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銀行案：我們從未離開唐人街

最新 02-15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僅僅17個月，美國人失去了超過四分之一的資產凈值。

2012年，紐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下文簡稱DA）起訴了一家位於紐約唐人街的社區銀行——「國寶銀行」（Abacus），這是金融危機後，美國政府起訴的唯一一家銀行。陪審團成員說：「我們的壓力很大，如果我們讓一家銀行就這麼無罪地走出法院門口，公眾會怎麼想？」

國寶銀行（Abacus）的創始人孫啟誠一家，用5年時間，花費了超過1千萬美金，和DA對抗，最後240項控罪全部被宣判無罪。2018年，紀錄片《國寶銀行：小到可以進監獄》（Abacus: Small Enough to Jail），獲得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長片提名。

在很多介紹這部紀錄片的微信文章里，這都是一部海外華人以一家之力抗擊美國司法不公的燃片。然而昨天看完後，我卻覺得這個案子要複雜得多，也深刻得多。

盜竊 Larceny

紐約刑事法條（New York Penal Law）155.42，「一級重大盜竊罪（Grand larceny in the first degree）」：當有人偷竊財產，並且財產金額達到100萬美元以上，一級重大盜竊罪成立。一級重大盜竊罪是B類重罪。

2012年5月，DA辦公室起訴國寶銀行及銀行內19名職員，多達240項罪名。訴狀宣稱，多名被告參與陰謀篡改貸款申請人收入、偽造數據，並最終將超過一百多萬美金的貸款轉賣給房利美（Fannie Mae），因此犯下了包括一級重大盜竊罪在內的多項重罪。

DA的邏輯很簡單：那些貸款文件是假的，他們謊報申請人收入，給申請人虛漲了職位頭銜，好讓貸款順利批准。如果是他們銀行自願放貸，無所謂，但銀行最終將貸款轉賣給了房利美，而房利美會再轉賣給投資者。國寶銀行在對方不知情的狀況下，把風險轉嫁給了他人。這就是盜竊。

DA的證據包括：1）5年時間，他們找到了30多份虛假的貸款申請；2）19名被告里有10名被告認罪，並願意轉作污點證人。

但孫啟誠在內的銀行和幾名銀行高管拒絕認罪。他們的邏輯也同樣簡單——銀行和銀行高層不知曉、沒參與底層職員的這些勾當，並且在得知醜聞的第一時間，就開除了涉事職員，並且將一切向有關部門報備。

DA的證據鏈，確實追溯到銀行中某一層級就斷了。他們只能問：這是一項長達多年的犯罪，並且犯事者就在管理者眼皮底下活動，被告們怎麼可能不知道？

孫啟誠的律師說：房利美的職員，是業界翹楚，那麼多年，他們日復一日審核這些文件，沒有發現任何問題。既然他們都不能發現，為什麼銀行高層就不能沒發現？

長達3個月的庭審，孫啟誠一家反覆在片中問：我們賣給房利美超過3000個貸款，其中只有9個違約。這是全國最低最低的違約率。房利美沒有虧錢，一分錢都沒有虧，他們從這些貸款中賺了幾百萬幾千萬美元。請問，我們盜竊他們什麼了？

這是片子里第一個複雜的地方。保證核實正確的資料，是為了準確評估貸款風險，把還款能力不夠好的申請人排除在外。但如果事實已經證明貸款風險極小，那虛假的申請資料，究竟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其實，只要換一個名詞，把不夠格的申請者放到「次級貸款市場」，所有的貸款行為就合法了。

高盛、摩根斯坦利，華爾街上那些閃閃發光的名字，多年來動用各種高大上的金融工具、數學模型、專業名詞，手段嫻熟地將這些風險一次又一次打包轉賣，金融街上的貪婪如逐腥的蒼蠅。

然而這一切都是合法的。在金融危機後，沒有一家大銀行因此被起訴，奧巴馬政府還用了8000億美金納稅人的錢，來助華爾街渡過難關。這一切是因為，如果這些大銀行出問題，將對美國的金融業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

Too big to fall。大不能倒。

而相對應的，一個唐人街上的家族小銀行，同為銀行，醜聞也和房貸有關，雖然沒有人損失一分錢，但已經成為DA畢其功於一役的挽尊局。

Small enough to jail。小須入獄。

其實，中文根本不需要這樣翻譯。幾千年前我們就有了更確切的表達——

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

唐人街 Chinatown

孫啟誠，1935年出生於上海，16歲跟隨父親來到美國，一路求學，擁有會計和農業經濟雙碩士學位，隨後上法學院，成為一名律師，開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

孫啟誠說，我不需要開銀行，我的律師樓做得很好，賺很多錢。然而為什麼開始做銀行？

讓我們把目光轉到唐人街。

唐人街上有形形色色的人。他們說粵語、說閩南語、說普通話、說東北話，黃色的皮膚隱藏在一個個海鮮酒樓、理髮店、水果攤後面。在面對外界那個陌生的說英語的世界，看到那些白皮膚、黑皮膚的人們時，他們被驚動了，如驚弓之鳥，有時大聲辯白，更多時候喃喃自語。

和很多移民社區一樣，他們活在現金經濟（cash economy）里。收現金，就沒有W2，就不用報稅。國稅局是和移民局，都是讓他們膽戰心驚的官老爺。他們一分錢省成兩半花，住在陰暗潮濕的樓底，錢藏在箱底，箱子藏在床底，那些血汗省下卻又見不得光的現金，成為所有犯罪分子口口相傳的好獵物。

直到2017年，你打開youtube，都能聽到某些族裔的說唱歌手在歌詞裏手把手教授，如何打劫一個中國社區。

唐人街，是所有中國移民繞不開的一個印記。

很多很多年前，他們就來了，在嚴歌苓小說《扶桑》那個年代，妓女、下等勞工、強盜，他們最卑微地來了，加州每一條公路底下，都埋著無數華工的屍骨；在黑人爭取平權的年代，在爭論黑人到底是不是《憲法》里「WE, the People」中的一份子時，那些華人，那些麻木的、忍氣吞聲的、連公民權都沒有的華人，默默回到了自己的唐人街，那個彷彿和周邊世界隔絕的地方。

但這麼評論唐人街，又是不客觀的，彷彿唐人街只和卑微有關。不，中國的近代史，那些革命籌款、那些興助義學、那些回鄉投資，背後都是許許多多海外唐人街的身影，南洋的、美國的、歐洲的，那些面目模糊又形象統一的唐人街。

孫啟誠說：回到唐人街，我就像回到了家。去上海人的理髮店裡理髮，去中國社區中心聽段粵劇，跟各路僑領打招呼。

片子里全家人吃飯的時候，孫的女兒說，我知道你為什麼要做銀行，這是爺爺給你的影響。你覺得大家肯把錢放到你的手裡，是對你的信任，讓你有榮譽感。

說到底，是身份認同感、社群的榮譽感和使命感。

那些靠現金生活的人們，是不可能有信用額度的。所有的銀行都起中文名，但只是為了歡迎中國人的存款，等到唐人街上的人們想借錢買房做小生意時，沒有一個會得到貸款。

從在國寶銀行里租借一個保險箱，到把錢存在國寶銀行，到開始收到利息，到置業的時候來貸款買房……那些徘徊在銀行系統外的人，終於在唐人街，找到了自己的金融入口。

打官司的五年，孫啟誠也是痛苦的。為了要證明銀行不知情，必須不斷地列證據——那些貸款人是主動作假的，而銀行沒有教唆參與。

「我怕，陪審團會有這種印象，中國人都是騙子，」孫啟誠面對鏡頭頓了頓，全家人都沉默。

唐人街上是不是都是騙子？如果一個唐人街酒樓要問國寶借錢裝修，孫啟誠不需要看任何文件就會借給他。因為孫啟誠自己每天在那家酒樓吃飯，他知道酒樓生意有多好，他知道老闆的人品。這是只有社區銀行可以辦到的事。

道家講權變，權變是中國人文化的底色之一。普通店員，銀行不放貸，那我就說自己是店長；工資我只報2千的稅，但我還有2千塊現金收入呢？寫成4千也沒怎樣啊。

這是不是法律意義上的欺騙作假？是的。但同時，這群人不也正是違約率最低，最剋扣自己，無論何時都會咬牙把房貸還上的人么？

房利美代表寫給國寶銀行的信里說：我們意識到，你們社區的需求是十分獨特的。

裁量權 Discretion

我還沒開始上法學院時，想像中的美國法律，應該是代表絕對真理的。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合法就是合法，不合法就是不合法，那麼多的繁文縟節，勾勒出一個個小格，所有情況都應該絲毫不差地落入這些格子中的某個。

但後來知道，這個體系也是鬆動的，具體的鬆動在，每個層級每個角色，都可以有一個詞，叫Discretion，裁量權。

唐人街上擺水果攤的阿姨，因為水果攤擺出來規定尺寸線3厘米，收到了一張1000刀的罰單。而同一個警察，看到豪車停在禁止停車的地方卻沒事。擺攤超過規定線，應不應該罰？可以罰，也可以不罰，這個叫裁量權。亂停車，應不應該罰？可以罰，也可以不罰，這個叫裁量權。

一個白人小伙在社區里晃，警察看到沒反應；一個黑人小伙在社區里晃，警察看到攔住他查證件。可以查，可以不查，他想查就查，不想查就不查，覺得誰可疑，高興查誰就查誰，這個就叫裁量權。

DA查案，根據手頭證據多少，這個案情的惡劣程度，他可以決定，告誰，還是不告誰，這個就是裁量權。就算起訴了，走到庭審前仍有漫長階段，一般都會有控辯協議，為了節省雙方時間、避免佔用司法系統和浪費納稅人的錢，檢方會提議可以撤銷一些指控，以換取被告早點認罪或者早點認罰。但他們也可以不給你，這個也是裁量權。

這個案子里，陪審團成員之一說：「我很驚訝，檢方查了5年，只查到這些證據，就把這個案子拖了那麼久，推動到了庭審階段。」孫啟誠一家為這場曠日持久的官司花費了超過1千萬美元，而動用了國家機器讓數十個律師為此案奔忙的DA辦公室，花掉納稅人的金額應該遠勝於此。

孫啟誠的律師說，一般控辯協議，檢方會說，你可以提早認罪，或者提早認罰，但這個案子沒有。從頭到尾檢方咬定口風，你必須認罪加認罰。他們要一場大獲全勝。

在傳訊（arraignment）階段時，檢方特地把已經經歷過傳訊的幾個被告叫到了法庭。然後，將一長串被告用繩索牽著，走過法庭的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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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可以一個一個帶被告，他們可以兩個三個帶被告，已經被傳訊過的被告根本不必再次來法庭。但他們選擇將十幾個被告召齊，如同大閘蟹一樣串起來，被媒體的閃光燈興奮地捕捉。

所有律師都說，從來沒有看到過這種場景，這種明顯有羞辱意味的場景。影片中，連DA發言人都必須避而不談：這不是我的決定，這跟我沒有關係。

片子最後，DA辦公室發言人說：「國寶銀行並不是無辜的，就算沒有定罪，他們也沒有證明自己是無辜的。」但辯方律師說，DA輸了案子後，唯一得體的回答是：「雖然我不同意，但我尊重陪審團的決定。」

每個人都有面對媒體發表自己言論的裁量權，哪怕最基本的法律常識告訴我們，刑事案件是無罪推定的，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在檢方。

片中，前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貸款欺詐部門主任，Neil Barofsky說：「世界上有兩種貸款作假，一種叫為了房子作假（fraud for home），一個叫為了利益作假（fraud for profit）。有一些人，為了住進自己想要的房子里，作假了，技術上是不是犯罪？當然是的。但這值得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動用所有的資源么？當然不是。」

「另一種貸款欺詐，根本從來沒有人有意願要支付房貸。（某些人）只是為了在最短的時間內攫取收益，通過層層包裝，繞過我們的監管。這些貸款，從一開始就根本沒有可能會有人償還，這才是值得花費精力的欺詐。」

「我坦白，今天走路來上班的時候，我闖紅燈了，我當然違法了，根據法律，可能收到一張罰款單。但紐約警察應該抽調他們用在其它犯罪上的警力，特地過來給我一張罰款單么？」

回到唐人街 Back To Chinatown

孫啟誠有四個女兒，一個醫生，三個律師，其中一個女兒再去讀了沃頓商學院，回到中國城接管家裡的銀行。

和熱愛唐人街的孫啟誠不一樣，孫的太太作為中國移民，卻討厭中國城的一切。她說，那個城會讓她頭痛。

他們家住在離唐人街開車1個半小時的富庶白人社區里，四個女兒全部不會說中文。當兩夫妻想要瞞著女兒交流時，他們彼此間就說中文。

他們的小女兒，Chanterelle Sung，孫儀林，曾經在紐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工作過7年，她工作的部門，正是對國寶銀行提起訴訟的部門。在採訪中，孫儀林哭了，她說，她工作的7年里，是整個DA辦公室里有口皆碑最正直的人。她說，她沒有想到針對自己一家的就是手把手把自己訓練出來的官員。她說，that"s where I com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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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最讓我感慨的就是這段。

我們這些在海外的華人，無論離開唐人街多遠，總有一刻會忽然發現，原來我們從未離開唐人街。

我們中有很多人試過宣布——我們和他們不一樣。

就像孫儀林，她一定從小就覺得，自己和唐人街上的那些人，雖然都是黃皮膚、黑頭髮，但是完全沒有關係。她在白人區長大，她根本不說中文，她學法律並且沒想用法律賺錢而是當檢察官（多麼主流精英的抱負）。可真正刺痛她的，也正是從這個案子里，從她那些同事的臉上，她頓悟過來：原來在他們眼裡，她從來都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