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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件:麥哲倫等歐洲航海家用的是鄭和的航海圖

如果說在1500年之後,世界上果真存在過韋伯所說的「宗教的理性化」運動,那麼,與韋伯的結論恰恰相反,我們只好說:「宗教理性化」改革運動,不是率先發生在歐洲,而是發生在中國。因為中國的家族和宗族制度實質上是經濟制度,家規、鄉約的基本內容也主要是經濟性的。家和族首先是勞動分工協作的共同體。——懷著莊嚴的、近乎宗教般的情感和心態經營家計、特別是經濟生活,這種所謂「實事求是」的宗教,可以說恰是明代以降中國文明的實質,它特別表現在發生於江南富庶城市地區(揚州、泰州和蘇州)的「心學」思想之中。

事實上,與貧困、落後的歐洲比起來,當時的中國——明朝,確實就是一派世俗生活的光明景象,英國歷史學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這樣寫道:

1404年,當朱棣指示姚廣孝率領2180名學者進行包羅萬象、長達4000卷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的編纂工程時,處於文藝復興前夜的歐洲,對於印刷術還一無所知,實際上,那個時候亨利五世(1387-1422)的圖書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還是從修道院借來的,當時歐洲最富有的商人Florentine Francesco Datini擁有12本書,其中八本還都是宗教著作。

1421年2月2日是中國的春節。這一天,來自亞洲、非洲、阿拉伯世界以及印度洋周邊地區的使節和統治者們,麇集於「天子腳下」的北京城,這些被中國驚世駭俗的航海技術製造的超級巨輪載來的使節們,有幸成為訪問世界上最偉大的宮殿群——紫禁城的第一批客人。超過28個國家的首腦和使節獲得了此項殊榮,但卻不包括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大公和英、法、葡萄牙諸國的國王。而他們之所以沒有被邀請,只是由於他們作為既缺乏科學知識、又沒有可貿易貨物的落後國家的元首,在中國皇帝朱棣的眼裡尚不入流。[ Gavin Menzies: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文中所提的「巨輪」並非誇張之詞,因為鄭和寶船最重的一條有7800噸,這已經接近萬噸輪的水平,它比19世紀之前英國最大的軍艦還大兩倍。明英宗時代有這樣一個著名的國際笑話,說是明朝廷宴請各國元首和使節,結果宴會所用580件官窯瓷器全部被使節們順手牽羊盜走了。實際上,直到今天,明代的傢具和瓷器,依然還是豪華的世俗日常生活的完美象徵。

與韋伯所描述的不同:「世界的發現」也與新教倫理的精神作用沒有關係,因為正如丹尼爾·布爾斯廷·Jr指出的:要想「發現世界」,歐洲那些關於天堂和地獄的宗教知識只會起反作用,對於「發現世界」而言,「精神」的力量毫無意義,這裡的關鍵在於天文學和地圖學的世俗知識,具體地說就在於繪製地圖特別是海圖之技術以及曆法技術的先進,而在15世紀唯一擁有這種先進技術的是中國人。[ 丹尼爾·布爾斯廷·Jr:《發現者》,呂佩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第164頁。] 當歐洲開始航海的時候(1470年),這離明朝結束國家主導的大航海,已經過去差不多半個世紀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歐洲的航海在人類歷史上本來就沒有任何開創意義。

布羅代爾提出了假如「鄭和船隊於1419年繞過了好望角」的假設,但是,他卻並非是唯一一個思考這個問題的人。在《1421:中國發現世界》一書中,英國皇家海軍出身的「業餘歷史學家」 [ 「業餘歷史學家」系加文·孟席斯的自稱。] 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根據自己多年的航海經驗,通過閱讀大量航海歷史的資料,又結合星象學、地圖學、古代文物和人類學進行研究,將已被明代道學家焚毀了的鄭和當年航海的路線圖再次描繪了出來。據此他確定:中國人確實繞過了好望角,到過非洲西海岸、南美洲和澳大利亞,並且進入加勒比海和科蒂茲海;1421——明成祖永樂十九年,中國發現美洲大陸,早於哥倫布70年;中國人發現澳洲,先於庫克船長350年;中國人到達麥哲倫海峽的時間,比麥哲倫出生的時間還早一個甲子;中國人解決計算經度的問題遠遠領先於歐洲三個世紀;他的研究使得鄭和成為完成世界環球航行第一人。

孟席斯說,他的新理論的形成也源自於一次「意外發現」。即他偶然發現了1428年葡萄牙人的一張海圖。該海圖相當準確地標明了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亞以及其他一些島嶼的位置。尤其是,圖上還標明了好望角的位置(而眾所周知,葡萄牙人是到1498年才發現好望角的)。孟席斯的研究最終表明:這張海圖只能是根據中國人的地圖和地理知識來繪製的,[ 參見加文·孟席斯的《1421:中國發現世界》引言部分。] 「如果它不是由歐洲人的上帝繪製的話」。據他考證,這張航海圖是從義大利旅行家尼古拉·達·康提那裡取得的,根據這張海圖,西方航海家在出發前就對目的地的航行路線有了事先規劃。孟席斯因此提出疑問:在不斷宣傳歐洲人獨立發現了新大陸的500年間,為什麼沒有人解釋過歐洲航海探險家當時已經有了完整的海圖?而數百萬平方公里的海洋,需要大批大型的船隻才能完成測繪工作,在當時又是誰能繪測出這種海圖?他得出的答案是很自然的,——當時擁有世界最大船隊的只有中國人,是航海家鄭和及其船隊完成了遠程航海,是他們而不是「上帝」繪製出這些海圖。孟席斯研究顯示,鄭和的海圖大約在1428年前後由尼古拉·達·康提帶到葡萄牙。此後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麥哲倫和英國航海家庫克都曾使用這些地圖的複製品,孟席斯奔波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和博物館,找到了這些海圖的各種抄本。他還證明:事實上,包括哥倫布在內的航海家都曾在日誌或書信中承認,他們擁有航海圖,因此,在出發前都已知道自己的航線。

像「資本主義」一樣,「科學」也被韋伯和桑巴特解釋為西方「理性精神」的產物。但是,我們也確實早就應該像布羅代爾那樣問一問:究竟什麼才是「理性」呢?布羅代爾說,當他們(韋伯和桑巴特)聲稱「這種理性在其運動中孕育著現代國家、現代城市、科學、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如此等等,他們究竟想說什麼呢?一句話,他們想說理性與科學和資本主義是一回事,都是上帝和物自體的產物。正如孟席斯所諷刺地指出的:在「亨利五世(1387-1422)的圖書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還是從修道院借來的」的歐洲,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興起,只能是大規模借鑒和引進中國、阿拉伯世界的科學知識的結果,而絕不可能是如韋伯所說的「新教世界觀」的產物。認為單靠全歐洲修道院里不到100本的羊皮書就導致了近代科學的產生,這足以淪為天方夜譚,這種天方夜譚恐怕連「上帝」自己也不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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