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視野中的中南半島山地跨境族群研究
人類學視野中的中南半島山地跨境族群研究
章立明
摘要：內容提要中南半島上從西到東分布著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和越南等7個國家, 其山川河流與中國西南地區同脈同流。山川大多南北走向, 是喜馬拉雅山脈和橫斷山脈的向南延伸部分, 自西向東分布的伊洛瓦底江、薩爾溫江、湄公可和紅河也均源自我國, 在這些相間排列的山川中形成無數的山口和隘道, 成為中國西南-東南亞族群遷徙流動的橋樑與通道。自19世紀中葉以來, 東南亞地區經歷了民族國家形成與族群融合的巨大變遷, 而諸多生活於其間的跨境族群自始至終都是這一進程的目擊者與親歷者, 他們以自己的生活經歷與生活實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類學視野中的中南半島山地跨境族群研究為闡釋東南亞史提供了文化框架與底層視角, 有利於我們從地緣與族群的角度來進行中國西南-東南亞非傳統安全局勢的研究。
關鍵詞：人類學研究中南半島山地族群跨境流動
一、中南半島的山地跨境族群概況
東南亞的中南半島 (Indo-China Peninsula) 是世界上歷史、文化、民族、宗教多樣性最為突出的地區之一, 19世紀中葉以來, 在東南亞民族國家形成與族群融合的巨大變遷中, 中國西南-東南亞跨境族群自始至終都是這一進程的目擊者與親歷者, 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形成於19世紀下半葉的人類學聚焦中南半島的山地跨境族群, 通過梳理人類學民族志關於東南亞跨境族群書寫與闡釋, 能讓過度壓縮與簡化的東南亞史重獲鮮活認知, 也有利於我們從地緣與族群來研究中國西南-東南亞的非傳統安全局勢。中南半島舊稱印度支那半島 (Indo-chine Peninsula) 是南亞次大陸和中國西南之間的陸地連接部分。1883年, 科洪用極富文學色彩的「Chrysê」(1)一詞來指稱從印度到中國南方之間的廣大地區;2005年, 森德爾則用米佐-庫基-欽 (Mizo-Kuki-Chin) 語中的「Zomia」(2)一詞來指稱從印度東北經緬甸、泰國、寮國、越南, 直到中國雲貴高原的廣大區域;2009年, 斯科特再對地理概念「Zomia」進行了文化解讀, 意指一種「遊離於平原低地政府統治之外的山地族群的社會狀態」。(3)其實在上一世紀的60年代, 從事泰國北部山地研究的學者就開始用「山地部落民」 (Hilltribes) 和「高地人」 (Highlanders/Uplanders) 等詞來指稱這些居住在高地叢林、以山地農業為生的非所在國主體民族的少數群體。這些山地族群(4)的種族來源、具體人數以及生產方式將是本文的關注點之一。
(一) 中南半島的山地跨境族群
中南半島的山地族群大多是從中國西南地區遷徙而至的蒙古人種, 按照語言譜系的分類法, 他們分屬南亞語系的孟高棉語族和漢藏語系中的藏緬、苗瑤和傣泰-壯侗三大語族的不同語支。依據現有的人類學民族志資料, 我們將主要關注漢藏語系中藏緬語族和苗瑤語族中的六個族群。
1. 藏緬語族中的哈尼族 (阿卡) 、景頗族 (克欽) 、拉祜族和傈僳族
在中南半島山地跨境族群中, 同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有景頗族、獨龍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傈僳族、阿昌族和怒族等, 我們主要圍繞以下四個族群進行考察。
阿卡 (Akha) 阿卡是哈尼族的一個分支愛尼的自稱, 同樣, 中南半島的阿卡通過父子連名制的譜系來保持與祖先的傳承關係, 即「生活過程中的歷史連續性特別為族人所重視」(1), 因此, 本文把阿卡與哈尼族視為同一族群。從13世紀起, 哈尼先民 (和蠻) 就開始由中國的西南地區南遷至緬甸東北部、泰國 (1939年之前稱暹羅) 北部、寮國北部和越南西北部的密林之中, 「直到19世紀末還有阿卡人從緬甸進入泰國北部山區」。(2)據2010年的統計數據顯示, 哈尼族/阿卡共有200多萬人, 其中「中國哈尼族人數為163萬人, 越南2.4萬人, 寮國6.7萬人, 緬甸25萬人和泰國9.5萬人」。(3)
克欽 (Kachin) 從11世紀開始, 居住於獨龍江流域的景頗先民 (尋傳蠻)就開始沿江而下西遷至伊洛瓦底江的江心坡一帶, 1824年, 英國把阿薩姆地區劃歸印度, 定居其上的克欽人就變成了印度新坡人 (Singpho) , 克欽成為了生活在中緬印三國的跨境族群。儘管克欽內部各支系在語言上不盡相同, 但「整個克欽山地克欽文化本質上是統一的」,(4)因此, 本文也把克欽與景頗看作是同一族群。目前, 景頗族/克欽共有130餘萬人, 其中中國景頗族人數為14.7萬人(2010年) , 緬甸115萬人 (2000年) , 印度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 (即我國的藏南地區) 和阿薩姆邦也居住著上千的克欽人。
拉祜 (Laho/lafu) 從18世紀末開始, 拉祜人開始從雲南向緬甸遷徙, 有三次大的遷徙, 而「最近的一次發生在1958年前後」。(5)20世紀以來隨著緬甸局勢惡化, 拉祜人又陸續遷往中南半島的其他國家。目前拉祜族共有80餘萬人, 其中中國的拉祜族人數為48.5萬人(2010年) , 「緬甸15萬人 (2001年) , 寮國1.49萬人 (1995年) , 泰國8.7萬人 (1998年) 和越南0.53萬人 (1989年) 」。(6)
傈僳 (Lisu) 19世紀初葉, 居住在怒江、獨龍江流域的傈僳人開始一路向西進入緬甸, 學界對傈僳的族稱有多種解釋, 其中有一說是指「已經下來的人」,(7)即從怒江、瀾滄江源頭來到緬甸和暹羅的人。從19世紀末期開始, 傈僳人又開始遷往印度以及東南亞的其他國家。目前傈僳族共有120多萬人, 其中中國傈僳族人數為70萬人 (2010年) , 緬甸40萬人 (2007年) , 泰國5.5萬人 (2006年) , 印度7萬人 (2008年) , 寮國和越南也有少量傈僳人。1980年以後, 經聯合國難民署轉介安置到歐洲各國、美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國的傈僳人大約有0.05萬人。
2. 苗瑤語族的瑤族 (勉人) 和苗族 (赫蒙, 又稱蒙人)
瑤族和苗族同屬苗瑤語族, 其先民早在隋唐時代就通過雲南、廣西等地遷往中南半島, 雖然不同支系的遷徙時間不同, 但這一過程「直至本世紀初 (20世紀) 還在繼續著」,(1)且在中南半島的多個國家之間不斷地遷徙。1978年, 白鳥芳郎 (Shiratofi Yishiro) 在《東南亞山地民族志》中就記載了一個盤姓瑤族老人一生的遷徙經過。「盤進清出生在寮國的吞考, 一個月大時就隨全家遷往泰國的吞窩, 12歲時再次遷往泰國的南拉村, 29歲時又遷回到寮國的普清, 34歲時再度遷往泰國的會裡村, 44歲又遷往泰國的南老村, 直到55歲時, 他才遷到了現在的居住地——泰國的博錫良村」。(2)1975年印支戰爭結束後, 大量滯留在泰國的勉蒙難民才陸續遷往歐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等地。
勉人 (Mien) 中國瑤族有28種自稱, 近百種他稱, 其中以「勉」或「門」為自稱的占瑤族總數的60%以上, 因此, 本文使用勉人來指稱瑤族。目前全球瑤族人口共有340萬餘人, 其中生活在中國的瑤族人口有279.6萬人 (2010年) , 其餘的分布在越南、寮國、泰國、緬甸、美國、法國和加拿大等國。從20世紀90年代的數據來看, 「海外瑤人總人口為60萬人, 其中越南50萬人, 泰國3.61萬人, 寮國3萬人, 緬甸0.1萬人, 美國2.5萬人, 加拿大0.1萬人, 法國0.1萬」。(3)
赫蒙 (Hmong) 以赫蒙來指稱苗族並不十分恰當, 中國苗族由三大支系構成, 赫蒙只佔了其中的1/3 (2010年中國苗族有942.6萬人, 其中赫蒙為320萬人) , 但境外生活的苗族則以赫蒙居多, 如「越南78.7萬人, 寮國46萬人, 泰國14萬人, 緬甸0.2—0.3萬人, 美國27萬人, 法國15萬人, 澳大利亞0.24萬人……全世界有將近500萬的蒙人」,(4)佔了全球苗族人口總數的50%。
(二) 山地跨境族群生活的自然環境與生產方式
中南半島山地跨境族群因其居住地的自然環境和生產方式而得名, 一般來說,他們生活在海拔1000—2000米之間的熱帶雨林中, 如勉人在越南北部的16個省都有分布, 且人數都超過萬餘人。1980年之前, 山地族群主要從事的是以刀耕火種為主、採集和漁獵方式為輔的山地複合生計方式。
1. 山地跨境族群生活的自然環境
山地跨境族群主要生活在中緬 (2185千米) 、中老 (505千米) 和中越 (陸地部分1450千米) 的國境線上, 或者是緬甸、泰國、寮國和越南北部和東北部山區, 這些區域也是以上國家的國境交界處, 如緬泰兩國之間的景棟地區, 以因種植罌粟而聞名於世的金三角就在泰國北部、緬甸東部和寮國西北部三國相交的三角形地帶內。
從地形上看, 中南半島的地勢北高南低, 而具體到每一個國家又有所不同。如緬甸的東、北、西部均為高山和高原, 西部是那加丘陵和海拔在1800米以上的若開山脈, 東部是海拔在1000—1300米的撣邦高原。泰國北部主要是海拔在1600米左右的高地叢林, 東北部是海拔在100—300米的呵叻高原。寮國更是一個多山地的國家, 國土面積的80%是山地和高原, 東部是長山山脈構成的高原, 最北邊是海拔在2000—2800米的川壙高原。柬埔寨的東部、北部和西部也是山地和高原, 大部分地區均被森林覆蓋。越南的地勢是西高東低, 境內3/4的山地和高原都集中在北部和西北部。
從地圖上看, 山地跨境族群生活的高地叢林都集中在北回歸線以南的北緯20度線附近, 這裡的山林連綿數千里, 是亞洲最大的熱帶雨林區。在熱帶季風氣候的影響下, 這裡氣候炎熱, 雨量充沛, 季節差異不明顯, 生物群落演替的速度極快, 而數以千計的植物種類為生活在這裡的族群提供了可供食用的根、莖、葉、花、種子和果實, 有利於他們形成與自然條件相匹配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2. 跨境族群從事山地複合農業生產
在中南半島的熱帶雨林區, 由於從事採集和漁獵的勞動投入與得到食物的回報比例是最優的, 因此, 山地族群大多以隨用隨采 (獵) 的方式來獲取食物資源。而為了擴大食物的來源, 他們也從事刀耕火種的山地農業, 如清人毛奇齡在《蠻司合志·兩廣一》中提到:「種芋菽為糧, 截筒而炊」。(1)
截止20世紀50年代初,在雲南瀾滄江以西的地區, 西起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 中經臨滄和思茅地區西南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南部、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東達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南部, 橫亘著一條橫跨千里的「滇西南刀耕火種帶」,(2)在這一地帶內生活的拉祜族、怒族、獨龍族、基諾族、德昂族、景頗族、傈僳族、佤族、布朗族以及苗瑤的一部分大都採用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與其說是以上族群把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帶到了中南半島, 還不如說是因為他們追逐可以開墾的山地而向人煙稀少的東南亞一路遷徙, 從而完成了生產方式上的跨境流動, 如金平的拉祜人「通常每隔1年就短途移徙耕作居留地一次, 每隔3年又重返故地利用那些已經休閑期滿的耕地, 每隔12年左右就不辭長途跋涉到另一片原始森林」。(3)
由於中南半島的人口不斷增長, 可供輪歇的土地面積嚴重不足, 再加上民族國家形成後不斷強化的國土意識, 使得山地族群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越來越難以為繼。特別是民族國家大多把改變山地族群的游耕方式作為社會發展的目標之一, 刀耕火種被貼上了「落後農業」的標籤, 山地族群更被指責為「森林的殺手」。據泰國林業廳估計, 「泰北地區每年每戶毀林面積1-—5公頃。1973—1977年的衛星照片顯示, 北部森林面積從9.5842萬平方公里減少到6.8588萬平方公里, 平均每年減少5.69%」。(4)於是, 從上一世紀下半葉開始, 刀耕火種這一最能適應熱帶雨林生態環境的生產方式終於走到了末路盡頭。
二、人類學民族志中的中南半島山地跨境族群研究
19世紀60年代以來,人類學之所以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 與西方國家不斷拓展海外殖民地關係密切。旅行家、商人、記者以及傳教士源源不斷地深入中南半島的內陸腹地, 留下了大量山地族群的族源、文化和語言方面的描述和記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區域研究使得人類學介入到山地族群的社會發展與「宗教心理戰」當中, 強化了人類學的應用價值。隨著人類學理論與知識的傳播, 人類學傳統研究對象也開始運用人類學來書寫自身的身份認同與族群意識。在對中南半島山地跨境族群的民族志研究中, 人類學本身也實現了自身的知識更新與方法嬗變。
(一) 作為殖民主義副產品的山地跨境族群研究
1840年以後, 由於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以及隨後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使得活動於中南半島的探險家、記者、殖民地官員以及傳教士等得以在印度支那-中國內地之間穿梭旅行, 他們開啟了中南半島山地族群經濟、歷史、文化的書寫歷史。一般說來, 這些遊記、見聞錄與傳教報告還稱不上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民族志作品, 但是畢竟為後來的研究積累了大量可觀的素材及不少有用的線索。其中的某些研究結論引發了激烈爭論, 讓人類學研究在後殖民主義時代備受批評與責難。
1. 遊記與見聞錄中的印度支那-中國內陸族群
從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首航印度開始, 西班牙人和荷蘭人也相繼侵入中南半島, 但是直到19世紀初, 西方殖民者只是在中南半島的沿海港口建商館和修兵站, 並未深入到其內陸腹地。到19世紀末,英法兩國獨佔中南半島的格局才最終形成, 如1886年, 緬甸被納為英屬印度的一個省;1897年, 包括越南、寮國和柬埔寨在內的法屬印度支那聯邦才宣告成立。
從19世紀中期以後, 西方人從緬甸、越南和寮國進入中國內陸的陸路通道已經打開, 旅行家、商人、記者和殖民地官員關於印度支那到中國內地的遊記和見聞錄可以開列出一份長長的書單。如果按照時間先後順序排列, 它們是威廉姆斯的《從緬甸到中國西部》(1), 鮑爾斯的《八莫探險:關於重開滇緬商路實用性的報告》(2), 庫珀的《商業先驅者遊記, 或從中國去印度的陸路旅行》(3), 卡爾內的《從印度支那到清帝國的旅行》(4), 拉格里 (Doudart de Lagree) 和加尼耶 (Francis Garnier) 的《印度支那1866、1867和1869年的勘探旅行》(5), 安德森的《從曼德勒到勐緬 (騰越) :1868年和1875年在中國西部的兩次探險》(6), 馬嘉理的《馬嘉理的旅行:從上海到八莫, 又回到蠻允》(7), 巴伯的《從大理到騰越:格羅夫納調查團雲南西部行程筆記》(8), 科洪的《穿越華南邊疆:從廣州到曼德勒的旅行記事》(9)和《在撣人之中》(10), 莫里遜的《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11), 奧爾良(Henri D』Orleans) 的《雲南遊記:從東京灣到印度》 (1898年)(12), 約翰遜的《從北京到曼德勒:一次從華北到緬甸的旅行, 經四川和雲南藏區》(13), 戴維斯的《雲南:聯結印度和揚子江的鏈環》(14), 安斯克夫的《邊境筆記》(15), 沃德的《藍罌粟之地》(16)和《在緬甸的最遠處》(17)等。這些遊記與見聞錄都詳略不等地涉及所到之處的族群分布、社會交往、風俗習慣以及物產資源等內容, 主要是以最直接的觀察與客觀描述為主, 並沒有進行相關的分析與探討。
2. 傳教士撰寫的山地跨境族群研究報告
從16到18世紀, 隨同西方商人和軍隊進入中南半島的傳教士也主要活動在沿海一帶, 為殖民定居點的信眾提供宗教服務, 因為沒有軍隊的保護是難以深入到內地去接觸生活在那裡的山地族群的。1886年, 隨著英國佔領上緬甸後, 英國衛理會的伯特森 (Bateson) 才開始在上緬甸從事傳教活動, 直到19世紀末大量的西方傳教士才開始在中南半島的內陸地區建立教堂, 吸納山地族群改宗基督教或者天主教, 而從皈依信眾中發展本地神職人員則是擴大教派影響力的法寶之一。
與遊記和見聞錄對印度支那-中國內地族群進行直觀描述不同的是, 傳教士們撰寫的傳教報告或者學術著作大多專業而系統, 具有紮實的資料基礎, 原因就在於他們接受過傳教地的語言培訓或者說能在傳教過程中掌握當地方言, 他們中的某些人還能為不同族群的信眾創製文字。如1890年, 美國浸信會的漢森 (Ola Hanson) 到達八莫, 三年後, 他和庫森 (JosiahCushing) 用拉丁字母創製了克欽文字, 1906年, 他們用克欽文字翻譯出版了《聖經》。20世紀初, 曾在寮國北部、越南和我國西南地區傳教的巴黎外方傳教會薩維那也試圖在苗語與法語之間建立關聯性。1949年, 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恩保羊(Bertrais) 在寮國朗勃拉邦地區傳教時「創製了寮國苗文,又稱東南亞苗文」。(1)在掌握不同族群方言的情況下, 傳教士們很容易對當地信眾的歷史淵源、生產生活習俗、組織結構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做出生動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如薩維那的《苗人史》 (1924年)(2)就涉及印度支那赫蒙的來源, 東南亞赫蒙與中國苗族之間的遷徙關係等內容, 該書一版再版至今仍得到重視, 如2009年該書還被貴州大學出版社編入《國際視野中的貴州人類學叢書》 (第1輯) 之中。(3)
當然, 如果只從語言使用的角度來判斷某一族群的族源是很容易得出偏差結論的, 如「苗族的東南亞撣族說、高加索人種說以及印度支那土著說」(4)最後證明都是錯誤的。而有的謬誤一經形成, 其產生的消極影響往往很難消除。如美國長老會的多德 (William Dodd) 在《泰人:漢人的兄長》 (1923年) 一書中論及泰語民族的族源和早期歷史時, 提出了「南詔的泰族建立說」, 此說一經提出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36年, 前往大理調查民家 (白族的別稱) 的費子智 (Charles Fitzgerald) 雖然認為民家與漢人、納西、傈僳、羅羅、泰人和印度人在體質和文化方面具有明顯的差異性, 但他還是做出了「民家是泰人的外圍人群」的結論, 他說:「對於任何對少數民族感興趣的人來說, 這個地區和這裡的人民都值得研究, 因為他們正處在同化為普通漢人的過程中」。(5)近百年來, 泰國和中國圍繞南詔到底是誰建立的問題進行了「持續的學術爭論」。(6)
(二) 區域研究中的山地跨境族群研究
從1824—1886年間, 英國將緬甸分為緬甸行政區 (中部地區, 由仰光控制) 和邊區 (名義上由傳統領導控制的邊緣和邊境地區) , 而地方政府並不與邊區產生任何直接聯繫。這種政治上忽視邊區或者山區族群的做法在中南半島並不鮮見, 如泰國的「清萊城往北地區的地方官員們只處理平原地區的城鎮和鄉村的事務, 除了與一些頭人打交道外, 他們根本忽視了山地居民的存在」。(7)如果說東南亞史等學科會因文獻不足而放棄山地族群研究的話, 那麼專註文化框架與底層視野的人類學則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山地族群的研究, 如貝爾納德茲科《阿卡和苗:印度支那應用民族學的問題》(1)。正是基於對克欽傳統領導方式的關注, 利奇的《緬甸高地諸政治制度》(2)成了政治人類學的經典著作。隨著中南半島新興國家擺脫殖民體系陸續獲得了獨立, 身處邊區的山地族群問題也被提到議事日程上, 在國際組織和當地政府的鼓勵下, 人類學家開始在區域研究的名義下全面介入山地族群研究, 其中既包括不同族群語言文字、婚喪禮俗、生產方式和宗教信仰等傳統研究內容, 也有基於社會發展、文化尋根以及宗教心理戰等實用性目的的應用研究。
1. 泰國山地部落中心的山地族群研究
二戰以後特別是1975年以後, 西方人類學者要想在中南半島的某個新興國家中獲得調查山地族群的許可證是件非常困難的事, 相比而言, 前往泰國倒是個不錯的選擇。當然, 這主要吻合了泰國政府力圖解決山地族群發展問題的意圖。為了根除罌粟種植, 減少對森林的破壞和提高山地族群的生活水準, 1959年泰國政府啟動了國土安置計劃 (Land SettlementProject) , 1960—1961年分別在清邁和達府建立山民安置區, 引導山地族群從游耕方式轉向定居農業生產。為了摸清排查山地族群的基本情況, 從1961年10月到1962年5月, 泰國政府對阿卡、拉祜、傈僳、赫蒙和勉人等泰北山地族群展開大規模的社會經濟調查, 來自歐美的人類學家也被聘為顧問參與調查工作。1964年, 泰國政府在清邁大學成立了山地部落研究中心 (The Tribe ResearchCenter) , 吸納了來自泰國、美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研究機構和大學的研究人員對山地族群進行長時段的調查研究。如從1966年起, 沃克就被該中心聘為研究員,對泰國北部的拉祜人進行了為期四年的調查, 並於1972年在牛津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 2003年他在印度出版了自己研究拉祜的重要作品《積德與千禧年:拉祜人儀式生活中的常規與危機》(3)。此外, 還有多人以泰北山地族群作為研究對象撰寫了自己的博士論文, 如達仁伯格 (Paul E.Durrenberger) 的「傈僳的醫療民族志」(4), 艾蘭的「泰國高地傈僳的經濟組織」(5)等, 而吉羅格利的博士論文「在泰北鴉片控制與流域保護下的傈僳社會結構轉變」已由密歇根大學出版社出版(6), 從而奠定了他們從事東南亞研究的學術基礎, 而阿南達 (Chob Kacha-Ananda) 的「泰國瑤人:過去、現在和未來」也先後被譯成日文和中文出版, 其中中文版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7)。
泰國山地研究中心除了向泰國政府提供山地族群經濟社會方面的研究報告外, 主要是對山地族群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進行了專題調查, 重要的著作有, 楊的《泰國北部的山地部落》(8), 昆斯達德主編的《東南亞部族、少數民族和民族》)(9)和《森林中的農夫:泰北的經濟發展與邊際農業》(10), 辛頓的《泰北的部族民與農民》(1), 白鳥芳郎的《泰國北部瑤人宗教制度的人類學研究》(2), 格迪斯的《山地的移民:泰國青苗的文化生態》(3), 劉易斯夫婦的《金三角的民族》(4), 麥金農等人編著的《泰國的部落民》(5), 王富文的《主權與暴動:泰國北部的白苗》(6), 達仁伯格的《傈僳宗教》(7), 哈瑟興的《泰北傈僳族中出現的性別不平等:狗和大象聲譽的衰落》(8), 西莫娜德的《招魂:一個赫蒙村莊社會性別與生活循環》(9)和托莫夫德的《苗山:泰國北部赫蒙的文化空間性》(10)等。其中既有介紹山地族群歷史遷徙、宗教信仰、物質文化、組織結構以及社會交往等方面的普及讀物, 更多的是利用田野調查階段收集的資料撰寫的人類學民族志, 其中涉及當地族群的暴動起義、社會性別以及旅遊開發等諸多內容。
雖然山地研究中心在族群研究的多個領域都取得了傑出的成就, 但是並不能令泰國政府感到十分滿意, 認為這些成果過分強調學術傾向, 對國家制定具體政策沒有太多幫助, 於是從1970年後, 該中心的主要工作轉向了短期項目與政策評估, 特別是為泰國政府的山地族群社會發展政策提供決策諮詢與評估服務, 如配合聯合國與泰國政府的「罌粟替代種植」項目進行研究。1955年, 泰國政府宣布泰北的罌粟種植是非法行為, 予以取締, 但收效甚微。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國際機構針對泰北地區組織實施「聯合國作物取代計劃」以及泰國政府主導的「王室計劃」(Royal Project, 1980年) 和「鑾東開發計劃」 (Doi Luong, 1988) 相繼啟動, 目的在於引導山地族群放棄種植罌粟而改種其他經濟作物, 保障泰北地區的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 「來自31個泰國政府部門, 49個國際援助機構的168個非政府組織」(11)的相關人員在泰北地區從事毒品替代與經濟開發工作, 其中就包括山地研究中心的人類學家, 此後, 罌粟種植才逐步從該地區消失殆盡。
2. 日本人類學家的東南亞研究
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 日本政府以向東南亞國家提供政府開發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為名開始重返東南亞,除了汶萊之外的東南亞國家均得到過日本的經濟援助。此外, 日本還派遣出大量的志願者深入到中南半島的山區地帶長期駐紮, 目的是對當地的學校教育、環境保護、醫療保健以及其他領域進行「看得見的援助」。而為了全方位和寬領域地提高援助效果, 日本政府還需要包括人類學家在內的專業人士對援助國和援助對象進行細緻的田野調查, 如從1969年起, 白鳥芳郎就開始對泰國北部的瑤人進行調查, 發表了《瑤人文書》(12)和《東南亞山地民族志———瑤族及其相鄰各族》(13)。其他的人類學民族志還包括竹村卓二的《瑤族的歷史與文化:華南、東南亞山地民族的社會人類學研究》 (1981年)(1)大林太良的《雲南苦聰人與北部印度支那的採集打獵民》(2)和片岡樹的《基督教與跨境民族:泰國拉祜族的族群認同》(3)等, 就涉及瑤族、哈尼族和拉祜族等多個山地跨境族群。
此外, 為了尋找日本文化的起源, 日本人類學家也曾多次到印度、泰國、緬甸和寮國的北部和東北部地區進行山地族群調查。如從1966年, 中尾佐助的《栽培植物和農耕的起源》出版開始, 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和中尾佐助等人在《續照葉樹林文化———東亞文化的源流》 (1976年)(4)和佐佐木高明在《照葉樹林文化之路:自不丹、雲南至日本》 (1982年)(5)中提出從帕米爾高原起, 經尼泊爾、錫金、不丹、阿薩姆、緬甸北部、泰國北部, 而進入中國西南地區 (包括雲南、貴州和廣西在內) 的「東亞半月弧」理論。以上學者還根據從日本西南部到中國台灣、華南、不丹和喜馬拉雅的常綠闊葉林提出「照葉樹林文化」, 認為從長江流域、中國台灣, 到達日本西南部的照葉樹林地區, 都擁有相同的文化起源, 這一地區又被稱為「照葉樹林文化圈」。1977年, 渡部忠世的《稻米之路》一書在探索亞洲稻作的起源和傳播問題時, 也提出從阿薩姆到雲南的「糯稻栽培圏」概念,(6)認為水稻起源於阿薩姆和雲南, 部分佐證了東亞文化圈具有相同源頭的觀點。1984年, 鳥越憲三郎更是提出了「倭人起源於雲南」說,(7)而其他學者為了擺脫日本民族的單一雲南起源說, 又從雲南一路南下到泰國北部的山地族群中進行田野調查, 主要關注該地區的族群分布、遷徙路線以及親緣關係等內容。
如果說日本的東南亞研究就是為了配合政府的援助計劃和文化尋根則不盡準確, 特別是以2009年京都大學成立東南亞研究基地開始, 日本的東南亞研究已形成「跨越人文社會科學, 兼具農學、醫學和生態學的綜合學科」,(8)極大地拓展了日本學者東南亞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尤其為日本企業的海外發展戰略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3. 法屬印度支那的山地族群研究
中央高地 (Central Highlands) 位於越南與寮國的交界處, 是控制南越乃至整個印度支那南部的戰略要地, 也是印支衝突各方交火最為劇烈的地方, 而居住於此的勉人和赫蒙成為法國以及此後美國的「重要政治籌碼」,(9)進而是人類學矚目的研究對象也就不足為怪了。
自1897年印度支那聯盟成立以來, 法國就不遺餘力地推進對東南亞的研究, 如1900年成立的法國遠東學院 (法蘭西遠東學院) 就是一所專門研究南亞、東南亞和東亞文明的國家機構, 由歷史學、人類學、民俗學、考古學、藝術學和文獻學等多個學科的人員組成。在1890—1920年間, 法國對印度支那北部山地族群的研究就涉及勉人, 在那些以法語為主的作品中主要包括了勉人的族稱族源、婚喪嫁娶、社會組織以及宗教信仰等內容, 「早期研究越南北部山區的一些民族學家對瑤族的敘述遠比其他民族要詳細和突出」。(10)隨後勉人研究進入了長期的沉寂期, 隨著李穆安的《瑤族儀式畫》 (1982年)(11)的出版, 勉人研究又再度引起學界的關注。其間除了法語作者外, 操其他語言的學者也開始進入這一領域, 如賈亞瓦德納的《東南亞大陸的跨境族群》(1)開始在全球歷史進程中來關注勉人和赫蒙等跨境族群的歷史遷徙、物種傳播、經濟貿易、暴亂反抗以及文化擴散等內容。
與勉人研究一樣, 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印支赫蒙研究也以法語作品為主, 如1901年以來, 吉拉德 (Henri Girard)(2)等人發表了赫蒙研究成果。二戰以後, 哈夫納 (James Hafner) 的《巴特寮與赫蒙和阿卡人傳統經濟的變化》 (1965年) , 里納伍德(Barney Linwood) 的《川壙省的赫蒙》 (1967年) , 莫里尚 (Guy Morechand) 的《苗人的巫術》 (1969年) , 李穆安的《寮國北部的一個青苗村莊》 (1972年) 和《在疾病與死亡之間:赫蒙薩滿與死後之道》 (1987年) 相繼出版, 而李穆安本人既是勉人研究的專家, 也是赫蒙研究的代表人物。1975年以後, 越南和寮國都不再允許西方學者進入本國從事研究, 於是, 人類學家開始到泰國去開展勉人和赫蒙研究。
1951年4月, 杜魯門以總統令創建的「心理戰略委員會」, 主要工作就是對實施心理戰行動的地區 (或國家) 進行國情評估, 然後制定具體的心理戰政策。包括人類學家在內的專業人士在對東南亞國家的歷史、傳統、宗教、社會等方面的狀況進行分析後, 提出了「宗教心理戰」計劃, 如1956年出台的「小乘佛教國家」計劃,(3)後來該計劃擴大到所有大乘佛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等非基督教國家。1968年, 《美國人類學學會會刊》開始登載國防部招募人類學家的廣告, 主要是「與心理學家合作研究越南文化與越南人行為模式」(4), 其中就包括對中央高地的勉人和赫蒙進行研究。
從1962—1973年, 美國中央情報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 利用赫蒙想獨立建國的願望, 在寮國境內組建了一支2萬人的「白星苗人游擊隊」 (White Star Meo Guerrillas) (也包括勉人、克木人等其他山地族群) 來截斷北越軍隊的補給線———胡志明道(這條線路的絕大部分就在寮國境內) 。這場由美國主導赫蒙等山地族群參加的戰爭又稱「秘密戰爭」, 至少造成了十餘萬人的死亡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印支難民。(5)這一領域的代表性作品有薩明克的《Mois人和游擊隊員:從薩巴蒂埃到美國中情局對越南山地民族的發明和利用》(6), 莫瑞森的《塌陷的天空:從寮國撤退的中情局赫蒙的口述史》(7), 昆西的《收穫巴齋(8)的小麥———寮國赫蒙與美國的秘密戰爭》(9)以及富勒在赫蒙研究網上發布的網路作品「絕望地活著———寮國『秘密戰爭』苗族倖存者紀實」(10)
(三) 歐美國家對山地族群中的離散群體 (Diaspora) 研究
1975年印支戰爭結束後, 寮國軍隊在其北部地區多次發起針對「秘密戰爭」中參戰的山地族群及其家庭的攻擊, 於是大量的寮國勉人和赫蒙開始逃亡到泰國, 長期滯留在難民營中, 經過泰國政府和聯合國高級難民署的協調, 西方國家同意接受部分的勉人和赫蒙難民, 其中美國接受的難民人數最多。對這些來自中南半島山地族群中的離散群體來說, 他們在西方國家所面臨的文化適應和身份認同等問題已成為西方學者、也包括部分曾經是難民一份子的赫蒙學者的關注 (雖然印支難民並不僅限於赫蒙, 但有關赫蒙的研究卻是最多的) 。
1. 歐美學界關於山地族群中的離散群體研究
雖然人類學一直青睞生活在傳統村落社會中的族群, 然而滯留在泰國難民營中的勉、蒙難民也成了人類學家參與觀察的對象, 而當這些中南半島山地離散族群進入西方社會成為新移民後, 他們所經歷的文化震驚、心理適應、職業就業、文化教育、信仰衝突以及健康狀況等問題開始引起西方研究機構和學者們的關注, 於是將赫蒙的文化變遷與社會適應問題納入自己的研究課題當中。從1981年開始, 位於明尼蘇達州的康科迪亞聖保羅大學的赫蒙研究中心平均每兩年一次地開始舉辦國際赫蒙研討會, 並出版會議論文集, 2016年3月舉行了第六次研討會, 學者們對於生活在西方世界中的赫蒙的變遷情況給予了極大關注。法國霍斯紹關注寮國赫蒙對法國現代社會的調適過程。(1)早在上一世紀80年代, 沙茵 (Louisa Schein) 就與人合作拍攝了兩部反映赫蒙移民在美國生活情況的紀錄片, 記錄了赫蒙移民進入美國25年來的生活情況以及健康和薩滿治療醫術等問題。這一領域的重要作品還有費迪曼的《惡靈抓住你, 你就跌倒了:來自寮國赫蒙孩子的故事》(2), 考提克與人合作的《中心地區的新先驅:威斯康星州赫蒙的生活》(3), 費特那與赫蒙學者熊合著的《一切從頭開始:美國赫蒙及其移民的經歷》 (1998年)(4)以及莫特的《赫蒙和美國人:來到陌生土地上的遷徙故事》(5)等。
2. 山地族群中的離散群體的自我書寫與表達
雖然通過深入細緻的田野工作, 人類學家大都能夠設身處地從研究對象的角度看待與解釋他們所經歷的事情, 然而傳統民族志的描寫框架以及人類學家的權威身份還是遭到了以馬爾庫斯、費希爾和克利福德為代表的後現代人類學家的嚴厲批評。(6)比如說從事泰北族群研究的除了阿南達等少數當地學者外, 絕大多數人都是來自西方的學者。如今作為山地族群中離散群體的一員, 赫蒙學者開始以民族志的方式向讀者講述他們本人、親友或者鄰人的經歷與故事, 實現了從研究對象到研究者的身份「反轉」。如查本人就是1975年從寮國外逃到泰國的難民, 2005年她在《赫蒙研究》上以自身經歷寫作了《赫蒙和寮國的女難民:美國赫蒙女性人類學家的反思》(7)一文。楊寇的《一個美籍苗人家庭的遷徙歷程》(8)則講述了一個赫蒙青年楊芒的跨國遷徙故事。印支戰爭結束後, 15歲的楊芒來到泰國的難民營, 4年後與新婚妻子一起進入阿根廷, 1992年他們一家才獲准進入美國, 與分別了13年的父母家人重新團聚。
當大量的赫蒙難民到達歐美國家後, 他們中的部分人能在歐美的大學裡接受高等教育, 其中有些人選擇以自身群族作為研究對象並且獲得了博士學位, 後來他們也以赫蒙研究作為自己終生的事業。如1972年, 楊道 (Dao Yang)以「寮國赫蒙的經濟、社會和人口發展」獲得巴黎索邦大學的博士學位。2006年, 楊索花 (ShouaYang) 以「赫蒙的社會與政治資本:美國赫蒙組織的形式與運行」獲得北伊利諾斯大學博士學位。作為離散群體中的一員, 赫蒙學者運用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或者口述史法來從事人類學民族志寫作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重要的作品有李亞與王富文合作的《澳大利亞的赫蒙:文化與離散性》 (2003/1993年)(1), 陳素清的《赫蒙就是自由:他們在寮國和美國的生活》(2)收集了自1975年進入美國的三代赫蒙人的生活故事和個人經歷, 以及他們在新大陸如何紮根定居的生活智慧。李峰的《陶比李峰傳:寮國這片是非之地上一個赫蒙人經歷實錄》(3)既可以作為陶比李峰的個人傳記, 也是對寮國赫蒙難民形成原因的深刻分析。由楊寇與令狐萍合著的《漸漸出現的聲音:亞裔美國人不為人知的經歷》 (2008年)(4)其中就涉及對赫蒙遷徙美國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變化的持續關注與探討。
三、非傳統安全主題下的人類學山地跨境族群研究
斯托金 (George Stocking) 曾在《殖民狀況》中說:「在人類學的萌芽期以及後殖民時期, 人類學背後殖民權力的影子同樣揮之不散」,(5)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 類似的說法就不絕於耳, 人類學家被冠以西方殖民主義的代言人之稱, 民族志更被視為是殖民主義的副產品。然而, 經過20世紀70年代以來關於後殖民主義的批評與反思, 人類學已經清算了學科中的殖民主義色彩並對其中的殖民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 因為這門基於直接觀察底層人民而不是僅僅通過想像或者藉助文獻材料的學科在研究山地跨境族群時自有其用武之地。例如在研究中南半島的鴉片經濟時, 可以產生諸如麥科伊的《東南亞的海洛因政治》 (1972年)(6)等政治研究類作品, 也同樣有段穎的《族群形成、文化適應與歷史變遷:泰國北部的雲南人》 (2012年)(7)等民族志的存在空間。當代人類學提供了一種多種聲音與對話的空間, 能夠允許不同的聲音在文化研究與底層研究的框架下形成民族志。研究離散群體的可以是西方或者生活在西方的赫蒙學者, 也可以是日本學者, 如吉川太惠子就發表了《超越時間與空間:散居苗族的血親聯繫———關於寮國苗族在西方三國的個案研究》 (2008年)(8)一文, 此外, 還有來自中國內地大陸的苗族學者, 如張曉從「親類、同姓、同姓聯盟三個層面論述了美國苗族如何利用家族組織來調適和應對遇到的生存與發展問題」。(9)
中南半島的山地跨境族群往往因其所處的地理位置、人口規模以及非主體民族等邊緣特質難以走進正統的東南亞研究者的視野, 在殖民主義時代他們是無足輕重被忽略的群體, 而在民族國家建立後他們又被視為是麻煩或者問題本身, 如泰北的山地族群長期以來被當地政府和國際社會視為是「參與非法活動的鴉片種植者」。(1)其實從19世紀以來, 山地跨境族群在東南亞民族國家建構與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發揮著巨大作用, 對其展開持續而長期的研究將是中國西南-東南亞非傳統安全主題下的主要內容。目前國內已出版的中南半島山地族群的研究成果包括雲南大學何明主編的《東南亞民族志》系列(2)和玉時階、郝國強等人的專著, 但是仍然缺乏可供對話與交流的民族志文本。例如在大湄公河次區域中進行的水電工程項目往往需要築壩發電, 從而嚴重地威脅著生活於此間的山地族群的生計安全, 而這些族群所面臨的環境危機其實就是一種「排斥的政治」 (Politics of Exclusion) ,(3)也就是說, 在「使邊緣地區文明化」的口號下排斥了山地族群對自然資源的佔有和分享。因此, 我們將來選擇諸如山地開發、水庫移民以及生態補償等主題來進行中國西南-東南亞的貫通性研究, 也可以形成包括中國與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國學者在內的聯動研究, 這樣才能避免目前西南民族志與東南亞民族志之間存在的明顯斷裂, 導致人們對該區域內的民族多樣性與地緣複雜性無法形成完整認知, 最終影響人類學在進行中國西南-東南亞非傳統安全形勢研究時的分析深度和力度。
（注釋略，請參看原文）
【作者簡介】章立明，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原文來源】《世界民族》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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