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是如何從歐洲走向世界的？

2017年12月，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訪問法國時，法國總統馬克龍指出，土耳其目前「沒有機會」進入歐盟。而早已對歐盟在土耳其問題上的「拖沓」心懷不滿的埃爾多安也回敬道，土耳其厭倦了對歐洲的多次請求。

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以來，以凱末爾為代表的政治精英們認為，奧斯曼帝國，即土耳其的過去，本來就不應該存在，因為正是帝國的存在讓土耳其民族落後、屈辱。到1994年再次開放奧斯曼時期的檔案之前，土耳其一直奉行著「向西看」的戰略，認為只有加入到歐洲的陣營當中，土耳其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以及文明富強。

然而，21世紀以來，隨著埃爾多安上台執政，土耳其的對外觀念發生了轉變。她不再跟隨著歐洲的步伐亦步亦趨，而是加強了自己的伊斯蘭屬性；她借著中東亂局中自己的地緣優勢，遊離於西方、俄國、「伊斯蘭國」之間，攫取利益；她憑著自身G20成員之一的強大發展潛力，向世界宣揚自己的價值觀念。土耳其用自己的行動說明，自己要走向世界。

法國總統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回顧土耳其的歷史，就會發現奧斯曼帝國也經歷過一個從地區強權走向世界帝國的過程，而且其手段與當今的土耳其對比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說塞利姆一世執政之前，奧斯曼帝國的基本國策是「加齊精神」，在「東方與西方兩頭均衡擴張」的話，那麼其執政之後，奧斯曼則逐漸把目光投向東方，進一步加強自己的遜尼伊斯蘭特性，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帝國。到了蘇萊曼時代，奧斯曼的統治者通過一系列的理論闡述，確立了蘇丹是奧斯曼國家的皇帝（??????，傳統上是波斯統治者的稱號）的同時，也是伊斯蘭共同體的「哈里發」。

伊斯蘭世界的危機

在伊斯蘭的古典時期，哈里發掌握著伊斯蘭帝國的最高權力，不但對所有的臣民具有政治上的管轄權，在法律上也能干涉伊斯蘭法學家的法律解釋。進入10世紀以後，長期的戰亂以及派系鬥爭消耗了阿拔斯王朝的國力，中央政府權力式微，地方諸侯為了獲得合法性，一方面繼續奉哈里發為天下共主，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強對伊斯蘭法的實施，以爭取法學家對自己政權的認可。

而法學家群體儘管對掌握軍政大權的地方統治者的「道德」水平心懷不滿，出於生存的需要，他們不得不在明面上支持這些統治者，但同時他們進一步牢牢掌控伊斯蘭法的解釋權，加強與哈里發和哈里發制度的聯繫，維護伊斯蘭世界形式上的統一。

到了塞爾柱王朝時，掌握行政軍事大權的蘇丹企圖進一步染指法律解釋權，因而馬立克沙把首都遷往巴格達，直接控制哈里發，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想法。面對世俗統治者對哈里發制度的質疑以及挑釁，知識分子們雖然不敢公開對抗，但是卻在理論闡述上作出了一些調整。

10世紀的法學家馬瓦爾迪的《政府的法度》（??????? ?????????）、11世紀安薩里的《勸諫書》（????? ?????）以及尼扎姆·莫爾克的《治國策》（?????????）等等都對哈里發的權威問題進行了相關的闡述，即：儘管哈里發喪失了權力，他對於伊斯蘭共同體依舊存在著現實意義。他的存在代表了先知時代政治遺產的延續，是伊斯蘭共同體凝聚在一起的象徵。

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達，摧毀了阿拔斯王朝的殘餘勢力，哈里發制度不復存在。雖然馬穆魯克王朝擁立了一位影子哈里發，但是這次他連象徵性的權力也沒有了。在蒙古入侵之前，地方統治者的權威被放在哈里發的後面，這體現在清真寺禮拜的呼圖白中。

伊瑪目同時讚頌哈里發和統治者的名字。而影子哈里發遷往開羅後，反倒是哈里發要對馬穆魯克蘇丹致敬。14世紀，無論是薩拉菲宗師伊本·泰米葉，還是歷史哲學大師伊本·海勒敦，都坦言此時哈里發制度在伊斯蘭世界中已經「無足輕重」了。從法理學的視角上看，哈里發權位的缺失似乎終結了伊斯蘭世界法律上的統一性。再加上自10世紀以後法學家對法學創製的限制，伊斯蘭法的靈活性受到了約束，難以對新時代的情況作出系統且理論化的回應。在國際局勢出現變動的背景下，伊斯蘭國家顯得有些應對乏力。

伊斯蘭認同的新定義

然而，上述對哈里發制度觀念的變化僅限於伊斯蘭文明的核心中東地區。相反，在中東地區以外，廣大的穆斯林信眾卻仍懷有「哈里發」的概念，這種現象在環印度洋地區十分明顯。南亞次大陸德里蘇丹國的統治者在即位的時候，一般都會派遣使節前往開羅，請求阿拔斯王朝的影子哈里發承認其對當地的統治。至於在印度洋地區的群島上，穆斯林對哈里發國家的嚮往及懷念之情更甚。

此時，往來於環印度洋區域的穆斯林商人樂於表明自己是「哈里發治下的臣民」，在清真寺的聚禮當中頌揚古典伊斯蘭帝國時期的哈里發，而並不是某個具體國家的主權者。有學者指出，這種現象表明了印度洋區域穆斯林「商幫」的巨大影響力。這些「商幫」遊離於統治權威之外，依照自己的規則建立了一個「共同體」，通過表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而提高團體凝聚力，同時獲得包括中東地區穆斯林在內的其他團體的支持，形成自己相對於亞美尼亞人、猶太人等商業團體的優勢。

另外，這些穆斯林群體凝聚力提升的最為顯著的表現就是他們日益重視履行朝覲的功課。這項活動除了可以讓他們增強歸屬感之外，還增進了各地穆斯林交流以及進行經貿活動的頻率。然而，鑒於其自身的脆弱性，他們希望得到伊斯蘭國家的保護，因而他們提出了「兩聖地的僕人」的概念以及對「哈里發制度」的構想，並逐漸把「哈里發」與「兩聖地的僕人」這兩個概念聯繫起來。

印度洋地區穆斯林的做法逐漸引起了中東地區穆斯林統治者的關注，刺激了統治者對它進行管理以及利用的慾望。埃及法蒂瑪王朝時期，由於其哈里發信奉什葉派，埃及對麥加、麥地那兩座聖城的管理比較鬆散，當地的基礎設施落後。

統治者對穆斯林朝覲的義務重視程度也不高，而此時伊斯蘭世界的穆斯林朝覲者數量也不多，因此政府基本上對聖地的情況不聞不問。哈里發國家的滅亡喚起了穆斯林的危機意識，他們逐漸認為有必要加強伊斯蘭世界內在的凝聚力以應對這個史無前例的局面。

上述朝覲活動的復興就是這種凝聚力增強的重要表現之一。穆斯林「商幫」運用自己的財富，組織起前往麥加的龐大船隊，在朝覲的同時拓展對外貿易。但是他們缺乏主權者的支持，在國際上易於受到海盜、國家主權的威脅。在馬穆魯克王朝的資助下，聖城的基礎設施得到了修繕，法學、教義學院校以及蘇非道堂被陸續建立起來。

統治者有意識地對朝覲事業進行引導，通過它加強與世界各地穆斯林團體之間的互動。也正是在馬穆魯克王朝時期，「兩聖地的僕人」這一稱號逐漸被廣泛地應用，來增強馬穆魯克蘇丹的統治合法性。

另外，以往為哈里發所保留的派遣皇家儀仗隊（????）到麥加的權利也被馬穆魯克蘇丹所沿用。久而久之，在廣大穆斯林心目中，埃及蘇丹同時也兼任朝覲事業的守護者，民間的構想以及願望上升到了政府的層面，為統治者的慾望所利用。

納西魯丁·圖西

除了政府和民間團體，伊斯蘭學者也從法學以及政治學的角度出發，為伊斯蘭世界政府形式的構建提供新的答案。阿拔斯王朝滅亡以後，伊斯蘭世界東部地區對政治合法性的理解也發生了改變。此時，對於他們而言，統治者是哪個民族、哪個部落的問題已經變得不重要，也不是他們所能夠決定的，而是否「正義」則成為了他們衡量一個政權是否合法的標準。

在這裡，所謂的正義指的是統治者維護公正秩序，實施伊斯蘭法的力度以及能力。典型的例子便是納西魯丁·圖西《引述的基礎》（???? ????????）中所提到的觀點：政治是一門工藝，從事它就像從事其他行業那樣有專門的技術；另外，由於理性缺失，大眾容易受到辯論所蠱惑，因而統治者要心懷正義，引導民眾。

而他在答旭烈兀有關統治的合法性問題時指出：正義的外來統治者比不正義的穆斯林統治者更應該被接受。他的這個回答反映了那個時代伊斯蘭知識分子對國家構建的新想法，一定程度上傳達了他們無力對抗現實並採取妥協態度的無奈。伊斯蘭學者與統治者的合作關係逐漸構建起來，並轉變為學者為統治者服務的關係模式。到了16世紀，這種政治理論進一步發展成「公平循環論」，其核心內容是：

沒有軍隊就沒有王權

沒有財富（來自人民）就沒有軍隊

主權者正義則民眾忠誠

正義需要世界的和諧

世界是花園，國家是藩籬

用法律（伊斯蘭法）規範國家行為

只有王權才能保證法律（伊斯蘭法）的實施

這是對16世紀時奧斯曼帝國政治體制的深度概括，可以看出這樣的政體實際上是國家（君主）-軍隊-意識形態（宗教）高度結合。這個理論也從個人、國家、國際三個層面回答了伊斯蘭世界的運行準則。

總之，雖然哈里發國家的滅亡一度讓伊斯蘭世界感到無所適從，但是在民間、政府以及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新的伊斯蘭認同被逐漸樹立起來。

奧斯曼帝國的擴張：一種文化的維度

對於15、16世紀的伊斯蘭世界而言，儘管內部的危機沒有解決，但是此時又面臨著新的威脅，它來自西方。進行了7個世紀的西班牙「收復失地運動」走向了尾聲，1492年，卡斯蒂與阿拉貢的聯軍攻陷了格拉納達城，伊斯蘭喪失了最後一個在西歐的立足點。在同一時代，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陸，而達·伽馬則乘坐載有重炮的戰船繞過了中東，直接抵達印度，西歐國家的宗教熱情空前高漲。

大航海的順利進行以及對伊斯蘭國家戰爭的勝利讓西班牙和葡萄牙感覺到新的「屬於基督教世界」的時代已經到來。1494年，在教皇的主持下，西班牙與葡萄牙籤訂《托德拉西亞條約》，把整個世界劃分為兩部分，分別歸屬西班牙和葡萄牙。達·伽馬返回葡萄牙不久，國王曼努埃爾一世就宣稱自己是「萬王之王」，是「衣索比亞、阿拉伯、波斯以及印度的征服者，大航海家及商業的守護者」。

他派遣艦隊佔據印度洋的戰略要衝，封鎖紅海和波斯灣，穆斯林傳統的貿易路線被切斷。20世紀時印度首任駐華大使，同時也是學者的潘尼迦對這段歷史評論道：「對於人類的航海事業而言，達·伽馬的活動算不上什麼。這一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達·伽馬乘坐的船隻上載有20門炮。」葡萄牙人的到來改變了印度洋地區的文化觀念，和平享有海洋航線的時代過去了。葡萄牙官方呈遞給教皇的信件中說道：「葡萄牙航海的目的是封鎖紅海，讓埃及的財政崩潰。隨後佔領埃及，最終奪取耶路撒冷。」其意識形態的含義十分明顯。

奧斯曼帝國與印度洋

面對嚴峻的海洋安全形勢以及意識形態對立問題，伊斯蘭國家被迫組織起來。自16世紀初以來，馬穆魯克王朝、奧斯曼帝國以及印度的古吉拉特蘇丹國便定期組織海軍力量打擊遠道而來的「葡萄牙海盜」。而馬穆魯克王朝尤其注重宣傳自己「兩聖地的僕人」的身份，企圖以保護朝覲的海上交通要道為名，聯絡環印度洋地區的穆斯林，塑造馬穆魯克王朝的國際威望。但是穆斯林們很快發現，埃及和古吉拉特並沒有承擔如此重任的實力，而在印度洋區域頻頻出鏡的奧斯曼軍隊給該地區的穆斯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隨後，印度洋地區的穆斯林就希望奧斯曼帝國取代馬穆魯克王朝的角色，成為「兩聖地的僕人」以及「哈里發」。

就此時的奧斯曼帝國而言，除了葡萄牙的威脅，還面臨著薩法維王朝的挑戰。伊斯瑪儀強大的號召力鼓動了安納托利亞地區大批具有什葉派傾向的土庫曼部落民反抗奧斯曼帝國的統治權威，而巴耶濟德二世的政策是把部落民遷往巴爾幹半島，繼續堅持祖訓「在東方與西方兩個方向上均衡擴張」。長期在安納托利亞東部擔任總督的塞利姆認識到了這些挑戰對奧斯曼帝國建立自身主導地位的危害。首先是經濟方面的危害，葡萄牙和薩法維王朝都是奧斯曼的敵人，他們的存在會切斷奧斯曼帝國前往東方的路線，大大增加了奧斯曼帝國進行對外貿易的成本。然後是意識形態上的對立。

薩法維王朝的合法性建立在蘇非哲學以及什葉派法學的基礎之上，對游牧民擁有極強的號召力，其反傳統、反特權的「骨拉特」思想是對奧斯曼這一遜尼派帝國的合法性的一種否定。而葡萄牙人則依靠海上力量宣稱自己是全球性的帝國，並以復興基督教在中東的勢力為己任，它同樣與奧斯曼帝國的「加齊精神」相抵觸。

因此，塞利姆登基之後，奧斯曼帝國的發展戰略發生了變化，以東向戰略取代了穆罕默德二世時代的西向戰略。在武力進攻薩法維王朝和馬穆魯克王朝的同時，他開始籌備將來在印度洋地區展開行動所需要的資料，鼓勵學者翻譯波斯語、阿拉伯語的地理學著作，支持旅行家撰寫遊記，為奧斯曼後來在印度洋的行動打下知識基礎。另外，隨著奧斯曼帝國逐步建立起對埃及的有效統治，政府官員與活躍於印度洋地區的商人團體的聯繫得到加強。

蘇萊曼執政以來，其任命的大維齊如易卜拉欣帕夏、哈迪姆·蘇萊曼等都有擔任埃及總督的經歷，他們著重經營奧斯曼帝國與印度洋穆斯林國家以及穆斯林「商幫」的關係，同時建立自己的海軍力量與葡萄牙抗衡。在幾任大維齊的努力下，到16世紀中期，奧斯曼帝國在印度洋的勢力具備了一定的規模。

儘管魯斯塔姆帕夏一度阻止印度洋事業的拓展，認為國土之外的異國商人「不可信任」，但是以埃及總督和來往於印度洋地區的商人為核心的利益群體已經形成。總督依靠埃及地方的賦稅以及商人團體的幫助繼續開展活動，打破了葡萄牙對紅海以及波斯灣的封鎖，維護了印度洋地區的自由貿易。

但是，奧斯曼帝國對印度洋沿岸地區的控制是脆弱的，無法有效限制印度洋區域里商人群體的活動意向，更無法完全驅逐葡萄牙人，而維持在印度洋的海軍力量以及政治存在的成本十分高昂。

到了17世紀，歐洲方面對奧斯曼帝國的威脅急劇上升，使她不得不撤回在印度洋地區繼續投放資源的努力，轉而專心應付歐洲事務。奧斯曼帝國的退縮反倒促進了中東與印度洋區域民間交流的進一步發展與繁榮。隨著薩法維王朝、莫卧兒帝國以及英國和荷蘭的崛起，她們填補了由於奧斯曼的退卻以及葡萄牙的衰落所留下的權力真空，印度洋區域進入到新一輪的博弈中。

奧斯曼文化認同的再構建

奧斯曼人本是生活在安納托利亞西北邊陲的突厥部落民，隨著領土的擴大，其統治結構逐漸複雜起來。由於其政治文化是塞爾柱王朝以及羅姆蘇丹國的延續，奧斯曼國家統治的構建無疑帶有一定的波斯色彩（Persianate）。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後，穆罕默德二世接受了傳統上用來形容波斯統治者的「皇帝」（??????）稱號，國家的統治結構逐漸往中央集權發展。

與此同時，長期處于波斯文化熏陶下的突厥統治精英發現波斯式的詩歌體歷史書寫十分適合用來頌揚君主的文治武功，而在這方面，11世紀波斯詩人菲爾多西的《列王記》（???????）堪稱模範。於是，書寫歷史的人便採用這種體裁歌頌奧斯曼蘇丹的「征服大業」，歌頌穆罕默德二世以及塞利姆的豐功偉績，寫下了無數的「皇帝大傳」。一如菲爾多西的《列王記》，這些皇帝大傳主要也是用來在社會範圍內喚起一種「民族」激情，或者是集體的回憶，樹立起對「奧斯曼王朝」的認同心理，為國家的中央集權政策辯護。

奧斯曼帝國天文台

奧斯曼帝國在征服了敘利亞、埃及等阿拉伯地區之後，蘇丹從那裡繼承了「兩聖地的僕人」以及「哈里發」的稱號。對於當時印度洋區域的穆斯林而言，奧斯曼蘇丹繼承這種身份可謂「眾望所歸」。

然而，更高的威望意味著更大的責任。塞利姆在這一方面表現的異常謹慎，考慮到對抗葡萄牙的戰略需求，塞利姆小心翼翼地採用了「兩聖地的僕人」的稱號，並在大馬士革設立了「埃米爾·哈吉」（朝覲隊伍領班人）這一職位，對前往麥加的朝覲活動進行了嚴格的管理。直到蘇萊曼派遣大維齊易卜拉欣帕夏鎮壓了埃及的叛亂並返回伊斯坦布爾之後，重新構建「哈里發制度」才被提上日程。

16世紀30年代以來，隨著印度洋地區航海活動成果的初步顯現，以及對薩法維王朝戰爭的勝利，奧斯曼的國家構建走到了新的台階上。蘇萊曼時期，奧斯曼帝國的對外文化觀念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變，從原來對獲取實際利益（如財富、土地）的重視轉變為對榮譽以及國際地位的追求。

早在20年代易卜拉欣帕夏擔任大維齊時期，奧斯曼帝國的統治精英就討論過構建一個「哈里發國家」所應具備的條件。1540年代，借著征服匈牙利的偉大勝利，蘇萊曼的首席大法官艾布·烏蘇德在給《布達法典》（????????? ???）撰寫前言的時候提到蘇丹蘇萊曼是「真主世界之主的先知的哈里發」「最高伊瑪目國家的主人」以及「哈里發帝國的繼承人」。

這在奧斯曼帝國法學家以及官員當中激起了激烈的辯論，直到1554年大維齊魯特非帕夏（Lutfi）寫下了一篇關於政治合法性論證的論文《以伊瑪目的智慧拯救伊斯蘭共同體》（???? ????? ?? ????? ??????）。

該論文指出，任何一個統治著一定疆域的君主，只要其堅守正義的原則以及遵守伊斯蘭法的律令，那麼他就是自己疆域內的哈里發。當然，他的潛台詞是奧斯曼蘇丹由於勢力強大，有資格代表整個伊斯蘭共同體，成為伊斯蘭世界的捍衛者。至此，奧斯曼蘇丹哈里發身份的構建工作最終完成。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個哈里發的稱號持續了很短的時間，而且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蘇萊曼統治的後半期，雖然帝國十分強大，但是她的大規模擴張活動基本上停了下來，而且國際環境還依舊十分脆弱。她幾乎同時與哈布斯堡王朝、薩法維王朝以及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勢力為敵。

此時奧斯曼蘇丹強調自身哈里發的身份，更多地是出於其建立地區霸權、提高國際威望的目的，從意識形態的高度上應對敵人的威脅。隨著奧斯曼帝國對外征服活動的退潮以及在印度洋區域影響力的下降，奧斯曼的統治者刻意避免使用「哈里發」的稱號，而「兩聖地的僕人」這個稱號則得到沿用，主要是藉此加強對聖地以及朝覲活動的管理，剝削朝覲者，獲取經濟利益，並在不再承擔或盡量少承擔「哈里發」的義務的情況下繼續保有對穆斯林的影響力。

再者，儘管包括薩法維王朝在內的伊斯蘭國家都對奧斯曼蘇丹哈里發的身份表示承認，此時之哈里發已經不再是古典時期的哈里發了。奧斯曼時期哈里發的概念是與「兩聖地的僕人」以及「伊斯蘭世界的捍衛者」甚至是蘇非哲學（比如普世主義還有有利於擴張的「馬赫迪復臨」觀念）聯繫在一起的，其象徵意義遠高於實際意義。

1513年奧斯曼帝國的航海圖，包括了非洲西海岸以及美洲大陸

15、16世紀以來奧斯曼帝國的文化認同經歷了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繼承自塞爾柱王朝的波斯文化被用來凸顯蘇丹的文治武功，增強奧斯曼統治精英的凝聚力以及認同感，鞏固正在崛起的奧斯曼國家，激發南征北戰、對外擴張的熱情；而在奧斯曼向東看，構建世界帝國的時候，其遜尼派特性得到進一步增強，其目的在於在對抗中樹立起自己的國家認同，為對外征戰和擴大影響力構建新的理論基礎。借著多重文化尤其是伊斯蘭政治文化（哈里發制度）的塑造，一個「伊斯蘭式」的世界霸權被建立了起來。

結語

1258年蒙古人摧毀阿拔斯王朝以來，伊斯蘭世界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混亂、無序、茫然以後，最終又在民間、政府、知識分子的努力下構建了「伊斯蘭認同」的新定義。在哈里發制度不復存在，伊斯蘭法難以全面實施以及民間團體缺乏保護的情況下，三者從各自的實際需求出發，重新闡述伊斯蘭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但是，由於三者之間又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因此隨著時局的變化，這三種主張逐漸合流，「伊斯蘭世界」甚至「伊斯蘭」本身的含義都有了一定的變化。

奧斯曼帝國在這樣的一種時代背景下崛起，其發展的過程中面臨著諸多的機遇以及挑戰，使她不得不在擴張的同時不斷對自己進行重新定義。16世紀，在奧斯曼帝國對外擴張的過程當中，「哈里發」這個概念只是其自我定義的諸多身份當中的一種，主要為奧斯曼帝國在印度洋區域擴張自己的影響力以及對抗意識形態上的敵人（哈布斯堡王朝、薩法維王朝、葡萄牙）而服務，畢竟這種以提供公共物品為主的「哈里發」觀念是印度洋區域穆斯林的構想，除了能夠增加威望之外，對獲取現實的政治優勢意義不大。

總的來說，奧斯曼帝國在國家崛起的過程中善於運用多種觀念、力量來構建自己的身份認同，盡最大的可能團結一切積極的因素為自己的對外擴張服務。

反觀當今土耳其的政策轉向，不得不說它與16世紀奧斯曼帝國所處的背景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西進」的策略進展不順利的情況下，改變對自身的地緣認知，通過調整自身的定位而尋找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要想繼續推行「向東看」的戰略，爭取伊斯蘭國家的支持與合作，加強雙方的交流與信任，那麼土耳其就需要增強自身的伊斯蘭特性，而這在共和國建立多年以來所走的「世俗化」「西方化」道路顯然存在著衝突。土耳其在未來如何在改變國家發展方針的同時，構建一個適合新形勢的國家認同，平衡「歐洲優先」政策與加強同伊斯蘭世界的聯繫這兩個目標，可以說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

今日主筆 徐偉傑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