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偉傑︱重估成吉思大交換與蒙古治世

蒙古諸王在學習《古蘭經》（拉施特《史集》插圖）

文︱蔡偉傑

十三至十四世紀，蒙古人征服了歐亞大陸上的許多國家與民族，可以說他們的戰馬吃遍了整個歐亞草原的水草。而蒙古征服在世界史上也留下了深遠的影響。自1970年代以來，許多西方歷史學者都在研究與重估蒙古帝國的歷史遺產。例如紐西蘭坎特伯里大學教授J. J. Saunders的《蒙古征服史》（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1971年出版）與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教授David Morgan的《蒙古人》（The Mongols）（1986年初版，2007年修訂二版）。而在這些人當中，美國羅格斯大學教授Thomas T. Allsen對這個課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蒙古帝國的商品與交換：伊斯蘭織品的文化史》（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 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1997年出版）與《蒙古時代的歐亞文化與征服》（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2001年出版）擴大了我們對當時歐亞文化交流的認識。他的近作《歐亞皇家狩獵史》（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也於2017年九月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了中譯本。

另外，隨著新考古材料的出土，我們更能了解當時東亞和中東之間的科技與物質交流。以該主題所召開的學術會議，在會後也都出版了論文集，例如《成吉思汗的遺產：1256?1353年間的西亞宮廷藝術與文化》（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Courtly Art and Culture in Western Asia, 1256?1353）（2002年出版）和《超越成吉思汗的遺產》（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2006）。梅天穆（Timothy May）立足於這些先行研究之上，將這些成果綜合消化，加上他個人的研究成果，於2011年推出了讀者眼前這部《世界歷史上的蒙古征服》（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簡體中文版則由後浪出版公司與民主與建設出版社於2017年十月出版。這本書為我們重新評估蒙古征服在世界史上的影響提供了一個最新的研究成果。

梅天穆（Timothy May）

梅天穆現任美國北喬治亞大學歷史、人類學與哲學系教授與系主任。他在威斯康星大學師從前述的David Morgan教授攻讀博士學位，主要研究蒙古帝國的軍事史。本書是他的近作，英文原版於2011年發行。其最新作品為2016年所編著的兩卷本《蒙古帝國歷史百科》（The Mongol Empire: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筆者亦參與該書的寫作計劃。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師馬曉林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求芝蓉兩位合作翻譯下，使得本書得以在短時間內跟中文讀者見面，兩位譯者實功不可沒。在近年來出版界引進以杉山正明為代表的日本蒙元史與內亞史成果的風潮中，出版商逆勢引進歐美學界的新近研究，也有助於讀者拓寬視野。

在導言中簡短交代了本書所採用的理論與材料後，作者梅天穆將本書架構分為兩大部分：「作為催化劑的蒙古征服」和「成吉思大交換」。作者認為蒙古征服改變了歐亞的政治版圖，並且為成吉思大交換提供了一個平台。第一部分共有三章，分別處理蒙古帝國的形成、解體與後果。由於梅天穆本身是蒙古軍事史的專家，因此他為讀者提供了相當清楚的蒙古征服歐亞史。第三章則是目前筆者所見到對後蒙古時期的歐亞局勢最簡明扼要的綜述。

第二部分則包括了七章，每章各探討關於成吉思大交換的一個主題，包括了貿易、戰爭（與技術）、行政、宗教、病菌（例如鼠疫）、人口與文化。關於貿易，作者討論了中國的紙鈔如何影響了中東的貨幣改革，並且指出由蒙古人建立的首都哈剌和林與新薩萊都是隨著蒙古帝國的興衰而有所起伏，因為蒙古人在安排驛站的路線時也考慮到了商業的需求。關於蒙古戰爭與其現代影響的部分，作者基本上取材自其首部作品《蒙古的戰爭藝術》（The Mongol Art of War）。他認為很難證明在十三世紀火藥並未應用在中國以外的地區，因為目前尚未發現任何考古證據，而歷史語文學的證據尚不足以支撐此一結論。在探討行政的章節中，他指出蒙古帝國內部的行政透過徵稅達到一致，而大規模的人口普查則有利於徵稅。而蒙古的治理模式也對其後繼者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在宗教上，蒙古人以宗教寬容著稱，但是直到1260年帝國分裂以前，他們並未改信任何世界性的宗教。梅天穆認為主要的原因在於蒙古人信奉長生天（這也被某些學者稱為騰格里主義），認為自己有征服世界的天命，而且改信其他宗教則意味放棄自己的認同。即便後來蒙古人的確改宗了佛教與伊斯蘭教，他們所信奉的都是這些宗教當中的綜攝（syncretic）宗派（例如藏傳佛教和蘇非派）。由於這些宗派對外來成分的接受程度較高，因此蒙古人不需擔心改宗會犧牲其原有習俗與認同。而談到移民時，作者認為所謂的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不僅促進了移民，同時也導致歐亞各地出現突厥系國家。在最後一章中，作者討論了一些被後人所低估的歐亞文化交流，例如食物與衣著等等。

本書對於蒙古帝國治下不同民族的角色與作用作了很詳實的研究，不過有關畏兀兒人的重要性也許還有可以發揮的餘地。作者正確指出蒙古人最早入侵的定居政權為西夏，時間為1205年。但西夏並非最早歸順蒙古的定居政權，畏兀兒人才是，時間約為1211年。而畏兀兒人對蒙古人所負有的義務與規定，後來也成為其他被納入蒙古的民族與國家所必須遵守的。例如這些歸順蒙古人的民族或國家，其統治者必須親自前往朝見蒙古大汗，而且必須遣送其兒子或近親前往蒙古大汗處作為人質。蒙古帝國有權在其領地徵稅、徵兵以及設置驛站。而畏兀兒人對蒙古的文化影響亦相當重要，例如成吉思汗便採用畏兀兒文字來拼寫蒙文，而畏兀兒人塔塔統阿則被認為是蒙文的創造者。因此在蒙古帝國的行政體系中也常見畏兀兒書記官，而且其中不乏高層官員。例如鎮海（？?1252）曾任窩闊台汗與貴由汗帳下的大臣，據信他就是畏兀兒人出身。因此我們可以說，蒙古征服也造成了畏兀兒文化在歐亞世界的傳播。

隨著時間的過去，書中提到的學界研究現狀也需要更新。例如在本書第311頁，作者感嘆關於蒙古后妃的英文著作僅有傑克?威澤弗德（Jack Weatherford）的《最後的蒙古女王：成吉思汗之女如何拯救蒙古帝國》（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 Queens: How the Daughters of Genghis Khan Rescued His Empire）。不過在這段期間內，已經有了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中東研究的研究員Bruno de Nicola於2017年1月所出版的《蒙古治下的伊朗婦女：以皇后為例的研究，1206-1335年》（Women in Mongol Iran: The Khatuns, 1206-1335）。我們也期待未來能引進該書的中譯版。

在本書第41頁談到蒙古認同的轉變與第281頁談到蒙古草原上的移民時，作者都提到了成吉思汗創造了「全體蒙古兀魯思」（Khamag Monggol Ulus）（如克烈部與乃蠻部）。他認為在成吉思汗興起以前就存在一個名為「全體蒙古兀魯思」的政體。因此它可以被視為是後來1206年後蒙古向外擴張後形成之「大蒙古國」（Yeke Monggol Ulus）的原型，但作者梅天穆在此並未註明此說的出處。這裡的問題癥結在於蒙文的兀魯思（ulus）一詞本身就具有國家、民族和人群的意思。筆者自己原先讀到這一段時，認為雖然有些前蘇聯與蒙古學者也有類似主張，但受到著名蒙古史與阿爾泰學家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所譯的《蒙古秘史》英譯本所影響，覺得這裡譯為「全體蒙古人」可能比較適切，而不是一種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國名或稱謂。本書中譯本譯後記中基本上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參見第372至374頁）。

然而在2012年的美國內陸歐亞學會年會上，筆者有機會當面與作者梅天穆請教此問題。他向筆者表示，此說的出處實為蒙古國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教授Munkh-Erdene Lkhamsuren在2005年北海道大學的博士論文《蒙古認同與民族主義：起源、轉變與本質（13世紀至1920年代中期）》（Mongolian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Origin, Transformation and Nature (from thirteenth century to mid-1920s)），後來改寫為期刊論文《蒙古帝國從何而來？中世紀蒙古人的民族、國家與帝國概念》（Where Did the Mongol Empire Come From? Medieval Mongol Ideas of People, State and Empire），2011年發表於《內亞》（Inner Asia）第13期。該文分析了十三與十四世紀的蒙古文材料，包括了《移相哥碑》（又稱為《成吉思汗碑》）、《蒙古秘史》以及《華夷譯語》等，得出一個結論：在十三與十四世紀時，得以被稱為兀魯思的一共只有三種範疇：蒙古、已經滅亡的中國朝代（例如商朝、周朝與宋朝）與印度歷史與神話中存在的國度（如西天須摩提與摩揭陀）。而亦兒堅（irgen，意為民）則用來稱呼包括蒙古人在內的所有人群。Munkh-Erdene教授因此主張在十三至十四世紀，兀魯思是一種國家社群的政府範疇，也因此「全體蒙古兀魯思」應當是具有政府與國家形式的概念，而非僅是一種對人群的泛稱。後來在2013年出版作為《蒙古秘史》英譯本補編的第三冊中，雖然羅依果引用了一些俄國與蒙古國學者的新作，再度討論了兀魯思的問題，但是並未將本文放入討論，並且維持前述意見。筆者研讀完這些討論後，目前反倒認為梅天穆與Munkh-Erdene兩位的看法可能更具說服力。當然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肯定未來還會持續下去，筆者也期待見到新材料與新研究的發表。

梅天穆的書也提醒了我們，在中世紀發生的「成吉思大交換」中，蒙古人實際上扮演了主動角色。在蒙古興起之前，中東的伊斯蘭文明與東亞的儒家文明出於民族自我中心偏見，互相貶低，對於國際性的交流並不感興趣。若是沒有蒙古征服歐亞世界，這兩大歐亞文明也許不會被迫進行大型且長期的思想、文化與科技互動。隨著世界史與全球史越來越受到重視，本書想必會受到相關教師與學生等讀者的歡迎。

本書中譯本不僅將原書的黑白圖片都改以彩色印刷出版，另外在許多地方都改正了許多英文原版的錯誤。例如原書將蒙古著名佛教寺院額爾德尼昭的建造者誤植為土默特部的俺答汗（或譯為阿勒坦汗），本書也改正為喀爾喀部的阿巴泰汗。第290頁，作者將京劇（Peking Opera）誤以為是受到蒙古人的贊助而興起的。實際上京劇是一直要到十九世紀中期，融合了徽劇和漢劇，並吸收了秦腔、崑曲、梆子等，才在北京形成的戲劇藝術。而中譯本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並更正為元代的北方雜劇。可以說譯者們下了不少苦心。

最後僅就本書若干校訂未盡之處，做一說明：第9頁，美國東亞學者費正清的英文原名應為John K. Fairbank而非Jonathan K. Fairbank；第125頁，蒙古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時間誤植為1912年，應為1921年，或更為正確的是1924年；第194頁，作者論及火藥在草原地區的普及時，提到清代康熙皇帝與準噶爾蒙古的噶爾丹交戰時，衛拉特使用瑞典路德會士製造的加農炮。此處的瑞典路德會士應為被準噶爾人俘虜的瑞典炮兵雷納特（Johan Gustaf Renat, 1682–1744）。實際上他要等到1716年才被俘虜。而當時噶爾丹的準噶爾軍隊所使用的加農炮為土耳其式的贊巴拉克。詳細情形參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建的博士論文《火器與清朝內陸亞洲邊疆之形成》（2012年）。

綜上所述，本書觀點新穎，別出心裁，適合作為高校蒙元史與世界史的參考讀物。一般大眾若對這段歷史有興趣，如能略下工夫亦不難入門。在此也期待出版界能夠多引進歐美學界的相關研究，相信能有助於促進目前出版市場上外國蒙元史與內亞史研究的多樣性。

《世界歷史上的蒙古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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