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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琢成九苞禽:五代吳越國康陵出土圓雕飛禽辨析

摘要:五代吳越國康陵出土的白玉圓雕飛禽造型優美,精巧別緻,體現了吳越國制玉工藝的一大特色。據其特徵,以往研究和著述基本將圓雕飛禽認定為玉鴛鴦。但通過對文獻和圖像的比對研究,文章發現康陵出土的圓雕飛禽在諸多細節特徵上與鴛鴦或鸂鶒皆不相符,而與中古時期的鳳凰基本一致,故其當為圓雕玉鳳凰。在此基礎上,文章還對五代時期婦女禮服首飾的相關內容做出了分析及猜測。

1996年12月至1997年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聯合臨安市文物館對五代吳越國康陵進行了考古發掘。墓中出土的70餘件(組)玉器不但豐富了五代玉器發現的空白,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代制玉的精良技藝。其中除簪釵首、步搖飾件、線刻飾片等外,還有三件圓雕飛禽尤為特別。

圓雕飛禽皆白玉質地,兩件較為完整,一件僅余雙翅。飛禽身軀頭頸和雙翅分開雕刻,背脊部鏤刻長條形孔,用以插嵌翅膀。飛禽雙眼以雙線陰刻,長冠後掠,雙翅以細長線條鏤刻成羽毛形態。羽根部有小圓孔,身下有一凹槽,尾部亦有凹槽,出土時有銅絲穿於圓孔及身下凹槽處,雙翅和身體上還多處貼有金箔。其中完整的一件(M25:20)身長3.7、高2.6、身子厚0.5厘米左右,翅膀槽長1.6、寬0.13、深0.3厘米(圖1:1,4);另一件(M25:65)高2.15、寬3.2、厚0.35~0.5厘米(圖1:2)。剩下的一雙翅膀(M25:采60)每隻長2.1、寬2、厚0.12厘米(圖1:3)。[1]

圖1 康陵出土白玉圓雕飛禽

1.M25:202.M25:653.M25:采604.M25:20的組合情況

發掘簡報和發掘報告皆稱之為「玉鴛鴦」[2],不少圖錄及著作也沿用此說。發掘報告還認為鴛鴦形象在康陵出土玉器中尤為突出,「它不僅有組合的形式,還有平面的線刻。平面的線刻鴛鴦不僅在玉篦脊上,還在兩件殘缺的玉花片上發現。這種鴛鴦的造型在水邱氏墓出土的唯一一件玉器上也有,顯然這是錢氏家族墓葬玉器的主題紋樣之一。」[3]但筆者細察圓雕飛禽的外形特徵並比對相關文獻、圖像資料,發現上述結論頗值得商榷。

首先需要指出,圓雕飛禽與白玉鴛鴦花片(圖2:1)、水邱氏墓玉篦脊(圖2:2)所刻禽鳥在外型上存在差異。圓雕飛禽頭部擁有顯著「羽冠」,而水邱氏墓玉篦脊與康陵玉花片上的禽鳥卻不具備,故皆認定為鴛鴦並不妥當。

圖2 白玉鴛鴦花片及玉篦脊

1.康陵出土白玉鴛鴦花片殘件(M25:10-1)及線描圖2.水邱氏墓出土玉篦脊及線描圖

有學者曾撰文指出,宋以前文獻中的「鴛鴦」與今天動物學所指的鴛鴦(Aix galericulata)並非一物。今天所說的「鴛鴦」在宋代以前被稱作「鸂鶒」,宋以後,特別是裝飾紋樣中,人們才逐漸以鸂鶒偷換了鴛鴦的概念,並沿襲至今。[4]但其實這一變化在晚唐時即已初現端倪,當至宋代才逐漸流行起來。

晚唐宋初以前文獻所記之鴛鴦是一類外形酷似雁鳧而無羽冠的水禽,如晉王嘉《拾遺記》卷十「蓬萊山」條:「南有鳥,名鴛鴦,形似雁……」[5]唐慧琳《一切經音義》:「鴛鴦……似鳧,黃赤色……」[6]皆未提及其具有羽冠。河北望都東漢墓前室東壁所繪祥瑞圖中有鴛鴦,與西壁所繪之鶩類似,亦不具羽冠。古人還多強調鴛鴦成雙成對的習性,《詩經·小雅·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毛傳曰:「鴛鴦匹鳥。」鄭箋云:「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7]晉崔豹《古今注》云:「鴛鴦……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疋鳥也。」[8]《一切經音義》甚至說其「常有匹偶,不匹即死。」[9]故玉篦脊與玉花片上所刻沒有羽冠,形似雁鳧,成雙成對的水禽被稱作鴛鴦當較為合適,而具有羽冠的圓雕飛禽則應與之有別。

宋以前之鸂鶒,也即今天所謂的鴛鴦卻恰恰具備「毛冠」這一特徵,敦煌文書《大唐刊謬補闕切韻》即言:「鸂鶒,似鳧,雄者五色而毛冠也。」[10]那麼,雄鸂鶒的外形和圓雕飛禽似乎確有幾分相似。其實於唐五代人而言,鸂鶒並不陌生。一方面由於「鸂鶒五色,尾有毛如船舵,小於鴨」[11]的外形惹人喜愛,另一方面則因古人認為其能「尋邪而逐害」[12],寓意吉祥。如三國時吳人沈瑩《臨海異物志》載:「鸂鶒……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13]「短狐」是古人以為能「含沙射影」,致人生病的蟲。唐人認為「食之主短狐,以養(鸂鶒)亦辟之」[14]。而鸂鶒似乎還是入台之兆。晚唐康駢《劇談錄》之「御史灘」條說「河南府伊闕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且「若是西台,灘上當有鸂鶒雙立」。牛僧孺為縣尉時,先見灘出而後有雙鸂鶒飛下,後其果「拜西台監察御史」。[15]正因鸂鶒寓意祥瑞,故庭院當多有飼養,而鸂鶒更是當時各類器物的習見裝飾題材(圖3)。

圖3 唐五代時期器物中的鸂鶒

1.永泰公主墓出土石槨線刻畫(線描圖)2.薛儆墓出土石槨線刻畫(線描圖)3.阿斯塔納217號墓六屏花鳥壁畫4.阿斯塔納105號墓出土彩繪花鳥圖5.李倕墓出土琥珀圓雕6.李倕墓出土大螺鈿鏡 7.貞順皇后陵出土石槨線刻花鳥畫(線描圖)8.何家村窖藏出土鎏金鴻雁紋銀匜(線描圖) 9.法門寺地宮出土銀金花盆 10.西安南郊M326號墓出土鎏金銀釵(線描圖)11.雷峰塔地宮出土「千秋萬歲」銘鎏金銀墊12.日本正倉院藏彩繪半臂

由各類鸂鶒圖像可知,當時的藝術家們對鸂鶒的外形特點已有較為準確的把握,尤其是對鸂鶒雄鳥頭部的刻畫,皆突出表現其頭頂羽冠、臉部紅纓和小巧鳥喙。尤其是臉部長纓與羽冠末端相連,幾乎成為鸂鶒雄鳥頭部的典型特徵。與此相比,則不難看出康陵圓雕飛禽與鸂鶒雄鳥形象有明顯區別。一是除長至頸後的羽冠外,圓雕飛禽頭頂還向腦後延伸出一個較短的羽冠,在這一羽冠前端尚有一不規則突起,並有小圓點為飾(圖1:4),不似鸂鶒僅有一重羽冠;二是圓雕飛禽兩頰不具長纓;三是圓雕飛禽的鳥喙雖有殘損,但從殘留部分看其喙角已延伸至眼下,並不如鸂鶒的喙一般小巧。種種特徵表明圓雕飛禽亦非鸂鶒。

實際上,圓雕飛禽還有一個一直未被重視的細節,即頸部的陰刻交叉線條——或為「*」形[16],或作「 」形,或作「×」形,上下還各有一道短線。(圖5:6,圖6:7、8)竊以為,這表現的正是中古時期神話動物頸部的寬環狀裝飾。大約在南北朝時期,部分鳳凰、朱雀、龍、白虎等神話動物的後頸出現了一枚火焰寶珠(龍、虎的尻尾部或亦具一枚),有的頸部還出現寬環狀裝飾,似乎是結系寶珠的緞帶或項圈,其中或以交叉線條為飾(圖4:1~5、8、11、12,為便於說明,此僅以鳳凰或朱雀為例)。當然,其他鳥類頸部偶爾也有這樣的裝飾,如西安南郊M326號唐墓出土花鳥紋鎏金銀釵[17]中的鸂鶒(圖3:9),但相較神話動物仍不多見。

圖4 南北朝至隋唐的鳳凰(或朱雀)圖案頭頸部

1.鄧縣南朝畫像磚墓出土「鳳皇」畫像磚 2.常州戚家村南朝畫像磚墓出土畫像磚3.忻州九原崗北朝壁畫墓壁畫 4.洛陽北魏畫像石棺線刻畫(拓片) 5.北齊徐顯秀墓墓門門額彩繪浮雕 6.隋李靜訓墓石槨線刻畫 7.唐節愍太子墓壁畫 8.唐李憲墓石門門楣南麵線刻畫(線描圖) 9.唐「裴肅進」鎏金雙鳳紋銀盤(線描圖)10.何家村窖藏出土唐鎏金鳳紋五曲銀盤 11.敦煌196窟壁畫 12.日本正倉院藏立鳳紋刺繡

對於這一變化雖尚未有研究指出明確原因,但大致推測或與宗教信仰相關。這類圖案有時省略也寶珠,僅余寬環狀裝飾(圖4:6、7、9、10,尚有僅存寶珠而無寬環狀裝飾的情況,限於篇幅未列舉)。康陵出土的透雕玉簪首中的鳳凰、白玉龍形雕(龍尾上還可見寶珠),後室石坊上的貼金鳳凰以及壁面淺刻彩繪浮雕青龍白虎,甚至生肖壁龕中的龍等都正對此有所反映(圖5:1~5)。而圓雕飛禽頸部的陰刻線條正構成一道寬環狀裝飾,顯然也屬此類紋飾。

圖5 康陵中的神話動物及圓雕飛禽頸部紋飾之比較

1.白玉龍形雕2.淺刻彩繪浮雕青龍3.淺刻彩繪浮雕白虎

4.透雕玉簪首中的鳳5.石坊貼金鳳凰6.圓雕飛禽(M25:20)

再對比晚唐及同時期的鳳凰圖案中的頭頸部(圖6:1~7),尤其是康陵出土的透雕玉簪首(圖6:6)和故宮藏花鳥紋玉簪首(圖6:7)中的鳳凰圖案,不難發現除頸部皆有寬環狀裝飾外,圓雕飛禽的兩重「羽冠」也與鳳凰眼後上翹的「耳狀簇羽」及腦後長纓如出一轍;而鳳凰頭頂前端的祥雲狀小冠,又可對應圓雕飛禽羽冠最前端的不規則突起。另外,圓雕飛禽略有殘損的喙在大小形狀上也和鳳凰的喙更為相符。不過或是出於圓雕工藝和姿態造型上的考慮,圓雕飛禽頭頸部的整體造型顯得較為敦實緊湊,前額的小冠處理得比較小巧低矮[18],耳狀簇羽被移至眼睛後上部,腦後長纓則貼後頸而下。

圖6 晚唐及吳越國的鳳凰圖案與康陵圓雕飛禽頭頸部之比較

1.法門寺地宮出土真金鈒花函(線描圖)2. 偃師杏園唐李郃墓出土圓形銅鏡[19](拓片) 3.唐僖宗靖陵出土龍鳳紋琉璃佩4.水邱氏墓出土鎏金銀蓋 5.雷峰塔地宮出土「千秋萬歲」銘鎏金銀盒6.康陵出土透雕玉簪首7.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花鳥紋玉簪首 8.康陵出土圓雕飛禽(M25:20、拓片(左視)及線描圖(右視)) 9.康陵出土圓雕飛禽(M25:65(左視)及線描圖(右視))

由此可見,「圓雕飛禽」當為「圓雕鳳凰」,其具有凹槽的尾端亦非「表現上翹之鴛鴦尾巴」[20]。鳳凰尾羽華麗修長,此凹槽應是用以嵌插鳳尾的,只可惜鳳尾已經缺失,且由於墓室遭受嚴重擾亂,同墓出土的玉飾片中是否還剩餘玉雕鳳尾也難以考證。不過,出土於河北省定州市靜志寺塔基地宮的一雙水晶飛禽(圖7)尚可供比對。這雙唐宋時期的飛禽是以水晶分別雕琢頭頸軀幹、雙翅與長尾,翅根亦有鑽孔,和康陵玉鳳各個構件十分類似,且各部件亦皆以金屬絲(銀絲)編綴。更重要的是,水晶飛禽保存完好,其完整的尾部和編連狀態正可補康陵玉鳳的殘亂缺損之憾。另外,以往認為這兩隻飛禽皆是孔雀[21]亦當不確,其冠直立者確為孔雀(圖7:1),而冠呈雞冠花狀者則與康陵所出相類,腦後尚有長冠,應同屬鳳凰(圖7:2)。

圖7 靜志寺塔基地宮出土水晶飛禽

1.孔雀(俯視、側視)2.鳳凰(俯視、側視)

值得一提的還有,原報告將同墓出土的玉篦脊(圖8)上的一雙對鳥紋也認為是鴛鴦,但通過羽冠、頸部的紋飾以及上翹的長尾等特點都不難看出,所刻紋飾其實也是鳳凰。如此一來,認為鴛鴦是錢氏家族墓葬玉器主題紋樣的論斷也就並無根據了。反倒是鳳凰的形象不僅有圓雕,還出現在玉篦脊、透雕簪首上,甚至後室石坊上也以金箔貼就,顯然在康陵的諸多紋樣中更顯奪目。

圖8 康陵出土白玉篦脊及線描圖

康陵墓主為吳越國二世王錢元瓘之妻馬氏。後唐長興四年(933年),錢元瓘被賜封吳王;順應元年(934年),進封吳越王;後晉天福二年(937年),又晉封吳越國王,而墓誌則稱葬於天福四年(940年)的馬氏為「吳越國恭穆王后」。唐宋時期,以禮服入殮是貴族喪禮的慣例,因此康陵出土的這組玉飾當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這一時期地方割據政權后妃禮服頭飾的面貌。這三件圓雕鳳凰小巧玲瓏,貼金為飾,顯得格外精美別緻,玉鳳吻部的缺口似乎也有小孔,同時出土的尚帶有銀圈的小玉片或許就曾組成媚子一類垂飾懸於鳳口。雖然康陵出土的玉器已殘破散亂,但圓雕玉鳳與各類玉飾片的精雕細刻,仍足以讓人想見當年王后馬氏身著禮服時髮髻間金玉交輝的華貴風采。

雖然據《吳越備史》載,宋乾德五年(967年),太祖「齎賜吳越國賢徳順穆夫人珠翠冠帔等」,開寶五年(972年)又齎賜「珠翠冠帔各一副」;及雍熙二年(985年),太宗賜吳越王夫人「龍鳳珠冠一頂」。[23]但由於現有文獻對五代十國時期婦女禮服頭飾的記載不甚完備,不足以反應具體等級用例,且因墓葬已遭盜擾,康陵玉飾件的初始位置不可確知,完整性上更無法保證。故這些飾件是否屬於「冠飾」或可商,而依唐制將其混言作「首飾」應較為恰當。

以鳳凰為主題打造飾品是我國婦女頭飾造型藝術的古老傳統,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中「釵子」條即言:「始皇又金銀作鳳頭,以玳瑁為腳,號曰鳳釵。」[22]當然,馬縞此書多附會,鳳釵未必始於秦。不過《續漢書·輿服志》已明確記載「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之簪「上為鳳皇爵」。[24]至隋唐五代,以鸞鳳為主題的首飾似更為常見,敦煌莫高窟壁畫、唐墓壁畫等對此即多有描繪,出土的花鈿、簪釵、梳篦與臂釧等飾物也都不乏其例。特別是宗室女李倕墓中出土的一對銅釵上正各有一隻圓雕小金鳳,與康陵的圓雕鳳凰頗有異曲同工之處,該墓的琥珀、象牙小圓雕中也有鸞鳳形象。不過隋唐的官方禮制卻並未明確提及后妃命婦禮服首飾以鳳凰為飾,更不必說出現龍的元素。如《舊唐書·輿服志》載:「《武德令》:皇后服有褘衣、鞠衣、鈿釵禮衣三等。褘衣,首飾花十二樹,並兩博鬢」(鞠衣首飾同),「鈿釵禮衣,十二鈿」;「皇太子妃服,首飾花九樹……並兩博鬢也」,「鈿釵禮衣,九鈿」;「內外命婦服花釵」,「第一品花鈿九樹」,「第二品花鈿八樹」,依次遞減。而現今不但少有發現與記載相符的圖像資料,且經科學發掘並公布的唐代命婦禮服首飾,如閻識微夫婦合葬墓出土頭飾與隋煬帝陵出土頭飾,也僅見圓雕小形鳥雀、人物及金花、寶鈿,而未見龍鳳題材(中晚唐時期,出現了一種首端作鏤空剪紙式圖案纏枝花鳥的簪釵,紋飾或以鳳凰為主題,也在穿著禮服時插戴。此時,敦煌壁畫貴族供養人髮髻中央還往往裝飾碩大金鳳。但這些首飾的流行時間及形制則與禮制規定不符,也與宋代后妃禮服首飾沒有明顯傳承關係,故不在討論之列)。但宋初已見「龍鳳珠冠」,禮制則明確提到皇后禮服「冠飾以九龍四鳳」,妃則「冠飾以九翚四鳳」,或言「龍鳳花釵冠」,傳世宋代皇后容像所繪冠飾正與此相當。康陵玉飾不僅同時出現了龍風元素,且圓雕鳳凰兩隻較為完整,一隻僅余雙翅,則個體至少在三隻以上,或表明鳳凰元素已在禮服首飾中佔據了一定地位,白玉龍形雕的出現亦或說明龍的元素開始出現在后妃禮服首飾中。故雖然在同時期或之前、之後的墓葬中,類似康陵這套首飾的文物鮮有出土,但處於唐宋之交,又正具備龍、鳳、花卉等元素的玉飾,當代表了古代后妃命婦禮服頭飾發展的中間一環。當然,這一猜測尚需更多的文字和考古材料加以支撐。

正如《物華天寶:吳越國出土文物精粹》一書對圓雕飛禽的介紹:「立體組合式的玉雕,是吳越國琢玉工藝的一大特色,較為少見,有獨特的研究價值。」[25]故而循名責實的考證研究就顯得尤為必要。經過文獻論證及圖像對比,現可基本確定五代吳越國康陵出土的三件圓雕飛禽既非鴛鴦也非鸂鶒,而應屬鳳凰,望這一發現能對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有所裨益。

附記:

本文撰寫一近年後,筆者偶然看到蔡勝雄先生《從康陵出土龍鳳紋玉器看頸圈紋的變化》一文(載楊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編著《玉文化論叢(1)》,文物出版社,2006年)。文中將康陵出土圓雕飛禽稱為「白玉鳳鳥立體掛件」,玉篦脊則稱「鳳凰紋玉梳背」,可見蔡先生已經注意到有關定名問題,但未進行相關圖文的對比考辨。該文旨在討論龍鳳紋玉器的頸圈紋飾,並將其追溯至先秦兩漢玉器中的龍鳳虎豹圖像。但細查文中給出的圖像證據,可見很多所謂「頸圈紋」或是對馴養動物佩戴項圈的表現,或屬於動物身體毛髮、紋飾及圖案,恐與中古時期神話動物頸部的寬環狀裝飾有別。且文章也沒有和其他質地器物上圖像進行比對,某些結論或可商榷。不過蔡先生的文章倒是為探究這一紋飾的由來打開了新的思路,故錄於此以備考。

(致謝: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王化平老師的悉心指導,南京博物院左駿先生提供部分圖片資料,在此一併致謝。)

注釋:

[1][2]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五代吳越國康陵》,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41—42頁、44—45頁。

[2]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臨安市文物館:《浙江臨安五代吳越國康陵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2期。

[3]同[1],第100頁。

[4](日)青木正兒著,范建明譯:《中華名物考(外一種)》,中華書局, 2005,第199—201頁;孟暉:《直把鸂鶒做鴛鴦》,《杭州日報》2009年2月23日。

[5](晉)王嘉撰,(梁)蕭綺錄,齊治平校註:《拾遺記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第223頁。

[6][9]徐時儀校註:《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932頁。

[7](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011頁。

[8](晉)崔豹撰,牟華林校箋:《校箋》,線裝書局,2015年,第106頁。

[10]張湧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集合·第07冊》,中華書局,2008年,第3346頁。

[11][12][14](唐)陳藏器撰,尚志鈞輯釋:《輯釋》,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第210頁。

[13](三國)沈瑩撰,張崇根輯校,《臨海水土異物志輯校(修訂本)》,農業出版社,1988年,第37頁。

[15](唐)康駢.劇談錄.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第5—6頁。

[16]《物華天寶:吳越國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 2010年,第11頁)一書稱其為「米」字紋,然仔細辨認紋飾,當作「*」紋。

[17]按:《西安南郊唐代花釵、花簪的出土與初步研究》(載於《周秦漢唐文明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一文將其定名為「鴛鴦牡丹紋鎏金銀釵」。

[18]按:圓雕飛禽的這一小冠或可能也有缺損,由於未能近距離觀察原物,故存疑待考。

[19]按:《偃師杏園唐墓》(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212—215頁)一書將其稱為「雙鸞鏡」。

[20]同[1],第44頁。

[21]楊伯達主編:《中古出土玉器全集5(隋·唐—明)》,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年,第256頁;黎毓馨主編:《心放俗外:定州靜志、凈眾佛塔地宮文物》,中國書店,2014年,第118—119頁。

[22](五代)馬縞撰,李成甲校點:《中華古今注》,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頁。

[23](宋)錢儼撰,李最欣校點:《吳越備史》,傅璇琮等主編《五代史書彙編(10)》,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6260、6263、6275頁。

[24](晉)司馬彪撰,(梁)劉昭註:《後漢書志》,中華書局,1980年,第3676頁。 按:「鳳皇」即「鳳凰」。

[25]臨安市文物館,朱曉東編著:《物華天寶:吳越國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1頁。

(本文電子版由作者提供 原文刊於:《東方博物》第六十五輯,文字及用圖上略有修改。)

作者:歐佳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碩士研究生

責編: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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