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走回頭路的
上回考察魯迅和顧頡剛之間的恩怨，被戴師兄批評為「急就章」，因為二人在中大的衝突，背後還涉及一個傅斯年。想來也是，顧頡剛和魯迅在廈大時就有矛盾了，為何魯迅前腳踏進中大，顧頡剛後腳就到了呢？誰給他豹子膽了？
去年讀《民國衣冠——風雨中研院》，對傅斯年印象極深。胡適給他極高的評價——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對此我較為認同。
如今，我又從《新青年精粹》（中國畫報出版社2013年版）中檢得傅斯年《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一文，讀後感到，文中許多觀點，仍適用於今日，如「中國學人，好談致用，其結果乃至一無所用」「中國學者之言，聯想多而思想少，想像多而實驗少，比喻多而推理少」「中國學術思想界中，實有一種無形而有形之空洞間架，到處應用」等，最後「謚」中國學術思想界為「教皇政治」、「方士宗教」、「陰陽學術」、「偈咒文學」四端，極為痛快。
君知否，本文發表於《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1918年4月15日），此時他才22歲，論題的宏闊、條理的清晰、行文的暢達、引用的嫻熟，非天縱之才，誰能如此「指點學術」，「激揚文字」？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1913年北大預科，1916年北大本科，1918年與羅家倫等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宣傳新文化，和顧頡剛一起成為胡適的擁躉，並成為學生領袖之一，「五四」運動期間任遊行總指揮。儘管魯迅1920年才到北大任教，但與北大神交已久，這其中包括與傅斯年的交往。查魯迅日記，1919年4月16日「下午得傅孟真信，半農轉」，17日「寄傅孟真信」。
雖然只有兩條信息、一次書信往還，但為我們了解當年的「英雄相惜」留下了珍貴的資料。從魯迅的複信可以看出傅斯年來信的端倪，一是讚美《狂人日記》之好，二是向這位「名作家」徵求「對於《新潮》的意見」。
而魯迅呢，顯然非常享受這份「恭維」，一邊說「現在對譯《新潮》沒有別的意見；倘以後想到什麼，極願意隨時通知」，「《狂人日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藝術上說，是不應該的」，「是想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破破中國的寂寞」；一邊又對《新潮》說了許多「意見」，還說這是「一部分的意見」。
魯迅的意見，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是編輯的思路，二是具體文章的點評。在編輯思路上，魯迅認為《新潮》雖然可以安排「科學文」，但「不要太多」，「發議論」更為重要，目的是「無論如何總要對於中國的老病刺他幾針」，「一朝有了棍子，就都要打死的」。對《新潮》里的文學作品，又分詩歌和小說，分別作了指導和批評，有好說好有壞說壞，毫不含糊。
正因為二人立場的高度一致，傅斯年將這封信刊登在《新潮》上。而早在1919年1月16日致許壽裳的信中，魯迅就對傅斯年稱讚有加：「大學學生二千，大抵暮氣甚深，蔡先生來，略與改革，似亦無大效，惟近來出雜誌一種曰《新潮》，頗強人意……其內以傅斯年作為上，羅家倫亦不弱，皆學生。」
但二人似乎緣慳一面。「五四」運動之後，傅斯年大學畢業，考取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生，負笈歐洲，直至1926年冬，應中大之聘回國，任該校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主任。而就在此時，魯迅來到了中大（1927年1月18日，魯迅從廈門坐船來到廣州，第二天上午搬到了中山大學）。
中大1926年7月成立時，由朱家驊（字騮先，1893年生）代理校務，此人與魯迅等「三·一八」後一同上了北洋政府的黑名單。有了昔日戰友的盛情邀請，魯迅對中大之行信心滿滿。
從日記看，初來乍到，就好似春風得意馬蹄疾，拍拖、會客、收禮、喝茶、歡迎會、看電影、演講、納薪，不一而足，尤其是成為朱家驊家的座上賓。魯迅日記，1月26日「晚往騮先寓夜餐，同座六人」，2月1日「夜往騮先寓夜飯，同座八人」，此夜為舊曆除夕。
對於魯迅這位大咖，傅斯年也不敢怠慢，魯迅日記，1927年2月8日「傅孟真來。騮先來」，9日「下午孟真來。夜……孟真來」。尤其是10日，「午騮先來」，然後「被任為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接著就「開第一次教務會議」，會後「晚孟真來」。
至4月14日，魯迅主持召開的校務會議達七次之多，做出一系列決議，可見效率之高，而關鍵在三人配合默契，日記中3月5日、13日、4月1日的「夜飯」「訪」「夜餐」，均可作為印證。連魯迅自己後來也夫子自道：「中大當初開學，實在不易，因內情糾紛，我費去氣力不少。」
然而，這種默契在4月19日似乎被打破了，「下午得孟真信……騮先來。失眠。」其中蹊蹺的是：為何孟真不是「來」而是「信」？信里寫了什麼？接著「騮先來」倒並不奇怪，奇怪的是什麼使魯迅「失眠」了？而就在「失眠」兩天之後，魯迅就辭去了在中大的一切職務。
一般認為，魯迅離開中大，與「四·一二」清黨有關，但魯迅在5月30日致章廷謙的信中，明確指出這「不過事太湊巧」，更是顧頡剛、傅斯年等攻擊他的借口，而真正的原因，則是「紅鼻到粵」，魯迅發誓「與鼻不兩立」，「鼻來我走」。
這樣一來，大家都尷尬了。在魯迅，感到很委屈，「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個大傀儡。」在朱家驊，魯迅的非此即彼、決不妥協，弄得自己十分棘手，只好頻頻造訪，發動學生進行慰留，並實行拖字訣，一紙可憐的聘書，被還回來又送過去，往返了好幾個回合。
傅斯年本是脾氣火爆之人，碰到這種事情，也只能忍氣吞聲，因為事情是他惹出來的，只好向魯迅「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法」。什麼辦法呢？讓顧頡剛「赴京買書」。可是魯迅對這種若即若離、欲擒故縱、欲蓋彌彰的辦法，就是不買賬。
既然魯迅如此「不走回頭路」，中大隻好最終於6月6日「允辭職」。這場博弈，以魯迅「滾出中大」收場。
魯迅曾向章廷謙感嘆：「傅斯年我初見，先前竟想不到是這樣人。」 魯迅眼裡曾經的青年才俊，從此變得陰謀百出了。傅斯年讓顧頡剛去買書，魯迅認為那是他們的「一批大生意」，將此大事交給一個新手「頗不妥」。是因為「我」才有如此「調和辦法」，一旦出了紕漏，則會怪罪於「我」，這鍋我可不能背。
1927年8月，朱家驊任廣東教育廳長，後又調任浙江；1928年11月傅斯年因受蔡元培之聘，籌建史語所，離開中大；顧頡剛買書後入職中大直至1929年5月回北京，任教燕大。這些正常或者稍不正常的人事變動，在魯迅眼裡，都是搞爭鬥、耍手腕，充滿著陰謀和交易。
如致章廷謙、江紹原的信中，充滿著「前天聽說中大內部又發生暗潮了，似是鄒(魯)派和朱派之爭，也即顧傅輩和別人之爭，也即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爭」「浙省亦有辦大學之事……我想傅顧不久都會來浙的」「傅之赴港，乃覓何，商方略也」「又有人言聞孟德將改為圖書館主任」「傅拜帥而鼻為軍師，陣勢可想而知」等等揣測，而結論只有一個：「總而言之，中大舉棋無定，終必一榻胡塗。」
更有甚者，還有飛短流長或人身攻擊，如「傅近來頗罵適之，不知何故。據流言，則胡於他先有不敬之語云。(謂傅所學之名目甚多，而一無所成。)」「孟德固有齊魯方士夸誕遺風」「學校諸要人已見昨報……傅斯年、白眉初長師範，此在我輩視之，都所謂隨便都好者也」「有學生告訴我，見傅斯年於上海之道上。豈此公亦來追留校長歟」。雖是私人通信，今天讀來，手心也要出汗。
對於《新潮》社，魯迅對它的態度也跟著起了變化。除了此前的兩封信，在《隨感錄三十九》（1919）里，魯迅引傅斯年為同道，接著他的話題說開去；而在《不是信》（260201）里，新潮社則成了捏造事實、散布流言的淵藪；在《打聽印象》（330920）里，圍繞在羅素周圍的，都是「新潮社而發跡的諸公」。
幸運的是，魯迅無愧於錢玄同的稱讚「治學最為謹嚴」、蔡元培的輓聯「著述最謹嚴」，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350302）里，魯迅對《新潮》還是給予了較高的評價——相對於《新青年》，《新潮》「養成」了「較多的」「作家」。
對於魯迅在中大這半年的唱念做打，我不知說什麼好，猛然想到賈平凹對張愛玲的評價，用在這裡似乎倒也合適——天才的長處特長，短處極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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