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節日讀首詩?除日
原標題：一個節日讀首詩?除日
《除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
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
總把新桃換舊符。
北宋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的除日，時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帝國首相王安石，是在首都東京（河南開封）度過的。
除日是一年一度的大節，既是除舊迎新、年歲相繼的時候，也是總結去年、展望來年的時候。這一點，王安石雖然貴為首相，也未能免俗。
在這個一年終於忙到了頭的時刻，他眼前是歡度佳節的熱鬧場景，腦中回想的卻是自熙寧元年以來變法的種種艱難險阻，此情此景，他不禁吟詩一首。
爆竹聲中一歲除：今天是除日，在陣陣轟鳴的爆竹聲中，舊的一年已經過去了。
這一句，王安石提到了「爆竹」。那麼，王安石那時候有像我們今天鞭炮一樣的「爆竹」嗎？有的。
「爆竹」一詞，最早見於范蠡《陶朱公書》中的「除夜燒盆爆竹」。但是，范蠡和西施大美女當時能夠聽到的「爆竹」聲，真的指的是「竹節在燃燒時爆破，畢剝作響的竹子」。直到唐朝，「爆竹」還是火燒真竹子所發出的聲音。
史界公認的是，唐朝的煉丹家們發明了火藥；但史界同時公認的是，唐朝的煉丹家只是把火藥作為煉丹的副產品，甚至是容易引起火災的危險副產品，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厭其煩地諄諄告誡人們「僅供我們這些專業人士煉丹使用，請勿模仿，否則後果自負」等等，從而妨礙了這一重大發明的推廣和利用。
所以，唐人薛能《除夜作》中直接寫到了除夜畢剝作響的竹子：「蘭萎殘此夜，竹爆和諸鄰」；所以，唐人來鵠在《早春》詩中，看到的是火燒真竹子留下的灰，而不是用紙、竹節或其它包裹材料包住火藥，炸開之後在地上留下的碎屑：「新曆才將半紙開，小庭猶聚爆竿灰」。
到了宋朝，就有真的「爆竹」了。宋人施宿在《會稽志》卷13中記載說：「除夕爆竹相聞，亦或以硫磺作爆葯，聲尤震厲，謂之爆仗。」可見，宋朝的「爆竹」，已經開始在竹節中灌上「硫磺」了，這就已經無限接近於我們今天的鞭炮了。
王安石在這年除日佳節，聽到的就是真「爆竹」的爆炸聲，跟我們今天一樣一樣的啊。
春風送暖入屠蘇：和煦的春風，把溫暖送進了老百姓的草庵之中。
王安石在這句里提到的「春風」，是有其依據的。這一年的除日，正好又是立春節氣。這從王安石在這年除日同一天，所作的另一首詩的詩題《次韻沖卿除日立春》，就可以看出來。
關鍵在於，這句里的「屠蘇」，是個什麼東東？
有人說是「屠蘇酒」，一種用大黃、桔梗、蜀椒等藥材炮製的預防時疫的酒。這個「屠蘇酒」，正好是除日、正月飲用的時令酒，而且還是一種講究從一座之中最年少者開始喝的酒。
好吧，「屠蘇酒」出現在除日，屬於正常情況，絕無驚悚；可驚悚的是，除日時節的春風吹得再猛，是如何把溫暖「入」到你手中端著的「屠蘇酒」中的？你就說是咋「入」的？麻煩誰給「入」一個瞧瞧？這個說法，比較牽強。
第二種比較靠譜的說法：「屠蘇」本義指平屋或草庵，引申義指書齋或居所。依據是，《通俗文》說「屋平曰屠蘇」，《廣雅》也說「屠蘇，庵也」。
而上面那個「屠蘇酒」的說法，也由第二種說法而來。大詩人杜甫，在《槐葉冷淘》的詩注中指出：「酒名屠蘇，昔人居屠蘇造酒，故名。」唐人韓鄂在《歲華紀麗》中寫道：「俗說屠蘇乃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歲除夜遺閭里一葯貼，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於酒樽，合家飲之，不病瘟疫。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姓名，但曰屠蘇而已。」
這樣一來，春風要把溫暖吹進平屋、草庵、書齋、居所，就不需要咋個使勁兒了，就可以「入」了。這就不驚悚了，這就沒毛病了。
千門萬戶曈曈日：初升的太陽照耀著千家萬戶。
總把新桃換舊符：人們正在忙著把舊的桃符取下，換上新的桃符。
「桃符」，本義指桃人及神像，這裡指的是書寫在桃木板上的春聯。為什麼要寫在桃木板而不是其它木板上呢？
桃木可以祛邪避鬼，是國人自古以來的信仰。最早的記載，在《山海經》里：「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御凶。」
從這個最早記載裡面可以知道，黃帝他老人家發明的驅鬼辦法，是削桃木為人形，再在門戶之上畫上神荼、鬱壘和虎。這個辦法管用可能是管用的，就是有點複雜。削桃人兒，本就是比較高難的手工活兒；畫神荼、鬱壘和虎，那還得會畫畫兒啊。呃，無論是手工活兒還是畫畫兒，兄弟我就都不會，太費事了。
所以，從漢朝至魏晉南北朝以後，人們總算想出了省事兒的辦法：削桃人兒不會？那直接削塊桃木板吧；畫畫兒不會？那直接在桃木上寫「神荼」、「鬱壘」、「虎」字兒總會吧。這，就叫「桃符」。
到了五代時期的後蜀，人們在「桃符」上已不再滿足於只寫幾個簡單的字兒，他們開始寫更多的字兒，更多的祈求吉祥的字兒。比如，後蜀末代皇帝孟昶，就提筆在「桃符」上寫下了史上第一副春聯——「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
能夠寫這麼多字兒的「桃符」，就比較大了。陳元靚在《歲時廣記》卷5中，記錄了王安石所在的北宋時期的「桃符」大小及製作方法：
「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長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畫神像狻猊、白澤之屬，下書左鬱壘、右神荼，或寫春詞，或書祝禱之語，歲旦則更之。」長2-3尺、寬4-5寸的「桃符」，這麼大的位置，寫個春聯，足夠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桃符」上寫字兒，發展到今天，就是春聯；在「桃符」上畫像，發展到今天，就是門神、年畫。
寫到這裡，估計有人會指出：這首詩的詩題，是不是搞錯了？這首詩在網上一搜，是叫《元日》，不叫《除日》。王安石這首詩是在明天正月初一才寫的，不是在今天大年三十兒寫的。
然鵝，這首詩的題目真的就是《除日》。我有證據，而且還有三四條證據。
首先是該詩本身的證據。詩的首句「爆竹聲中一歲除」，本就有個「除」字兒，顯然此句是在說新年舊歲的交替時刻。只有寫在除日才是「一歲除」的交替時刻，而寫在元日則已是新的一年，沒有了年歲交替的意義。
第二條證據，來自於陝西人民出版社於1987年9月出版李德身著的《王安石詩文系年》一書。這本書直接將該詩題目署為《除日》，並將其繫於北宋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
還不信？那我放大招兒了啊。
向子諲，是北宋南宋交替之際的名臣，累官至戶部侍郎。向子諲在晚年退隱時，曾寫過一首《浣溪沙》，並在詩前加了一個長長的注釋。正是這個注釋，為我們提供了王安石《除日》詩題的最直接證據。如下：
「荊公除日詩云：『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爭插新桃換舊符。』東坡詩云：『老去怕看新曆日，退歸擬學舊桃符。』古今絕唱也。呂居仁詩有『畫角聲中一歲除，平明更飲屠蘇酒』，之句，政用以為故事耳。薌林退居之十年，戲集兩公詩，輒以鄙意足成浣溪沙，因書以遺靈照。」
「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瞳瞳曉色上林廬。
老去怕看新曆日，退歸擬學舊桃符。青春不染白髭鬚。」
相信諸君已經注意到了，向子諲注釋的第一句就是「荊公除日詩云」，簡單直接地提供了詩題的證據。美中不足的是，他寫下的這四句詩，與我們現在看到的四句詩，文字上頗有出入。但仍然可以斷定，兩者是同一首詩。
這個向子諲，出生於王安石去世前一年的公元1085年。也就是說，向子諲呱呱墜地時，王安石也還是個在喘氣兒的大活人。兩個人雖然互不相識，但仍然在同一個歷史時空里，共存了近一年時間。
所以，向子諲的這個注釋，是一個最接近於王安石時空的宋朝人，為我們提供的一個最直接的證據，也是一個最靠譜的證據。
還有一條來自南宋年間的證據。在南宋高宗紹興十七年（公元1147年）左右，著名文學家蒲積中編輯了一本收詩2749首的《古今歲時雜詠》。在這本後來成為《全唐詩》《全宋詩》編纂淵源之一的《古今歲時雜詠》中，蒲積中直接把王安石這首詩的題目署為《除日》。這又是一個距離王安石時空較近的人，為我們提供的直接證據。
所以，從這首詩中，我們所看到的，確實是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除日當天，北宋東京城中，那一派喜氣洋洋過大年的景象。
嗯，詩題是《除日》；嗯，詩人在歡度除日佳節。鑒定完畢。
可是，難道王安石在這首《除日》之中，所要表達的意思，所要傳遞的信息，僅僅如此而已嗎？
一
引起我注意的，是本詩的最後一句——「總把新桃換舊符」。特別是，這句中的「新」「舊」兩個字。
要知道，王安石這一生，都在「新」「舊」這兩個字中糾結。
從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被召到京師「奉詔越次入對」之時起，他開始提出「新」的政治主張，抨擊「舊」的政治主張；他推行「新」法，廢除「舊」法；他任用「新」人，罷斥「舊」人；他逐漸成為北宋政壇「新」黨的黨魁，而且把所有反對的人、甚至好心建議的人列為「舊」黨。
四年來，他「總把新桃換舊符」：在變法上，他破舊立新，革新變舊，鑄新淘舊；在用人上，他喜新厭舊，得新忘舊，篤新怠舊。
到了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的除日，到了一年一度除舊迎新的大節日，寫下這首《除日》詩的王安石，正處於自己一生中最為春風得意的時刻。
還有比這更愜意的人生嗎？短短四年，在皇帝的支持下，自己就由「知江寧軍府事」，而「翰林學士」，而「參知政事」，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一躍成為位極人臣的帝國首相。
同時，自己的「新」政治主張成為了朝廷的主流施政綱領，自己的「新」法一一頒布實施，自己想用的「新」人布列要津、站滿朝堂，自己不想用的「舊」人一一罷斥、貶謫遠方。
總之，春風得意，順風順水。
在這樣的視野下，再來審視這首《除日》詩，另一層意思就完全出來了：
「春風」這麼美好的詞兒，肯定要象徵「新法」才好啊；同理，「曈曈日」這麼美好的詞兒，肯定要獻給年輕有為的宋神宗才完美啊。然後，再把這首詩完整地翻譯一遍：
到了今年爆竹聲聲的除日，新法實施帶來的溫暖，已像春風一樣吹進了老百姓的草庵；在像初升太陽一樣的皇帝主持下，朝廷一直在推行新法、廢除舊法，任用新黨、貶謫舊黨。
這，才是打開王安石這首《除日》詩的正確姿勢。
《千家詩》也是這樣認為的：「此詩自況其初拜相時，得君行政，除舊布新，而始行己之政令也。」
在歷史上，王安石是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八大家」這個慣用詞，容易給今天的我們一個錯覺，那就是：似乎他和另外那七大家，特別是宋朝那五大家，是一夥兒的。
其實，他們只是文學主張、文學成就，是一夥兒的。如果說到政治主張，王安石只怕是「唐宋八大家」之中最為孤立的那一個。與王安石並非同時的唐朝韓愈、柳宗元不說了，他倆當然無法關公戰秦瓊；史實是，在變法這個問題上，宋朝除王安石以外的五家，都跟王安石尿不到一個壺裡去。
蘇軾、蘇轍、曾鞏、歐陽修，都曾先後反對王安石的變法。蘇洵倒是沒有反對過變法，但那只是因為他在變法之前就去世了。如果王安石變法時蘇洵還在世，就憑他那兩個乖兒子蘇軾、蘇轍都反對新法，並且因此而貶斥遠方，你說他本人反還是不反？
因此，在王安石的眼中，「唐宋八大家」中的蘇洵、蘇軾、蘇轍、曾鞏、歐陽修，都是「舊符」。
尤其是蘇軾、蘇轍兄弟，更是叫他惋惜。一開始，王安石本來還以為這二位是可以挽救的同志，是把他們當作「新桃」看待的。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剛剛就任副宰相「參知政事」，在中央設置變法的指揮中心——「制置三司條例司」的時候，在新法頒布、實施急需大量人才的時候，就以呂惠卿、蘇轍為條例司檢詳文字，章惇為三司條例官，以曾布簡正中書五房公事。
可見，變法伊始，作為王安石的第一批「新桃」，蘇轍赫然在列。這批「新桃」之中雖然沒有蘇軾的名字，但任用其弟，顯然有引其兄為同志之意。
結果這兩兄弟辜負了王安石的期望，沒有經受住考驗，由「新桃」而腐敗變質，直接墮落成了「舊符」。
從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五月起，隨著王安石的貢舉法、均輸法、青苗法等一系列新法的頒布實施，蘇軾連續上奏《議學校貢舉狀》《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旗幟鮮明地反對新法。
這樣的「舊符」，就必須換掉了，先從弟弟下手。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八月，王安石把僅僅任職半年就漸有離心傾向的蘇轍，出為河南府推官；然後在寫下這首《除日》詩的八個月前，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四月，貶蘇軾為杭州通判。
給臉不要臉，鮮美多汁、人人愛吃的「新桃」你不當，偏要去當腐敗變質、臭氣熏天的「舊符」，該。
作為王安石的第一批「新桃」，曾布也赫然在列。曾布的哥哥，叫曾鞏。曾鞏與王安石，既是同鄉，此前還是摯友，並且兩家還是姻親。
於是，等到王安石開始變法，曾鞏就直接尷尬了。反對吧，太熟了，不好意思下手；贊成吧，又大違自己的本心。左右為難的「舊符」曾鞏，只好於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變法開始後不久，自請外任，出任越州通判，從此開始了自己長達十二年、轉徙六州的外官生涯。
在王安石眼中，歐陽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中，最大的那個「舊符」。
因為歐陽修之於王安石，不僅在年齡上是大他15歲的老大哥，而且在政壇資歷上也是標標準準的老前輩。歐陽修是完全可以怒斥王安石「小孩子家家，瞎折騰個啥」的大咖級牛人。
好在，這樣的牛人早在熙寧元年（公元1069年）就離開京師，出任知青州、京東東路安撫使去了。等到變法開始後，大咖級「舊符」雖然曾經上書反對過青苗法，但這對於正在變法興頭上的宋神宗和王安石來說，只是相當於蚊子哼哼罷了。
大咖級「舊符」歐陽修對王安石的最大威脅，出現在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這一年，「公初有太原之命，令赴闕朝見。中外之望，皆謂朝廷方虛相位以待公。公六上章，堅辭不拜，而請知蔡州，天下莫不嘆公之高節」。
其實，不是歐陽修「高節」，而是歐陽修「高明」。他看透了朝廷新舊兩黨爭鬥的複雜情勢，看穿了與政見不合的皇帝和副宰相王安石共事的悲觀前景，這才拒絕了首相的任命。
這樣，最大的「舊符」不來，最大的「新桃」王安石才在這年十二月就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無論是歐陽修這樣的政壇前輩，還是曾鞏這樣的姻親摯友，還是蘇軾、蘇轍這樣的天下高才，只要反對新法，只要成為「舊符」，王安石是一定要「總把新桃換舊符」的。
這樣大範圍地得罪人，當然是需要勇氣的，也當然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所以，南宋以來，王安石在士大夫的主流話語體系里，一直就是個亂臣賊子、奸詐小人。
宋朝大儒朱熹評價王安石：「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能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
宋人羅大經認為，王安石是和秦檜一樣的大奸臣：「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複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土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明朝文學家楊慎認為，王安石是導致宋室南遷的罪魁禍首：「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為罪之魁。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
在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那裡，王安石甚至比蔡京、賈似道更奸更惡：「或曰：『安石而為小人，何以處夫黷貨擅權導淫迷亂之蔡京、賈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亂昏荒之主，而不能亂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驅逐久矣。安石唯人如彼，而禍乃益烈。」
處在這樣的負面評價之下，神奇的是，王安石付出的代價卻並不太大，居然還成為了我國古代大改革家群體中，下場最好的一個。
相比商鞅車裂而死，王莽國滅被殺和張居正死後抄家，王安石即使在改革全面倒退的情況下，也依然得以「荊國公」「特進司空、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這樣的榮銜，退居金陵，頤養天年。
事後來看，王安石能夠有一個好的下場，除了北宋王朝一貫就有優待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以外，還與他的個人私德幾乎無懈可擊有關。
比如，在變法問題上，王安石一貫以「拗相公」著稱，一貫地固執己見，一貫地聽不進不同意見，而且逮著一個「舊符」就換掉一個。但他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對於與自己政見不合的「舊符」的處理，都有著自己的底線和原則：
即不使政敵掌權即可，不使政敵成為新法實施的障礙即可，而不以消滅政敵的生命為目的。「總把新桃換舊符」，「換」掉即可，而不用「殺掉」。
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蘇軾「烏台詩案」中王安石的態度。此案中，面對因反對新法而可能導致殺身之禍的「舊符」蘇軾，當時已經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完全可以不管這倒霉孩子的生死。
但已經在野的王安石，仍然堅持了自己的底線和原則。在朝野上下人人皆曰可殺的時候，他上書宋神宗：「安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就此一錘定音，救了「舊符」蘇軾一條性命。
此時，王安石在江寧的退休生活，是閑適而又清苦的：「平日乘一驢，從數僮游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避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直到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六日，他在病中默默地離去，享年66歲。
他去後，「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荊公墳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節序亦有往致奠者。時之風俗如此。」同為宋人的周煇，在他的筆記《清波雜誌》中，如是記錄。
二
除日，又稱「除夕」「除夜」「歲暮」「歲除」，號稱「百節之首」，是中國人最為重要的一個節日。除日是年歲交替的時刻，既是舊年的最後一天，也是新年的前一天，所以兼具「除舊」與「迎新」的雙重意義。
今天，除日仍然是我們節日中的大日子，又叫「過年」。什麼叫「年」？「年」，《說文解字》說「谷熟也」，《榖穀梁傳》說「五穀皆熟為有年。五穀皆大熟為大有年」。
既然「五穀皆熟」，甚至「五穀皆大熟」，在農耕社會那就是天大的喜事啊，而且冬天氣候這麼冷，也不可能從事啥生產活動，大家閑著也是閑著，乾脆自己找點樂子，過個節，好好慶祝一下？
事實上，早在西周初年，先民們就開始一年一度的慶豐收活動了。也是從那時起，「年」字就開始頻繁使用了，《爾雅》說「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但西周的「年」，還指的是穀物生長的周期，按照春種、夏長、秋收、冬藏的規律，穀物一年一熟，年節也就一年一次。
顯而易見，先民們一年一度，在冬季農耕活動暫告結束之時，在穀物豐收之後，用新米做飯、釀酒，來祭祀神靈、祖先，再舉行一些約定俗成的慶祝儀式，以祈求來年再獲豐收的活動，已是今天春節的雛型。
到了漢朝，司馬遷等人創設「太初曆」，確定正月為歲首，十二月為歲末，將年終歲首確定於立春前後的農閑時節，便於人們舉行各種慶賀活動，因而年節的日期也得以固定。從此，一年一度的春節，基本定型。
所以，除日、春節，作為節日，萌芽於先秦，定型於漢朝，是中華文明數千年積累而來的傳統，是中華民族祖先傳承下來的文化。換句話說，我們過的不是年，我們過的是傳統，過的是文化。
到了王安石所在的宋朝，除日、春節的活動，承漢唐餘緒，就過得非常有傳統，過得非常有文化。
在《除日》詩里，王安石已經寫到了北宋過年的節日風俗，一是爆竹，二是桃符。其實，除了這兩項以外，還有很多節俗活動，比如今天已經消失了的驅儺。
驅儺怎麼玩兒？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10有記錄：「至除日，禁中呈大儺儀，並用皇城親事官、諸班直戴假面，綉畫色衣，執金槍龍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偉，貫全副金鍍銅甲，裝將軍。用鎮殿將軍二人，亦介胄裝門神。教坊南河炭醜惡魁肥，裝判官，又裝鍾馗小妹、土地、灶神之類，共千餘人，自禁中『驅祟』，出南薰門外轉龍灣，謂之『埋祟』而罷。」
驅儺最初的目的，是驅鬼逐疫。發展到後來，已演變成為一個群眾性的娛樂活動，主要就是大伙兒在一起，圖個熱鬧圖一樂。
至於回到家裡的過年節慶活動，宋人吳自牧在《夢粱錄》中說：「（除夜）士庶家不以大小，傢俱洒掃門閭，去塵穢，凈庭戶，換門神，掛鐘馗，釘桃符，貼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則備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歲之安。」
接下來，就是一家人圍坐家中，吃吃吃，喝喝喝，玩玩玩，守歲了。還是《東京夢華錄》的記錄：「是夜禁中爆竹山呼，聲聞於外。士庶之家，圍爐團坐，達旦不寐，謂之『守歲』。」
吃吃吃，守歲吃什麼？王安石會說，吃「消夜果兒」啊。
《西湖老人繁勝錄》載：「守歲飲酒，須要消夜果兒，每用頭合底板，簇諸般彩果、斗葉、頭子、萁豆市食之類。」
《夢粱錄·除夜》也載：「十二月盡，俗雲『月窮歲盡之日』，謂之『除夜』……進呈精巧消夜果子合，合內簇諸般細果、時果、蜜煎、糖煎及市食，如十般糖、澄沙團、韻果、蜜姜豉、皂兒糕、蜜酥、小蚫螺酥、市糕、五色萁豆、炒槌栗、銀杏等品，及排小巧玩具頭兒、牌兒、貼兒。」
《武林舊事》同樣載有：「後苑修內司各進消夜果兒，以大合簇飣凡百餘種，如蜜煎珍果，下至花餳、萁豆，以至玉杯寶器、珠翠花朵、犀象博戲之具，銷金斗葉、諸色戲弄之物，無不備具，皆極小巧。」
從上述記載分析，「消夜果兒」是由上百種乾果、水果、糖果、點心組成的豪華版零食大雜燴。遙想王安石老爺子當年，面對「消夜果兒」，想吃鹹的就吃鹹的、想吃甜的就吃甜的，還可以一個吃掉、一個扔掉，多麼有錢任性。
喝喝喝，守歲喝什麼？王安石當然會說，喝屠蘇酒啊。
玩玩玩，守歲玩什麼？就是上面記錄中的「玉杯寶器、珠翠花朵、犀象博戲之具，銷金斗葉、諸色戲弄之物」「排小巧玩具頭兒、牌兒、貼兒」，大約就相當於我們今天的撲克和麻將。冬夜守歲，又沒有春晚可看，再不打個牌，玩起來、鬧起來，可咋個過法？
大人們吃吃吃、喝喝喝，對於宋朝的小朋友們而言，則主要就是玩玩玩了：「小兒女終夕博戲不寐，謂之『守歲』」。可愛的千年前的小傢伙們，到了除日，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玩個通宵了。
直到今年的除日，寫下這篇文字的我，仍然可以想像：北宋開封城中「小兒女」們在「終夕博戲不寐」時，那一張張小臉兒上，次第綻放的燦爛笑容。說到底，北宋王安石們的變法圖強，如今我們的一年辛苦，不就是為了小朋友們臉上的燦爛笑容嗎？
過年了，願小朋友們除日快樂，願讀者諸君新年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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