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見證：北京的野蠻成長與再建「城牆」

這是我在2017年8月為《同舟共進》雜誌所寫的一篇文章。較多地涉及個人信息，本不想發到公號上。

前兩天，和來京的石扉客等人宴於朝陽區某飯館。我酒酣時說：像我們這種農家子弟，闖進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如果在1997年香港回歸到2008年奧運舉辦這十來年沒抓住機會立足，那就再沒有機會了。因為從那以後，社會已然板結化。

石扉客深以為然。我想到了這篇舊文，可能還有點價值。

衚衕深處一枝棲

北京東城區一條悠長的衚衕深處，有一間屬於我的小平房，它由正式的房屋加自己搭建的小房組成，也就18平方米，逼仄之極。我曾在這裡住過5年，搬離已有17年。如果不是孩子上學的緣故，我幾乎不會回到這裡來。

北京的小學入學遵循就近原則，各個序位劃分十分細緻。我兒子所上的那所小學共分7個序位。第一序位是父母、孩子戶口在該學區，在該學區有房，且房產在孩子監護人名下；第二序位是孩子戶口在北京市其它學區，但監護人在該學區有房；孩子戶口在該學區，「四老」（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在該學區有房產的排在第三序位。謝天謝地，一間小平房讓我的孩子以第一序位被錄取了。

這個暑期，我數次去收拾這處平房。走在衚衕里，看到處處有工人在「封堵門臉」，原來，北京正在整治「開牆打洞」。之前有些臨街巷的住房，破牆開了大門，變成了餐館、小商店，對外營業。而今，這些門洞全部被要求恢復原狀，只留下一個個小窗戶，開店營生自然不好繼續下去了。

▲治理「開牆打洞」後商家的應對

我剛來京時曾設想，等自己有了孩子，孩子上學不會再像自己單位的同事那樣，為孩子的擇校費盡周折。我篤信將來的北京會更開放、更包容，教育資源也更加公平。

現在回想起來，真覺得當時的自己想得太簡單。不知不覺，我來北京已經24年了，這24年對於人的一生來說，是個漫長而重要的階段；但對這個千年古都而言，卻只是白駒過隙一瞬間。24年間，這座城市規模的生長速度，恐怕是建城以來最快的時期；然而，它卻有許多不變的東西，譬如一道道無形的「城牆」。

▲衚衕人家的生活

想進京不需要理由

「我為什麼要來北京？」人到中年後，我閑來無事時常如此自問。若置於年少時，這根本不是個問題，或者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它是首都，人往高處走，外省青年削尖腦袋進京，這是有志者的奮鬥目標。

大學時讀老舍《茶館》的劇本，第一幕中劉麻子說：「要不怎麼說，就是條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裡嘛!」這句話觸動了我，儘管那時我從未到過北京，我對城市的切身體會，除了老家的邵陽城，就是讀大學的蘭州，省城長沙只是轉車時匆匆而過，沒什麼感覺。但我暗下決心，既然這輩子無法托生在北京城，那麼一定要憑自己的奮鬥成為北京市民。

對一個剛走出山溝溝里的孩子來說，蘭州當然是一座大城。但因為在讀書，平時的活動範圍很窄，主要就在蘭大所在的城關區一帶。漸漸地，我發現這是一座很「土」的城市。蘭州沿黃河而建，東西狹長，達幾十公里，南北狹窄。站在校園裡，遙望南北，看到的是黃褐色的大土山。沿著學校門口的天水路往北走，不遠就到雁灘公園。

那時候的雁灘還是一派農家風光，一戶戶人家，一座座果園，秋天裡成熟的蘋果和梨子發出好聞的香味，夾雜著黃河浪拍打岸邊捲起的泥沙味。我常去購書的張掖路一帶，多是黃土壘成的平房，外面掛著藍色的幡子，走在街巷裡，宛若穿越回清末或民國初年。

我念大二時就明確了目標：蘭州只是我求學的地方，是我人生的一個驛站，我必不會留在這裡，我要進京。

機緣巧合，這個目標實現了。就像我的湖湘前輩沈從文那樣，從湘西大山裡出來，到了北京，多年後把剛進京的一幕記得清清楚楚。

1923年8月下旬的一天，沈從文帶著一卷簡單的行李和七元六角錢來到北京，走出正陽門火車站後，一位車夫把他拉到西河沿街的一家小旅館。三天後，表弟黃村生又幫他搬到「位於前門附近不遠外楊梅竹斜街酉西會館一個窄小房間里」。

我也把1993年6月底的那天早晨第一次進京的情形記得清清楚楚。我走出北京站，坐地鐵從東直門站出來後，遭遇便衣警察的盤查，坐401路公共汽車，聽不懂售票大嬸含混的報站，多問了一句結果被奚落——多年後我才知道這是北京人說話的「吞音」，一些音節省略了，如「中央電視台」發成「裝墊台」。

我居住在北京的生涯就此開始了。此後，我在這裡待過的歲月長於以往任何一個地方，包括我的故鄉，而且我還要繼續待下去。

北京像浩瀚的大海，再有情懷和宏偉志向的青年，在這座大城裡，就像塵埃一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打拚，在這裡立住腳，成了家，生了娃，再有一套房子，儘管和少年時的萬丈雄心尚有差距，但也可聊以自慰了。大多數人進了北京，不都如此嗎？我沒有什麼失落，回首這些年在北京的生活，也沒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

作為一個有「歷史癖」的人來說，我恰好碰上了北京建城以來規模擴張最快、城市面貌變化最大的20年。我算是這個城市成長為「巨無霸」的一個小小見證者吧。

香港回歸到08奧運：北京大門常打開

剛來北京時，我住在酒仙橋，那時候酒仙橋是一個「孤懸」在北京東北郊的工業衛星城。廠里的師傅常常說「進城辦事」，在他們的觀念中，進了東直門才算是到了真正的北京城。城區到首都機場的高速路還沒有修好，三環路剛剛貫通。三元橋旁邊的中旅大廈是個很醒目的地標，修修停停好些年才結束了爛尾。

出了三元橋是大型國企曙光電機廠，一過曙光電機廠就是溝渠縱橫的郊野，秋天還能看到遍地的苞米和白菜，以及一排排整齊的白楊樹。我後來的東家——《法制日報》社，11層高的辦公樓當時如鶴立雞群。現在，這裡是「高大上」的望京，是國際知名企業總部和高級住宅區集中的地方。

1996年，我結婚了。承蒙單位關照，給了我衚衕深處的那間小平房，算是進城了，也算是在北京有了立錐之地。

▲酒仙橋曾經有讓人艷羨的工人新村

那時，北京舊城區大雜院里百姓的日子過得可真叫艱苦。我所居住的那個大院是一個前後兩進加上東跨院的規整四合院，應該曾是某個大戶人家的宅子。

1949年後由相關部門接收，用以安置幹部和職工。幾十年來已塞下30多戶人，光是我住的東跨院就有8戶。院里的空地也被加蓋成小房，只留下窄窄的通道。東跨院里幸虧還有三棵需要兩人才能合抱的大樹，擋住了私搭亂建蠶食空地的步伐。出了大院門口是一個公共廁所，那種定期由掏糞工人清理的旱廁，當然，衛生條件比小城鎮的公廁還是好些。在這裡，冬天需要生煤取暖，我因此學會了安爐子煙囪、生蜂窩煤。

▲後院人家種的瓜

在這個院子里，我見識了北京人的熱情與達觀。東跨院北兩間大北屋住著一位離休的老先生，當年隨聶榮臻元帥的大軍進城，是東四派出所第一任所長。另一間北屋住著小何一家三口，他比我年長約七八歲，但依然是大院里老人們口中的「小何」，他已下崗多年，妻子在一個國營招待所工作。

後院兩間北屋，住著一位姓李的老交警一家，因為孩子多，北屋前的院子被他加蓋了兩間房，正對著我的後窗。老交警的其他幾個子女長大成家後都陸續離開了，只剩老三和父母住在一起。這個老三似乎從來就沒怎麼工作，過開了幾天計程車，嫌累，也歇著了。我記得他的嗓門很大，我每每躺在床上，都能聽到他以一口京腔敘述白天出門看到的新奇事。他已經結婚了，有個小男孩，夏天光著屁股到處跑。

他們並不覺得這樣過日子苦，哪怕是下崗或沒工作，也還算衣食無憂，言談間不時流露出住在皇城根的自豪感。小何和李家老三還特別喜歡養鳥和養蛐蛐。一到夏天，院子的大樹上掛著的都是他倆淘來的蛐蛐，叫個不停。一開始我覺得很煩，時間長了，竟然慢慢喜歡上聽蛐蛐的叫聲。

我只想儘快逃離這個破敗的平房。1999年，我所在的單位最後一次福利分房，因確定機構精簡而被分流去事業單位的我，得到優先照顧，分得了東三環和東四環之間，西大望路旁的一套50平方米的一居室。一起分到此處的多是些年輕的幹部，大家牢騷滿腹，因為年輕、資歷淺，無法分得二環附近或北三環的住宅。此處已出了東三環，是該部現有房源中最偏僻的，通向小區的50米小路都還沒有硬化，塵土飛揚。等我裝修好房子搬進去時，已來到2000年，我也已成為《法制日報》的一名記者。

誰又能想到，沒過幾年，這一片成了中央商務區（CBD）。這一切的巨變，是從北京成功申辦奧運會開始的。

2001年7月13日，北京取得了2008年奧運會承辦權，我一覺醒來，發現北京成了一個大工地。首先變化的就是我出門必走的西大望路。小區南面是北京工業大學，這裡將興修奧運會用的羽毛球館。於是乎，不到一年時間，場館周邊環境巨變，道路拓寬，居民搭建的小平房被拆除。

在奧運會開幕前一年，我接到東城區房管局的電話，讓我去那間久違的小平房裡，將東西搬走，為了迎奧運，東城區將開展危舊房翻建和煤改電計劃。我曾居住的那個院子的平房幾乎要全部推平，然後按原來的樣子，用青磚、黑瓦、木樑重新修建。建好後，還統一安裝了電取暖設施，再也不用生蜂窩煤了；衚衕里的旱廁也改造成了可沖洗的廁所。

2004年時，我想50平方米的房子還是太小了，將來有了孩子就會住不下。於是，咬咬牙在東五環買了一套115平方米的三居室，當時的房價每平方米近5000元。適逢北京房市不景氣，政府鼓勵購房，銀行慷慨放貸，但5000元一平方米的這個價位仍讓不少普通市民覺得很貴。我的一些朋友說：等一等，等一等，北京的房價會下跌。——幸虧我沒有聽他們的話。

2007年我剛搬到這處新居時，周遭還一片荒涼，此情此景與剛搬進上一套房子時有點像。站在陽台上，我能望見東南面由村民種植的一大丘大豆，這些大豆算是這片土地的末代莊稼了，次年，大豆地上就開始建房。2012年地鐵6號線通車，出小區門50米便是地鐵口；再後來，市政府搬到6號線東段最後一站潞城的所在地，而我家就處在西邊朝陽門和東邊新市政府的最中間。我來北京時，這個城市只有1號、2號兩條地鐵線，加起來總長不過40公里，而今，北京包括地鐵在內的城市軌道交通總里程已超過600公里。

如果要簡單地概括一下，我來到北京的前15年，就是在數次換工作和數次換房子中度過的。工作的性質離體制越來越遠，居住面積越來越大而距市中心越來越遠。正是北京的飛速發展給了我換工作的空間和換房子的機遇。

▲圍牆內小天地是北京城市的本質

現在回想起來，我進京的1993年到舉辦奧運會的2008年，真是北京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是外省青年——不管是否取得一紙北京戶口——進京發展的黃金時代。1993年，實行幾十年的糧票廢除，當時剛進京的我沒能明白這一舉措的重大意義。從此以後，老百姓不再受糧票的束縛，拿著鈔票就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買到糧食。人口從鄉村湧向城市，從小城市湧向大城市的潮流也自此加速。

上大學時，我之所以立下小小的志向：畢業後必須分配到北京，但從來沒有想過要當「北漂」（當時還沒有這個詞）。是因為身處信息不甚發達的蘭州，我以為，如果沒有北京戶口，不可能在那個大城市生存。

1993年後，1997年的香港回歸和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兩個重要節點。我發現身邊越來越多的朋友沒有北京戶口，僅僅揣著一紙文憑就來闖蕩。當中不少成為了文化、科技企業或媒體的骨幹甚至是負責人，他們在北京買豪宅、買靚車，在北京生兒育女……

曾經的北京戶口—— 這道隱形的「 城牆」似乎被市場經濟的大潮衝垮了。

我剛來北京的前幾年還不是這樣的，最明顯的是地方政府對非京籍人士還有著公開的就業歧視。每年元旦過後，《北京晚報》和《北京青年報》刊登北京市勞動部門的通知，告知用工單位哪些工種可以招收非北京戶口的人，不難想像，那些幾乎都是臟活、累活，本地人不太樂意做的崗位，如果單位違規，勞動部門查到了將嚴厲處罰。商品房剛剛上市時，外地人不能在北京買房、買車，我的一位《光明日報》媒體同行，溫州籍，大學畢業後分配進京，他說他名下的好幾套房，都是在北京做買賣的同鄉借他的名義買的。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連開通中國移動的全球通業務，也需要北京身份證，我的身份證就曾借給老家一位在京做生意的朋友申辦電話號碼，幾年後他棄用，運營商還向我追索話費。

後來，收容遣送制度廢除了，暫住在北京的外地人終於等來了福音。我和許多觀察者都很樂觀，認為照此發展勢頭，北京和全國的社保、醫保聯網，外地戶口適齡兒童將無障礙地在京接受義務教育，甚至參加高考。有無北京戶口對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來說，幾乎沒有區別了。如此一來，各種隱性「城牆」很快就會完全消失，戶口只起到標識居住地的作用。

隱形城牆再次被修建

當舉國上下歡騰，北京成功舉辦了2008年奧運會，京城的面貌就更加靚麗了，道路愈加寬敞，新修的住宅區富麗堂皇。可外地人在北京生存的難度指數卻似乎增加了。房價的飛漲超過了大多數人的預期，10年間北京同一區位的商品房價格幾乎翻了10倍。2008年以前，一對「80後」年輕人結婚，通過雙方父母籌錢加借款來給首付，兩人還房貸購房的做法曾被媒體諷為「超前消費」。現在回過頭看，這樣做的人無不慶幸當時勒緊褲帶供了一套房子。

北京奧運會結束後的9年來，中國GDP增速放緩，這是經濟發展規律所致，可以理解；而房地產業卻一枝獨秀，大城市的房價讓普通的工薪階層難以承受。現在各大中城市政府所出台的打擊「炒房」招數，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房地產市場平穩有序地發展，擠掉泡沫，能防止出現危及金融業的災難性後果，但並未實質降低年輕人購買城市房子的難度。而今一個從小地方跑到一二線城市謀生的人，如果沒有特別好的運氣，沒有他人的照顧，全憑勤勞和智慧，生存和向上是不很艱難的。

前些年幸運地在北京購房的人，如果沒有北京戶口，也會碰到一個大難題：孩子的入學。從幼升小開始，一些在北京混得風生水起的中產者，就是因為戶口不在本市，而不得不為孩子上學歷經千辛萬苦；有的人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或在環北京周邊的河北市縣上學，有錢的人則把孩子送進國際學校。即使孩子的戶口落在北京，因為教育資源不均衡，想把孩子送到東城、西城、海淀這幾個擁有更多優質教育資源的地區也得絞盡腦汁。我笑著對孩子說，還是爸爸媽媽有先見之明，把你生成「110101」（東城區居民身份證號碼開頭6位數），上學不用費那麼大的勁了。

▲衚衕深處加官進爵的夢想

當初搬離小平房時，我有著「白日放歌須縱酒」的興奮，心想，總算告別了這狹小的破房子了。17年彈指一揮間，我又帶著孩子回來了。院里幾位老人已經身故，只有一位93歲的老太太還精神矍鑠，看到我還熱情地招呼：「有日子沒見了，孩子回來上學了？」見多識廣的東城老太太不用多問就知道怎麼回事。

後院李家老三那個曾光著屁股到處跑的兒子，已經長成一位帥小伙，開著一輛大眾轎車，每天都要折騰一番才能把車停進衚衕里。

由於整治「開牆打洞」卓見成效，我晚上走在住所附近的衚衕里，已不見往日的喧鬧，街巷安安靜靜的，路燈也是灰暗的，彷彿置身於西部某個小鎮，不禁懷疑，這是北京的核心區嗎？

這些年來，我見證了北京的成長，也是北京成長的受益者。北京不僅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它更像是大家嚮往和憧憬的一個符號，這個符號等於機會、等於夢想、等於未來，無論什麼變遷，似乎都難以阻擋進城的外地人步伐。

而今，我又回到這個當年恨不得儘快逃離的老城區和那間小平房，這很像一個隱喻：城區面積變得再大，摩天大樓修得再多，只要那道隱形的「城牆」還在，人們就總想活在「牆」內，以獲得某種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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