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探觸的心—精神分析的不可能任務

女性伊底帕斯情結和男性的背道而馳。當男孩因閹割恐懼而對愛上母親之事心驚膽戰時，女孩則不高興母親「把她帶來世上卻沒給她充足的配備」，也因此無可救藥地愛上父親。「這種創傷經驗無人可免」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概要》里關於伊底帕斯情結的撰寫。然而「這整個事件可以被認為是兒童期的核心經驗，這生命早期最重要的問題和後來適應不良的最大原因被遺忘地一乾二凈，以致於分析工作期間對它的重建遭到成人最強烈的懷疑。是的，人們對它的厭惡是如此巨大，以致於任何有關這受排斥主題的陳述人們皆企圖沉默以待，且最明顯的是提醒之人卻受智盲之人的監督」。

當精神分析師普遍相信伊底帕斯情結之際，對於它是否真的是兒童期經驗的核心，以及是否是生命早期的最大問題，意見卻很不一致。一派分析思想認為較早期經驗較具決定性關鍵。例如克萊因派就是將這種運作遠遠推回生命的第一年。他們認為首次激起這模糊罪惡感的是在六月大嬰兒啼哭和嘔吐之時——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是在對兒童和成人的分析中重建這點——並將道德觀的形成放在大約九個月大的時，當嬰兒進入他們所謂的「憂鬱心理狀態」(depressive position)時。布萊金狀態(Blakean state)顯示嬰兒驚駭地察覺他一邊吃奶、一邊對母親做的事——一邊吸吮一邊在她體內留「洞」——而他希望能夠補償。以威尼考特的說法，這象徵「從前悔恨到悔恨的轉變」。正規佛洛伊德派認為克萊因派的重建物，既瘋狂又是異想天開而予以摒棄(好像他們自己的閹割情結重建物，描述的是稀鬆平常之事)。今天分析師站的立場是有關「前伊底帕斯」，或「前性別」經驗，是衡量其正統信仰的標準。越正統的分析師，越確定在每位成人受分析者身上挖掘出的隱藏兒童，是個復活和重演伊底帕斯劇情的四、五歲兒童.，越前衛的分析師，越確定這孩子是個殘缺的嬰兒，重複經驗他早期出現的某些缺陷或創傷。對於嬰兒期發生的重大心理事件，正統派不予否認，但對於伊底帕斯首次發生的時間，他們是很堅持的。反言之，對克萊因派和其他的前衛派(客體關係派)而言，和懸疑緊張的幼兒期心理劇比起來，伊底帕斯期間的事件不只遜色且微不足道。

佛洛伊德的結構理論和理論中有關超我的收場白，提供了伊底帕斯腳本的最終格式，卻沒有介紹伊底帕斯情結。一八九〇年代，佛洛伊德偶然發現令他驚慌失措且採取將就態度的病人兒童期受誘姦故事，亦即他自信地把精神官能症建立在兒童期創傷所根據的故事，大多不是事實。這結構理論的主要創新是在它的新術語改變分析師面對病人抗拒時態度的方式。在自我對抗本我和超我時，分析師用自我的同盟者這個新身分，(似是而非地)變成治療關係中更加消極的媒介。一開始，分析師幾乎是搖晃病人好讓他想起創傷事件；接著是一段病人不完全遵守基本規則的微妙掙扎期，病人述說心頭浮現之事；最後是完全放任的巔峰狀態。在這新制度下，病人(潛意識地)對抗分析的防禦態度，成為分析的焦點，因為病人的防禦重複出現且反映出他特有的抗拒，或者可說「防禦機制」，後者是安娜·佛洛伊德在她對這新材料排列有序的《自我與防衛機制》里的用語。在現代精神分析中，病人如何不遵守基本規則和他們遵守時的結果為何，對分析師而言同樣有趣。研究病人違反行動的是「自我分析」，研究病人遵從行動的是「本我分析」,而分析工作是介於兩者之間，就像佛洛伊德在《分析之可終結與不可終結》里所說的——分析工作「就像鐘擺一樣不斷前後擺動」。病人的移情同樣是根據自我或本我起源來做分類。對分析師的強烈愛、恨，是早期本能衝動的重演。較多對分析師微妙不正當的感覺，是產生於自我對抗原始本我衝動的威脅時的早期防禦機制之回歸。安娜?佛洛伊德指出這種防禦比衝動更難掌握，因為當「本我的闖入」使得病人不舒服且羞愧時——他會非常樂意接受這重複兒童期事件的想法並讓自己從中分離——對它們的防禦是熟悉、舒服、毫無異議且是「自我共振」(ego-syntonic)的存在方式，因此很難將其視為移情，反而應視之為「真實」。

病人在這點上的困難，和分析師讓自己成為病人自我反省的鏡子上的困難是相同的。畢竟分析師也是人，有實際特性、特色和情緒。自佛洛伊德建立精神分析到今天為止，我們對它的了解是精神分析師一直處於糾纏狀態(某些個案是逃離)，糾纏於它和其他人際關係極端不同、它對一般人類性交的高尙與莊重故意否認，它令人畏懼的反常、矛盾和緊繃。分析師和病人一樣，一直處於不穩定中，也一樣抗拒困境——尤其是天性上相當仁慈寬厚的分析師。佛洛伊德自身從未全盤掌握(或選擇忽略)他這偉大治療法的可怕含意。他經營治療法的方式，是今天的古典佛洛伊德派分析師不會實行的方式——好比這是一般的人際交往，分析師可對病人大吼、稱讚病人、和病人爭執、生日時接受病人送花、借病人錢、甚至跟病人說其他病人的八卦③。【③詩人杜利特爾(Hilda Doolittle)在她的《向佛洛伊德致敬》一書里，陳述一九三三到三四年間接受佛洛伊德分析的一段驚人的場景。在回應某事時，這位四十七歲的詩人說——她說她不知道究竟是何事——這位七十七歲的分析師憤怒地打了一下她躺著的沙發背，並且說：「問題是，我是個老男人——妳認為我不值得妳愛？」這讓杜利特爾嚇得坐直身子，心裡一邊猜想這是否是佛洛伊德加速聯想的策略，一邊覺得沮喪、驚駭：「他是位極讓人害怕的老男人，一個太老且太客觀，太有智慧且太有名的總合，他用他的拳頭打沙發的樣子，就好像小孩用湯匙敲餐桌一樣。」評價這個事件時，人們應該記住：一、對於治療的分析方法和教誨的方法佛洛伊德是有區別的，且他是把杜利特爾當作學生而非病人；二、杜利特爾這本有關她接受佛洛伊德分析的書，是屬於詩的、不完整的、幾乎是幻覺式的回憶，不是詳盡的逐日記錄。】

費倫契(sandor Ferenczi)是佛洛伊德的早期分析同伴，更是比大師還嚴重的違規者。在瓊斯所著的佛洛伊德傳記里，有一封佛洛伊德在一九三一年寫給費倫契的信，信中開玩笑地告誡他不要再吻病人了——這封信有趣的地方是，透露出佛洛伊德對待治療的態度是輕鬆加隨意，也提供了費倫契違規的證據。「現在想像如果公開發表你的技術會是什麼結果。」佛洛伊德寫道，「革命家通常是被更激進者所驅逐。許多在技術方面的獨立思考者會說：為什麼只停在接吻？手腳跟著一起動當然會更有收穫，畢竟這又不會懷孕。然後更膽大的人和願意更進一步的人會一起偷窺、暴露——很快地在分析的技術方面，我們會接受處女和愛撫派對這種戲碼，結果是大大提高分析師和病人對精神分析的興趣。」

今天的佛洛伊德派分析師，對於何者構成分析行為、何者不是，有著相當普遍的共識。分析師儘可能讓自己止於傾聽病人的言談，且(小心)說出自己對病人口述內容的潛意識意義的推斷——所謂的「解析」。他不給予建議、不談自己的事、不會讓自己受到挑釁或陷入抽象議題的討論，他不回答有關他的家人或政治偏好的問題、不會表現出對病人的喜惡或對病人的行為贊成與否。他對待病人的舉止是儘可能中立、和善、不帶表情、謙卑、不插嘴和不要求，且這種舉止是他對待生命中的其他人時所沒有的——矛盾的結果是(現在則是絕對可預期的)，病人面對這溫和、似影子般的人物，比起面對他清楚描述且激怒他的分析外生活人物，在個人情感反應上更強烈、更生動也更激烈。在這矛盾中——藉著分析師的慎言，造成病人的情緒真空迅速填滿——分析師保持平衡，然而起飛和垮掉也許一樣容易。如果病人視分析師是位冷酷無情、知識有限且愚不可及之人，他可能會中止接受分析。事實上，最初佛洛伊德認為在治療初期，對病人保有積極情感是治療必需的先決條件。儘管這點不再被採納(多數接受討厭的分析師為其治療的病人，都能堅持到底)，分析師持續自我探討因為他們自身的問題造成的失敗，以及使治療中止、中斷的成因為何。造成病人逃離分析的原因，如果不是因為病人的負面移情過大，可能就是因為分析師有虐待病人的傾向，或是因為病人隱約察覺分析師不近人情。由於移情的複雜性必須加入反移情的複雜性：亦即，分析師基於自身對過去在他生命中之重要人物的潛意識錯誤聯想，而對病人做出的不適當反應。在它最初的有限意義中，反移情是指分析師對病人的了解障礙，也是分析師必須克服之物。近年來，反移情已經擴大到涵蓋分析師對病人的所有感覺，且特別著重那些被病人(儘管潛意識地)故意誘出的感覺，也因此理當屬於病人的記錄而非分析師的。必須加入這複雜性的還有不可靠的，且還沒解決的(無法解決？)分析「事實」的問題。對於移情概念是曲解的暗示，是某些被模糊的事狀之真實，或較為真實的假定。如果病人愛上分析師的「危險幻覺」(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概要》里的用詞)，只是一種分析師必須「把病人從中扯離」的幻覺，必須向他「一再說明，他是把對過去的反射當作新的現實生活」，那麼人們要如何認定病人已經回到「現實」？病人和分析師間的關係之本質為何，且這關係的裁判者又是何人？佛洛伊德對這問題從未有太大興趣。畢竟他發現的幻覺關係是新的訊息，而醫生和病人間的真實關係則不是。但是隨時間流逝事情變得越來越明顯，精神分析醫生和病人所處的關係明顯不同於醫療行為中存在的醫生與病人關係，且分析師已逐漸全神貫注於(然意見分歧)「非移情關係」這主題。分析時間的延長是形成這項新興趣的因素：分析是種把自己出借幾個月(早期的病人是如此)的怪異新潮實驗，且和現在稀鬆平常的八或十年的分析比起來的，是種相當不同的計劃(當心理學從本我轉換成自我心理學，且造成分析從治癒癥狀變成改變性格的治療法時，自然需要較多治療時間)。暫且撇開病人是否能從中獲益，如果要病人和分析師這非凡且空前的合作關係能夠堅持到底的話，必須建立某種雙方皆能容忍的暫時性妥協。「對於處理和解釋移情時必須用最嚴格方式，我滿懷尊敬。」安娜?佛洛伊德在一九五四年寫道：「可是我依舊覺得應該酌留空間給分析師和病人也是人的認知，他們同處於成人狀態，且互相的關係是真正的人際關係。我懷疑我們在這方面的忽略——有時完全忽略——是否是病人對我們產生某些敵意反應的原因，也是我們傾向於只認定『真正移情』的原因。」安娜·佛洛伊德是在一次分析座談會裡討論紐約精神分析師史東(Leo stone)發表的《加寬精神分析徵候的範圍》(The Widening Scopeof Indications for psychoanalysis)報告時直陳她的看法，且由衷同意作者對分析關係抱有的人道觀點。幾年後，史東將在他的經典論著《精神分析的條件》（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里進一步琢磨這項觀點。在座談會裡，史東只滿足於表達他害怕分析師可能因為過於熱中扮演沉默、令人不悅且不可知的角色，而破壞了設下這種舉止的真正作用。在該報告前段，史東透露在一九五o年代「除了精神分析外，少有其他人類問題的解決方法受到承認」之時，他是那種帶著憂愁且懷疑的眼光看待當時紐約精神分析繁榮景象之人(分析師)，今天一廂情願的人稱這時期為「精神分析全盛期」。接著史東悲傷地寫道：「此外，對於這方法能帶來的幫助，有一種幾乎奇蹟的期待，這對它是極不公平的。為了治癒無望或病情實在嚴重、缺乏才能或能力(通常稱之『無能』)、缺乏適應生活的哲學，和幾乎所有的慢性生理疾病，都可能帶來接受精神分析。」史東覺得最讓他不安的是這種過度高估暗示了「喪失有關人類健康狀況的部分理性，忘記或否認大多數人類都有某些問題，而且即使有治療法也可能必須用『舊式的』治療法：像是勇氣、智慧或搏鬥；此外，少有人能徹底或永遠避免某些身體疾病，更別提最後皆因疾病而死的事實」。至此史東提出一項驚人建議，亦即「如果一個各方面都健康、快樂且有效率之人，且不吃龍蝦就能避免頭痛，以這個例子而言，讓他避免吃龍蝦會比讓他接受分析還好」。

史東在《精神分析的條件》里主張用兩名成人的平穩關係來「構想」具爭論性的移情和反移情早期腳本之必要性：一位是帶有明顯善意而且可靠的醫生，另一位是具有相當成熟度和責任感的病人——他會來面談，付醫療費，且將分析師的非慣例舉止視為一種「技術工具」，而非視為人身攻擊。處於移情中的病人，當然會(幾乎必然如此)翻騰於自己的受傷、被剝奪、被拒絕和憤怒的感覺中。但是一部分的他，應該一直「知道」不用完全相信這些感覺。史東將病人的這種分離和自我觀察的能力，視為「自我的良性分裂」(分裂成觀察和體驗兩部分)，並認為這是在分析過程中不可或缺之物。他擔心的是分析師不寬容的分析行為可能危及分析過程，動搖病人觀察自我對分析師善行的信心，讓其選擇經驗自我的惡毒幻想而打翻平衡。他寫道：「鑒於在多數例子里，純粹的技術性和知識錯誤可以修正，任何人必定對深為依賴之人有所期待，在重大關頭上讓這期待落空，可能讓多年的忍耐和大半的巧妙技術無效。」他用辛辣口吻抗議佛洛伊德過於死板且平庸的「鏡子原則」用法，說道：「我懷疑病人是否知道那人是去佛蒙特度假還是去緬因州，是經常妨礙移情精神官能症演變的原因，或者(容我大膽的說)病人是否知道那人比較了解航海的事還是打高爾夫球的事，」他接著說，「我想妨礙移情精神官能症的，往往是固執或武斷拒絕這類問題，在充分、推理的幻想之後，如果沒有較明確或較適當的理由，比起一般原則，病人不可以知道有關的任何事，或分析師不回答問題。」(科胡特在《自身分析》的注釋里，用極簡明的方式陳述：「當被問及問題而不與回答時，不是中立，而是無禮。」)史東諷刺地寫道：「一位老同事在多年前極力堅稱，『即使他是只無恥獼猴』，病人也會對他發展出強烈的移情之愛，哎呀呀(也許該說幸虧！)這不是真的。就病人走出精神病症的程度，所有的病人在實際和客觀認知上皆有項重要投資；這些和移情間的相互作用需要一定的極小相似處，如果可變動的話。」

為了小心把移情從和「真正的關係」糾纏而成的結里打開，史湯加入一種複雜的後設移情(metatransference)理論，他將之稱為「原始移情」或「最初移情」(primordial transference)。這必然和病人潛意識中依賴精神分析狀態有關，而且史東假設這種潛意識，是病人在幼兒期渴望擁有全能雙親所產生的。這種渴望是普遍共有的，而且會被醫生、政治家、神職人員和老師、分析師所觸發。史東為醫生招致的原始移情和分析師招致的原始移情，在含意上划下有趣(而且論據有力)的區別。如果醫生的身心服務，相當於嬰兒早期「全知、全能且無法理解的」的母親職務，分析師的行動就好比(用潛意識反射的的方式)不是那麼讓人滿意的母親，也就是嬰兒在學說話、學習和母親分離的那幾個月間的母親——「在那段期間里，和母親的親密接觸和依賴模式，皆被廢除或削減，且速度和快速發展的偉大語言溝通工具一樣」。分析是在這種「親密關係的分離」或「剝奪親密關係」的狀態中經營，從語言親密和感情疏離的張力中衍生它的改變力量。然而，史東相信早期令人滿意的母親不可以因後來令人沮喪的母親蒙上陰影——如果想要分析順利且成果顯著，分析師的「醫生使命感」必須和他的分析使命感融合。

史東這篇絕妙論文里的急轉彎式摘要，簡直可以媲美《金碗》裡面的「大學概要」。史東懇求人道、彈性和常識，且這懇求是包裝於精巧理由、旁徵博引之中，加上思索複雜問題時令人敬畏的「艱難度」。不論在史東之前或之後，都有分析師針對分析法的嚴格性提出抗議，但是在威信和真誠上無一能及史東。史東在《精神分析的條件》中，流暢地混合深奧的專業、後設心理學概念和大眾知識，令人想起佛洛伊德的著作——且事實上，史東在精神分析圈裡獲得的敬意，是除了佛洛伊德少有人能及的(史東在這專業領域外默默無名，是件令人好奇且遺憾之事)。

現今除了少數分析師反對外，史東誘人的分析師角色與人道主義觀點，已受到多數分析師贊同。反對派領袖是布倫納。布倫納沒有史東優雅的文字和亮麗的文學風格，但他是位可敬的對手。他嚴峻的立場有如冰山美人。在一篇名為《工作同盟、治療同盟和移情》(Woking AHiance,Therapeutic Alliance,and Transference,1979)的論文里，布倫納針對移情和「真正的關係」是可以分離的概念提出挑戰。「治療同盟」和「工作同盟」是由已故的柴則爾(Elizabeth NetNel)和亞倫通(Ralph Greenson)分別創出的辭彙，用來表示移情是在積極的成人關係中形成。對布倫納而言，這類分離和構想皆是可疑的。他視「工作同盟」或「治療同盟」為一種可疑的協議，是分析師為了讓病人服從而提出的協議——一種表面看來既親切又具人性，但事實上是把病人使用的分析工具全部奪走。「假設一位分析師在會談時睡著了，或忘記病人預約的時間。他應該道歉、解釋，並和病人討論他這種行為的原因嗎？」布倫納在他的《精神分析技術和精神衝突》里問道。他給了個相當棒的答案：很多分析師會回答「應該」……而且他們對這種行為的解釋都很有說服力。然而我相信比較好的做法，是像平常一樣鼓勵病人對發生的事情表達他的想法和感覺。只有這種方法才能知道病人是否將分析師的錯誤視為一種不禮貌且令他生氣的藐視，或視為一種缺點標記，以致讓病人覺得自己較優越，甚至得意，或者是生氣的好理由等等。一位有良心的分析師自然會後悔犯下這種錯誤，他必然會試團透過自我分析，以了解做出這種行為的潛意識理由，但他還是會好好思索以保持分析態度，就算是面對這種事件也不例外：並且在沒聽過病人的說法前，不會假定事情對病人必定代表什麼意義。未經邀請就在社會或家庭狀態中扮演分析師角色是種冒昧行為。在和分析病人的關係中，做分析師份內以外的行為是種技術失誤。

數年前，布倫納和史東一起在紐約精神分析學院開了一門討論課，專門討論這種技術上的困難點。「分析師應該對一位剛失去父親的病人表達同情嗎？」無疑是會對兩位首席提出的問題。史東回答他當然會，布倫納則是當然不會。近來重提這事件時，一位帶點浪漫氣息的年輕女分析師聲稱：「布倫納是位溫和的男士。他也許不會向病人明說什麼，但我確定他會設法，也許是透過眼神，讓病人知道自己有多替他難過。」她沒有讀通布倫納的觀點。在《工作同盟》那篇文章里，布倫納重提這可能出現的狀況，並為分析中立，即使是面對死亡，提出令人意想不到且不容爭辯的理由：做個如此傳統之「人」，確實常常不會為分析師帶來傷害。然而有些時候，當分析師在這種狀況下做個「人」會是有害的，而且人是不會事先知道何時會發生這種狀況。舉例來說，一位分析師對剛剛失去親人的病人表達同情，可能比起讓病人自己表達對這項失去的快樂、怨恨或表現主義式滿足，而使情況變得更糟。

這是採取尊敬態度對待個人經驗，而且是用極寬容精神來對待人類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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