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科舉——變法之路上奇葩
廢除科舉——變法之路上奇葩
漫長的農業-官僚社會，使中國被一卷難以掙脫的繩索緊緊縛牢。在航海-商業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需要依靠大量的談判、對話來解決相互之間的糾紛。但中國的社會關係是命令與服從。這種單方面關係滲透在每一個角落，上至朝廷，下至家庭。想要不服從唯一的出路就是奪取權勢，成為發號施令的一方。這種單方面的政治和文化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在極權政體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整個社會只剩下領導與被領導，打倒與被打倒的關係。
我們不難理解晚清第一次變法的失敗：康有為集團變法和奪權的慾望同樣強烈，付諸行動時也是一體兩面。變法的目標是為了「興民權」，建立起對話和協商機制，改變瀰漫在整個國家社會生活中的單方面關係。矛盾的是：維新派想要成功，唯有先奪取權力，成為權威，才可能按他們的設想展開各種改良。
戊戌變法被人們寄予希望和同情，並不簡單地源於人們對失敗者的同情，更因為這場變法發自改變國家政治生活模式的單純心愿。但他們首先要做的是奪取既得利益蛋糕，才談得上將其重新分配。這種自相矛盾並非中國所獨有，在19世紀後半葉，類似的景象在奧斯曼土耳其曾發生過很多次，在波斯也曾發生，古老的東方專制王朝有著相似的命運，後來三大帝國幾乎前後腳被立憲革命推翻。
當清廷被迫再次發起變法，已經沒有了情感和倫理正當性。一場自上而下的變法，意味著上層放棄既得利益。第二變法在邏輯上更加難以自洽：清廷是想保住既得利益而被迫變法。變法的目標和變法的內在邏輯南轅北轍，因此它很難贏得人們的普遍支持和熱情。
（張之洞是廢除科舉的得力幹將，之所以熱心是因為他掌握著大量新式學堂）
1905年日俄戰爭後，中國的國內局勢有了很大不同，更多的人投身革命黨，清廷也決心加快變法力度，廢除科舉。這樁中國史上的大事，其意義比建立科舉制度更加重大，而其過程並沒有多少驚心動魄之處，甚至可以一筆帶過。
科舉對中央集權制度的重要意義
在科舉被發明出來之前，中國經歷了一個由皇權與一些豪門大族結盟來實現統治的漫長階段，這個階段持續了一千多年。在漢代，政府並不能直接到民間去選拔官僚，只能在由民間的推薦的「秀才」和「孝廉」中挑選人才。當然，這些被推薦的人，往往被名門大族們控制。這種由民間推薦儲備人材的機制，使地方勢力對官僚機制和皇權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約能力。對有心大權獨攬的皇帝或者權臣們來說，這種機制不利於他們網羅心腹。於是從司馬氏控制曹魏政權開始，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司馬氏採取繞過推薦而由政府直接從民間提拔的辦法。此法對司馬氏培養黨羽，陰謀篡位是一大助力，而一旦他們篡位成功，反倒成了朝中各種陰謀家網羅羽翼的捷徑，對皇權構成巨大威脅。
（和中國人不同，西方漢學家們眼中，隋文帝楊堅才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皇帝，科舉制度的誕生可以追溯到他的統治）
皇帝需要一套由自己親自掌握的官僚選拔機制，既能防範權臣做大，又能打破地方對皇權的制約，將皇權根植到地方政治中。隋唐時代接連出現多位深諳權謀之道的皇帝，於是科舉制度生焉。這套制度至明清已非常完備，以儒家經典作為考試內容，八股文為形式。不僅官僚全部由此產生，作為鄉紳的中、低級功名者們也幫助皇帝直接控制了地方。形成了一個在政治和文化兩個方面都對皇權直接效忠的統治網路。由於科舉在理論上對所有人敞開，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豪門大族勢力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壟斷。儘管寒門貴子的情況並不多見（否則也就不會恁多關於它的傳說），西方漢學家的研究認為，清代寒門學子考中功名者最多佔20%，而且集中在中、低級功名。但大量中等家族因此獲利，不僅成功遏制了豪門在朝政和地方事務上的發言權，並且大大強化了鄉紳階層對皇帝的忠誠。
對皇權來說，科舉無疑是一大成功，自宋代以來，從統治階層內部產生出覬覦皇權的大型陰謀集團的事，便再也沒有發生過。
科舉的虛偽性
儘管科舉被當時的中國人認為是神聖的，而現實的情況遠非如此。我們要舉末代狀元張謇和翁同龢之間的骯髒勾當，來戳穿其神聖外衣，使其虛偽得見。
張謇早年捲入一場涉嫌冒名頂替的科舉案中，險些丟了秀才功名，這一案件後來不了了之。他接連五次鄉試方才中舉，期間只好去給吳長慶當幕僚。吳長慶系李鴻章親信，李鴻章的政敵翁同龢需要挖一個熟悉李鴻章陣營內幕的人，收為親信，充當打擊李鴻章的馬前卒。於是張謇與翁同龢結下貓膩，由翁同龢扶張謇高中狀元——在清代狀元可以直接進入翰林院獲得彈劾大臣的資格——而張謇則在高中後彈劾李鴻章。翁同龢常年擔任主考，主考一共八人，雖有個「八大臣同閱」的過場，實際上是比誰權勢更大。翁同龢身為帝師，其他人自然不敢與他爭鋒。借職權之便，翁在會試里大動手腳，要讓主考官們把張謇判為第一名。搞笑的是前四次都張冠李戴弄糊塗了，把別人的卷子錯當成張謇的卷子，結果被誤認為是張謇的卷子高中頭名，張謇本人則名落孫山。因為卷子的名字要蒙上，主考不能直接知道答卷者是誰，只能憑感覺推測。
（張謇在清末頗有影響，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後，民國建立退出整潔，行「實業救國」，辦了不少學校和企業）
從33歲考到42歲，他們的貓膩一直未能得手。1894年，日清戰爭爆發，彈劾李鴻章最好的機會到來，翁同龢再也忍不住，終於在這一年因老佛爺60大壽而設的恩科中，命監考官直接把張謇的卷子收來，這位監考官甚至幫張謇補了幾個錯，添了個他沒填上的空白字（估計是不會寫）。
這下再也不會搞錯，張謇終於高中頭名。
在當時的官場，這種舞弊行為被視為在正常不過，所謂「為國取士」，不過是權術場上的一出醜劇而已。想要高中，最關鍵在於能不能攀附上一位「恩師」。
廢除科舉的巨大影響
廢除科舉遠不僅僅意味著廢除一種官僚選撥制度，更意味著傳統的儒家士大夫階層需要退出歷史舞台。新式學堂的學生將成為官僚階層的儲備幹部，讀四書五經的人們從此不再吃香，鄉紳階層的分裂和解體在所難免。轉向西學之後，儒家信仰式微，讀書人對皇權的忠誠迅速消失，這種忠誠花了兩千年來鞏固，卻只要十年便煙消雲散。
（只要政治生活還是單方面的，袁世凱們的夢就不會停止）
但對於最高權勢者而言，讀書人的忠誠從此也似乎不再重要。官僚的選撥也不再由皇帝直接掌握，使覬覦大權的陰謀家有了網路黨羽的捷徑，尤其是那些掌握著新式學堂的人，更加便利。中國最後一位陰謀篡位的權臣居然在皇朝的最末尾階段再次出現，帶給人們深刻的反思：袁世凱和很多人的夢想，並未因「皇帝」這個稱號的消失而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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