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24年前日記，打開第一個廣東年
圖片摘自網路
每天記日記的習慣從學生時代開始，保留至今的第一本日記卻是「從家鄉到廣東過年」。
灰色的封面，印刷體標註「工作筆記」，是當年在內地機關工作的公物，被自己拿來公私兩用，既做工作日記，又做生活日記，自己給這本日記取了一個不倫不類的名字——追夢人，開篇一篇《追夢人囈語》，開頭這樣寫道：「一天天凝重無奈的日子不間斷地走來。」
其時，單位正在分配住房，自己出三四千塊錢就能買到一套兩居室或三居室，單位里吵得不可開交，參與分房打分的我，是唯一一個未婚青年，卻成為打分落後於我的已婚者的攻擊對象，他（她）們要我最後一個選房，或者主動選最差的一套房。最終我選擇了棄房出走，撂下一句話，「這房我不要了，放我出去。」
日記里記錄了一個細節，在辦公室里，跟同事聊起分房中的窩心事，越聊越憤怒，跟同事打賭，隨後操起桌上的茶杯，連茶杯和蓋子一起，狠狠地摔到地下，摔個粉碎。負責清潔的同事走過來，不聲不響地收起殘渣碎片。
這像是一個宣誓，告訴同事，也告訴自己，我該走了。
那一天是1月24日，已是臘月十三，單位正在分配從各地採購的年貨，過年的氣氛越來越濃，而我，緊鑼密鼓地準備遠行，用幾年文字工作的成果包裝自己，憧憬自己的記者夢。
一周之後，單位循例允許家在外地的單身漢準備提前回家過年，我沒有選擇回家，徑直走進了所在城市火車站售票窗口，開啟自己的麻雀南飛周期。
定下的行期是2月4日，臘月廿四，立春日。
不料，地方火車站售票窗口只賣當天火車票，提前訂票需前往武漢的售票窗口。
第二天，我隨單位同事的車到武漢，同事要到省教委取鋼印，我提前下車，到漢口橋頭售票點買了2月4日晚上20:59出發的297次車票，目的地廣州，票價61元。
出發當天中午，早早坐車到漢，到車站陶瓷倉庫歇腳，那裡有幾十個鄉親做搬運工，是村裡承包的，鄰居在那裡負責。
晚餐由鄰居請我吃飯，對我的出走百般不解。
鄰居：這裡的工作單位不好嗎？
我：單位很好。
鄰居：在廣東找到工作了嗎？
我：沒有。
鄰居：去廣東找不到工作怎麼辦？
最後一個問題從來沒有考慮過。
飯間有長時間令人難堪的沉默，鄰居的問題加重了我的疑慮。望向此行的方向，看不清前路。
列車準時出發，同車鄰座有一個隨州老人，到廣東看他的姑姑。老人瘸了腿，但談興很濃。他選擇這樣的時候南下，無疑是跟親人異鄉團聚，而我，在萬家團聚的時刻，選擇了背道而馳。
第二天晚上18:15，車到廣州站。隨著人流走出出站口，來到車站對面的流花汽車站，身邊有開往目的地東莞的車停下來攬客，我不假思索上了車。隨後，車並不離開廣州，而是不停地圍著站前路兜圈攬客，大約持續了一個多小時，直到車子滿載。後來知道，應該到站內買票，在站內上車，自己當時坐上的是野雞車，這樣的車後來多次坐上，甚至被半道賣豬仔。
車到東莞，已是晚上21：00。花5塊錢坐上摩托車，趕到朋友弟弟的工作地，然後跟朋友弟弟回到住地，一處普通的一層民宅，外牆沒有粉刷，窗戶簡陋，有三個房間，一間住著朋友，一間住著朋友的弟弟及其同事，一間住著一個女子。朋友的房間窗戶沒有窗帘，只用硬紙遮擋著，從窗戶望出去，隔壁鄰居的門就在旁邊，有打工者模樣的人出出進進，偶爾投進來的目光，充滿搜尋的意味。
後來的發現，讓我驚恐萬狀。
除夕日，朋友跟女友在房間煮年夜飯，朋友的弟弟跟同事一起團聚，當晚去公園看燈，身上只穿著一件薄薄的外套，感受不到家鄉新年的寒冷。
三天之後，大年初三，朋友弟弟的同事請客，在一家小飯館，借著酒勁，朋友弟弟的同事說出一段令人膽寒的往事，他說自己16歲時在山東與人一起殺死一個2歲多的小孩，是受人僱傭的，得了5萬元，當時是要錢給父親治病，但父親的病終於沒有治好。
從那一刻起，我生出強烈的逃離感。
很快，我發現，同在一個屋檐下的獨居女子，沒有出門工作，每天用一個煤油爐樣的炊具煮食，不時有中老年男人出入。我隱隱覺得，她沒有正當職業。
忽一日，從外面回到朋友住處，在巷子口，看到朋友的窗外趴著一個男子，對著屋內搜尋，像在尋找可以盜竊的東西。朋友回來後，我把看到的一幕告訴他，朋友隨即找來磚頭，壘在窗戶上，將窗外視線隔斷，防止小偷行竊。
到廣東的最初一段時間，無所事事時守著一台收音機，不斷調頻，聽到的大都是粵語。幾天之後，懵懵懂懂聽出了主持人不斷重複的春節祝福「恭喜恭喜」。
到菜市場買菜，菜販清一色本地腔。問一問價錢，往往比前面講廣東話的顧客貴，於是提出質疑，不料，菜販經常冷冷地拋來一句「不賣了」，還做出一個驅趕的手勢，帶著歧視，把自己晾在那裡怒從中來，又無處發泄。
那時因為擅自離職的原因，不斷被原單位追著要求回去上班，否則除名。於是，經常給家裡打電話溝通。到隔壁店裡找到公用電話，起步價被索要10元錢，覺得太高了，希望少收點。不料，對方往往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架勢。有時不得不走開去，尋找第二個公用電話。
到廣東的第一份工作是記者，工作兩個月後，報社任命我擔任總編輯助理，總編輯的評價是，稿件又快又好，採訪又會找人又會找材料。多數時間，我跟著總編輯出外採訪，攝影家出身的總編輯拍照片，我采寫文稿，受訪單位的接待經常是直落，就是吃完飯後就地卡拉OK或易址卡拉OK，聽總編輯唱永遠的《曾經心痛》。
報紙是商會辦的，報社主要金主是個飯館老闆，用管打工仔打工妹的方式管理編輯記者，生出許多匪夷所思的囧事。
上班20多天後，一次晚餐時，在辦公室接到家人電話，講家裡的事，不知不覺講了約半小時。初時沒有留意老闆的存在，漸漸留意到老闆不滿的眼神，我識趣地匆匆結束了通話。不料，老闆並不給面子，責怪我佔用電話太長，當面發出斥責：「連電話都不會講短還能當記者？」4天後的報社全體會上，老闆舊事重提，指名道姓批評我一次接聽電話用了2個小時。當然，受批評的不止我一個。
無法爭辯，難以忍受，只能剋制，但心裡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後來很長一段時間，電話成為報社矛盾的焦點，原因是報社發現，沒有開放長途功能的記者編輯辦公電話，電話費卻增加了，調查發現有人打聲訊電話。
於是，報社採取了一項極端措施，辦公電話下班後就上鎖，需要打電話就需要找到管理者拿鑰匙，找不到管理者就不得不到街邊打高價電話。在那個編輯記者人手一個尋呼機的年月，辦公電話是必不可少的，單位防賊式的電話管理，深深刺痛了每一個人，一種被歧視的屈辱醞釀出群體情緒，演變成離職潮。當年年底，多數精英選擇跳槽，但南飛孔雀很快填補了離職者留下的空缺。那個時代的珠三角，永遠不缺的是人才和勞動力。
那一年裡，我曾目睹小偷被治安員捉住後就地暴打，一群治安員圍著小偷狠踢狠踹，小偷嚎叫著在地上打滾。我曾目睹火車站裡有人被毆後滿臉鮮血，臉上被刀砍開的長長裂口張開著，實在駭人。
轉眼到了麻雀南飛後的第二個春節，沒有回鄉過年的打算。除夕之夜，守著央視春晚，聽著外面不絕的鞭炮聲，孤獨感陣陣襲來，心底忽然湧起止不住的思鄉情結。
第二天，大年初一，早上匆忙啟程，乘車到廣州火車站，買到12點出發去武昌的火車票，踏上回家路。
201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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