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公車上書，為何資產階級能瞞天過海？嘴上一套背地一套

根據一般歷史教科書上所言，則公車上書，是指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數千名舉人聯名上書清光緒皇帝，反對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被認為是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也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具體來說，其過程是這樣的：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進士正在北京考完會試，等待發榜。《馬關條約》內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突然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看起來，的確是氣壯山河，不愧為「維新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和「中國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開端」！

然而，事實上，這卻是康有為自報自演的一場大忽悠。

照他自己在關《康南海自編年譜》中的說法，則這次「公車上書」的經過是「三月二十一日（4月15日）電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啟超）鼓動各省，並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折拒和議，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發憤，連日並遞，章滿（都）察院。……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者，……遍傳都下，士氣憤涌，聯軌察院前里許，至四月八日（5月2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 」也就是說：康有為獲悉了《馬關條約》的消息後，邀約1200餘舉人至松筠庵集會，商定聯名上書。與會者在康有為起草的萬言書上籤了名。5月2日，各省人排著里許長的隊伍，向都察院呈遞，都察院借口皇帝已在和約上蓋璽而拒絕接收。然而，此說卻大有斟酌。

首先，在康有為上書之前，早有大批現職官員已經上書反對簽約了。譬如，欽差大臣劉坤一4月16日得知消息，立即電奏反對。然後，山東巡撫李秉衡、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河南巡撫劉樹棠、湖北巡撫譚繼洵、署理台灣巡撫唐景嵩、江西巡撫德馨、廣西巡撫張桂聯、福州將軍慶裕、福建巡撫邊寶泉、陝甘總督楊昌、陝西巡撫鹿傳麟、署理山西巡撫胡聘之、廣東巡撫馬丕瑤、盛京將軍裕祿、吉林將軍長順、署理吉林將軍恩澤、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等大員都紛紛上奏。據不完全統計，京官中，反對簽約的宗室貴胄及二品以上大員有10餘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權的官員有50餘人次；沒有奏事權的低級官員，達575人次之多。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康有為上書一事，根本就是子虛烏有。據1895夏出版，署名為「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所作《公車上書記序》記載：「各公車再聯十八生活上同上一書，廣東舉人康長素……主其事，草疏萬八千餘字，集公千三百餘人……文既脫稿，乃在宣武門松筠庵之諫草堂傳觀會議，和款本定於 四月十四日在煙台換約，故公呈亦擬定於初十日在察院投遞，而七、八、九三日為會議之期。乃一時訂和之使、主和之臣恐人心洶湧，於初八日（5月2日）請將和款蓋用御寶，發使齎行。是日……松筠庵座中議事尚數十百人，咸未用寶之舉，但覺氣象愁慘，相對欷，憤悒不得語……是夕議者既歸散，則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概各省坐是取回知單者又數百人，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蛩然矣，議遂中寢，惜哉惜哉。」也就是說：他們原本是要準備上書的，書也寫好了，可問題是還沒有上就聽說「大局已定，不復可救」，於是大家只好「群議渙散」、「議遂中寢，惜哉惜哉」了。

從當時的物議上看，康有為也不太象他標榜的那樣氣壯山河。

光緒十四年(1888)夏康有為北上京師，參加順天府鄉試。據康氏自編年譜，鄉試落榜後，康因感於「國勢日蹙」「外患日逼」的形勢，遂蒙生了聯絡朝貴、上書朝廷請求變法的念頭。「時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蔭、常熟翁師傅同龢、徐桐有時名」，遂「以書陳大計而責之」，此事在京師頗有轟動。這年十月，盛京祖陵山崩千餘丈，康氏又藉此機會「發憤」上書萬言，「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該書由國子監祭酒盛昱（伯羲）轉交翁同龢，但因種種緣故，翁並未將其代呈御前。這些情況是我們評價康氏早期政治活動所經常提到的。依康氏所述，他在京的所有活動（包括聯絡朝貴）均與變法圖強的政治理想相關聯，表現出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可貴精神。如果聯繫到十年後康有為成為戊戌維新運動中的領袖人物，對康氏的這些陳述可能很少有人會持有異議。也有學者認為，「此次康有為進京，與其說是應順天府鄉試，勿寧說是為了發動變法。所以他和其他應試土子絕然相反，不是關起門來搜索枯腸杜撰八股試貼，也不是到處鑽營，尋找門路，託人情走後門，冀求金榜題名，而是廣泛聯絡京官……目的是宣傳自己的變法主張，企求得到他們的支持」。

總之，無論從事實，還是從人品上看，「公車上書」是康有為對歷史的一次成功的大忽悠。至於他為什麼來這一手，恐怕原因就在於康有為的「有為」之上：也就是他想通過聳人聽聞的方式來實現其政治意圖——康有為是個天才的宣傳鼓動家。儘管未曾上書，他所寫的這篇文字，仍然是當時所有反對和約的文件中最精彩最有份量的。他借松筠庵作自己政治上崛起的第一個舞台，演出起來駕輕就熟，四兩撥千斤，不費多大勁，就取得了極好的效果。他行事從不「中庸」，甚至可以說是不擇手段的。怪不得翁同龢在向光緒皇帝推薦了他後，又說他「居心叵測」，閱歷豐富的翁同龢的看法顯然一針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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