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齊：中國古代交通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以唐宋道路和驛傳問題研究為中心

最新 02-15

中國古代交通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

——以唐宋道路和驛傳問題研究為中心

一　前　　言

隨著新史觀、新文化觀和社會科學理論及概念對東方史學之影響，以及「交通」對譯西詞被普遍接受，自二十世紀起，具有近代意義的交通史便成為中國正史修撰及歷史研究中頗受重視的門類之一，記錄和研究電報、郵傳、道路、運輸等歷史內容。儘管後世學術史回顧之論著，多將其歸諸經濟史、社會史或歷史地理，並未給予與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軍事史比肩之地位，但交通史卻一直作為中國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向或類別存在，不僅湧現出大量專門之成果，更在專門史和斷代史研究回顧中被視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門類。如二十一世紀中國學術界進行世紀學術回顧中，便有王子今《中國交通史研究一百年》（《歷史研究》2002.2）、凍國棟《二十世紀唐研究·經濟卷》第八章《交通運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曹家齊《宋代驛傳制度研究述評》（《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宋代交通史研究八十年——?宋代交通史?緒論之一》（《宋史研究通訊》2011.2）等。

從歷年之研究狀況來看，中國古代交通史的內容主要包括陸路交通、驛傳制度、內河航運與海上交通四個方面，而前兩者密切相關，且又是古代交通史研究的基礎性內容。因陸路交通與驛傳制度直接關涉王朝一統等政治、軍事問題，且於統一時代（包括宋朝之局部統一）記述較多，故以對秦漢、唐宋、元明清時期之研究居多。據王子今《中國交通史研究一百年》反映情況看，對於古代道路和驛傳制度之研究，以唐宋時期最為突出，其次是秦漢與元代，明清又次之。從史料記載情況看，明清時期無疑最為豐富，但因此時道路與驛傳襲前代之制，已甚是成熟易知，且史料呈現議題又無比豐富，故道路與驛傳研究對於整個明清史而言，已不如前代突出，唯近代更制以後，較為學界重視。因此可以說，唐宋道路和驛傳之研究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古代交通史研究的突出成就，亦當能夠體現中國古代交通史研究的一般特徵。又，唐宋時代前後相貫，且又遭逢政治格局之屢更和制度、社會之轉型，其交通狀況之因與變均甚突出，而不少交通史研究成果皆是以唐宋冠題，通同考察，故以唐宋道路與驛傳制度研究為討論對象，以作學術回顧，亦當屬得宜。因無論整個古代交通史，還是唐宋斷代之交通史研究，皆有世紀之總結，故本文僅以唐宋道路和驛傳問題研究為中心，在簡單回顧二十世紀研究之基礎上，述論近十餘年來的研究狀況，並對今後之研究略抒設想。

二　二十世紀唐宋道路與驛傳研究之再回顧

從成果發表的時間來看，對於中國古代交通史的研究開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而且一直以來都是以中日兩國學者為主。192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學者王倬的《交通史》，應是今日所見最早的涉及交通史之著作。該書篇幅僅六萬餘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和「近世交通史」三編，每編又分別列「中國」、「各國」、「綜論」三章。但若從唐宋交通史研究來看，日本學者則是始耕耘者。1928年，坂本太郎《古代驛制的研究》（至文堂，1928）在研究日本律令時代驛制的同時，曾比較研究了唐代驛制，對唐代驛之種類、驛長、驛馬、驛之管理機構進行了論列。1929年，池田靜夫發表《以開封為中心的運河網———宋代黃河流域運河之研究》（《東亞研究所資料》丙第82號D ）；1930年，曾我部靜雄就發表了《宋代的驛傳郵鋪》（刊於《桑原紀念論叢》），則開啟了對宋代的運河和驛傳制度問題之研究。三十年代起，中國學者才陸續發表一些唐宋交通史研究的論著。縱觀二十世紀唐宋交通史研究之歷程，1970年是一個關節點，1970年以前，研究者以日本學者為主，研究問題亦比較集中；之後，研究者則以中國學者為主，而問題涉及面則非常廣泛。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日本唐宋交通史研究，應是內藤湖南唐宋變革期學說引發的對唐宋具體歷史問題研究之結果。就道路與驛傳問題而言，參與的學者主要有青山定雄、日野開三郎、藤枝晃、大庭脩、真上隆俊、小岩井弘光等。其標誌性成果則是青山定雄的《唐宋時代的交通與地誌地圖研究》（吉川弘文館，1963）。

青山定雄從三十年代起，就接連發表唐宋交通史研究的論文，內容涉及漕運、汴河、道路、驛傳等多個方面，《唐宋時代的交通與地誌地圖研究》是其研究唐宋交通史的集大成之作。該書分交通與地誌地圖兩篇。第一篇包括唐代的陸路、宋代的陸路、唐代的驛與郵及進奏院、唐五代的關津與商稅、宋代的遞鋪、唐宋的汴河、唐代的水路工事、唐宋時代的轉運使及發運使、宋代漕運之發達；第二篇包括唐宋時代的總志及地方志、唐宋時代的地圖、阜昌石刻華夷圖·禹跡圖及淳祐石刻地理圖、栗棘庵所藏的輿地圖。可謂較為全面地討論了唐宋時期除海上交通以外的交通問題。因而被稱為該領域內「具有里程碑性質的精心巨著」。

其對道路之研究，主要是將文獻資料與古地圖相互印證，勾勒出唐宋轄區內除今廣西、雲、貴地區之外的陸路交通幹線，但基本上屬於粗線條的梳理。其對驛傳之研究，主要論述了唐代的驛制及其變化與弛廢、宋代的遞鋪分布與任務、金字牌與北宋末遞鋪之弛廢、驛與遞之關係及南宋斥堠鋪和擺鋪問題。該部分內容可謂徵引豐富，對以前研究成果作了總結，較為全面系統地考察了唐宋驛傳制度問題。其中首次論及宋代驛與遞之關係，使人們對於宋代驛傳制度有了一個較為完整的認識。但該書畢竟不是專門研究驛傳制度之著作，論述略顯粗略，對唐宋驛傳制度中的諸多問題，如遞鋪種類，金字牌遞、斥堠鋪、擺鋪的創置時間及其演變，文書傳遞等討論均有力所未逮之處，而對宋代館驛諸制及相關之驛馬、遞馬、驛券、頭子諸問題更是未能發現。

1970年前中國學者中，亦有陳源遠《唐代驛制考》（《史學年報》1：5，1933）、王夔強《宋代交通制度考略》（《安雅》1935年5月至1936年1月，共5期）和魏重慶《兩宋時代之交通事業》（《正風半月刊》，2卷11期，1936）等，但基本上是搜集史料，揭舉出部分問題，大致廓清唐宋驛傳之格局，皆屬初步之討論。

1970年後，日本學者漸漸退出唐宋交通史研究，在道路與驛傳方面，唯見佐藤長、白須凈真、荒木正晴等少數學者在八十年代以後發表論文或報告，討論或涉及與驛傳制度相關之長行馬、長行坊等問題。儘管如此，唐宋交通史研究並未因此消沉，而是繼續呈現繁榮之象，只是研究主力已是中國學者。就道路和驛傳研究而言，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便是嚴耕望先生，其標誌性著作即《唐代交通圖考》。

其實，嚴耕望先生從五十年代便陸續發表唐代交通史研究論文，討論唐代的驛傳制度及陸路、水運、海運及對外交通，或概述，或專論，可謂對唐代交通問題有通盤認識和深度思考。其《唐代交通圖考》便是其彙集數十年心得所成之作，被稱為「研究唐代交通的劃時代巨著」。其一到五卷於嚴先生在世時出版，分京都關內區、河隴磧西區、秦嶺仇池區、山劍滇黔區、河東河北區。原計劃之河南淮南區、江南嶺南區、河運與海運、交通制度、綜結等後五卷，在先生生前未能出版。之後，唯第六卷「河南淮南區」由其高足李啟文先生代為整理，於2003年出版。「全書以區域分卷，以路線為篇。每篇考論沿途所經州府軍鎮、館驛津梁、山川形勢、道里遠近，並及古迹詩篇，引證史料繁富，各篇唯引言及綜結用『常行體』，其本論皆采『綱目體』。」卷首「序言」高度概括唐代交通的特質和總體狀況，與各卷各區之專論互相呼應。其所用文獻，「諸凡正史、通鑒、政書、地書、別史、雜史、詩文、碑刻、佛藏、科技、雜著、類纂諸書，及考古資料，凡涉中古交通，不論片紙巨篇，搜錄詳密」，幾近「竭澤而漁」。其中不僅討論唐代交通，亦涉及前後時代相關問題；不僅研究驛道，次道亦在研究之列，每篇考證結果皆繪成地圖附於篇末，各卷末又附綱文古地名引得。不僅體大思精，而且創舉交通史新例，故「堪稱具有經典意義的名著」。但由於作者多未能親至實地考察，且使用地圖間有舛誤等，其中亦不無瑕疵。中國大陸學者李之勤、辛德勇、藍勇等，皆對其中若干論點提出商榷意見。

嚴先生《唐代交通圖考》前五卷面世前後，中國其他學者亦在這一領域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在陸路交通方面，分別對唐代兩京及其周圍驛路、廣州之內陸交通、嶺南交通路線、劍南道交通路線、古青海道路、敦煌道路及與成都間交通線、瓜沙途程、唐五代通西域道路、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等作了考述，代表性論著有：王文楚《唐代兩京驛路考》、《唐代洛陽至襄州驛路考》、《唐代太原至長安驛路考》（以上三文均載於《古代交通地理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6）、曾一民《唐代廣州之內陸交通》（台中：國彰出版社，1987）、馮漢鏞《唐五代時劍南道的交通路線考》（《文史》第14輯，中華書局，1982）、辛德勇《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李正宇《敦煌歷史地理導論》（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等。這些研究或參據史志及出土文書，或輔以實地考察，由不同角度對唐代道路進行了或詳或略的探討，使過去史載不詳或互有歧疑的若干陸道走向、通塞狀況、道里途程和與交通相關的歷史地理問題逐漸明晰化。其中內容對《唐代交通圖考》或有所補正，或相互印證。當然亦存在因學術信息不暢而導致的重複研究。

八十年代前後，在唐代驛傳制度方面，中國學者討論最為集中的問題包括唐代館制及驛制的細部問題（如驛丁、驛家、驛田、驛馬）、唐代傳制及傳與驛之關係等。代表性論著有：魯才全《唐代的驛家和館家試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6，1984）、《唐代前期西州寧戎驛及其有關問題———吐魯番所出館驛文書研究之一》（《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1983）、《唐代前期西州的驛馬驛田驛牆諸問題———吐魯番所出館驛文書研究之二》（《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武漢大學，1990）、王宏治《關於唐初館驛制度的幾個問題》（《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3，北京大學，1986）、孫曉林《關於唐前期西州設「館」的考察》（《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11，武漢大學，1991）、盧向前《伯希和三七一四號背傳馬坊文書研究》（《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區用於交通的驛馬、傳馬和長行馬》（《敦煌學輯刊》1986.2）、黃正建《唐代的「傳」與「遞」》（《中國史研究》1994.4）、李錦繡《唐前期傳制》（《唐代制度史略論稿》，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等。其中突出的特色是利用出土文獻研究唐代驛傳制度，在具體問題上不斷深入，提供了不少新鮮的認識，並對同時期及以前的日本學者研究成果有不少商榷。

1970年代以後中國學者對宋代陸上交通線路的研究開始稍晚，而且多集中於緣邊交通。如1988年，韓茂莉發表了《宋夏交通道路》（《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1）、陳守忠發表了《北宋通西域的四條道路探索》（《西北師院學報》1988.1）。隨後則有陳偉明《宋代嶺南交通路線變化考略》（《學術研究》1989.3）、藍勇《唐宋南方陸上「絲綢之路」的傳輸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4）、莫任南《五代宋遼金時期的中西陸路交通》（《西北史地》1991.3）、蔡良軍《唐宋嶺南聯繫內地交通線的變遷與該地區經濟重心的轉移》（《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3）、楊宗亮《試論宋代滇桂通道及其歷史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5）、梁中效《宋代蜀道交通與漢中經濟的重大發展》（《漢中師範學院學報》1995.4）、《南宋交通大動脈：「馬綱」驛路初探》（《成都大學學報》1996.1）、孫修身《試論甘肅回鶻和北宋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94.4）、王文楚《宋東京至遼南京驛路考》（《古代交通地理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6）等。

1970年後，中國學者對宋代驛傳研究起步較早，而較早研究宋代驛傳制度的是台港學者。1971年，台灣學者劉伯驥出版了《宋代政教史》（台北：中華書局）一書，敘及驛傳制度。1977年，台灣學者邱彭添又發表《兩宋的驛傳制度》（《史學彙刊》，中國文化大學，1977.8）一文，但大體上亦屬於對基本內容之介紹。1983年，香港學者趙效宣出版了《宋代驛站制度》（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書，對宋代驛傳制度之研究有重要推進。該書是至今唯一一部專門研究宋代驛傳制度之著作，分為「遞角之傳遞制度」、「人與物之傳遞制度」和「管理制度」三部分，不僅對遞鋪的設置狀況、文書的封裝傳遞過程、文書種類及傳遞方式作了詳細考述，而且用了很大篇幅介紹了館驛之狀況、公差人員對館驛和交通工具的利用以及驛路、橋樑修治等狀況，幾乎涉及了驛傳制度的所有內容。作者不僅參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徵引了極為豐富的文獻資料，只是發明較少，且全書內容略顯蕪雜。

1980年代初以後，中國大陸學者之論著開始涉及宋代之驛傳制度。如王文楚《中國古代驛傳制度概述》（《歷史教學問題》1983.3）、漆俠《宋代經濟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劉廣生等《中國古代郵驛史》（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86）、朱瑞熙等《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等著作，以及交通行政部門組織編寫的一些交通史等，都或多或少涉及宋代驛傳制度之內容。但這些著作中，因非研究宋代驛傳制度之專著，或作者並非史學工作者，故對宋代驛傳制度缺乏深入研究，敘述都比較簡略。儘管如此，同一時期大陸學界，還是有少量單篇論文在局部上對宋代驛傳制度作了進一步探討。如王雲海、張德宗《宋代的郵遞鋪兵》（《宋史研究論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對宋代遞鋪內部鋪兵之編製、配補、任務及生活境遇作了考察；汪聖鐸《宋代的遞鋪》（《文史知識》1988.5）則對宋代遞鋪職能、分布與數量作了介紹和估計。

另外，在二十世紀後期，還有一些涉及唐宋交通的通論性和區域性著作，如浙江省交通廳公路管理局組織編寫的《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魏嵩山《洞庭湖流域開發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李志庭《兩浙地區開發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等，均有對唐宋時期道路交通之敘述，但多是鋪墊性簡介，並無深入之探討。

綜觀二十世紀唐宋道路和驛傳之研究，可謂成果豐碩，但從研究方法上反思，則可以發現，以往對唐宋道路和驛傳之研究，或立足歷史地理層面，或本於制度史理路，其基本方法無外乎文獻梳理與實證性考論。因此，其道路研究成就主要表現在對具體交通路線之走向、行經地點、里程等問題之梳理和考證方面；驛傳制度研究成就則表現在對制度名物之辨證及理解方面。特別是唐代道路和驛傳之研究，因將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相互印證，對基本史實之復原和解釋有重要突破。至於將道路與驛傳等交通史問題與社會、政治史問題相結合，或從政治、社會史角度考察交通史問題，並採用綜合考論與分析之方法研究交通史，還顯得甚為不足。如包括《唐宋交通圖考》在內的道路研究成果，雖附論有關歷史事件，卻亦屬於簡單列舉與靜態描述。就驛傳制度研究而言，雖屬於制度史研究，但由於觀念的局限，基本還是對制度內容進行整體概括和靜態解讀，亦即「死」的制度史研究，故難以究明驛傳制度與政治、社會間的深層關係和具體實施效果。

從唐宋兩代道路和驛傳研究之比較來看，無論是成果的數量還是研究深度，對唐代之研究均超過對宋代之研究。其中不僅宋代道路與驛傳研究呈薄弱狀態，能綜合考察唐宋交通的學者和成果，仍屬少數，故唐宋間交通線之沿革及功能之差異、驛傳制度之演變過程，及驛馬、驛券、館券等性質之變化，皆缺乏實質性討論。另外，在史料利用方面，雖有對出土文獻的進一步整理和利用，卻對域外相關文獻之利用甚有局限。

三　近十餘年來唐宋道路與驛傳研究之狀況

進入二十一世紀，在新社會史、新政治史、新文化史等新史學的繼續影響下，東方史學再遇生機，為之一變。唐宋史研究在此大背景下，轉換視野，不斷呈現新的氣象。但若從道路和驛傳研究方面來看，唐史研究與宋史研究卻一改以往之態勢，形成新的反差。即唐代道路與驛傳研究大不如前，而宋代之相關研究則頗有進展，只是研究者仍以中國學者為主。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經辦的《中國史研究動態》雜誌每年均刊出上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綜述」文章（以中國大陸研究為主。有的稱「概況」、「概述」）及「日本隋唐史研究」綜述，綜述者將交通史或歸入經濟史研究，或列進歷史地理研究。但從2000年以後的研究綜述來看，在經濟史和歷史地理類研究大目下，中國隋唐史研究只有2000、2008和2012年的綜述中出現「交通」小目，日本隋唐史研究綜述亦僅在2011和2012年中列有「交通」小目，且提到論著都不多。足見近十餘年來唐代交通研究之窘狀。

從近十餘年來中國大陸的唐代交通史研究來看，卻都是以涉及道路和驛傳的研究居多。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利用最新出土資料，綜合中外研究成果，清晰展現了高昌通往中原的四條道路，以及高昌與三個中央政府、十多個割據政權、十多個少數民族先後交通的歷史。李健超《漢唐兩京及絲綢之路歷史地理論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彙編作者數十年撰寫的論文，涉及漢唐長安城和洛陽的歷史自然地理、周邊地理、陵墓、佛教遺迹，以及絲綢之路路線、地名考釋等。陳國燦《唐西州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唐史論叢》9輯，2007）從地理位置、東西貿易中心、對絲路安全的保障等幾個方面論述了唐西州的重要地位。王炳華《唐置輪台縣與絲綢之路北道交通》（《唐研究》16，2010）則討論了唐代絲路徵稅時不征西州而征輪台的原因，認為是輪台已在北道商業運行中居於核心地位，它控扼交通咽喉的地位，較之北庭都護府還重要。李宗俊《唐代河西通西域諸道及相關史事再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1）探討了見於敦煌文書的瓜沙二州間的三條驛道、第五道（莫賀延磧道）、矟竿道、大海道、大磧路、西域南道在隋唐時期的利用、維護與通行情況。其《唐代石堡城、赤嶺位置及唐蕃古道再考》（《民族研究》2011.6）對石堡城、赤嶺的地理位置進行了重新考證。方鐵《唐宋兩朝至中南半島交通線的變遷》（《社會科學戰線》2011.4）指出中國腹地與中南半島之間存在陸、海路兩條交通線，並對交通線變遷的原因進行了分析。田峰《唐蕃古道探析》（《四川理工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則提出，唐蕃古道的唐蕃段並不僅在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後才迎來短暫的黃金期，在漢藏關係緊張時期同樣是兩國使者和後勤保障部隊的主要通道，在大部分時間也是暢通的。其《吐蕃與川西交往交通述略》（《青海民族大學學報》2011.1）對吐蕃與川西的交通進行了考證。

近十餘年來，研究唐代驛傳制度的文章不多，唯見陳國燦《唐西州蒲昌府防區內的鎮戍與館驛》（《魏晉南北朝史研究資料》第17輯，2000），其中將鎮戍、烽所與館驛、道路進行了細緻分析，體現了對各地所藏吐魯番文書綜合研究的新趨勢。

在近十餘年中研究唐代交通的學者中，成就較大的是台灣的廖幼華教授（中正大學）。其從二十世紀末以來，陸續發表對唐宋嶺南西部交通研究之論文，其中不少發表在大陸期刊和專題論文集上，惜大陸學者在撰寫綜述文章時多未能注意。其系列論文後匯成《深入蠻荒———唐宋時期嶺南西部史地論集》，於2013年由文津出版社出版。其中討論的重點便是唐宋時期嶺南西部地區的水陸交通，涉及唐代道路的主要有《從唐代容州形勢發展論經略台之始建》（原刊於《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3）、《唐宋時期邕州入交三道》（原刊於《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1）等。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嚴耕望先生的風格，對唐代容州之道路、邕州入交趾之道路作了較為細緻的考證。但與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廖教授多能將交通之興衰問題置於政治、經濟等變遷過程中深度考察。

值得一說的是，同一時期日本學者雖對唐代交通史研究不多，卻甚具特色。荒川正晴《唐朝的交通系統》（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40，2000）是作者多年鑽研的集大成，厚達百頁。作者從中央與地方在政治上的統屬關係———伴隨著這種從屬關係的「供役」這個側面來認識交通系統問題。認為中央為了聚集各州府作為義務而供應的人畜、糧食，官用的交通體系才得以維持。作為對州府供應物資這一負擔的還原，通過賦予州府發行符券、過所的許可權予以補償。唐代後半期以降，由於已經放棄了徭役中的實際就役制度和原籍地主義，上述形式的官用交通系統也就隨之而消亡了。像這樣從宏觀上來把握唐代交通制度的研究，與已有的研究相比，使人耳目一新。其《唐前期的胡漢商人與帛練流通》（《唐代史研究》第7號，2004），認為唐前期人與物的流動，即商人與絹的流動，範圍遍及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北亞、中亞地區，而作為唐朝統治根基的交通幹線———驛道得到修治，由州頒發過所給遊客、胡商，從而保證了胡商的流動，使他們能夠通過驛傳制度將人畜、糧食等輸送到正州和羈縻州，確保各類物資的供應。直接聯繫中國內地到中亞、北亞的交通路線的整飭和暢通，促進了粟特商人和漢族商人的商業活動，而以建置於商道上的邸店為中心，商業活動得以廣泛展開。伴隨著節度使在中國西北邊疆的設置，從全國各地徵收的庸調絹布大量流入西北邊陲。如此龐大的運量以及由涼州到庫車這樣長距離的物資運輸，是依靠在軍鎮僱傭的商客編製成的運輸隊完成的。

以往的交通史研究多是探明流通與信息傳遞，而鈴木靖民、荒井秀規《古代東亞的道路與交通》（東京：勉誠出版，2011）則從多角度分析了道路構造和交通制度等，致力於研究道路的歷史意義。河野保博《唐代交通道路與「巡禮」之路復原》（《旅行文化研究所研究報告》21，2011）嘗試著依據考古發掘成果重新驗證唐代的交通道路。文章特別將洛陽至嵩山間的道路，作為國家管理所不及的「巡禮道」予以復原，引人注目。

新世紀以來，日本學者對宋代交通的研究成果已不多見，在此領域，特別是道路和驛傳研究中取得成果的主要是中國學者。其中有王文楚、廖幼華、江天健、吳修安、張錦鵬、曹家齊等。

王文楚先後發表《北宋東西兩京驛路考》（《中華文史論叢》2008.4）和《北宋東京與登州間驛路考》（《中華文史論叢》2012.1），前者根據正史、行記、文集、筆記等記載，就驛路沿途所經驛鋪、地名，予以闡釋，並詳考今地方位，藉以窺視北宋時期東西兩京驛路原貌，以及驛路全線今地的準確所在。後者則依據零碎的史料，考述東京至登州驛路所經京東大州及其驛程，並指出除陸路交通外，別有廣濟河水運通道，鄆濟曹廣濟四州軍通航京城，其下游連接濟水（又名清河），航運延及齊淄青諸州京城正北驛路，經歷澶州濮州，東至鄆州，與東北驛路銜接。

廖幼華《宋代湘桂黔相鄰地區堡寨及交通》（原刊於《荊楚歷史地理與長江中游開發》，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考察了北宋仁宗對桂西北展開經營後，特別是神宗與徽宗開邊過程中形成的誠融西通道、誠融東通道、黔融通道的經行地點、沿途堡寨，及誠融驛道的經濟價值。江天健《北宋時期與西方諸國陸路貿易》（《宋史研究集》第30輯，「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2000），從貿易之角度對北宋與西方諸政權的陸路交通有一定考察。吳修安《唐宋時期浦城交通路線考》（《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細緻地考證了唐宋浦城（今福建浦城）地區的交通路線，其中對宋代狀況考證尤為精詳，對南北幹道及延伸路段所經鎮市、嶺嶠、溪流、寺廟、亭驛等一一梳理，並對各道路的功能有所論述。張錦鵬《南宋交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在陸路交通方面分別敘述了以臨安府、成都和廣州等重要城市為中心的交通線，以及南宋與金國、大理、吐蕃等政權的交通路線。

近十餘年來，對宋代交通史研究成就最多的是曹家齊。其對宋代交通的研究開始於1994年，研究內容涉及陸路交通、內河航運、驛傳制度、海上交通等多個方面，但其主要成果之發表則在2000年以後，共出版著作三部，發表論文近四十篇。其中涉及道路交通問題的成果除專著《唐宋時期南方地區交通研究》（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外，尚有《唐宋地誌所記「四至八到」為道路里程考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1.4）、《宋代南方陸路交通幹線沿革述考》（《宋代歷史文化研究（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唐宋中國交通中心之南移及其影響》（《文獻資料學新解釋的可能性》（3），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別冊特集號，2007.12）、《南宋臨安府周圍之郵傳系統———立足於具體背景和設置狀況的考察》（《文史》2008.3）、《宋代西南陸路交通及其發展態勢》（《宋史研究論叢》九，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官路、私路與驛路、縣路———宋代州（府）縣城周圍道路格局新探》（《學術研究》2012.7）、《宋境通西夏道路新考》，（《吳天墀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兩宋朝廷與嶺南之間的文書傳遞》（《中國史研究》2013.3）、《南宋朝廷與四川地區的文書傳遞》（《中國社會科學》2014.5）等。

曹家齊對宋代道路的研究首先是對唐宋時期長江以南地區的交通幹線作宏觀梳理，以究明唐宋之際南方地區重要交通線的因革以及交通重心之變化。其次是從交通功能之視角，考證若干特定的陸路交通線，其中包括北宋香葯遞路線、兩宋京師與嶺南之間的文書傳遞路線、南宋朝廷與四川地區的文書傳遞路線、南宋臨安府周圍的郵傳路線、北宋通西夏道路等。再次是辨明宋代的道路種類及州府城周圍的道路格局。其中將文字記載與歷史地圖相結合，重點討論了驛路、縣路、官路、私路的性質、特徵與功能等。

曹家齊對宋代驛傳制度之研究，主要體現在其專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及《宋代遞鋪種類考辨》（《文史》第51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宋代急腳遞考》（《中國史研究》2001.1）、《關於南宋斥堠鋪、擺鋪的幾個問題》（《浙江大學學報》2002.5）、《南宋對郵傳之整飭與更張述論———兼談朝廷與岳飛軍前詔奏往來問題》（《中山大學學報》2003.6）。《唐宋驛傳制度變跡探略》（《燕京學報》新1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宋代文書傳遞制度述論》（《宋史研究叢稿》，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地方志與域外漢籍：解開宋代驛傳制度奧秘的鑰匙———兼談正史、政書、類書等文獻對宋代典章制度記載之局限性》（《文獻資料學新解釋的可能性》（2），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別冊特集號，2007.6）、《南宋臨安府周圍之郵傳系統———立足於具體背景和設置狀況的考察》（《文史》2008.3）、《威權、速度與軍政績效———宋代金字牌遞新探》（《漢學研究》2009.2）、《兩宋朝廷與嶺南之間的文書傳遞》（《中國史研究》2013.3）、《南宋朝廷與四川地區的文書傳遞》（《中國社會科學》2014.5）等。

以上論著一方面討論了唐宋驛傳制度變化過程及其中關鍵性問題，如由驛傳合一向驛遞分立的演變、宋代館驛與遞鋪的分工與聯繫、包括斥堠鋪和擺鋪在內的遞鋪種類與功能、驛券和館券之性質演變及發放制度等。不少內容和觀點或補前人不足，或糾前人之謬。另一方面，從全局上梳理了宋代驛傳制度中的文書傳遞流程及關鍵性制度內容，呈現出宋代文書傳遞制度的整體形態，並針對學界關於急腳遞傳遞方式的爭論，提出新說。對金字牌遞的創置時間、背景及其特殊之政治意義作了較為深刻的考察。再者，是從活的制度史研究理路，對宋代驛傳制度的若干問題，如南宋郵傳之更張、臨安府周圍的郵傳體統及功能、金字牌遞所體現的軍政績效、朝廷與川廣之間的驛傳建設及文書傳遞效能等問題進行了考察。其研究視角和不少問題，揭示出一系列生動的歷史面相。其中不少是前人未曾涉及的領域。另外，亦涉及館驛、遞鋪、驛路等交通設施之修護與管理問題。

除了曹家齊對宋代驛傳制度研究成果之外，尚有魏天安、楊世利《宋代的驛館與郵政》（《中州學刊》2003.4）、《宋代郵傳網路的組織結構》（《政府與經濟發展：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政府職能與作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張錦鵬《南宋交通史》論及宋代驛傳制度，但基本上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的重複性描述。

綜觀近十餘年來唐宋道路與驛傳之研究，其突出特點有四：其一，世紀之交以後，學界對道路和驛傳研究的觀念發生了變化。如果說，二十世紀對於唐宋道路和驛傳的研究還是以考證道路走向、里程和驛傳制度的基本內容為主，那麼近十餘年來則開始傾向於從宏觀上進行討論，注意考察唐宋道路、驛傳及整個交通發展的態勢和深層意義。如前揭日本學者荒木正晴《唐朝的交通系統》，鈴木靖民、荒井秀規《古代東亞的道路與交通》和曹家齊《唐宋時期南方地區交通研究》、《唐宋中國交通中心之南移及其影響》、《宋代西南陸路交通及其發展態勢》等，均體現了這一特點。其二，對道路、驛傳等交通史問題討論與其他問題，特別是政治史、經濟史問題進一步聯繫，呈綜合發展趨勢。如前揭荒木正晴《唐前期的胡漢商人與帛練流通》，廖幼華《唐宋時期邕州入交三道》、《宋代湘桂黔相鄰地區堡寨及交通》，曹家齊《唐宋時期南方地區交通研究》、《南宋朝廷與四川地區的文書傳遞》等，分別將交通史問題與商品流通、邊地形勢、城市發展和政治運作問題有機聯繫起來。其中亦包含以活的制度史研究理念，考察驛傳制度的形成背景、演變因素、實際執行效果，及其所反映的日常政治秩序，亦即真正將交通史問題延伸為經濟史與政治史等議題。其三，史料範圍及研究手段的進一步擴展。從唐代道路和驛傳制度的研究來看，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已成為唐代交通史研究的顯著特色，而對於宋代道路和驛傳的研究，則較多地利用今存日本、越南、韓國等地的域外文獻（包括碑刻）。如曹家齊、王文楚在研究宋代交通史過程中均較多使用《參天台五台山記》等。而《越南漢喃銘文彙編》、《高麗大覺國師文集》等資料，亦進入唐宋交通史研究者的視野。史料範圍擴大之外，越來越多的學者深入實地，感受歷史現場，增強對文獻的理解與驗證，亦是道路交通研究方法之擴展。其四，一些關鍵性史實探索取得重要突破。如唐宋驛傳制度演變過程中的驛馬、驛券、驛遞關係，及宋代驛傳制度中的金字牌遞設置、急腳遞傳遞方式、南宋驛傳之演變、道路之種類與功能等問題，皆有深入探討，使一系列史實問題得以澄清。

以上四點既是特點，亦是近十餘年來唐宋交通史研究值得肯定之處。但反觀十餘年的唐宋交通史，特別是道路和驛傳問題的研究，亦可發現不足所在。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宋代道路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皆不及唐代。目前對宋代道路之研究成果，還基本停留在從全局對交通幹線的粗線條梳理上，如嚴耕望等先生細緻考證唐代道路交通那樣的研究，還只是表現在局部地區或少數路線。可以說，進一步發掘史料，對宋代交通路線的細緻考索，還具有很大的空間。

四　餘論：走向綜合——對古代交通史研究之展望

歷史學是一門討論過去及如何認識過去的學問。儘管無限逼近實存的過去，或還原歷史真相，是歷史研究者孜孜不懈追求之目標，卻不是歷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對歷史真相的復原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人們研究歷史的目的，應是通過認識過去獲得真知，亦即提高對人生和自然的認識水平，提升人類自身生活的意義和境界。從此層面而論，對整個歷史的認識尚不能成為歷史研究的目的，對其組成部分之一的交通史研究則亦不可能當做歷史研究的終極目標。

歷史內容本是由時間和空間信息構成的一個整體，其內部結構密切相連，實難完全分割。只是因人們能力有限，不可能短時間對其有一個完整的認識，故在認識過程中便形成了學科分工及各自對入手門徑之選擇。作為勾連人們空間關係的交通問題，亦自然只是人們認識整體歷史的入門路徑之一。儘管從一開始，史學家門便有整體把握歷史的認識初衷，或從某一個入手門徑試圖對相關歷史作縱橫之考察，但因缺乏對具體問題的深刻認識，亦只能令人徒興皮毛膚淺之嘆。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現的若干交通史通論之作，無不流於這種狀況。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與歷史學學科調整及課程專門化相一致的斷代史和專門史下的專題研究，無疑是人們深入認識歷史的正確選擇。交通史作為人們認識歷史的途徑之一，分成斷代、專題進行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反顧二十世紀以來唐宋交通史研究，特別是關於這一時段道路與驛傳之研究，其成就亦基本如是。今後如果繼續按照以往的研究理路，繼續對唐宋交通事史進行研究，不斷取得新成果應是無大問題的。但相關史料畢竟有限，若繼續依照斷代和專題這兩個前提，研究古代交通，則不唯視野、方法大受局限，議題選擇空間則亦會越來越窄，學術研究之創新自然亦難以體現。

新世紀以來，將不同的歷史問題聯繫起來，綜合考察，並在方法上實現合理性最大化，是歷史研究的新趨勢，亦應是古代交通史研究的必然選擇。所謂將不同歷史問題聯繫起來，亦即從某一歷史問題向其他相互關聯的歷史問題延伸，對歷史問題作綜合考慮，以追求對歷史的整體觀照。就古代交通史研究而言，則是充分體現交通本身的關聯性，還交通之本來面目，將之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內容互相連接，整體呈現交通之面貌，真正實現從一個門徑儘可能整體認識過去的目標。不同議題的連接，必然引發對更多史料的解讀與利用，其方法的選擇自然亦隨之多樣化。這一交通史研究理念，雖在近十餘年來的交通史研究中有所體現，而且已有學者正嘗試從交通史視角討論邊疆經略、日常社會秩序等議題，但還只是剛剛起步，其成果綜合性程度還是很有限的。今後的古代交通史研究必然是要更能體現議題的綜合性。

另外，在追求議題綜合之外，時段的跨越和貫通亦勢在必行。長期的斷代史加專題之視角，嚴重局限了研究者的視野和思路。長期的斷代史研究經驗，往往導致研究者習慣從自己熟悉的時段認識問題的意義，對其他時段的同類問題之理解甚為隔膜，雖有「瞻前顧後」之意識，卻亦往往限於前後時段。如唐宋交通史研究，至多亦只能唐宋相互觀照，難及秦漢、明清，即便貫通唐宋者，人數亦在屈指之內。筆者因研究唐宋交通之緣，得以參加高榮《秦漢郵驛制度研究》（中山大學歷史學系2006年博士學位論文）論文答辯，後又拜讀侯旭東《西北漢簡所見「傳信」與「傳」》（《文史》2008.3）。兩文均是以簡牘資料討論驛傳問題，揭示出許多傳世史籍中不可得見的歷史內容。筆者從中發現，唐宋交通史研究者本以為唐宋才有的制度問題及其所達到高度，秦漢時期便已存在，且水平未必低於後世。由此深深感到從斷代考察交通史及其他歷史內容的局限，認為今後之交通史研究，及其他專題研究，都要儘可能做到跨時段的綜合，而這亦正是史家普遍追求的「長時段」研究理念。以往在專題研究不夠深入，文獻資料查閱不便的情況下，很難做到，但在古代交通史及其他議題進行斷代研究已近百年，和文獻檢索與閱讀無比便利的今天，應是頗具可行性的。

【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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