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將軍和毛澤東主席的歷史「邂逅」

毛澤東主席

戴高樂將軍

「我很想見見毛澤東」

1969年1月，戴高樂在召見新任駐華大使馬納克時念念不忘邀請中國領導人訪法這件大事，他說：「過去曾邀請周恩來訪法，由於形勢變化，未能成行。當然，如果有一天中國方面願意重新實施類似計劃，我們將樂於接待中國政府高級人士訪法。有機會時，您可以向中方說明這一點……」。

歷史上，戴高樂原本計劃於１９７０年年底訪華，並計劃將「與毛澤東的會見」作為自己回憶錄的最後一章，還準備附上他與毛澤東會見時的照片。然而，因心臟病猝然離世使戴高樂最終沒能實現這個願望。

「我很想見見戴高樂」

而遠在東方的毛主席，對戴高樂的關注和評價也與日俱增。毛主席對戴高樂這個人的看法、評價也與國際、國內當時的看法截然不同。那時國際評論說戴高樂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國內當時也有一些人認識不清。但主席不同，他認為戴高樂的民族意識、民族精神很強，有自己的獨立意志，敢於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控制和干涉，在強權面前不屈服。他認為戴自當法國總統後，對歐洲擺脫美國的控制、維護民族獨立、推動歐洲中立主義的發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且會產生很大影響。

事情總是如此相似，由於毛澤東晚年年事已高，身體不好，加之戴高樂不幸病逝，毛澤東也沒有完成這一希望。

「英雄不問出身，卻都有英雄夢」——「人小志大」的戴高樂與「志存高遠」的毛澤東

青年戴高樂

少年戴高樂像出生在1870年普法戰爭之後的許多法國男孩一樣，他尤其喜歡驚險故事、打仗遊戲和幻想未來。但與眾不同的是，在這些遊戲中，戴高樂並不是為遊戲而遊戲，他往往是將志向和抱負同遊戲融合在一起了。戴高樂同孩子們分成對立兩方玩打仗遊戲，就像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孩子玩時分成中國和美國一樣，那時候的法國孩子是分成法國和德國進行對抗，而戴高樂總是法國一方的頭。有一天，戴高樂的大哥格扎維埃，因不滿自己一直扮演屢遭失敗的德國皇帝，終於忍不住向戴高樂提出換當一回法國 國王。但戴高樂不答應，他生氣地高叫道:「不行不行～法國是我的～」 雖然是在做兒戲， 但作為一個孩子就已經將自己視為國家的領導者，這種魄力也是非常人所有的。

青年毛澤東

毛澤東13歲的時候離開私塾，那時變得對經書里的清規戒律非常憎惡。他反對有關秩序和禮儀的古代道德哲學。首先是因為它只要求人們盲從。孩子們被要求鸚鵡學舌般地大聲朗讀那些晦澀的陳詞老調；他們搖頭晃腦，宛如念經的和尚。他在成為一名叛逆者之前就是任性的，在成為一個革命者之前就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少年。他的父親自始至終便想他按照自己的規劃生活，成為一個管帳先生，將來接管自家的小財富，平平淡淡的過完這一生。但偉大的毛主席在少年時起就表現出非凡的獨特性，他想的不是家裡的一畝三分地，而是想接受更高的教育。為此，他做出了一個我們都不敢做的決定，離家出走，徹底跟父親，跟舊勢力決裂，以至於後來到湖南求學，接受新思想。

「一樣危機，一樣危亡」

日軍歷年侵佔中國領土地圖

法國被侵佔領土地圖

中國：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進而對中國共產黨人及中共蘇區進行全面圍剿。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策動「九一八事變」，進而東北淪陷。1937年7月7日夜日本策動「七七盧溝橋事變」。中華民族開始陷入內憂外患的最大危機之中，屢戰屢敗下亡國滅種的情緒不斷蔓延，民族魂魄漸漸喪失之下的中國，將何去何從。

法國：1940年5月，德國軍隊繞過法國的馬奇諾防線，攻入了法國。馬奇諾防線是法國陸軍部長馬奇諾在任期間修築的一條法國東部邊境的防禦陣地體系。馬奇諾防線被法國人視為安全的保證，是「萬無一失」的堅固屏障。然而在希特勒攻佔波蘭，又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之後，順利地繞過「馬奇諾防線」，從法國北部阿等高原長驅直入直逼法國首都巴黎。1940年6月22日，第一次世界大戰法蘭西的大英雄貝當政府與德國簽訂了《停戰條約》，宣布投降，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宣告結束。甚至連法國投降儀式也被安排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德國簽署投降書的地方，用同一列車廂，同一張座椅，物是人非，勝敗雙方換了位置。1940年6月23日清晨當巴黎人還在睡夢中的時候，希特勒則坐在汽車上悠閑的作為征服者帶著自己手下的將領開始視察這座他統治下的新城市，進一步的羞辱法國，從路易十四到拿破崙所建立的豐功偉業被一掃而空，法國由此徹底的失去了舊日所有的榮光，承受了法國有史歷來前所未有的恥辱。

「星火燎原」之光與「自由法國」之路

長征時期的毛澤東

戴高樂作自由法國演講

喋血湘江，遵義會議，四渡赤水河，強渡嘉陵江，搶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包座戰役，攻佔臘子口，直羅鎮戰役，毛澤東以詩人的浪漫和軍事家的天才，帶領從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了震驚世界的萬里長征。在長征中，在民族危亡之際率先喊出「北上抗日」的堅定口號。

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毛澤東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毛澤東在紅軍長征中的貢獻和作用，雖然只是他革命生涯的一個片斷，但它對於中國革命的發展，對於中國頑強的反法西斯戰爭，卻具有極其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當時的中國革命，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危難時刻，是毛澤東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也挽救了民族國家的存亡。

戴高樂的自由法國：

甚至在整個法國人民還在相信維希政府，幻想著和德國人媾和的時刻，戴高樂態度堅決的予以反對，並不顧個人安危，隻身出走倫敦，為了法國的自由和獨立而奔走呼號，1940年6月18日，戴高樂藉由英國廣播電台發表《告法國人民書》，他在電台發表激動人心的演說，聲稱：「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法蘭西抵抗的火焰決不應該熄滅，也決不會熄滅。」 戴高樂高高舉起「自由法國」的旗幟，以堅強的意志開始了抗擊德國的鬥爭。他籌建了法國民族委員會和武裝部隊；將「自由法國」的總部設在泰晤士河畔的一座大廈里；組建自由法國飛行隊參加對德國的轟炸；1940年8月，戴高樂通過大膽而有沒有流血的政變爭取到喀麥隆；親自帶領英法聯合艦隊向德國進攻；在非洲建立可好的作戰基地和行政機構並出版「自由法國」報紙。於是一批又一批的士兵和志願者來到戴高樂身邊，到1944年6月盟軍在諾曼底開闢第二戰場時，戴高樂麾下的部隊已近百萬人，成為歐洲反法西斯戰場上一支可觀的武裝力量，法蘭西人民在「自由法國」的指引下，拿起武器捍衛法蘭西的榮光。

「戰後政策的驚人相似——獨立自主的國家復興」

法國獨立高鐵技術TGV

「協和號」飛機，浪漫與科技的化身

中國獨立發射的第一課人造衛星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戰後的法國和1949年剛剛成立的新中國一樣，也面臨著新的國內外的政治和經濟乃至軍事的挑戰。堅持「獨立自主」，是兩國，特別是毛澤東主席和戴高樂總統在國家發展上的強有力的踐行。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總統戴高樂曾提出「歐洲人的歐洲」的口號，主張西歐聯合，擺脫美國的控制。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於1959年9月訪問法國，親自做戴高樂的工作。艾森豪威爾希望法國在軍事上不要另搞一套。但戴高樂強硬回擊道，法國不會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轉，將會獨立採取行動。戴高樂於1966年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震驚了大西洋兩岸。

同樣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一五計劃接近尾聲時，中國便開始考慮調整聘請蘇聯專家和顧問的政策。早期毛澤東號召全民向蘇聯學習，此後逐漸調整。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國人對蘇聯專家的盲目崇拜說，

「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了一大批，已經深人人心」，「各部都有，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

。1956年毛澤東在提出《論十大關係》時就曾想：

「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

而當蘇聯幫助中國制定和完成一五年計劃的同時，為也為毛澤東擺脫蘇聯道路的影響創造了條件，在毛澤東看來，羽翼豐滿後，再保留大量可能影響中國政策方針或體制建設的蘇聯顧問和專家顯然是沒有必要了。

雖然具體的實踐路徑各有不同，但是兩個古老國家賦予兩位偉人的獨立民族氣概卻是極其相似的，從此法國和中國都開始在前進中摸索，逐步構建了獨立的工業體系，走向了與眾不同的獨立發展道路，成為區域里不可或缺的偉大國家。

「群眾運動」帶給兩位偉人的思考

法國五月風暴

文化大革命宣傳海報

獨立自主的發展政策和發展道路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特別是在改革初期，法國和中國都遇到了理論和實踐不協調的局面，在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的時候，兩個國家也都爆發了「群眾運動」，一個就是法國的「五月風暴」，一個就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發生在我們國家，其歷史起因以及後續發展不用贅言，從國際社會來看，這次由毛主席親自指揮的群眾性運動，並不是偶然的出現，當時，國際社會民族獨立和左傾主義運動日益高漲，特別是反對美國的經濟和軍事霸權，反對蘇聯霸權方面，自由和解放的聲音被廣泛傳播在世界各地。毛澤東順應了時代的潮流，結合中國的實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對文藝工作批示中所說：

「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

，他還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麼道路可以走，什麼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

。發動群眾重點就是發動學生，號召學生破除迷信，反對權威，知識青年走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去實踐社會主義理想。雖然說，後來的結果是「災難性」的，但是對於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捍衛革命來之不易的成果的目的卻也是灼灼其心。這次運動不但給中國，給世界都帶去了重要的影響。

法國的「五月風暴」中，廣大的學生正是受到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感召，有感於中國同齡人的呼喊和覺醒，法國的廣大學生走上街頭，呼籲政府有所改變（當然，他們只是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感染，而實際上卻對文化大革命並不了解）。法國的「五月風暴」從本質上來看，是由於整個歐洲各國經濟增長速度緩慢而導致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具體是在戴高樂總統統治後期法國經濟失調社會危機嚴重，執政黨派內部出現分裂等原因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按照法國社會學家洛朗·若弗蘭在《五月風暴真相》一書中的概括，五月風暴的爆發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1、出生率激增，大學生人數驟長；2、大學生對大學教育和舊的教學法不滿；3、兩代人之間的鴻溝加深；4對物質消費無止境進步的憂鬱；5、經濟發展了，但文化還是老樣子，它們之間的差距是爆炸性的。

這次法國的文化革命造成了1000多萬法國人被捲入，1500萬工作日喪失，直接導致幾十萬法郎的物質損失，一名總理和一名教育部長的下台，5人死亡，而它在法國政治、文化、思想領域的深遠影響，則遠非物質與金錢所能衡量的。

1968年五月危機雖然在戴高樂總統的領導之下得以順利化解，甚至還穩定了法國右派政府之政權，但是人民的支持並沒有轉化成對戴高樂總統的支持。1969年4月28日，法國人民通過公投否決了戴高樂總統的政治改革計劃，戴高樂總統因此決定辭職以示負責，十八個月之後，戴高樂總統於1970年11月9日病逝，法國隨即進入另一個時代。

沒有記錄告訴我們兩位偉人對於那個時候的祖國是什麼樣的評價，但是，希望國家繁榮和昌盛，希望偉大的祖國能夠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巔，是他們共同的心愿。

如今，又是五十多年過去了，法國和中國在前進中各有所得，人民也越來越感謝曾經的偉人給這個民族和國家所做的貢獻，儘管略有瑕疵，但是這兩位偉人給各自國家帶來的變化和榮耀卻是瑕不掩瑜的，那就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還有就是民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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