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銘善紀念碑背後的往事
□ 張愷新2009年7月17日，興城古城威遠門外擴展公路動遷時，經一位居民提供線索，文物部門發現了一方灰色石灰岩材質石碑。石碑出土後即被運回興城文廟「碑林」並保存。對這方石碑的考證和研究也隨即展開。儘管石碑整體保存完好，但由於歲月滄桑，碑文有一些剝蝕。經過對石碑上文字的解讀，可知這方石碑就是刻立於1918年的程銘善紀念碑。在今天人們看來，有關人物的紀念碑應是此人去世後刻立的。其實舊時對一些有功德、業績或對地方做出貢獻的在世人物也多有立紀念碑者，以存留和紀念其名字、事迹和功業。那麼，這方紀念碑的主人程銘善又是何許人也，為何在興城當地留有他的紀念碑呢？查閱地方史志資料可知，程銘善是民國時期的興城縣父母官。從民國成立後的1912年至1928年東北易幟，東北地區各縣的行政主官稱為知事；至1928年才開始稱為縣長。由於民國時期地方官員調換頻繁，程銘善1918年調到興城縣擔任知事時，已經是興城縣（1914年前稱寧遠縣）在民國時期的第七任知事。程銘善，字復初，安徽合肥人，晚清舉人。有關此人的歷史資料不多，可查知其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鄉試考中舉人，時年24歲。按照此年齡推移，在1918年程銘善調任興城縣知事時39歲。雖然在程銘善考中舉人兩年多以後科舉制就廢除了，但這個舉人身份在那個封建王朝中仍然很受重視。《清實錄》記載，宣統二年（1910年）五月，程銘善作為全國各地考試取得功名的官員代表，與九十多名舉人、貢生一起受到宣統小皇帝的親自接見，並被授以內閣中書（從七品）的職位。事實上，在民國時期興城縣的地方官中，程銘善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清朝舉人。民國初年，程銘善被派回安徽省任職。1913年10月至1915年2月出任宿松縣知事。據宿松縣史志資料記載，程銘善在宿松有一定口碑，是「為民謀福的正直官員」。由於民國初年的官吏調動在一定程度上仍延續著明清時期所謂「千里去做官」的南北交流制度，1918年初，程銘善調任奉天省興城縣知事。雖然僅在興城縣任職一年時間，但他安撫百姓、修補城牆、修繕文廟、疏浚河道，造福於興城居民，因此深得百姓擁護、政聲頗佳。程銘善是經歷過科舉考試的文官，其文字水平甚佳。在興城任職僅僅一年時間，他就撰寫了《募修興城縣文廟捐啟》、《募修興城縣城牆捐啟》、《集思草堂跋》等文，後來此三篇文章被收入1927年出版的《興城縣誌》中。其中，《集思草堂跋》是程銘善在興城任職期間的代表作。是他有感於清朝嘉慶年間的寧遠州知州劉大觀為官清廉並在官署內修建草堂以讀書養德的行為，在縣公署內重建三間茅草屋以勉勵官員注重修身，取名「集思草堂」並為之撰文。1918年12月（農曆十一月）某日，興城縣城東關、北關的地方士紳和商民代表方雲樓、潘慶久、王化南、趙華辛、鍾廷武等七人共同為程銘善刻立了一方德政碑並取名《縣知事程銘善紀念碑》，以感戴程銘善的德政，當時，程銘善還在任上。德政碑是古代和近代為在一方任職的官員刻立的銘記功德的石碑，上面的文字除記載官員的政績外，多為歌頌稱讚的文字。德政碑大多在碑首寫明是某某官員的德政碑；後來也有在碑首刻寫「紀念碑」字樣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石碑是在官員死後刻立的，此「紀念」非緬懷逝者之意。這方長1.3米、寬0.68米、厚0.18米的程銘善紀念碑，碑文有四百多字，有些文字由於剝蝕嚴重，在石碑上已經難以辨識了。所幸的是，在1927年出版的《興城縣誌》中，收錄有此碑的碑文全文。碑文對研究民國初年興城縣的社會狀況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碑刻揭示，程銘善剛來興城縣任職時，興城古城城牆因為雨水浸泡已經出現多處塌方。碑文記載「若不急力修補，恐賊夤夜入城，商民均難防不測」。「夤夜」本意是寅時（3至5時）的黑夜，這裡代指深夜。當時興城古城內的治安狀況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城牆，夜間四座城門緊閉，城外的盜賊很難進入城中作案；而一旦城牆出現倒塌地段，情況就不一樣了。程銘善有感於此，上任後主持修復了城垣，讓城中百姓安居樂業。一百年過去了，當年程銘善紀念碑上鐫刻的七位立碑者都已經作古。由於世事變遷，筆者只找到其中一名潘慶久的一個堂侄。他回憶說，潘家是當時興城縣的大戶人家。潘慶久本人是民國初年的一個紳商，自己開辦有買賣。但具體有多大的經營規模，由於年代久遠和沒有文字資料記載已經不可考。據說，當年程銘善修復城牆時，潘慶久還捐款予以支持。1919年，程銘善離開了任職一年的興城縣，到他處任職。到1926年修撰《興城縣誌》時，程銘善德政碑仍然樹立在興城古城內。至於後來此碑是何時何因埋入地下，已經無法確考。有一種推測是：「九一八」事變後，日偽統治時期將原先民國政府委派官員的「德政碑」有意推倒，後被埋入地下；也有可能是在歷史變遷中被用來建造房屋打地基之用。目前，仍有《縣知事恩麟德政碑》等已經有碑文記載的類似德政碑仍未找到。這方程銘善紀念碑已成為興城縣民國初年歷史的見證，作為文化遺產發揮著其應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