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圓盈韋明鏵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這一聽就是千餘年前說出的，是老得不成樣子的老話了。於今人屆七旬之齡，只能說是剛剛踏進老年時段，「入圍」的老人們皆是瀟洒樂天不服老，他們的心情和心境，倒是配得上那後兩句詩「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呢。然而，揚州韋明鏵先生虛歲七十，卻確是值得慶賀與小結一下的，重點在他的文化成就。明鏵先生與我，誼兼師友，緣分特殊，因而有熱心人慾為他編輯七十紀念集，誠約拙作，我便責無旁貸了。
1986年暑假，大三、大四之間，我與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八三級同班大部分同學到揚州實習，主要項目是採集民風民俗。因為教我們民間文學專業課的段寶林老師是揚州人，而民間文學又適合於學生採風實習，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接地氣」，所以那些年好幾屆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的學生都被安排到揚州實習。段寶林老師後來曾任中國民俗學會副理事長、中國俗文學學會副會長，他在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研究中提出的「民間文學的立體性」和「描寫研究」方法，以及民俗的「趨美性」，對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研究都具有開創性意義。現在回想起來，他把我們這些學生放在歷史文化積澱深厚而民間文學氛圍濃郁的揚州實習，其實是很有深意的，即學生們通過採風實踐可以打撈到很多各種各樣的原始素材，而這些原始素材及採風過程本身對他的理論觀點也是一種印證與補充吧。
韋明鏵先生是我們實習的指導老師之一。那時他才三十多歲，卻已是揚州文化界的骨幹人物。在我的印象中，他充滿了熱誠與自信，筆才和口才都格外出色。我接觸到的揚州文化部門的工作人員、民間老藝人和演員們，提到韋明鏵的學問，都會挑起大拇指。研究曲藝是明鏵先生的本行，他便發揮所長，給我們主講揚州的曲藝，讓我們知道揚州除了有瘦西湖、大明寺、何園外，還有彈詞、清曲和評話。實習的十幾天里，我們經常到熱鬧的揚州書場欣賞曲藝演出。尤其是家喻戶曉的揚州評話《武松》和《皮五辣子》，整日灌滿了我的耳朵。當然，熱門話題還有明鏵先生新整理的揚州彈詞《珍珠塔》。那個年代，我從北京、天津這樣的繁華大都市來到揚州，看到的是一座久已衰落的古城，一座歸於平淡的名城；同時，我也看到了揚州人對自己城市曾經無比輝煌的歷史的依戀，以及由此油然而得的每人一份的自在悠閑。
實習期間，明鏵先生還介紹我們採訪一些演員，以便深入了解揚州曲藝的特點。記得我和周憶軍（阿憶）同學一起到揚州市曲藝團採訪過一位年輕漂亮而氣質高雅的女演員。採訪後，她熱情地邀請我們到她家去作客。梅雨季節，我們打著傘，走過一條濕漉漉的青石板鋪路的巷子，抵達她家那寬敞、樸素而整潔的老屋。時至今日，我印象中的揚州美女，就是像她那個模樣，而背景也恰好固定在那間檐下輕靈地滴著雨水的老屋。多少年來，一直想請明鏵先生告訴我這位演員的近況，但我連人家的姓名乃至表演的曲種都沒記住，又如何去查找呢？既然安排我們去採訪，想來她在當時應是一位頗有些名氣的青年演員吧？
人說「十年一覺揚州夢」，但迄今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也一直沒有機會再去揚州。然而，我心中卻總有一個揚州情結在。後來在書店裡陸續看到韋明鏵先生出版的很多研究揚州文化的著作，我都買來閱讀。關於揚州的新書讀多了，便知道明鏵先生擔任了揚州文化研究所所長，成為揚州文化的代表人物。師友「升值」了，我自己也感到十分高興和驕傲。我甘願做明鏵先生的「粉絲」，還因為他是一位淵博的雜家。誰能想到，作為人文學者的他，竟能寫出像《UFO與古代中國》和《走進飛碟》這樣的科學讀物？他1998年出版的《馬戲叢談》，我在當時天津所有的書店裡僅見過一冊，買下後如獲至寶，因為這種題材的書實在太稀缺了。2005年，這本書經過他增補修改後再版，我又第一時間買到，捧著書，當即嘆服不止。為什麼？書名《馬戲叢談》改成了《動物表演史》，可真有創意啊！
2004年，為紀念建城六百周年，天津出現了一次本市歷史文化研究和宣傳的高潮。因清代天津曾有「小揚州」之稱，我便以天津與揚州之間特殊的歷史文化聯繫為主題，連續發表了十餘篇相關文章。這組文章內容包括：南馬北查、查厲合箋《絕妙好詞》、為瘦西湖起名的汪沆、桐城派文人王又朴、大收藏家安麓村、石濤詩畫酬知音、水西庄華喦繪長卷、金農羅聘的天津緣、周家曾居小盤谷、劉師培兩寓津門，等等。這組文章通過闡述歷史上天津與揚州兩地文脈相通、文人交往密切、交流成果豐碩，揭示了天津文化一個極為重要的來源，從而為天津文化特色的定位提供了重要的依據。那時韋明鏵先生已是我所編報紙副刊的作者，他的電子郵箱名稱是「夜讀書」的漢語拼音，讓人很容易記住。我寫這組文章時，與明鏵先生通過電子郵件經常聯繫。有明鏵先生這位揚州歷史文化研究權威的鼎力支持和幫助，我寫這組文章便更有底氣了。文章發表後，在學術界和社會上也確實受到了足夠的關注。
2005年至2007年，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編輯出版「城市文化叢書」，韋明鏵先生代表揚州寫了《二十四橋明月夜》，我代表天津寫了《七十二沽花共水》。那時我與明鏵先生已經認識二十年，有幸將寫各自城市的著作在同一套叢書中出版，不能不說是一種難得的緣分。明鏵先生和我，為此都很開心。在拙著《七十二沽花共水》中，收入了我研究天津與揚州歷史文化聯繫的系列文章。我進而提出，歷史上天津的主流文化系由大運河傳來，清代江浙地區的優秀文化對天津影響最大，天津與大運河上南方几座名城存在著「近而維揚，中而姑蘇，遠而餘杭」的地域文化關係。《七十二沽花共水》出版後，不僅成為研究天津歷史文化難以繞開的著作，也為大運河文化和南北不同地域文化的研究者普遍重視與徵引。蘇州學者王稼句先生曾經建議，羅文華與韋明鏵應該合寫一本關於天津文化與揚州文化的對話集。
說到揚州，總會想起姜夔《揚州慢·淮左名都》最末幾句：「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葯，年年知為誰生。」儘管城市經歷了滄桑，但是詞卻寫得絕美。說起韋明鏵先生，便要提到那年中秋，文人李漁到揚州桃花庵遊玩，寺中方丈誠邀他同賞月景。三五之夜，明月圓盈，銀輝滿寺。二人邊走邊談，緩步登上繹經台。但見清光萬丈，靜寂無聲，唯有風拂月波，掀動衣袂。二人不覺漸入佳境，興緻勃勃地作起對子來。方丈吟道：「有月即登台，無論春夏秋冬。」李漁對曰：「是風皆入座，不分南北東西。」在我眼中，著作等身、學有大成的明鏵先生恰似明月圓盈，輝耀揚州。盼望有機會再到揚州，與明鏵先生同賞明月，在桃花庵，在二十四橋，都行。
（刊於2018年2月4日《天津日報·滿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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