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典的誕生——《永樂大典》編修緣起

最新 02-15

類書，是我國古代一種大型資料性書籍，大致相當於現在的百科全書。《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古今圖書集成》等耳熟能詳的書籍都是類書的傑出代表。然而，若要選出一部冠絕古今的皇皇巨著，則非《永樂大典》莫屬。《永樂大典》成書於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由「黑衣宰相」姚廣孝、「大明奇才」解縉等主編，共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約3.7億字，其規模之浩大、內容之宏富，遠超前代類書。其保存了大量14世紀以前中國珍貴的文獻，使得不少已經失傳的典籍重現於世，我們只要稍舉幾例：《舊五代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續資治通鑒長編》、《水經注》等都是從《永樂大典》中輯錄或校補的，就能知道《永樂大典》是當之無愧的「輯佚古書的淵藪」。

那麼，這樣一部前無古人，很有可能也後無來者的曠世大典，為什麼會在明朝永樂年間誕生呢？明成祖朱棣為什麼會想要編修這樣一部大典呢？

中國曆來有「易代修史、盛世修書」的傳統。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李淵就下令編纂大型類書《藝文類聚》；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命孔穎達等修《五經正義》；大規模官修正史為著名的貞觀之治添加完美的註腳；北宋太宗、真宗時期完成宋朝四大部書《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清朝康乾盛世也修有《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雄武之略，同符高祖」、「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的明成祖朱棣，自然也是要「盛世修書」的。

纂修典籍不僅是中國古代保留、整理歷史文獻的重要手段，也是歷代弘揚傳統文化、炫耀文治的最好措施。而對於朱棣來說，編修《永樂大典》又不僅僅是炫耀文治這麼簡單。

朱元璋晚年時，長子朱標去世，皇太孫朱允炆即位，是為建文帝。其在位期間，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削藩」；而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青年時期即就藩北平，成為鎮守明代北方邊防的藩王之一。兩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最後朱棣以「清君側」名義起兵靖難，歷時四年，成功奪下皇位，建文帝於最後的戰火中不知所蹤。朱棣即位，成為明朝歷史上第三位皇帝，年號永樂。

靖難之役(唐國強飾演朱棣劇照)

這段歷史在我們現在人看來，只不過是成王敗寇，換了一個人當皇帝而已。而在禮法嚴明的明朝，朱棣的這個皇位是「大逆不道」造反而來的，得位不正。如果說朱允炆是一位暴君也就罷了，偏偏他性情溫和、善良純孝，曾經在朱元璋還在世的時候，就請求修改過一些過於嚴苛的律法，深得朱元璋本人賞識；即位後又親近文臣，革除朱元璋朝的一些弊政，有人稱當時的朝廷為「秀才朝廷」。所以，當時還是有相當數量的朝臣寧死不屈，擁護朱允炆的「正統」，反對朱棣的「篡位」。朱棣本就以軍事行動奪取皇位，又以比較殘暴的手段對付建文舊臣，比如方孝孺、景清等，被殘忍地「誅十族」、「瓜蔓抄」。方孝孺是「天下讀書種子」、景清曾經高中榜眼，「讀書的種子」都斷絕了，一時間人人自危，對朱棣的臣服只是迫於淫威。因此，完成文化事業上一件了不得的偉大工程——修書，是當時歷史節點上最好的選擇：不僅能夠炫耀文治，證明他朱允炆能夠完成的事業我朱棣一樣能做的很好，甚至更好；還能夠籠絡人心，鞏固政治，將天下飽學之士彙集到自己身邊，讓他們能夠發揮自身的價值，認識到朱棣不僅是一個可以征戰四方的將領，更是有心致力於文治的皇帝；客觀上又能夠對截止到當時的歷史文獻做一個集大成的整理，保留文脈，可謂是一舉多得。

然而，要成就這樣一件偉大的工程，僅僅依靠皇帝的個人意志是難以完成的。我們現在能夠擁有這樣一座巨大的文化寶藏，是當時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

首先，朱棣本人確實是一位具有雄才偉略的君主，天生是「干大事」的人。建文帝朱允炆不一定有朱棣的豪邁氣概。歷史上，朱棣是一位能夠與漢武帝、唐太宗比肩的帝王。略數他完成的功績：五次親征蒙古，守護北方邊境，做到了「天子守國門」；設置奴兒干都司、貴州承宣布政使司、哈密衛、交趾布政司等，使明代「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派鄭和下西洋，完成了人類航海史上的偉大壯舉；遷都北京，奠定了首都的基調，影響至今……這些功績，完成哪一樣，都足以名留青史，朱棣卻將這些集於一身。由此也可見，朱棣的性格就是要麼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做到極致。修書也是一樣，要修就修規模最大的書，「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而言，備輯一書，毋厭浩繁」，這是朱棣本人文治武功、開創盛世的決心，更是當時中國顯現的大國氣度。

朱棣

有了朱棣的全力支持，大典還需要一位才識過人的纂修官，他就是解縉。解縉被稱為「大明奇才」，關於他充滿才氣而又悲劇的一生，又是單獨的一個故事了。在這裡我們只需要知道，解縉不僅本人才高八斗，完全能夠勝任主持纂修這樣一部大典的工作，而且他早在洪武朝，就向朱元璋提過編書的構想：「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解。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製作之一端也歟。」只不過當時因為各種原因沒有施行。解縉在後來經歷了若干次政治危機，居然還能安然度過危機四伏的洪武朝，並在永樂朝得以完成編修大典的夢想，不得不說是「為大典而生」了，而編修《永樂大典》，也成為解縉人生最大的閃光點。

最後，也是最堅實的基礎，是當時明朝的國力恢復，足以支撐《永樂大典》的編纂。修這樣一部大型的類書，實際上拼的是整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早在朱元璋時期，就特別重視國家的文教事業，對圖書有寬鬆的政策。洪武元年八月，詔除書籍稅：「書籍田器等物，不得徵稅」，將書籍與農具提到相同的高度。除此之外，朱元璋還注重前朝圖書的徵集，還在戰爭之中，就令有司「求訪古今書籍，藏之秘府」；明朝成立之後，也多次「遣使購天下遺書善本，命書坊刊行」。所以說，當時的南京，盡收宋元藏書，為後來朱棣修《永樂大典》奠定了基礎。同時，從朱元璋到朱允炆再到朱棣，實行的都是與民休息、恢復生產的政策，國力逐步提升。到永樂朝，沒有了朝代建立之初的動蕩，已經到了盛世修書的最好時機。有一次朱棣問解縉文淵閣的藏書情況，解縉回答說還有一些缺略。朱棣當即表示：「即使尋常人家還知道藏書，何況這麼大一個朝廷？」於是下令遣使訪購圖書，「惟其所欲與之，勿較值」。「勿較值」，不在乎價錢，簡直是大寫加粗的「不差錢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