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斌：吳簡釋姓：早期長沙編戶與族群問題
原標題：魏斌：吳簡釋姓：早期長沙編戶與族群問題
吳簡釋姓
——早期長沙編戶與族群問題
魏斌
六十多年前，譚其驤先生在《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一文中，對早期湖南蠻族漢化有一個概括性的看法：
湖南自戰國時雖已有中原人生息其間，然其時蠻多漢少，蠻族所受華夏文化之影響蓋極微，故西漢一代，無蠻事之記載。漢末王莽之亂，中原人士，始大舉移植荊湘，至東漢時而蠻漢間衝突迭生，蠻亂時聞矣。其時接觸既繁，蠻族中一部分人口，當已頗染漢化。各蠻族皆有「生」、「熟」之分，而「生」、「熟」之分，初無種族上之根本不同，不過因其漢化程度之深淺，予以區別而已。故「生」、「熟」隨時代而推移，其始為生，既而進於熟，熟之斯極，遂變而為「漢」矣。是則東漢時之熟蠻，遲至魏晉六朝時，當已盡變為漢。[1]
按照譚先生的理解，湖南土著蠻族的大規模漢化，出現於新莽以後。他還參照後世的民族史材料，推測當時蠻民存在生、熟之分，以及由生到熟進而成為「漢」的變化過程。這些理解無疑是富有啟發的。遺憾的是，由於缺乏具體史料證明，更為確切的早期湖南蠻族漢化過程則很難詳知。譚先生也指出：「惜今所傳魏晉六朝載籍之涉及湖南人與事者極少，故莫可得而考。」此文發表以來，涉及湖南地區族群演變的論著，數量已經不少。[2]隨著湖南地區考古的進展，利用考古資料討論早期湖南楚文化與土著文化的關係，也積累了不少成果。[3]但總體來說，由於文字資料貧乏，未知區域仍然很多。
這種情況隨著近年湖南長沙、里耶、郴州等地簡牘資料的陸續發現，有了一些改觀。這些資料正在陸續公佈之中，提供了大量湖南地方社會的細節。其中，長沙走馬樓出土的三國吳簡尤以數量龐大著稱，包含大量吏民姓名，可以據之瞭解漢末孫吳之際長沙地區的姓氏結構，引起學者注意。高敏據此討論了當地的漢人移民及其來源；滿田剛則指出，這些姓氏中可能有不少屬於蠻族姓氏，並具體辨認了一些蠻姓。[4]這些意見都很值得注意。而問題顯然不止這些。如大量有蠻姓嫌疑的吏民，可能來源於何種族群？這些族群與現代湖南及周邊地區少數族群的關係如何？還有，編戶蠻民及其所使用的漢姓又是怎樣形成的？中古時期長沙地方大族主要是在漢姓還是蠻姓編戶中成長起來？這些都值得進一步討論。
需要說明的是，學術界對古代中國境內的非漢族人群，有非漢族、異民族、少數民族、族群等多種不同稱呼。這涉及到「民族」和「族群」的定義。現代社會學者一般認為，「族群」一詞較為偏重文化傳統和血緣聯繫。「民族」一詞則內涵較廣，除了指族群和血緣家系外，還帶有較濃的公民和國家色彩。[5]古代湖南周邊蠻族顯然更符合「族群」概念。所以本文論證中主要使用「族群」一詞。
一、走馬樓吳簡吏民姓氏構成
長沙走馬樓出土吳簡總數在十萬枚以上，預計全部出版尚需較長時間。高敏、滿田剛等學者的姓氏研究，主要依據最早出版的《嘉禾吏民田家莂》。此後陸續公佈的《竹簡（壹）》、《竹簡（貳）》，多為戶口、賦稅記錄，也提供了大量姓氏資料。以上幾種資料可視作不同的資料抽樣。《嘉禾吏民田家莂》分為兩個年份，可以視作兩份樣本。下表即依據這四種資料製成。其中，《嘉禾吏民田家莂》參考了滿田剛的統計資料。《竹簡（壹）》、《竹簡（貳）》分別根據所附人名索引統計。
此表有幾點需要說明：（1）吳簡中出現的姓氏有一百多個，包含大多數常見姓氏。為避免煩瑣，表中對人數僅為一、二人的姓氏未予列出。考慮到《吏民田家莂》登錄人數相對較少，放寬到二人。（2）考慮到殘姓名和同姓名現象，表中只對明確記載不同丘里的殘姓名和同姓名分別統計，否則不予計入。但即便如此，由於殘破，不少同姓名不同丘里者所屬不好判定，上述統計仍會有一定誤差。（3）簡中有些相近姓氏應是同一個姓的不同寫法，如番和潘、五和伍，對此仍按兩個姓分別統計。
吳簡中出現的姓名並非全部是臨湘當地居民。除去在臨湘任官者或屯兵的將領，還有不少來自臨湘鄰縣的安成、永新、劉陽等地。前者人數不多，大致可以忽略。後者來自臨湘周邊諸縣，居民來源上應當是很接近的，可以一併計入。本文特別關心的是那些在每份資料中均出現人數較多的「大姓」。他們代表了當地人口的主體。綜合三份資料，總計人數多於三十人次左右者，可列出如下：
潘（番）、謝、黃、烝、鄧、李、張、陳、唐、吳、周、區、鄭、劉、朱、文、廖、伍（五）、胡、何、蔡、雷、廬（盧）、殷、石、谷、呂、魯、逢、王、郭、楊、高、趙、梅、毛、婁、許
由於姓名殘破等原因，上列姓氏表會有一些誤差。不過，稍加比對就會發現，四份資料所提供的姓氏人數排名，相似度是很高的。而且分姓計算的人數，按降序排列差別相當大。其中潘（番）、謝、黃、烝、鄧、李等幾個姓氏，人口優勢相當明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口較多姓氏的相當一部分，曾在長沙東牌樓出土的東漢簡牘中出現過。東牌樓簡中出現了30多個姓，有19個可以與上述吳簡大姓中找到。[6]這就表明，漢末孫吳之際臨湘地區有其特殊的地域姓氏結構，人口較多的大姓相對固定。
這種特殊姓氏構成似乎很早就已存在。湖南地區所出楚國官印中記有一些姓名，如「區夫相爾」、「黃鑄」、「登（鄧）繪」、「張女」、「黃惑」、「張磘」，等等。[7]這些均為吳簡大姓。已發表的里耶秦簡記載姓名不多，黃、五（伍）等姓卻出現多次。[8]此外，《隸釋》卷四錄有東漢熹平二年桂陽太守周憬碑陰，列有桂陽郡數十位吏員題名，提供了東漢時期長沙臨近地區可資比較的資料。下麵是其姓氏和人數：[9]
黃（4）、劉（3）、龔（3）、周（2）、左（2）、區（1）、蹇（1）、華（1）、王（1）、郭（1）、鄧（1）、朱（1）、潭（1）、張（1）、馬（1）、褚（1）、蔡（1）、宋（1）、堯（1）、張（1）
這些故吏絕大多數來自桂陽郡屬縣，尤以曲紅、含洭居多。碑陰所列故吏人數不算太多，但作為一種概率來說，仍有一定參考價值。排除地域差異等因素，故吏姓氏與吳簡大姓相比也有相當的對應性。此外，郴州蘇仙橋出土孫吳殘簡中，記有陳、廖、李、劉、鄧（以上2人）、黃、謝等姓氏。這些均為走馬樓吳簡大姓。[10]同為蘇仙橋出土的西晉簡雖然尚未公佈，但根據筆者調查的結果，所記姓氏也多與吳簡大姓相合。由此看來，漢末吳初桂陽郡吏民的
走馬樓吳簡主要姓氏統計表
資料來源：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姓氏構成，與長沙郡也頗為接近。
現存漢晉以前文獻中所記載的湖南地區人物不算太多。初步搜檢，籍貫長沙的可以找出區星、區景、鄧騫、鄧粲、陳平子、桓雄、易雄、韓階、虞悝、桓楷、祝良、文虔、夏隆、劉壽、徐韋、桓龍、王毖、古初，武陵的有潘濬、潘京、廖立、伍朝、龔玄之、李娥、黃道真，零陵的有黃蓋、劉巴、蔣琬、劉敏、觀鵠、周服，以及桂陽的谷朗、張熹、蘇耽、成武丁，等等。[11]這份名單還不完全。考慮到下節還有討論，武陵、桂陽蠻族叛亂者的姓名沒有列入。除此之外可能也還有遺漏。能在文獻和石刻題名中出現，大都是當地有身份的人。他們和吳簡所記多為普通吏民是不同的，但很明顯，文獻和石刻所記人物姓氏，不少就是吳簡中人口較多的大姓，如區、鄧、黃、潘、廖，等等。這種相似性不僅發生在長沙郡，相鄰的桂陽、零陵諸郡亦然。
以上幾種資料對照的結果，顯示出吳簡所錄吏民的姓氏結構確有其地域特徵。而且可以相信，今後陸續公佈的吳簡資料，所錄吏民姓氏結構也應與此相似。那麼，該如何理解這種帶有地域特徵的姓氏結構呢？
二、漢姓與蠻姓
走馬樓吳簡所錄編戶民，來源無疑是相當複雜的。人口最多的主要姓氏中，不少也都是中原地區的常見姓氏。高敏認為，這表明中原人口向長沙地區的移居，早在永嘉之亂以前已經開始。[12]實際上，這一過程至遲不會晚於楚秦之際，很可能還會更早一些。秦漢先後向嶺南用兵，據稱就有兵卒留居未歸。新莽和東漢末期的政治動盪，也都是促成中原人口南遷的重要契機。[13]臨湘周邊地區漢初以來就是郡國治所，移民比例應該更高。
移民徙入的方式有很多。除了戍兵因素以外，還有官府主導的徙民，如秦初曾「以謫徙民，與越雜處」。[14]類似官府組織的徙民，秦漢時期一定還有不少。加上避亂南遷、逃亡、經商等因素，漢末臨湘周邊必有相當規模的中原移民或其後裔。最明顯的是吳簡中人數很多的劉姓，也許與劉姓長沙國的統治有關。
中原移民或其後裔在吳簡居民中所佔比例，難以具體推算。走馬樓吳簡中人口數量排名靠前的大姓中，李、張、陳、劉、朱、王、鄭、孫等都是中原常見大姓。但這些姓氏是否全部可以理解為中原移民或其後裔，是很成問題的。滿田剛通過比較吳簡姓氏和史籍所記的蠻、山越、南越等姓氏，認為吳簡中的胡、石、張、田、魯、向、文、梅、秦、陳、李、潭、鄭、雷、趙、潘、黃、桓、孫、區、樊、仇等，可能都是蠻族採用的漢姓。[15]這份名單中就包括了張、陳、李、趙、孫、鄭等中原大姓。由於蠻民漢化後往往採用中原常見姓氏，使得判定這些姓氏的所屬非常困難。
從另一方面來說，吳簡中人數較多的那些姓中，蠻姓嫌疑的姓所佔比例很高。滿田剛舉出了二十二個吳簡蠻姓。這些蠻姓中有十二個在吳簡人數中排名靠前。這份姓氏單應當還很不完整，如下節所論，可能還要包括周、唐、廖、吳、烝、謝、何、鄧、殷、伍等不少姓氏。合併來看，吳簡前三十餘位的大姓，至少有二十個左右有蠻姓嫌疑。而吳簡中人數較少的那些姓氏，也有很多都是中原常見姓氏。如范、樊、韓、侯、桓、賈、梁、羅、馬、孟、牛、宋、萬、韋、夏、項、宗、曾、庾，等等。這樣看起來，雖然蠻姓和漢姓無法完全區分，但吳簡居民中的土著成分具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可以肯定的。
文獻中本來就有長沙多蠻夷的記載。《漢書》卷九五《西南夷傳》記南越王趙陀之語：「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顏師古註：「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可見漢初長沙郡仍多雜「蠻夷」。[16]新莽時期曾一度改長沙郡為填蠻郡，也表明朝廷觀念中長沙地區人口中仍然具有相當的蠻夷色彩。東漢時期長沙、武陵地區蠻族有過多次動亂，這在《後漢書》中有詳細記載，毋庸多說。東牌樓東漢簡牘中有一支相關簡：
簡60：要遇蠻夷邂逅到今府息屬（？）以（？）□……
此簡整理者定名為殘書信，保存不理想。其中「蠻夷」二字，可與史籍所記東漢後期長沙周邊諸蠻族的動亂相印證。[17]與此相應，走馬樓吳簡中也有兩支「夷民」簡：
壹·984：日□中尚（？）……部伍夷民
壹·1648：其卅一斛五斗付吏區業給廩夷（？）民
兩簡提到的「夷民」，與可以與東牌樓簡對照來看。從簡中反映的情況看，這些「夷民」有別於一般的官府編戶，應當視作孫吳初期仍然存在的蠻夷編戶，[18]其性質與西晉戶調式中提到的「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也許比較接近。此外，長沙地區也有移入的蠻夷人口，如《後漢書》卷一八《吳漢傳》記載，建武十八年巴郡反，「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長沙地區的蠻夷人口，直到唐初仍然存在。《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荊州」條：「長沙郡又雜有夷蜒，名曰莫徭，自雲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為名。武陵、巴陵、零陵、桂陽、澧陽、衡山、熙平皆同焉。」這為理解吳簡姓氏構成，提供了一些背景性的知識。
古代不同種群的土著民，在與華夏接觸並逐步採用漢式姓名的過程中，往往會形成其一些鮮明的族群姓氏特徵。如板楯蠻，據《風俗通義》所記，主要有七個姓氏：盧、朴、遝、鄂、度、夕、襲，號稱板楯七姓（一說為：羅、朴、咎、鄂、度、夕、龔[19]）。《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所記南中大姓，有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等；朱提郡大姓：朱、魯、雷、興、仇、遞、高、李；永昌郡大姓：陳、趙、謝、楊。這就提示，吳簡姓氏構成也許具有一定的區域和種群特徵。
古代長沙周邊地區是多族群交匯之處。從考古學上看，濮僚、苗蠻、百越等多種系統的早期文化遺存，在長沙周邊地區均有發現。[20]在Eberhard 對南方族群的另一種分類中，湖南地區是瑤文化、泰文化、越文化、獠文化等交匯之地。[21]漢晉文獻記載中，長沙周邊的「蠻夷」，按照政區劃分，有長沙蠻、武陵蠻、零陵蠻、桂陽蠻等。《隸釋》卷七《車騎將軍馮緄碑》記有「五溪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人。《後漢書》卷三八《度尚傳》提到桂陽郡「宿賊渠帥」卜陽、潘鴻、胡蘭。潘、黃、胡、趙等都是吳簡人口大姓。[22]這樣來看，吳簡中的一些具有蠻姓嫌疑的人口大姓，與這些土著族群可能有一定的淵源關係。
由於史料記載有限，很難做進一步的姓氏辨析。但令人感興趣的是，湖南地區周邊至今仍分佈著很多漢族以外的少數族群，如土家族、苗族、瑤族等，他們往往也採用漢姓。這是否可以成為理解吳簡姓氏的一個線索？下面列出現代湖南地區的一些主要少數族群姓氏，並與吳簡姓氏進行比較。
三、現代湖南及周邊少數族群姓氏
現代湖南地區的少數族群，最主要的是土家族、苗族和瑤族。[23]
（一）土家族姓氏
湘西北是土家族聚居地。關於土家族的族源，說法不一，或以為巴人，或以為與苗瑤有更密切的關係，或以為武陵蠻後裔。土家族地區姓氏結構有其特點。漢晉以後一直到近代，大姓主要是田、向、彭、梅、覃，以及馬、冉、王、黃、劉、尚、楊、張等。《後漢書》記有多位武陵蠻首，姓氏有相、田、覃、楊等，與此對應。[24]這些姓氏有的與吳簡大姓吻合，如黃、張、劉等。但最主要的幾個大姓，如田、向、彭、梅、覃，除了梅姓外，吳簡中出現人數均不多。
（二）苗族姓氏
湘西、湘西南是苗族的重要聚居地。其姓氏有苗姓、漢姓兩種。苗人漢姓在不同地區人口不一，湘西一帶以吳、龍、廖、石、麻、楊、田、伍居多，湘西南還有楊、潘、吳、李、粟等。苗姓、漢姓並不完全對應，有的一個苗姓對應著兩三個漢姓；有的一個漢姓對應著兩三個苗姓。[25]。淩純聲、芮逸夫曾指出，苗族漢姓可分為土著和移入兩種情形，[26]《苗防備覽》卷八《風俗考上》：「苗姓，吳、龍、石、麻、廖為真苗，其楊、施、彭、張、洪諸姓，乃外民入贅，習其俗，久遂成族類。」可見土著和移入的苗人，在姓氏上有著顯著區分。苗族漢姓不少與吳簡大姓吻合，如吳、廖、石、伍、潘、雷等。苗族分佈地域較廣，不同區域姓氏構成也有很大差異，[27]比較起來，湖南苗族在姓氏上與吳簡大姓吻合度更高。容觀敻很早就認為，長沙馬王堆一號、二號漢墓有很多文化因素與苗族相似。他由此懷疑，墓主人利蒼或者就是歸附朝廷的苗族首領。[28]不過，現代苗族在長時間的歷史過程中必然融入了很多其它成分，與漢晉時期應當有很大的不同。
（三）瑤族姓氏
湘桂交界山區是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瑤人雖有十二姓之說，實際上因種群繁多而差異較大。十二姓見於瑤族著名文獻《過山榜》（或稱《評皇券牒》），由於傳抄和人口變遷等原因，十二姓具體也有差異。比較常見的說法是：盤、沈、包、黃、李、鄧、周、趙、胡、馮、蔣、雷。[29]實際不止這些，胡耐安實地調查後指出：「過山瑤族的姓有盤、趙、鄧、黃、李、周、祝、莫、唐、房、馮、陳、張、成、戴、劭、王、鄺18種，其中，盤、趙、鄧3姓似乎移住最早。其中也有漢族出身而同化於瑤族的人，或是由歸化的人。例如……莫姓原來就是連縣的漢人，他們在瑤山長期經營商販業，後來娶了瑤女為妻，同化為瑤族。」[30]瑤族姓氏與吳簡人口大姓的吻合度較高，趙、鄧、黃、李、周、唐、陳、張、胡等姓吳簡中出現人數都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瑤族第一大姓是盤，並不見於吳簡。而吳簡人口最多的姓氏之一潘（番），也不見於瑤姓。史圖博、李化民調查畲民姓氏時指出：「畲民……有四個姓：蘭、雷、鍾、盤。然而在景寧及其附近地區已沒有盤姓支氏族了。他們顯然已改為潘姓而成為漢人了。」[31]這個調查很有啟發。土著民借用漢字拼寫自己的姓氏時，用字本來就有很大的隨意性。盤、潘讀音相同，也許源自同一個土著音節。
這三個族群外，另外一些湖南周邊地區的族群，也與吳簡大姓吻合度較高。有些比較特別的吳簡大姓，如謝、潘、區等，現在大部分南方族群中並非大姓，但在特定族群中仍是常見大姓。比較重要的，可以舉出仫佬族、仡佬族、侗族、水族等：
（一）仫佬族、仡佬族姓氏
仫佬族聚居在廣西西北部，有羅、銀、吳、謝、潘、梁、周、韋、張、黃、呂、包、盧等姓，尤以羅、銀、吳、謝最為大姓。除羅、銀等幾個姓外，大部分姓與吳簡大姓吻合。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謝姓是吳簡中人數最多的姓之一，現代南方族群中謝姓人口卻很少，滿田剛辨認蠻姓亦未列入。仫佬族中謝姓則是最大姓氏之一。謝姓在與仫佬族族源相近的仡佬族中也很常見。仫佬、仡佬的起源比較複雜，學界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一般認為與古代夜郎和後來的僚人有相當的承襲關係，兼有濮、越的文化特徵。[32]仡佬族常見的有40多個姓，從姓氏上判斷，族源相當複雜。
（二）侗族、水族姓氏
侗族主要分佈於湘黔桂毗鄰地帶，有吳、楊、石、歐、李、潘6姓，均為吳簡大姓。其中，歐也就是區，當為同一音節的不同轉寫。區姓今天在南方族群中已較少看到。還有潘姓，如前所說，潘姓吳簡中人數極多，在苗、瑤等族群中卻未見到，仡佬、壯等一些族群中雖有潘姓，人數亦不多。而潘姓除了在侗族中人口較多，水族中還是最大的姓氏。這種現象是很值得注意的。此外，水族大姓與吳簡大姓吻合的還有吳、胡、張等。據說是水族先民的「撫水蠻」，宋代的主要姓氏為「區、廖、潘、吳四姓」，[33]亦均為吳簡大姓。
需要指出的是，現代湖南及周邊族群是歷史上不同族群經過長時期的移動、分化、混融和認同而形成的。[34]吳簡反映的人口大姓情況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年，現代與古代之間很難進行簡單的比附。不過，通過上面的粗略比對，還是讓人頗感驚訝：吳簡人口大姓與現代湖南及周邊苗族、瑤族、仫佬、仡佬、侗、水等現代湖南周邊少數族群，仍然有相當程度上的姓氏對應度。[35]如果單純從姓氏上判斷，吳簡大姓與現代湖南偏南地區的諸族群，姓氏吻合度上似乎更高一些。吳永章先生曾認為，從後世瑤、苗在湖南的分佈格局來看，苗居偏西，瑤居偏東偏南，所以武陵蠻似與苗族先民關係較多，而長沙、零陵、桂陽諸蠻與瑤族先民關係似更密切。[36]這個判斷是值得注意的。除此之外，吳簡中常見的黃、周、吳等大姓，在今天很多南方族群中都是常見姓氏。這些族群大都屬於古代的百越，這些似乎表明吳簡中具有蠻姓嫌疑的姓氏，與古代百越族群關係密切。[37]
從考古文化類型上說，古代長沙周邊的「蠻夷」，本與古越人關係較近。[38]常德夕陽坡2號墓簡牘記有「越誦君」，[39]可能就是當地蠻夷酋長。里耶秦簡J11210提到「越人以城邑反」，[40]可與「越誦君」相印證。而司馬遷曾指出，作為「南楚」的長沙等地，「與閩中、幹越雜俗」。[41]揚雄《方言》一書中還記有不少「南楚」語詞，據現代語言學者研究，與現代百越系族群的語言比較接近。[42]
不過，強調吳簡人口大姓與百越族群可能存在密切關係，並非否定其構成上的複雜性。容觀敻就認為長沙馬王堆漢墓有很多苗蠻文化因素。苗蠻、百越是南方的兩大族系，總的來說，越居南居東，蠻在北在西，但二者的移動和混融過程複雜，[43]史籍中對此分別也不清晰。如《隋書》卷八二《南蠻傳》稱：「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也，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臨湘自西漢初期以來一直是郡國治所，可以想見其地居民的人口流動性必然很大，具體到姓氏上也會相當複雜。
大體而論，早期的長沙地區土著民，可能以百越族系為主，同時也混有相當的苗蠻成份。後來隨著楚國勢力的南漸和中原移民的進入，又逐漸摻雜進楚、華夏等成分。[44]東漢時期，武陵蠻動亂頻繁，[45]在與朝廷的斗爭中，有相當一部分被遷徙和納入臨湘周邊的編戶系統，這一過程也包括一些巴系蠻民以及西南夷部族。吳簡居民以人口較多的某些大姓為主體，同時包括諸多人口較少的小姓，反映了以土著編戶為主，兼有諸多外來族群成分的狀況。這種狀況還可以推廣到長沙郡以及武陵、桂陽、零陵等更廣泛的地區。當然，在不同地區其族群混雜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特別是臨湘周邊作為這一地區的政治中心，中原移民以及其它族群遷徙混入的比例應該會更高一些。
四、編戶化和漢姓的推廣
湖南土著民中漢姓的採用可能很早。前面提到，湖南楚墓所出官印中已有黃、鄧等吳簡常見姓氏。這些漢姓是如何形成的？蠻民中漢姓的使用或者說推廣，與編戶化過程是否同步？這需要瞭解早期長沙土著的編戶化過程。
從考古資料上分析，楚國中後期，長沙周邊土著民中楚文化的影響是與日俱增的。[46]而楚國的南方經略可能更像是據點式推進，目標主要是南方的戰略物資如銅和錫等。[47]長沙地區作為一個重要據點，也許會伴隨有當地土著民的編戶和管理，但這個問題目前還缺乏明確資料可以證實。而楚墓官印中的漢姓，屬於社會上層人群，並非一般的編戶民。一般來說，兩種異質文化接觸時，較高文化對較低文化更容易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往往首先體現在統治上層。他們在生活方式、姓氏制度等層面，是最容易發生變化的。至於一般民眾，這一過程要慢一些。文獻所記漢代蠻族首領的漢姓，可以這樣來理解。
明確的編戶化證據來自里耶秦簡，如J1（16）：9：「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庚子，啟陵鄉□敢言之。都鄉守嘉言：渚里□劾等十七戶徙都鄉，皆不移年籍。令曰移言。今問之，劾等徙□書告都鄉，曰啟陵鄉未有牒，毋以智，劾等初產，至今年數□□□□謁令都鄉具問劾等年數，敢言之。」[48]渚里的十七戶人移居到都鄉，由於未移交年籍被查出。這則資料一方面說明當時的戶籍控制存在問題，同時也表明戶籍制度確已在這一地區推行。前者在里耶出土的戶版中還有證明，反映出官府對當地的戶籍控制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有學者認為，這可能是楚秦交替所造成的暫時現象。[49]里耶秦簡中的編戶，是秦滅楚後新推行的制度，還是與楚國民戶管理有一定的繼承關係，還不清楚。
西漢初期，長沙地區的編戶數量，《新書》卷一《藩強》曾有記載：「長沙乃才二萬五千戶耳。」[50]單純從戶口數字來看，兩漢時期長沙戶口有很大的增長。《漢書·地理志》所記為235,825人，這個數字到《後漢書·郡國志》變成了1,059,372人，口數有四倍以上的增長，而東漢時期增長尤為顯著。《後漢書》所記戶口數字可能會有一些不實成分。[51]儘管如此，東漢時期長沙地區必定有一個大規模編戶化的過程。而且附籍人口如此大規模的增長，顯然不能僅歸結於移民徙入。朝廷權力的推進和土著民的編戶化，應是主要原因。其中，通過戰爭使大量蠻民編戶化就是一種途徑。《後漢書》卷三八《馮緄傳》：「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同書卷一八《吳漢傳》：「漢誅其（巴郡）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這些受降者中必有不少被轉化成為編戶民。孫吳時仍然如此。《三國志》卷五二《吳書·張承傳》：「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不管這種戰爭的動機是主動還是被動，其客觀結果是導致大量蠻民編戶化。
戰爭是其中的一個因素。更經常性的蠻民編戶化過程，是在和平時期由地方官員來完成的。《後漢書》卷三八《度尚傳》：「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這件事雖非發生於長沙地區，做法仍可類比。又，《後漢書》卷七六《衛颯傳》稱：
先是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奸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
衛颯任桂陽太守在東漢建武年間。他到來之前含洭等三縣的編戶民大概很少，衛颯通過鑿山通道，設置郵驛亭傳，從而使官府控制的編戶民大為增加。官府對土著民編戶化的重視，自然在於「使輸租賦」。伊藤敏雄認為，西漢以前蠻族並不承擔賦役，大多隻象徵性交納少量宗錢。這是西晉戶調式「遠夷不課田者交義米」的制度淵源。東漢朝廷試圖要求蠻族承擔賦役，從而引起蠻族連續動亂。[52]這個結論也說明，南方蠻族的編戶化確實在東漢時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土著民編戶化的過程中，地方官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53]
朝廷變蠻民為編戶的過程中，為了戶籍控制上的方便，大規模的推廣使用漢式姓名成為可能。此點明清兩代編戶官員在為苗民取漢姓時的做法，很值得參考。其時取漢姓，是以漢字音譯苗姓，生造苗人漢姓，主要有兩種做法：一種以頭人苗姓音譯；一種是以戶主苗姓音譯。也有的強制苗人自擇漢姓，或官為苗民賜姓。與漢語讀音相同的苗人名字，如張、王、胡、羊等，造冊時就直接寫成相應漢姓。有的還用諧音和近似音登記，苗姓中的養、麻、喜、降、漏、片等音，就寫成楊、馬（或麻）、許、向、婁、潘等漢姓。清政府每次鎮壓苗族起義後都要進行普遍的收降登記，登記過程中還往往隨意賜姓。[54]
吳簡中那些具有蠻姓嫌疑的姓氏，有些或許也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而且，從長沙與周邊桂陽、武陵等郡姓氏構成的相似性來推測，音譯為漢姓應當是一個主要做法。《魏書》卷一〇一《獠傳》：「獠者……散居山谷，略無姓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謨、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南北朝時期的獠人，就仍然使用土著名字。當這種土著名字轉化為漢式姓名時，對譯為姓的音節來源，可能有戶人本姓、首領姓氏，甚至包括首領官號等多種。《搜神記》卷十二曾記載了蜀中楊姓的起源傳說：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國，一名馬化，或曰玃猿。伺道行婦女有美者，輒盜取……為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子孫也。
從人類學的角度分析，蜀中西南楊姓的起源或者可以如此理解：這一地區早期生活的是某一土著族群，或以猿猴為族群標記。他們在與華夏接觸，或被納入官府編戶系統時，逐漸採用了漢姓。但為何「皆以楊為姓」呢？具體難知其詳，一種可能是族稱或者首領號發音與「楊」相近。東牌樓東漢簡牘中出現過一個臨湘精姓家族，有精宗、精張、精昔、精姃等人。[55]「精」是一個很特別的姓氏，《後漢書》卷八六《南蠻傳》提到，武陵蠻首領稱為「精夫」。這讓人懷疑這個家族也許就與「精夫」這一首領號有關。[56]
以上是蠻民編戶化和漢姓推廣的幾種可能。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另外一種情況。由於避賦等原因，有不少漢人逃到蠻地，「蠻化」為特殊類型的蠻人。《宋書》卷九七《夷蠻傳》說：「蠻民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呂思勉論山越時指出：「此非越之驟盛，乃皆亂世，民依阻山谷，與越相雜耳。其所居者雖越也，其人固多華夏也。」[57]他們在官方視野中也屬於蠻人。[58]其中有些可能與蠻人一起，後來再度成為官府控制下的編戶，二次「漢化」為漢人，也會形成部分漢人常見姓氏。對他們而言，編戶化只是一次簡單的回歸。
編戶化之外，還存在通過多種形式的文化交往而帶來的姓氏模仿。早期道教典籍《正一法文太上外錄儀》稱：[59]
四夷云：某東西南北四方荒外，或某州郡縣山川界內夷狄羌戎，姓名，今居何處，改姓某，易名某，年歲月日時生，扣頭搏頰奉辭：因醜惡生出邊荒，不識禮法，不知義方，亹穢之中，善根未決。某年月日時為某隨某事得來中國，聞見道科，彌增喜躍，含炁願活，憑真乞生，依法賚信，奉辭以聞，伏願明師特垂矜副。謹辭。
四夷道民自陳格式中，有一項「姓名，今居何處，改姓某，易名某」，可見「夷狄羌戎」中存在改名、易名的現象。斯圖伯爾曾指出：「土著民與漢族的接觸越密切，他們就越發感到比起他們的原始命名法，漢族命名法體系，特別是姓，就更加實用了，他們要同化於比較高的中原文化，便努力顯示出對漢族命名法的模仿。他們是否和漢族一樣，就要看他們是否採用漢族風格的姓。首先接受這種風俗的當然是各村寨的頭人，其族屬便也繼之而來。他們原則上都自稱同一個姓。」[60]竹村卓二也說：「對於父親單系意識本來就佔優勢的土著民來說，漢族風格的姓比較容易滲透進來，同時他們也具有使族外婚制以及祖先祭祀等習慣更加深入的機能。」[61]這個過程是通過族群間的文化接觸自然完成的，漢式姓名的實用價值是決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少數民族由於考慮到使用漢式姓名的實際用途，以及由此而帶來的相當常見的雙名制現象，仍存在於很多地區。[62]
斯圖伯爾和竹村卓二所提到的這種現象，前提是蠻、漢有相當頻繁的接觸機會。推測起來，早期長沙地區土著民中，可能有一些人會因此接受漢式姓名，但應當並非主體。前面提到，早期長沙土著民的大規模編戶化，集中出現在西漢後期到東漢，這一過程應當伴隨著大規模的漢式姓名登錄。由阿謨、阿段、阿夷一類的名字，到吳簡中那樣整齊的漢式姓名，應當有相當的官府力量在背後推動。
五、吳簡大姓與長沙地方社會
地方大族勢力的興起，是中古時期重要的社會現象。如同處江南的吳郡有所謂「吳四姓」，會稽郡有「會稽四姓」。長沙郡的情況如何呢？換言之，長沙郡的地方大族和豪強，主要是從蠻姓還是漢姓人口中產生？
目前所見最早記載長沙地區大姓序列的資料，是唐初的幾種姓族譜。[63]北宋成書的《太平寰宇記》大致承襲這些姓族譜，也記載了一個地方大姓名單，具體如下：
《貞觀條舉氏族事件》：長沙郡四姓劉、茹、曾、秦
《新集天下郡望姓族譜》：長沙郡六姓曾、吳、羅、彭、茹、秦
《太平寰宇記》：長沙郡五姓劉、茹、曾、秦、彭
這三種記載所錄長沙大姓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茹、曾、秦三姓為共同記載；劉姓見於兩種資料；吳、羅則僅見於《新集天下郡望姓族譜》。三種名單中，《貞觀條舉氏族事件》最早。將其與前述吳簡大姓名單相對照，就會發現除去劉姓之外，其餘三姓均非吳簡人數靠前的姓氏。可見「四姓」與當地人口主要姓氏之間，並無對應關係。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兩點值得考慮。其一，吳簡人口大姓與現存最早的姓氏書《貞觀條舉氏族事件》有四百年的時間差距，期間長沙大族階層有過興替變動；其二，人口數量並不是影響地方大族和豪強形成的主要原因。
漢晉之際見於史載的長沙人物，如前所述可舉出區星、區景、鄧騫、鄧粲、陳平子、桓雄、易雄、韓階、虞悝、桓楷、祝良、文虔、夏隆、劉壽、徐韋、桓龍、王毖、古初，等等。這些姓氏有一些與吳簡人口大姓吻合，而絕大多數不見於唐初姓氏書所列。見於姓氏書的茹、曾、秦等姓，漢晉之際則未見有活躍人物。《梁書》卷一〇《楊公則傳》：「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這些州郡著姓目前已難考知。唐初姓氏書中所記地方大姓，與中古早期當地實際活躍的家族的差異，也見於同在江南的豫章郡，《太平寰宇記》卷106「洪州」：「豫章有五姓，熊、羅、雷、湛、章。」就六朝史籍的記載來看，熊、羅、雷很活躍，湛、章則不顯，而未列四姓的胡、鄧也相當活躍。[64]
那麼，大姓人群在地方社會中的優勢如何？這需要瞭解當地的聚居狀態。[65]吳簡中出現的基層居民單位是里和丘。在吏民簿中出現的居民大多分屬不同的「里」。更多的居民則出現在賦稅記錄中，分屬於一種特別的單位「丘」。從姓氏分佈來說，每個里、丘都包含有很多個姓氏；里、丘內部人數較多的仍是上述那些大姓。
理解這一問題，有一個難點是「丘」的性質。學界對此大體分幾種意見：（1）行政賦稅單位；（2）耕作區；（3）丘即里；（4）居住地。就目前看，「丘」為居住地的意見，似乎獲得了更多學者認可。[66]本文支持這種意見。「丘」應是當地民戶的居住地，吳簡中的「居在某丘」是實指。《論衡》卷19「驗符」云：「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俠山，其下岩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見之。」此事發生於東漢初年。其中的燕室丘，又見於《水經注?深水》：「水上有燕室丘，亦因為聚名也。其下水深不測，號曰龍淵。」可見「丘」本是聚落。燕室丘所在的零陵泉陵與長沙相鄰，聚落形態應相去不遠。「丘」在東牌樓東漢簡牘中也已出現。這樣看來，「丘」應是民戶自然居住空間。侯旭東先生認為丘可能是里人口增多後分出的新聚落，[67]可備一說。丘內的人口構成則與北方類似，某一或某幾個大姓人口佔有優勢。從較大的地域範圍來看，人數占優的姓氏又呈現出一致性。[68]
不過，儘管有蠻姓嫌疑的人口大姓在地域人口中佔據優勢，由於蠻民漢式姓名採用有各種因素，單純從姓氏上並不能確定其親屬血緣關係。這方面一些後世的民族史材料可以參考。《嶺外代答》卷10「入寮」條：「邕州諸溪峒相為婚姻，峒官多姓黃，悉同姓婚也。」《桂海虞衡志》亦云：「今黃姓尚多，……有舉洞純一姓者，婚姻不以為嫌。」可見同姓並不意味著血緣上的親近。大理白族的居住狀況也是這樣。費子智曾描述說：「對民家來說，村子而非家族，是位居家庭之上的基本社會單位。住同一村子的老百姓，不論姓氏如何都崇拜同一個祖先，嚴格的說是奠基人，公認的聚居地創始人，即本主。」[69]這種重視共同地域大於共同姓族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白族的姓氏來自於借用的漢姓，由於缺乏原先的取姓時的血緣對應性，這些姓氏之間的親屬關係就很難確定。竹村卓二也指出，瑤族的姓具有兩重性。本姓可確定瑤族族籍，亞姓組成事實上的族外婚集團。[70]吳簡吏民的漢姓如果也是如此，丘內居民的聚居形態及其早期親屬關係就會變得相當複雜。與此同時，也帶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姓氏制度在早期南方族群漢化中，究竟具有怎樣的社會意義？遺憾的是由於資料缺乏，目前對此還很難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人口數量上佔有優勢的土著編戶如何與外來移民相處，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周去非在《嶺外代答》卷三「五民」中，曾記述了南宋廣西地區的民眾構成：
欽民有五種。一曰土人，自昔駱越種類也，居於村落，容貌弊野，以唇舌雜為音聲，殊不可曉，謂之簍語。二曰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占籍於欽者也。三曰俚人，史稱俚僚者也。此種自蠻峒出居，專事妖怪，若禽獸然，語音尤不可曉。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孫盡閩音。五曰蜒人，以舟為室，浮海而生，語似福廣，雜以廣東西之音。
這一記載有助於對於理解漢晉之際江南地區的民眾構成。五類欽民中，可直接判定為土著民的有兩類，即土人和俚人。兩者可能種群不同，但更主要的應是文化差異。[71]相對而言，土人是更早被官府編戶化和漢化的，俚人的族群色彩則更顯著。第二類北人即北方漢人移民。射耕人即今所謂畲民，蜒人是水居民，二者是否構成單獨族群暫且不論，但並非當地土著是確定的。以吳簡編戶比較，人口較多的大姓，大多數應屬於「土人」。漢化較淺的「夷民」，可比之為「俚人」，這兩類均是當地土著。部分大姓人口和大量人口不多的漢人常見姓氏者，可能與「北人」關係密切，屬漢人移民後裔；此外，還有少量來自周邊地區的土著民，「射耕人」可視作這種類型。欽民五種中，最為重要的自然是土人和北人。前者人口較多，有土著優勢；後者語言和文化上佔有優勢。
這種民眾構成情況，對於思考長沙大族的變遷也很有啟發。人口上數量不佔優勢的「北人」，完全有可能依據其語言文化上的優勢，而取得地方望族的身份。《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記臨洮等地：「連雜氐羌，人尤勁悍，性多質直。皆務於農事，工習獵射、於書計非其長矣。」呂思勉先生談到山越時曾認為，進入越人地區生活的漢人，由於「交易之間，多能睃夷人以自利，則致富易而生齒日繁。又文化程度較高，夷人或從而師長之，久之，遂不覺主客之易位。」[72]可見漢人移民在地方成長上，確實享有更多的比較文化優勢。這或者是中古姓氏書中長沙大姓與吳簡人口大姓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儘管如此，漢人移民在人數上的劣勢卻是很明顯的。人數占優的土人（土著編戶）在地方社會中自有其成長空間。特別是在鄉里支配層面上，土著編戶應當更有優勢。由此推測起來，六朝後期活躍並曾引起學界極大矚目的江南腹地土豪層，所謂「郡邑岩穴之長，村屯塢壁之豪」[73]，其興起的背景應當就是秦漢以來南方土著民的持續編戶化。[74]
六、結論
概括言之，走馬樓吳簡所錄吏民姓氏具有一定的區域特徵。人口較多的大姓很多應來自於秦漢以來土著民的持續編戶化。與編戶化相伴隨，土著民中大規模推廣使用漢式姓名，與此同時，那些沒有被納入編戶系統的土著民，在與漢文化的接觸中也逐漸採用漢式姓名。由於土著語言的影響，在音譯為姓氏時形成了一定的區域特徵。從初步比對來看，百越族系與吳簡人口大姓的關係似乎更為密切。但這只是大概而言。古代南方族群的移動、分化和融合相當複雜。姓氏作為一種後起的文化符號，並不能完全說明其本來族源。
走馬樓吳簡所反映出的土著民編戶化，在南方地區應該是普遍存在的。東漢江南諸郡附籍人口均有較大幅度增長，就應與此有關。而其背後則是朝廷權力向南方地區的逐步滲透，這一過程是複雜而緩慢的，《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巴、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龜，嗜欲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睿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直到帝制晚期，這一過程仍在繼續進行。[75]研究漢語方言的游汝傑先生指出：「古代中國南方大致是從一些政治和經濟中心開始逐漸漢化的。這個過程從古代中央政府在南方建置郡縣的情況可見一斑，即從一個較早建立的母縣分出子縣，……漢族的語言和文化不僅隨著縣的設置在南方步步深入，而且也以縣治為中心，逐漸向四周較落後的地區擴散。上述漢化的過程在西南地區一直到今天還在繼續進行。」[76]在此過程中，朝廷權力和教化起到了主導作用，地方官僚則是具體執行者。
在編戶化的過程中，土著民的自我身份認同會產生分化。《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稱：「（荊州）諸郡多雜蠻左，其與夏人雜居者，則與諸華不別。其僻居山谷者，則言語不通，嗜好居處全異，頗與巴、渝同俗。」那些認同於「諸華」的土著編戶民，人口上雖然佔有很大優勢，語言文化上與北方移民相比卻處於劣勢。中古時期的大姓望族，往往並不從人口最多的姓氏中產生，似乎就說明文化的重要性。當然，在地方社會支配這一層面上，人口占優的土著編戶仍具有相當活動空間。
華夏與南方族群的接觸，土著民的編戶化和漢化是最主要的趨勢。與此同時，由於與土著編戶民混居的中原移民人數上處於劣勢，土著風俗也往往會影響他們，使當地民俗呈現出「蠻化」色彩。宋代成書的《岳陽風土記》中，就記有當地一些特殊民風，如流行招贅婚、婦人持門戶、集會踏歌、雞子占卜法等等，與現代南方少數族群風俗對照，就會發現有相當濃厚的南方土著色彩。[77]前兩者或可視作母系社會痕跡的遺留。與此類似，《隋書》卷31《地理志下》稱豫章諸郡，「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上市廛，競分銖以給其夫」；又「往往畜蠱，而宜春偏甚」。宜春地近長沙，其風習可以參照。[78]可見在長江中游的江南地區，土著族群編戶化以後留下的蠻族風習是很顯著的。[79]由此來說，在華夏與南方族群接觸的過程中，其文化影響是相互的。正是「漢化」和「蠻化」兩個不同方向的文化滲透和融合，造就了中古以降江南社會的文化面貌。[80]
附記：本文起草於2007年，後刊於2008年12月出版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4輯。此次借收入本文集（長沙簡牘博物館編《走馬樓吳簡研究論文精選》，嶽麓書社，2016年）的機會，做了一些簡單的修訂處理，但沒有來得及補充2008年以後新公佈的走馬樓吳簡資料。由於漢晉時期長沙區域社會史料缺乏，蠻姓、漢姓的辨認也相當困難，本文只能說是提出了一些問題，遠未解決。姓名制度是文化接觸和同化的重要表現之一，蘊含著理解早期南方地區社會文化進程的重要線索，相信隨著湖南地區簡牘資料的陸續發現和公佈，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會越來越清晰。
201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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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譚其驤：《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原刊《史學年報》第二卷第五期，1939年；收入《長水粹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6－237頁。
[2]其中相當一部分屬於綜論性著作，如P.Ф.伊茨：《東亞南部民族史》，馮思剛譯，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吳永章：《中國南方民族文化源流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同編：《中南民族關係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張雄：《中國中南民族史》，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王文光：《中國南方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伍新福：《湖南民族關係史》上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相關專論主要有蒙默：《南方民族史論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河原正博：《漢民族華南發展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2年；白鳥芳郎：《華南文化史研究》，東京：六興出版社，1987年；岡田宏二：《中國華南民族社會史研究》，趙令志、李德龍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谷口房男：《華南民族史研究》，東京：綠蔭書房，1996年；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此外，關於漢魏六朝時期的蠻和山越問題，研究論文數量很多，這里不詳細列舉。相關學術史梳理和進一步的研究，可以參看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5年；《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及其概念之演變》，《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年。
[3]相關成果綜述，參看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4]高敏：《從嘉禾年間<吏民田家莂>看長沙郡一帶的民情風俗與社會經濟狀況》，《中州學刊》2000年第5期；滿田剛：《長沙走馬樓吏民田家莂に見える姓について》，《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1集》，日本長沙吳簡研究會編，2001年，第80－95頁。中村威也在日本長沙吳簡研究會第23回討論（2002年8月）時，提交過一篇《古代湖南の異民族と長沙走馬樓吳簡》，未見正式發表。此外，相關研究還有高凱：《從走馬樓吳簡吏民田家莂看孫吳時期長沙郡民的起名風俗》，《尋根》2001年第2期；《從走馬樓吳簡看長沙郡吏民的聯姻》，《史學月刊》2002年第9期。他另有《從吳簡吏民田家莂看孫吳初期長沙郡的移民》一文，未見發表。黎明釗：《同鄉、同里與異姓丘里》，《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1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黎石生：《<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田家姓名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王子今、馬振智：《烝姓的源流——讀<嘉禾吏民田家莂>札記》，《文博》2003年第3期；森本淳：《嘉禾吏民田家莂にえみる同姓同名に關する一考察》，《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1集》，第68－79頁。
[5]馬戎編著：《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5－67頁。
[6]《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東牌樓簡中出現的姓是：周、夏、蔡、陳、唐、李、殷、精、劉、張、番、黃、何、趙、鄧、胡、米、吳、朱、這、常、邵、文、伍、新、范、覃、袁、郭、謝等。其中，李、黃、陳、張、鄧、周、蔡、夏人數較多。
[7]周世榮：《湖南楚墓出土古文字叢考》，《湖南考古輯刊》第1集，長沙：嶽麓書社，1982年。
[8]釋文參考張春龍：《里耶秦簡校券和戶籍簡》，《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06論文集》，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印，第512－521頁。
[9]《隸釋》卷四《桂陽太守周憬碑陰》，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6頁。題名中含洭長蒼陸籍屬南郡，工師王遷來自南陽，可以排除。另有故湞陽左尉一人，籍零陵泉陵，姓名殘缺。
[10]湖南省文物考古所、郴州市文物處：《湖南郴州蘇仙橋J4三國吳簡》，《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2－168頁。
[11]區星，《三國志》卷四六《吳書·孫堅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版）；區景，《廣韻》卷1虞部「區」，（《四部叢刊》本）；鄧騫，《晉書》卷七O《鄧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鄧粲，《晉書》卷八二《鄧粲傳》；陳平子，《後漢書》卷八一《範式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桓雄、易雄、韓階、虞悝，均見《晉書》卷八九《忠義傳》；桓楷、祝良、文虔、夏隆、劉壽、徐韋、桓龍，均見佚本《長沙耆舊傳》（參看劉緯毅：《漢唐方誌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126－127頁）；王毖，《北史》卷八五《劉子翊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古初，《後漢書》卷二九《郅惲傳》；潘濬，《三國志》卷六一《吳書·潘濬傳》；潘京，《晉書》卷九O《良吏傳》；廖立，《三國志》卷四O《蜀書·廖立傳》；伍朝、龔玄之，均見《晉書》卷九四《隱逸傳》；李娥，《後漢書》志一七《五行志五》；黃道真，《方輿勝覽》卷三O引《武陵記》；黃蓋，《三國志》卷五五《蜀書·黃蓋傳》；劉巴，《三國志》卷三九《蜀書·劉巴傳》；蔣琬、劉敏，見《三國志》卷四四《蜀書·蔣琬傳》；觀鵠，《後漢書》卷八《孝靈帝紀》；周服，《論衡》卷一九《驗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谷朗，《金石續編》卷一《吳九真太守谷朗碑》（《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張熹、蘇耽、成武丁，均見佚本《桂陽先賢畫贊》（參看劉緯毅：《漢唐方誌輯佚》，第56－57頁）。
[12]高敏：《從嘉禾年間<吏民田家莂>看長沙郡一帶的民情風俗與社會經濟狀況》，《中州學刊》2000年第5期。
[13]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2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3－289頁；呂名中：《漢族南遷與嶺南百越地區的早期開發》，《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4]《史記》卷113《南越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2967頁。
[15]滿田剛：《長沙走馬樓吏民田家莂に見える姓について》，第85頁。關於南方民族姓氏，參看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205－262頁。
[16]張家山漢簡《奏讞書》還提到一種《蠻夷律》，《張家山漢墓竹簡[243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35頁。
[17]王素：《東牌樓東漢簡牘釋粹》，《文物》2005年第12期。相關史料編年，參看王素：《漢末吳初長沙郡紀年》，《吳簡研究》第1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年，第40－86頁；關於武陵蠻的活動，參谷口房男：《華南民族史研究》，第11－56頁。
[18]王素：《說「夷民」》，《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19]《華陽國志》卷一《巴志》，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頁。另外，《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還有一種說法：「羅、樸、督、鄂、度、夕、龔。」（第2842頁）此說當是依據《華陽國志·巴志》，「督」或為「咎」之誤。
[20]童恩正：《從出土文物看楚文化與南方諸民族的關係》，《南方文明》，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年，第338－361頁。學界對南方族群分類有很多不同觀點，具體參看白鳥芳郎：《華南土著住民の種族＝民族分類とその史的背景》，《華南文化史研究》，第324－345頁。
[21] W?エバ-ハルト（Wolfram Eberhard）：《古代中國の地方文化（華南?華東）》，白鳥芳郎監譯，東京：六興出版，1987年，第34頁。
[22]關於南蠻姓氏，參看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第205－229頁。
[23]關於現代南方諸族群的姓氏情況，除特別註明者外，均參考張聯芳主編：《中國人的姓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不詳出注。
[24]譚其驤：《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長水粹編》，第238－255頁。
[25]伍新福：《苗族文化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24－225頁；關於苗族姓氏，另參張聯芳主編：《中國人的姓名》，第112－133頁。
[26]淩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八，1940年，第93頁。
[27]如黔東南有王、白、田、潘、雷、楊、石、龍姓；黔西北、滇東北和川南有楊、熊、王、馬、李、古等姓；滇東南和滇南有陶、吳、龍、張、熊、李等姓。參伍新福：《苗族文化史》，第224－225頁。
[28]容觀敻：《試論馬王堆一號、二號漢墓的族屬問題》，《容觀敻人類學民族學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29]白鳥芳郎：《傜族の移動經路と種族史》，《東南アジア山地民族志》，東京：講談社，1978年，第67－97頁；竹村卓二：《瑤族的歷史與文化——華南、東南亞山地民族的社會人類學研究》，金少萍、朱貴昌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79－180頁。
[30]胡耐安：《中國民族志》，臺北：商務印書館，1964年。
[31]史圖博、李化民：《浙江景寧縣敕木山畲民調查記》，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刊第六號，1934年，第38頁。
[32]翁家烈：《仡佬族的社會歷史分期及其與越的關係》，朱俊明主編《百越史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4－367頁。芮逸夫認為：「仡佬語在結構上似以屬漢藏語族（如果承認之一語族）的可能性較大。若再由詞序上看，似更近於侗泰語和苗瑤語。」《仡佬的族屬問題》，《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第235頁。
[33]《文獻通考》卷三三一《四裔八》，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598頁上。
[34]如岡田宏二總結宋代溪峒蠻代表姓氏，有彭、田、舒、向、秦、譚、龔、魏、覃、羅、蘇、楊、黃、蒙、鄧、唐、盤、房、鍾、雷、姚、吳、李、陳、駱、區等，《中國華南民族社會史研究》，第437頁。這些姓氏就雜有土家、苗、瑤等現代多種族群姓氏成分。
[35]南方諸族群的姓氏有其歷史延續性。其中，明代的情況參看白鳥芳郎：《華南·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權力構造形成の基盤——種族集團と民族系譜》，《華南文化史研究》，第394－444頁。該文重點研究了《明實錄》所記的大量土司姓氏，與現代族群姓氏頗可參照。
[36]吳永章：《畲族與苗瑤比較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頁。關於苗、瑤起源及其種族關係，學界也有不同觀點。相關討論另參白鳥芳郎：《華南少數民族の生業形態の分析と類型》，《華南文化史研究》，第290－309頁。此外，關於瑤族族源的研究概況，可參岡田宏二所作的綜述，《中國華南民族社會史研究》，第60－66頁。
[37]蒙默：《蒼梧、西甌與滸——侗族遠源探索》，《南方民族史論集》，第324－349頁。
[38]傅舉有：《關於湖南古代越族歷史的幾個問題》，《百越民族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133－148頁。
[39]楊啟乾：《常德市德山夕陽坡2號楚墓竹簡初探》，《楚史與楚文化研究》，《求索》雜誌社，1987年。
[4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龍山裡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
[41]《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第3268頁。
[42]李敬忠：《揚雄<方言>中的少數民族語詞》，《語言演變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
[43]呂春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及其概念之演變》，第29－56頁。
[44]童恩正：《從出土文物看楚文化與南方諸民族的關係》，《南方文明》，第338－361頁。
[45]參看蒙默：《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南方民族史論集》，第273－305頁；谷口房男：《華南民族史研究》，第81－111頁。
[46]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漸》，第338－361頁。
[47]李海勇：《楚國對南方的經略》，碩士學位論文（未刊），武漢大學歷史系，1999年；關於楚國在江南的活動，另參顧鐵符：《楚國民族述略》，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60頁。
[4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裡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
[49]張榮強：《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戶版》，《中日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論文集》，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2007年8月，第10頁。
[50]西漢初期長沙地區與朝廷的關係比較特別，胡紹華：《漢代的初郡制度》，《中國南方民族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記載：「蒼梧縣反者，御史恆令南郡復。義等戰死，新黔首恐，操其叚兵匿山中，誘召稍來，皆搖恐畏，其大不安，有須南郡復者即來捕。」《張家山漢墓竹簡[243號墓]（釋文修訂本）》，第103頁。學者對蒼梧所在有不同意見，或以為即長沙，參看陳偉：《秦代蒼梧、洞庭二郡芻論》，《歷史研究》2003年第5期。
[51]李成珪：《虛像的太平：漢帝國之符瑞與上計的造作——從尹灣簡牘<集簿>的分析說起》，《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第4號，臺北：蘭台出版社，2002年，第255－315頁。
[52]伊藤敏雄：《中國古代における蠻夷支配の系譜》，《堀敏一先生古稀紀念文集——中國古代の國家と民眾》，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第11－33頁。另參黃今言：《秦漢少數民族地區的賦稅和貢輸問題》，《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1期。
[53]漢代地方官員在推進土著民編戶化的同時，也使儒家的禮法文化得以傳播，參看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9－216頁。
[54]李廷貴等：《苗族歷史與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89頁。
[55]《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第73頁。
[56]這在北方草原族群中是一種常見現象，參看羅新：《可汗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57]呂思勉：《讀史劄記》乙帙「山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8]以往對山越種屬有土著越族和逃亡漢人兩種意見，具體參看呂春盛的相關綜述，《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5年。但正如呂春盛所說，不管山越種屬中佔主導的是什麼，在官方認同上均屬於「蠻夷」。關於此點，另參川本芳昭：《六朝における蠻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第455－466頁。
[59]《道藏》第32冊，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8年，第207頁；參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60] Stubel.Hans , Die nichtchinesischen VolkerCinas , Soziologus ,2(2):84-117。原文未見，轉引自竹村卓二：《瑤族的歷史與文化——華南、東南亞山地民族的社會人類學研究》，第200－201頁。
[61]竹村卓二：《瑤族的歷史與文化——華南、東南亞山地民族的社會人類學研究》，第201頁。
[62]納力戈日碧：《姓名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張錫祿：《白族姓名初探》，《民族學研究》第5輯，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17－132頁。
[63]錄文和相關分析，參看王仲犖：《鵲華山館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28－460頁。
[64]拙撰：《南朝前期豫章郡的豪族》，《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8輯，2002年。
[65]吳簡所錄民戶性質，學界有編戶和民屯（或稱「國家營田」）兩種看法。這帶來對民戶聚居形態的理解差異。前者表明並非大族聚居，而是多姓混雜，某幾姓人口佔有優勢（秦暉：《傳統中國帝國的鄉村基層控制：漢唐間的鄉村組織》，《傳統社會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35頁）。東漢洛陽出土的「父老僤」就是如此（刑義田：《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裡居》，《秦漢史論稿》，臺北：大東圖書公司，1987年）與此同時，孫吳初期臨湘確有屯田，已發表竹簡有很多證據。如簡《壹》1719提到「黃龍三年屯田貸米三百七十斛」，簡中還多次出現一個屯田司馬黃升。如果民屯組織大量存在，「丘」就可能是政府依據需要臨時編成的，其內部姓氏構成就不具有聚落意義。比較起來，編戶說是主流意見，相關成果參王素先生的綜述（《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吳簡研究》第1輯，第1－39頁）。屯田說主要可參孟彥弘：《<吏民田家莂>所錄田地與漢晉間的民屯形式》，《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2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50－80頁；曹硯農：《從<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看吳國在長沙郡的國家「營田」》，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74－76頁。
[66]相關觀點的總結和討論，可參侯旭東：《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里」「丘」關係再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3輯，2006年。
[67]侯旭東：《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里」「丘」關係再研究》，第22頁。
[68]關於嘉禾四年、五年田家莂姓氏在不同丘內的出現情況，參看滿田剛：《長沙走馬樓吏民田家莂に見える姓について》，第87－90頁。
[69]費子智（C.P.Fitzgerald）：《五華樓：關於雲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劉曉峰、汪暉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76－77頁。
[70]竹村卓二：《瑤族的歷史與文化——華南、東南亞山地民族的社會人類學研究》，第201頁。
[71]出於對漢文化的認同心理，較早接觸漢文化的蠻人，往往會自稱是漢人，而在漢化更深的人看來，他們仍是蠻人，參看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
[72]呂思勉：《讀史劄記》乙帙「山越」，第578－579頁。
[73]《陳書》卷35卷末「史臣曰」，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490頁。參看陳寅恪：《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金明館叢稿初編》，《陳寅恪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113－119頁。關於蠻漢豪強問題的進一步討論，參看川本芳昭：《六朝における蠻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第466－480頁。
[74]其中，關於本籍長沙臨湘的歐陽氏，參看吉川忠夫：《嶺南の歐陽氏》，谷川道雄編：《中國邊境社會の歴史の研究》，1988年，第48－53頁。
[75]關於六朝時期的相關情況，參看川本芳昭：《六朝期における蠻の漢化について》，《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第413－442頁。
[76]游汝傑：《中國南方語言里的鳥蟲類名詞詞頭及相關問題》，王士元主編：《漢語的祖先》，李葆佳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432頁。
[77]范致明：《岳陽風土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8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78]大理周邊直到近代，女性持家、招贅婚等風氣仍很盛，參看許琅光：《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王芃、徐德隆譯，臺北：南天書局，2001年，第47－92頁。
[79]關於南方族群風俗習慣的留存，Eberhard（W?エバ-ハルト）有詳細梳理，《古代中國の地方文化（華南?華東）》，白鳥芳郎監譯，第34頁。
[80]南方漢語的形成就是一個例證，參鄧曉華：《試論古南方漢語的形成》，鄒嘉彥、游汝傑主編《語言接觸論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76－297頁。
（感謝魏斌老師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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