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間諜關露:背負43年漢奸罵名,有誰知我這一生的苦
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我獨痴。 【關露】
我氣若幽蘭,才華橫溢,與張愛玲、丁玲並一起並稱為「上海灘三大才女」。我要一直寫下去,也定是一個名垂青史的女作家。
可面對日軍入侵,面對苦難的民眾,
悲憤不已的我選擇用生命疾呼:
寧為祖國戰鬥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這一世,為了救國救民的理想,我成了中共特工,我打入臭名昭彰的76號魔窟,打入日軍內部。
我獲取了大量情報,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我失去了我無比喜愛的孩子,
我失去了說要關心我一世的戀人,
我背負43年漢奸罵名,幾次鋃鐺入獄。
我的所有才情,也寫不出我這一生的苦難。
幾十年之後,沉冤得雪的我也沒有絲絲的喜悅,
一個凄涼的夜晚,我選擇帶著我的孩子,一個塑料娃娃用安眠藥和這個塵世做了永久的告別......
關露與養女合影
公元1907年,清末光緒33年,
我出生於山西省右玉縣的一個官僚家庭。
我的父親胡元陔飽讀詩書,是清末舉人,做過知縣,母親徐綉楓是續弦,可也是知識分子。
我的出生,讓晚年得女的父親大喜,
他給我取名胡楣,希望我能光耀門第。
妹妹胡胡綉楓也隨繼來到了世間,
我們一家過得其樂融融,溫馨無比。
可天有不測風雲,我9歲那年,父親在卸任的路上離世。母親一個人扛起了家庭的重擔。
她一邊在外辛苦賺錢,
一邊還不忘陪著我和妹妹讀了大量的文學古籍。
可是幾年後,母親也亡故了。我和妹妹成了孤苦無仃的孤兒,不得不中斷學業,去投奔南京的二姨媽。
二姨媽也很疼愛我和妹妹,可是她堅信女子無才便是德,每天操心的就是給我介紹有權勢的公子。
要是我能順從了她,
也許也能覓得一良人,牽手安穩地過完這一生。
可我討厭這樣的媒妁之言,
我更忘不了母親對我的文學熏陶。
我選擇了抗拒,我帶著妹妹逃離了南京,去了上海
我到了上海,開啟了我人生的全新一面。
我遇見了人生中的一個貴人,他是中國同盟會的會員劉道衡。他同情我和妹妹的遭遇,收留了我們,並且送我們到上海法科大學法律系讀書。
1928年,我考上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後轉入文學系
大學裡人才濟濟,我自幼就埋下的文學夢的種子也發芽了。我迷戀上寫詩,也開始了我的文學創作。
1930年初,我的第一篇小說《余君》發表在南京張天翼,歐陽山等人創辦的《幼稚》周刊上,雖然文筆幼稚,卻也得到了好評。
在這裡,我遇見了自己的初戀。
他是劉漢卿,生得風度翩翩,風流倜儻,
對初到學校的我噓寒問暖,關懷備至。
我們漫步在校園的林蔭道上,
他牽著我的手,深情款款地暢談我們的未來,許諾出國留學安穩後,一定接我出國。
我投入了少女時期的所有真心,
也一心一意等著和他牽手一生。
可是他到了比利時後,給我的信件越來越少。
不久之後,噩耗傳來。他到國外亂搞男女關係,陷入三角戀不能自拔而自殺了。
更大的打擊接著來了,真相是殘酷的。
這個和我許諾未來的男人在國內早有未婚妻,未婚妻資助他上了大學,再資助他去了國外。
我的初戀竟是一場欺騙,可我卻投入了全部的真情。
在我陷入絕望時,大學領導人也找到了我,說我中學沒有文憑,也發不了大學畢業證。
1931年,我帶著滿身傷痛離開了中央大學。
我再一次回到了上海。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日本打響對上海的侵略戰。
望著日軍的鐵蹄和苦難的大眾,我寫下了豪邁詩句:
寧為祖國戰鬥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彼時,妹妹已結婚,他們都是進步青年,志同道合,在家裡經常舉辦左聯聚會。
在他們的感召下,我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也加入了中共共產黨,有了為這個苦難國家奉獻一生的理想。
我的第二段戀情也姍姍來臨了。
妹妹擔心我為舊情傷懷,給我介紹了沈志遠。
他長相儒雅,是個進步青年,
1925年就加入了共產黨,積極動員群眾鬧革命。
他不會甜言蜜語,不善言笑,
可是對我情真意切,我們走在了一起。
可是這一次的感情也沒有持續多久。
加入左聯後,我寫了大量的進步詩歌,也參加了很多的革命活動,引起了他的不滿。
他自己鬧革命,卻希望我做一個安穩顧家的小女子。
我們有了分歧,在我第二次因為革命不得不打掉孩子的時候,他離開了我。
其實,我無比喜愛孩子,多年之後,我抱著自己的孩子,一個塑料娃娃離開了人世
關露作詞《春天裡》
春天裡來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陽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春天裡】
我的戀情再一次凄婉收場,
可是我的才情卻一天天得到了世人的認可。
1936年,我出版詩集《太平洋上的歌聲》。
1937年,我給趙丹,白楊主演的電影《十字街頭》插曲作詞《春天裡》。歡快的歌曲傳遍上海灘,我也隨即名聲大噪。
我成了和張愛玲,丁玲齊名的上海灘三大才女。
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1937年11月12日上海也淪陷了。
我要不問世事,專心寫作,也定能成名垂青史的女作家,可我忘不了苦難民眾凄楚的眼神。
我選擇拿起我的筆,繼續戰鬥。
1939年的一天,我接到了地下黨員同志劉少文給我的一張紙條,上面是葉劍英的密電:
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務。
其實我連小廖是誰都不知道,
可是對於組織的安排,我只有遵守。
我到了香港,見到了廖承志,也見到了潘漢年。
我接到的任務是策反李士群。
「今後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你可不能辯護,要辯護,就糟了。」
潘漢年給我說了任務需要保密,被罵也不能辯護。
「我不辯護。」
只要能救這個苦難的國家,把日本人趕出去,我願意戰鬥死,背負罵名又算得了什麼。
我再次回到了香港,可我已不再是我。
李士群,為人奸詐狠毒,投靠日本人做了漢奸後,和丁默邨組建了號稱76號魔窟的汪偽特工總部,大肆抓博殘殺抗日誌士,死在裡面的 人不計其數。
我的妹妹胡綉楓曾經和李士群家有一段交情。
當年,李士群被國民黨抓捕,他的妻子葉吉卿懷孕,走投無路,被我妹妹胡綉楓收留,並照顧得很好。
憑著這層關係,我走進了76號。
李士群為人狡猾,很難輕信人。
"我想到"爸爸、媽媽"身邊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媽媽"同意嗎。" 我也曾給妹妹寫信求助,希望停止計劃,可是遭到了組織的拒絕。
我用了整整兩年多的時間,
我受盡了世人的嘲笑,終於獲得了李士群的信任。
在我的撮合下,李士群和潘漢年有了密談。
李士群也想給自己留條退路。
從此日軍的剿共計劃總能提前一步送出去,給我黨避免了無數次損失。
可是我卻成了世人唾棄的漢奸,很多人都避開我行走
我無比苦悶,卻不能解釋一句。
1942年春,在黨組織的要求下,我擔任了任日本人的刊物《女聲》的編輯。
我通過自己的關係,在雜誌上刊登了一些暗含愛國的文章,傳播了革命的種子。
左聯的一些朋友,看著我的眼神又有了絲絲的溫情。
可是接下來的一場會議,徹底摧毀了我。
1943年日本召開「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
中國要派十幾個代表,去的人全部登報附照片,這些人一生都洗刷不掉漢奸的罵名了。
雜誌社推選我去,我不想去,可潘漢年再次託人找到我,說了前去的重要性,要聯繫日本的左翼人士
日本之行很順利,可是我回到上海後卻徹底變了天。
李士群已被日本人毒殺,我也果不其然成了舉國聲討的大漢奸,《時事新報》更是公開辱罵。
「當日報企圖為共榮圈虛張聲勢,關露又榮膺了代表之儀,絕無廉恥地到敵人首都去開代表大會,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
周恩來和王炳南
黑暗終將迎來光明。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
可舉國歡慶的同時,我成了國民黨的鋤奸名單上的人
中共不想這段歷史被暴露,沒有為我澄清,而是安排我來到了蘇北解放區避難。
我滿心歡喜到了根據地,可看見的都是白眼和不理解
我重新提筆寫詩,可卻被要求不能用關露的名字發表
最讓我難過的是,我還失去了我的戀人。
他是我在革命工作時認識的王炳南,我無意中對他的一次關心讓他銘記於心,曾經送了一張照片給我。
「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
彼時,他已是外交部高官,周恩來的眼裡,和我是及其不般配的,他選擇了順從。
我一直傻傻地以為我們終於可以走在一起了,可是我卻收到了他的分手信。
1949年,新中國成立,
可盛世里,我的劫難卻遠遠沒有結束。
1955年,我的上級領導潘漢年喊冤被捕入獄,49歲的我也跟著也失去了自由。被關了三年。
三年里,我不停地被要求反覆寫這一生的經歷。
我做了《熱愛祖國》、《告訴黨》、《我和黨》、《藝人》詩四首,訴說自己是清白的,可沒人信我。
我的精神徹底崩潰,精神分裂發作的時候,我躺在冰涼的水泥地上,甚至喝痰盂里的誰,可預警和醫生說我裝瘋賣傻。
1967年,61歲的我被抓進秦城監獄,這一次關了8年,文革結束才被放出來。
我出獄了,可也成了世人眼裡神經兮兮的漢奸。
我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裡,想起了我遙遠的文學夢。
我提筆想寫字,可是握筆的手都瑟瑟發抖。
1982年,潘漢年得到平反,中組部作出了《關於關露同志平反的決定》,承認我是由黨派去做情報工作。
76歲的我躺在陋室的床上,
淚流滿面地聽著工作人員給我念平反書。
為了革命,我沒了孩子,也沒了戀人。
其實為祖國戰鬥死我不懼,
打入日偽內部我亦不悔。
可我以為戰爭結束後的安穩生活卻遠遠沒有屬於我,
我背負了43年的漢奸罵名,受盡冷嘲熱諷。
繁華落盡,哀莫大於心死。
沉冤得雪的我,卻對這個塵世再沒絲絲眷念。
幾天之後,我抱著我的孩子,
那個塑料娃娃用安眠藥和這個塵世做了永別。
我的身邊,是那張泛黃的照片,
上面是那個我終其一生都沒有等到的說要關心我一世的男人。
上面有我哀怨的兩句話:
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我獨痴。
關露,張愛玲,丁玲
後記:
1982年12月5日,關露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公墓,給她開追悼會時,有一個神情哀怨的老人,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後面,是王炳南。
湘西小木魚.2018.2.11
願和你在歷史長河中,尋找至純的愛戀。
※你所言語的青春,你真的以為很長么。——致《無問西東》
※中醫內經可以相面、解夢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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