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我們以藝術的名義，談一下毛澤東書法的演變過程

1918年夏，毛澤東從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已是一個25歲的大青年。其後一輩子，在其學校教育期間打下的書法基礎之上，生髮出了他數量甚多的書法墨跡。縱觀這些墨跡，既有不變，也有變。不變的是一生下來基本上都是長形字了，再沒見私塾和中學早期的正方字，當然，也沒見再寫楷書。變的是經過了20年代過渡期以後，字形少有不偏不倚，反而是一忽兒西倚倚，一忽兒東靠靠，很少有站直的情況，比重慶談判中與蔣介石照相時的姿勢更加松垮。從歪向一個方向換成歪向另一個方向，早先大致以十年為一個周期，以後周期越來越短，甚至一幅書法之內都傾斜方向不一致。

1、過渡期（1920年代）

1920年代是毛澤東由學生向社會工作者過渡時期，書寫已由原來的學習變成了工作的需要，一筆不苟已不現實，故以行書為主，筆畫連帶多了起來。但是，由於離校尚不久，書生習學的氣質還在，學校期間打下的基本功還在，故能結體規範，中鋒行筆，轉筆圓潤，布局井然，一氣貫通全篇。

致林伯渠、彭素民信（1923）

2、西歪期（1930年代）

進入1930年代後，毛澤東的書法有了明顯變化，一是字形發生傾斜，呈上左（西）下右的斜倚狀；二是筆力開始退化。

西歪的發生大致是一個漸變過程，開始是一幅之內部分字西歪，以後一幅之中歪斜的字越來越多，至最後全幅西歪。1936年致許德珩夫婦的信，大致處於這種變化的中期：前兩行半總體正中略東斜，剩餘部分卻明顯西斜，前後不一。自此直到30年代末期，毛澤東的字都是西歪，且越歪越厲害。

前面所提及的1936年致許德珩夫婦的信，字體部分東倒，部分西歪，在很大程度上是書寫者本人控筆能力不夠的表現。這種筆力退化，在後面的幾幅手跡中表現的越來越明顯，在1939年為延安《新中華報》題詞「為消滅文盲而鬥爭」更一覽無遺，其中「爭」的豎鉤甚至不堪入目。值得注意的是，這還是一幅題詞，按說書寫時是盡心儘力了的。

3、東倒期（1940年代）

如果說毛澤東字體在1930年代發生西歪是一個漸變的過程，那麼進入1940年代一片東倒，上右下左地斜倚，就是一個突然全盤轉向。在運筆上，還出現了建國後時有見到的那種部分筆畫粗重的情況。在離開學校20多年後，毛澤東原有的書法底子也消耗得差不多了，這從1942年給蔣介石的信中可以清楚看出。

這是台灣國史館2010年解密的毛澤東1942年寫給蔣介石的親筆信。這封信對毛澤東很重要，所以他寫這封信時態度恭敬，用語十分謙卑，連臣子見皇帝的「寵召」、「晉謁」、「德意」都用上了，幾乎是匍匐在地:

帶著恭敬的態度，毛澤東一改平日書寫潦草，而選擇行楷，盡量做到工整。惜功力不濟，再怎麼認真，也難以掩其短拙，例如，第一行的「介」、「席」和第五行的「布」三字的豎畫，均寫成了偏鋒，筆畫右邊一排鋸齒疙瘩，半天拉不到底。

4、東倒西歪期（1950年代）

進入1950年代後，毛澤東的書法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字的結體越來越隨意，出現了一些較清秀的字，偏鋒多了起來，凝重獃滯的筆畫有時較多，50年代前半期依然延續了40年代的東倒，但在50年代後期又出現了西歪。

5、不定方向期（1960年代）

一般認為，1960年代是毛澤東書法高峰期，因為他此時積累了幾十年的書法實踐技術與經驗，正好得心應手，而70年代又垂垂老矣。事實上從公開的手跡來看，毛澤東60年代的書法不僅無顯著的提高，反而是不協調情況增多，多數書法一幅之內各字站立的方向飄忽不定（如1965年「西藏自治」四字各有各姿），筆畫要麼漂浮（如1961年致周世釗的信），要麼更加滯澀（如1965年學習白求恩等的題詞）。

以上集取了毛澤東不同時期的墨跡。為更細緻地反映毛澤東書法特點的漸變，儘可能做到每年一件。這些墨跡除少量題詞外，大多數為信函。根據常識，寫信需要態度恭敬，不可像打草稿、讀書做記號、隨手塗鴉那樣馬虎和不講究，當然也沒有必要過度刻意做作，因此，一個慣用毛筆之人的書寫能力和特點，就會在信函中十分真實又一覽無遺地顯露出來。所以，毛澤東信函墨跡，如果確屬於他本人所寫，應該是客觀評價毛澤東書法難得的客觀材料。根據這些墨跡，我們不僅可以看出毛澤東書法演變的脈絡，看出其用筆特點及其變化規律，更能透視出他的實際書法基礎。弄清楚這種基礎是評價毛澤東一些相對正規的書法作品(如詩詞墨跡）的關鍵。任何脫離毛澤東書法基礎來談論毛澤東書法，不是隔靴搔癢，就是霧裡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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