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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為什麼下令後世永不修長城?

古人嚮往和平時,屢屢寫出「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但使將軍能百戰,不須天子築長城」的詩歌。但殊不知這樣的業績,並不是僅僅個把將軍就能創建的,都必須是在中央政府用心經營多民族帝國的時代,才真的有可能做到不再用長城做國家的防禦工事。

一個這樣的政府首腦,就是康熙皇帝。這位大清盛世的開創者,生前頻繁發動戰爭,施展權謀;加強權威,鞏固疆域。正是這時的康熙,一面經營各民族聯盟,一面也拒絕了某些謀臣提出的重修長城的建議。任憑噶爾丹叛亂很難對付,他也不願將北方與中原隔絕開來,並作為代價放 棄大清帝國對各草原民族、部落的籠絡和支配。在帶兵征伐噶爾丹的路上,每當往返長城腳下,他時不時地都要吟幾句詩表達這樣一個主張,比如1683年在路過 古北口時寫下的:

這是一個尚在擴張期的帝國,那時的它還來得及經營人心。無論是出於剛剛立國時的不安全感,還是出於對北亞大陸的傳統眷戀,至少它的君主有意願追求這樣的境 界。1697年,康熙第三次親征噶爾丹,在得勝後回京路過長城,他還寫過一首詩《入居庸關》,最後兩句也極具氣魄:「須知成城唯眾志,稱雄不獨峙群山。」

到了現代,人們創辦企業、管理組織,有些方面甚至比古代皇帝還要艱難。因為古代至少還有個長城幫那些有作為或沒作為的皇帝抵禦國際競爭——顯然康熙大帝看到了這一步棋,但他知道「眾志成城」比長城有更高的價。

而企業想要勝出,已完全沒有任何屏障可以幫他們隔絕與海外市場的種種關係。商人沒有國界——生意好的時候,全球都是市場;生意不好的時候,全球都是墳墓。 企業家一方面要學會如何應對國際競爭;另一方面還要學會如何利用國際資源,包括傾聽和起用來自不同文化圈、具有不同背景,甚至在某些方面堅持不同政治觀點 的專業人才。如美國「二戰」期間科技攻堅、研製核彈的大物理學家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就曾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後來還因此受到美政府的公開羞辱。

更重要的一個不同,就是政治家的「眾志成城」經常充其量是一種口號,往往不可能也沒必要非要兌現(儘管不兌現的結果或許將是致命的)。而對企業家、經理人 來說,市場競爭壓力已容不得他們想不到,或想到了但做不出來本應做的事情。如不能把「眾志成城」落實在管理實踐中,再興旺的一個事業用不了多久就會陷入困 境。

這裡的一個關鍵,就是組織的器量。一種善於用人、樂於融合的領導力,最起碼是會容納一些有想法、會做事的人才——這就像在康熙擺脫了諸多前朝老臣的影響之後,在他周圍聚集起來的那些漢人和洋人,甚至包括一些有明朝背景的人。

但正如後世評論家所說,康熙迴避未來、不願分享的毛病,卻使自己的帝國錯失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機遇。比如說西方科技,他自己非常熱衷,卻沒有促成它在社會上 大面積傳播。以至梁啟超說:「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而所謂「眾志成城」,他有所意識,但也沒有留下一份開明的制度性遺產。這也就 難怪在他逝世後,清朝政治隨即進入墨守成規、疏於創新的階段,為日後的沒落埋下了伏筆。

這也反映出,一時的眾志成城不易,長久的眾志成城更難。要想比200年前的清朝皇帝,或麥卡錫時代的美國做得更好,就需要通過不斷擴大組織的器量和激發組織的活力,來營造一種經久不衰的眾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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