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涓滴經濟學沒有用！

達沃斯—我從1995年開始參加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這是所謂的全球精英開會討論世界問題的會議。我從未像今年那樣感到沮喪。

世界正受到難以解決的問題的困擾。不平等性急劇上升，特別是在發達經濟體。數字革命儘管潛力巨大，但也給隱私、安全、就業和民主造成了巨大威脅——這些挑戰因為美國和中國數據巨頭，如臉譜和谷歌等公司的壟斷實力而進一步加劇。氣候變化對全球經濟造成了生存威脅，這一點已是眾所周知。

但也許比這些問題更令人寒心的是我們的應對。平心而論，在達沃斯，全世界的CEO們的發言動輒以強調價值觀的重要新開頭。他們宣稱，自己的行動不但要讓股東利潤最大化，還要為企業員工、所在社區和全世界創造更好的未來。他們甚至還會提到氣候變化和不平等性所帶來的威脅。

但在聽完了今年的這些演講後，你對驅動達沃斯CEO們的價值觀的一切幻想都幻滅了。這些CEO最關心的風險，是民粹主義對他們所打造、並從中獲取豐厚利潤的全球化的反攻。

毫不奇怪，這些經濟精英根本沒有領會系統是如何辜負了歐洲和美國的大量人口，讓大部分家庭真實收入停滯不前，並導致勞動力占收入的比重大幅下降的。在美國，壽命預期已經連續第二年下滑；而如果你只能讀到高中畢業，壽命預期的趨勢下降更是早就開始了。

就我所聽到（或聽說）的美國CEO的演講而言，沒有一個人提到美國總統特朗普（他也出參加了年會）的偏執、「直男癌」和種族主義。沒有一人提到讓美國總統——因此也就是美國——在世界面前名譽掃地的不斷的無知言論、赤裸謊言和魯莽行為。沒有一人提到核實事實制度已被拋棄，因此事實本身也被拋棄了。

事實上，沒有一位美國企業界「大佬」提到美國政府削減科學撥款。科學撥款對於加強美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支持美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至關重要。也沒有一人提到特朗普政府拒絕國際機構或攻擊國內媒體和司法——這無異於攻擊作為美國的民主的基石的制衡機制。

沒有一個人。來到達沃斯的CEO們大談特朗普和國會共和黨最近落實為法律的稅收立法。這項立法將給大公司以及擁有和經營它們的富豪——比如特朗普本人——帶來數千億美元。這樣一部立法，如果得到全面實施，將導致大部分中產階級稅收負擔增加——而在過去三十年中，這個群體的財富一直在下降。對於這個事實，他們倒是顯得非常平靜。

即使在增長勝於一切的狹隘的物質世界中，特朗普稅收立法也不應該受到歡迎。畢竟，它降低了房地產投機的稅收——這種活動不曾在任何地方創造持續繁榮，倒是到處製造不平等性加劇。

該立法還向哈佛和普林斯頓等大學徵稅——這裡可是無數重要思想和創新的源頭——並將降低地方層面的公共支出——在美國不少地方，恰恰是因為教育和基礎設施方面的公共投資而實現了繁榮。特朗普政府顯然是準備無視顯而易見的事實：在二十一世紀，成功真的需要提高教育方面的投資。

對達沃斯的CEO們來說，對富人和他們的公司減稅，再加上去監管化，便是解決所有國家的問題的答案。他們宣稱，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最終將確保全體人口都獲得經濟收益。而CEO們的善心毫無疑問就是確保環境受到保護的所有必要條件，哪怕沒有相關監管措施都行。

但歷史的教訓是明確的。涓滴經濟學沒有作用。而我們的環境之所以淪落到如此危險的境地，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公司沒有承擔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如果沒有有效的監管並為污染制定真正的代價，就沒有理由認為它們會做出和以往不同的行為。

達沃斯的CEO們汲汲於恢復增長，汲汲於狂飆突進的利潤和薪酬。經濟學家提醒他們，這種增長不可持續，也不包容。但這些論點對於物質為王的世界毫無作用。

所以，忘了CEO們在演講開頭的那些價值觀陳詞濫調吧。他們也許缺少邁克爾·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s）在1987年的電影《華爾街》（Wall Street）中所扮演的角色直白，但他們所傳遞的信息是一樣的：「貪婪是一件好事。」讓我感到沮喪的是，儘管這個信息顯然是錯誤的，仍然有大量權勢人物認為這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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