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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啟示:做人做事,寧可簡單粗暴,也不要曲線救國

最完美的東西好像是缺陷的,最滿盈的東西好像是空虛的,最直好像是彎曲的,最靈巧的好像是笨拙的,最善辯的好像是不會說話的。這些是早在幾千年前老子一個哲學思想。

老子非常善於用正言若反的方式,利用事物矛盾的一面,即用一些樸素的辯證法語言,來表達他深邃的哲學思想。

例如在《道德經·第四十五章》老子提出「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等論斷,列寧指出:「一般來說,辯證法在於否定第一個論點,用第二個論點去代替它(就在於前者轉化為後者,在於指出前者和後者之間的聯繫)」。老子就是這方面的高手。

老子在這一章給我們的啟發就是最好的辦法往往就是最簡單粗暴的。

《道德經》啟示:做人做事,寧可簡單粗暴,也不要曲線救國

我們舉個例子,講個小故事:

唐代建都長安,糧食供應頗為困難。附近雖有號稱「糧倉」的關中沃野,但因耕地面積太少,產量不高,無法解決都城長安軍民的用糧需求。倘若遇到水旱災荒,糧價飛漲,還經常出現餓殍遍地的慘狀因此,唐初時就有了從江南至長安的千里漕運,專門負責首都的糧食供應。唐高祖、唐太宗時期,因為人口較少,朝廷用度也比較節制所以雖然每年水陸漕運只有二十萬石,但已能滿足需求了。到了唐高宗時期,長安日益繁榮,人口迅速增長,對糧食的需求也越來越多漕運的重要和困難都顯得突出了。

當時漕運的路線,是從淮河出發,經汴河而入黃河,再轉渭河抵達長安。千里漕運,船隻航行非常困難,尤其是經過北人門、中神門南鬼門三門險峽時,常常會發生翻船事故,上演一幕又一幕糧沉人亡的慘劇。在開元後期,宰相裴耀卿對漕運加以改進,變直運為接運水陸分段運輸,盡量減少陸運,以提高運輸效率。這樣做雖有進步但依然沒有解決漕運費用大、損耗大等老大難問題。

《道德經》啟示:做人做事,寧可簡單粗暴,也不要曲線救國

面對這種現狀,唐代宗委任理財能手劉晏專門負責千里漕運。以「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眾」著稱。接任後,他沿途勘察調查,積極尋找解決漕運國難的辦法。劉晏辦漕運的方法很聰明,錢都花在刀刃上,但看上卻好像是笨辦法。比如,他看到許多河段因多年未加疏浚而淤泥沉積,運糧船難以通過,便調集民工,一段一段疏浚河漕,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此舉卻為日後船隻的航行提供了便利。又如,他了解到以往沉船多因為船隻不牢固,經不起風浪險灘的挑戰,於是便建立了十個船場花費重金打造了兩千艘「歇艎支江船」,這種船船身堅固異常,每條船可裝運一千石米。再如,他知道以往運糧,官府並不具體操作,州縣只是出面叫當地富戶督辦漕運,稱之為「船頭」。「船頭」再組織民工運糧,稱作「船工"。「船工」由於待遇極差,沒有什麼積極性。他便不嫌麻煩,將漕運收回官辦,訓練士兵擔任「船工」,出錢雇擁熟悉河道的人領船。船工水手都有工錢,運輸十次不出事故還可以獎勵。

然而,漕運畢竟不是簡單的事情,別的不說,運河、淮河、沛河、黃河、渭河水勢不同,用同一種方法航行,一定會有潛在的危險。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劉晏辦漕運,採用的是分段運輸的方法:「江南之運積揚州,汴船之運積河陽,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分段接運風險小,但工作量卻十分大。以前潛糧都散裝在船艙里卻都很費動,損耗率十分高。劉晏便規定用袋裝替代數裝,這樣到了水淺處可用小船分裝運輸,即使翻船也能打撈起來,不會出現粒米無存的情況。

《道德經》啟示:做人做事,寧可簡單粗暴,也不要曲線救國

劉晏主管漕運,每年從江南運到長安一百多萬石糧食,從來沒有發生過漕糧沉溺事故。長安由於糧食供應充足,物價平穩,遇到災荒也不再出現人心浮動的現象。所以當第一批糧食運抵長安時,唐代宗親遣衛士迎接,並把劉晏比作西漢開國功臣蕭何。

《道德經》啟示:做人做事,寧可簡單粗暴,也不要曲線救國

劉晏處理漕運之事,看上去很平常,沒有驚人之舉,有些做法甚至看上去費時、費力,但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這就是藏巧於拙。

劉晏的成功,在於他善於抓主要矛盾,解決的都是關鍵問題、急需解決的問題及疑難雜症。老子說「大巧若拙」,實在是很有道理的。

當然,「拙」,不是不動腦筋,不想辦法,恰恰相反,正是動足腦筋,想盡辦法,將「巧」用到了極致,才看上去像「拙」。這個「拙能解決實際問題,不是裝瘋賣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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