏,但林則徐巡視各地後,已是十一月底,早已超過了期限。林則徐知道,僅這一點「違規」就必將引起朝中大臣的反對,更何況蘇南地區歷來是清廷的錢倉,申請減免其漕賦的奏請可能得罪皇帝。但他一心要為民請命,於是頻頻與陶澍往來函商,溝通情況。當時,因為辦理漕政的全權在總督,為不連累陶澍,林則徐最終一個人署名,破格越級上奏,道光皇帝果然大怒,下旨密令陶澍追究。陶澍卻一面私下放風,讓林則徐應變;一面又在復奏中為林開脫,並明確表示支持林則徐。在陶澍力保之下,朝廷未再深究此事。而經過這件事之後,陶、林兩人更加肝膽相照,情深誼厚。陶澍去世後,林則徐挽有一聯:「大度領江淮,寵辱胥忘,美謚終憑公論定;前型重山斗,步趨靡及,遺章慚負替人期。」下聯中的遺章指陶澍的《恭謝恩准開缺摺子》。陶澍在這個奏摺中向道光皇帝推薦林則徐說:「林則徐才長心細,識力十倍於臣。」道光帝即令林署理兩江,因而有「替人」之語。而林則徐在聯中則把陶澍比喻為泰山、北斗,自己望塵莫及,表示要加倍盡心儘力,不負陶澍期望。從陶澍的奏摺和林則徐的聯語中,可以看出他們各自對對方都是極為信賴和推崇備至的。後來任兩江總督的左宗棠在寫給光緒皇帝的《已故督撫遺澤在民懇合建專祠春秋致祭折》中對陶、林之間的關係是這麼說的:「伏思林則徐由江寧布政使升任江蘇巡撫,時值陶澍總督兩江,於一切國計民生,和衷共濟,實有古大臣風。」又說:「該前督臣與之籌創海運,興修水利,整飭鹽務,辦理荒政,推求至當,彼此和衷共濟,措正施行。論者謂其規模宏遠,條理縝密,志同道合。」這兩段話,前者是稱讚林則徐在陶澍推行的改革大事上能齊心協力,積極襄助;後者是讚揚陶澍在治理江蘇的問題上,能和林則徐坦誠商討,虛心聽取林的意見,才能做到「推求至當」、「措正施行」。

陶澍與魏源。二人雖然都是晚清經世思想的代表性人物。然而,他們卻是以幕主與幕僚的特殊關係共事數十載,為東南民政做出了突出貢獻。兩人結成的曠世情誼成為一時美談。他們愛國恤民、重踐履、不拘一格擢育人才,在經濟思想上嶄露近代意識,體現了非凡的識見和膽略。

值得稱讚的是,陶澍提攜後輩和團結官員,並非為營造「小圈子」以謀取私利。陶澍任江蘇巡撫時,賀長齡為藩司,陶澍認為賀長齡辦事「綜理全局,布置精詳」,向朝廷推薦,後來賀長齡被擢升為雲貴總督;另外一位陶澍的下屬伊利布,也是陶澍力薦之下任兩江總督,此人最終促成中英兩國和談,達成《中英南京條約》,可算是中國第一位外交人員。

另外,作為「湘軍三傑」、中興名臣之首的曾國藩,在其成長過程中,也深受「鄉梓前輩」陶澍的深刻影響。作為重視「經世之學」、關注社會現實的曾國藩,對陶澍極力關注和模仿。曾國藩是另一位名臣唐鑒的弟子,而唐鑒是陶澍的好友,唐對陶稱頌有加,並請陶為其父作墓志銘。曾國藩從唐鑒處深刻了解到陶澍,並曾經專程前往兩江督所造訪,然而,曾國藩在擔任兩江總督後,對陶澍改革鹽務的辦法大加讚賞並效法之。他在奏章中曾說:「查淮北鹽務,自從前督臣陶澍改行票鹽,意美法良,商民稱便,果能率由舊章,行三百年不弊。」

讀史至道光年間,深以陶公為贊。嘉道之時,留心時事之士大夫,以湖南為最盛,政治學說亦倡導於湖南。而陶澍以學問為實行,開啟了近代湖南人才興盛,形成了「惟楚有材」的新局面,堪為湖南近代政治家之巨擘。正是在陶澍的倡導下,湖南一省被張之洞、張佩綸稱為「晚清人才第一」,而且猶如「黃河之崑崙、大江之岷」,是晚清人才之「源」。如果沒有陶澍的經世致用思想的倡導,沒有其慧眼識才和大力提拔,則湖南之人才不能蔚起。而晚清重臣之中,以識才、用才論,唯陶澍可與曾國藩相媲美。然陶所以不為人知者,因其所處之世,中國外患未熾,內患未燃,是以英雄無用武之地,唯以發現、教導和提攜後昆為要務。是以陶公之英名,唯在識才用才以權衡天下,唯在識才用才以匡扶天下,唯在識才用才以儲備天下。而當陶公逝後,天下紛擾,其悉心培養之人才,皆應時而起,底定天下,此天下重臣之道,陶公堪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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