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發明主體之爭與 1970 年代的科學問題——以技術革新題材的文藝作品為中心的考察

最新 02-16

重新定位技術發明與革新的主體

1958年「大躍進」時期，毛澤東認為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會出現一個「文化革命」和「技術革命」的高潮，他相信技術革命的主要力量一定是那些「地位較低、學問較少、條件較差」的「工人和農民」，毛澤東試圖通過「大躍進」中的技術革命證明他的這個判斷：

請中央各工業交通部門各自收集材料，編譯一本近三百年（包括中國）科學、技術發明家的通俗簡明小傳（小冊子）。看一看是否能夠證明：科學、技術發明大都出於被壓迫階級，即是說，出於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這個工作，科學院和大學也應當做，各省市自治區也應當做。各方面同時並舉。如果有系統地證明這一點，那就將鼓舞很多小知識分子、很多工人和農民，很多新老幹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卞和獻璞，兩刖其足；「函關月落聽雞度」，出於雞鳴狗盜之輩。自古已然，於今為烈。難道不是的嗎？1

在1964年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中又說道：

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採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沖之，也沒有上過什麼中學、大學。

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2

1958年5月毛澤東關於收集發明家材料的建議提出不久，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辦公室即編印了一本《400個科學技術創造發明家的小傳資料（初稿）》，「編者的話」中說：「為了初步地具體了解中外古今科學技術創造發明家的情況，我們編寫了這本資料（初稿）。在這四百人中，中國的有七十人，外國的有三百三十人，其中我們把那些社會地位較低、年紀較輕、學問較少、條件較差，在開始時總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擊，受折磨，受刑戮的人算作一類，佔總數的百分之五十八。我們相信它對於破除科學界的迷信，將會有所幫助。」3這個小冊子基本證明了毛澤東對技術發明主體的判斷。不過從「大躍進」之後到「文革」前夕，工人的「技術革命」雖然受到高度重視，技術設計領域也實行「三結合」的方式，但在現實層面，技術發明與革新的主體仍是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和工程師。

到了「文革」時期，將工人定位為技術發明與革新的主體被提到了事關社會主義前途和政治信念的戰略高度。與之相適應，當時的教育革命除了繼續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之外，在高等教育方面最大的變化就是「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理工科大學要走上海機床廠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挂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才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4

關於上海機床廠培養工程技術人才的道路，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調查報告《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才的道路》（「七·二一調查報告」）一文。文章說：「（文化大革命之後）工人和技術人員的關係變了。過去，這個廠的幾個走資派和反動『權威』曾提出所謂『一對一』（即一個工人為一個技術人員服務），他們的所謂『結合』是『工程師動嘴，工人動手』，『工程師出主意，工人照著干』，還是多少年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那一套。他們還製造了『工人和技術人員必須互相制約』、『造成對立面』的反動理論，建立了管、卡、壓工人的一套規章制度。一本《生產工人手冊》，就規定了一百七十多條，要工人背熟牢記，條條照辦。凡此種種，進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術人員之間的鴻溝。文化大革命中，這個廠實行了工人、革命技術人員、革命幹部的『三結合』，普通的工人參加了設計，技術人員也在第一線參加了實際操作，把理論和實踐緊密結合起來，雙方的關係有很大改善。」

「七·二一調查報告」所提到的由工人群眾、技術專家和黨委領導組成的「三結合」技術革新形式來自於1960年代初期的「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文革」後期許多反映工廠技術革新的文學作品反映了這一技術攻關形式「結合」外表之下的內在緊張，即技術革新主要依靠技術專家還是「群眾運動」5？

段瑞夏的《這不是偶然的》6，寫新聲無線電廠技術組組長陸群、攻關小組組長梁國樹、機器設計專家馬家驊所組成的「三結合」技術組，一起設計電視機的故事。「青年藝徒」梁國樹是從「局辦七·二一電子工業大學」畢業的「工人大學生」。馬家驊是一個不關心無產階級政治、名利思想嚴重的「技術專家」，他「是文化革命前夕進廠的一個無線電系大學生，文化革命中，正當廣大工人群眾奮起大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反、熱火朝天抓革命促生產的時候，他卻百事不問，一心背外文單詞，翻國外技術資料」。馬家驊對梁國樹的設計方式非常不滿：「技術可是硬碰硬的！小梁也不過才讀了兩年七·二一大學」；他埋怨「三結合」攻關小組不懂無線電理論，「七嘴八舌、七改八改」，「我可不願再這樣搞下去了，得增加技術力量」。而陸群則是一個夾在梁國樹與馬家驊之間的搖擺人物，總體上他更傾向於多用技術尖子，不用「七·二一」大學生，不搞「群眾運動」式的「三結合」技術小組。他說：「設計，不是表演大合唱，而是小提琴獨奏。」

由此，「工人大學生」梁國樹就與技術專家馬家驊、技術組長陸群在設計路線上發生衝突。梁國樹認為後者「沒有充分聽取工人群眾意見，只相信洋本本」，導致設計問題不斷，因此他決定推翻馬家驊「關門搞設計」的舊方法，走進車間，依靠工人群眾的智慧集體攻關，因為「最厚實的土地就是廣大工人群眾」。梁國樹的設計經過一系列曲折終於測試成功。小說借梁國樹之口總結道：「有人說，技術是硬碰硬的。我看，一個人的思想更是硬碰硬的，如果我們的思想偏離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那麼機器的線路也會接錯頭，硬碰硬的技術問題也會看不清楚。」

小說《風輪飛轉》7同樣是寫「設計」問題上的矛盾。「立新工業設計革命委員會」「三結合」設計小組組長汪意發（「文革」前的大學生）只相信「科學」，他要在設計院中設計風力機；而紅衛兵出身的潘高峰則相信「群眾」，反對將工農排斥在設計之外，主張「開門設計」，批判「照搬洋設計」。他認為過去設計工作「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統天下，變成了少數人的專利品」。《大海撈針》8中新光農藥廠廠黨委委員兼「三結合」研製組成員靳達梁則對不相信群眾的農藥專家鄺中揚說：「過去你把科學技術看作個人的資本，不相信工人群眾的創造；今天你仍然以為科學技術只能為少數人所掌握，不相信廣大群眾是科學技術的主人，這在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他認為：「科學技術在我們這個國家裡，再也不能只被少數人掌握了。」新農藥的試製過程中，靳達梁依靠群眾，大幹快上，取得成功；而對新農藥最終研製成功貢獻最大的則是經驗豐富的「井岡山老貧農」，而不是工程師鄺中揚。《凌雲篇》9反映了即使是大飛機製造這樣的「尖端項目」，離開了工人群眾的集體智慧，只信任「專家」，也會走到「邪路」上去。《追圖》10則寫造船廠的資產階級技術權威陳昌谷壓制工人群眾搞技術革新，他對工人老王師傅搞的焊接工藝革新不予理睬。小說同時還涉及「文革」初期的奪權，即把技術部門的權奪過來，「摻沙子」，依靠工人階級成立「三結合」的技術小組。「工人階級是工廠的主人，要佔領資產階級的世襲領地。」《潛力》11表現工人是技術革新的主體，不是勞動的工具，反對延長勞動時間剝削工人。12

除了小說外，具有相似情節模式的還有電影《青春似火》與《創業》。《青春似火》13描寫江南鋼鐵公司軋鋼廠以梁東霞為首的青年工人革新小組及其支持者冶金局黨委書記與設計室主任及其支持者革委會主任之間，圍繞自動化設計所發生的衝突。《創業》14的情節與之相似，但其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讓人過目難忘，影片著力呈現的石油領域中那種頑強奮鬥、自強不息的「創業」精神，展現了共和國的脊樑們為新中國的發展、崛起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在兩部影片中，從舊中國走過來的科技專家都處於一種尷尬的位置，他們或成為青年工人革新小組的副手，或因堅持「錯誤」設計主張而在工人的革新成果前受到教育，《創業》中的鑽井隊隊長周挺杉以毛主席的「兩論」（《矛盾論》《實踐論》）為指導搭鑽井、找石油，最終獲得重大成果，而糾纏於「海相」、「陸相」理論的總地質師章易之則在現實面前不斷碰壁。

可以看出，不論是「七·二一調查報告」還是以上小說，其行文都是辯論性的，它們急於證明：技術發明與革新的主體是有勞動經驗的工人群眾，而不是脫離實際的技術「專家」。

技術發明的專業化與資本化

眾所周知，產業革命階段是各種科技發明大量湧現的時期，蒸汽機、火車、汽車、電燈、電話等眾多發明改變了世界面貌，其影響延及今日。這些技術的發明者大多是具有生產實踐經驗的工人。而同樣重要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工業革命以後的各種技術發明的主體不再是這些工人了呢？這涉及近代科學從產生到現代轉變的歷史脈絡，其中的關鍵點是，19世紀中後期以後，在知識與勞動之間開始出現一個專業化的中間階層，科學的資本化及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的出現改變了此前技術發明的方式。

在16世紀以前，不論中國還是西方，絕大多數的技術發明與革新都是由直接參与生產勞動的奴隸、農民、手工藝人、工匠等完成的，這一階段的技術發明主要依靠的是實踐經驗，科學知識的作用微乎其微；這時的「知識」掌握在哲學家、官方學者、神職人員的手裡，而他們是與勞動實踐相脫離的。然而從16世紀到18世紀中期，科學知識的持有者通過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從而極大地促進了科學知識的發展併產生了近代科學。從1750年工業革命開始到19世紀中期，這段時間，參與生產過程的工人將他們的實踐經驗與他們獲得的普及性的科學知識結合起來，其結果是技術革新和發明創造的不斷湧現，這極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可以說後兩個時期，手與腦、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既產生了近代科學，又發展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

但是1850年之後，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出現，他們將科技知識和生產實踐結合於自身，這意味著技術發明的任務落到了這一中間階層身上。現代技術人才和工程師的興起是經濟發展和國家整體實力的要求，尤其是資本家因抵制工人罷工或預防工人短缺而對新機器和新發明的迫切需要。這些因素促使現代技術人才和工程師出現並形成一個知識-資本和實踐-勞動之間的中間階層，但他們——如馬克思所說——從一開始就是資本化的，他們和科學技術一道，成為一種資本的手段、致富的途徑、一種資本化的形式而同工人的勞動相對立。

現代意義上的工程師的先驅是土木工程師。土木工程師之父約翰·斯米頓於1771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工程師社團——土木工程師社團。其後幾十年時間，其他工程領域也漸次組建了自己的工程師團體。1856年德國工程師協會成立。工程師社團組織的目標是「希望工程師成為一個被社會所承認的新職業，而且這個職業的從業人員應當具備特殊的專業知識，從而區別於手工業者，又不同於企業家」15。同時，國家（主要是歐陸國家和北美）開始主導對技術人才和工程師的專業培養；這些新型的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一方面在學校學習理論知識的具體應用，另一方面又去了解具體的生產實踐，然後用實驗和不斷「試錯糾錯」的方式實踐他們的想法；他們逐漸取代具有長期勞動經驗的技術工人成為技術革新和發明創造的最重要力量。1794年法國建立了培養現代工程師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同時，「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獨立的工程師培養教育在美國興起，而工程師學校在這個過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6

國家培養出來的專業工程師相較於技術工人的優勢在於：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學習到科學理論知識及這些科學知識在生產實踐中的應用情況和應用方式；同時這些新型的人才又被要求了解具體的設計、建造、生產等實踐過程，因此可以說，他們將以前一直存在的科學理論和生產實踐的分離統一於自身（當然，這種統一更多的是在實驗室中完成的）。至此，技術革新和發明創造的方式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即技術革新和發明創造變得專業化了，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通過實驗和建立模型等方式，直接將生產機器或技術難題在實驗室中通過不斷的改進和「試錯糾錯」來加以解決。以往技術工人往往需要長時間經驗積累和不斷在實踐中增加試驗次數才能有所發明革新，比如蒸汽機的發明和改進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但是專業工程師們採用團體合作和分工的方式集體攻克技術難關，大大縮短了發明創造的時間，這些新的技術發明和革新不僅產生的速度更快，而且效能更高。

專業工程師的出現標誌著科學成為了資本的手段（資本開始自覺地「佔有科學」、「利用科學」），科學本身也成了一種致富的手段。科學的資本化，改變了世界，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它導致了影響深遠的經濟、社會後果。

首先是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這一階層的出現使技術革新和發明創造的門檻提高，這使生產實踐中的普通工人乃至技術工人的技術發明幾乎成為不可能之事。工人如果沒有足夠的科學知識或受過足夠的工程技術方面的教育，就無法再有重大的技術發明和革新。因此，工人已不可能像其前輩那樣以技術發明來改變自身命運，位於社會底層的工人失去了通過技術發明向上層流通的途徑。

19世紀中期之後，科學知識的不足成為限制工人發明創造的極大障礙，此後他們就只能在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們所發明的新機器旁勞動，資本家已經不需要他們的創造性，工人們需要的只是勞動，像機器那樣勞動。17

總之一句話，專業技術人員和工程師通過將知識與實踐（科學實驗、生產考察意義上的實踐）結合於自身的同時，又將知識與實踐徹底分離。在知識和實踐之間出現了一個壟斷二者同時結合權力的中間階層，即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從此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社會就徹底分裂為勞力者與勞心者兩個階級：勞力者被剝奪了知識和創造能力——在這裡，知識與實踐徹底脫離；勞心者掌握了知識和權力——在這裡，知識與權力完全合一。

第二個影響是，專業技術人才與工程師出現後所發明的新機器、通信和交通設備使資本主義進入大工業生產階段，整個世界的聯繫變得更為緊密，「現代」的降臨徹底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物質面貌和社會關係；機器生產和生產過程的分工所產生的流水線作業，使工人成為機器的一部分，工人如同死物一般成為馬克思所說的「異化」機器：

科學及其應用，事實上同單個工人的技能和知識分離了，雖然它們——從它們的源泉來看——又是勞動的產品，然而在它們進行勞動過程的一切地方，它們都表現為被併入資本的東西。使用機器的資本家不必懂得機器（見尤爾的著作）。但是，在機器上實現了的科學，作為資本同工人相對立。而事實上，以社會勞動為基礎的所有這些對科學、自然力和大量勞動產品的應用本身，只表現為剝削勞動的手段，表現為佔有剩餘勞動的手段，因而，表現為屬於資本而同勞動對立的力量。18

通過科學的專業化、資本化和勞動分工，資本主義將整個社會分裂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對立階級，而位於知識與勞動之間的技術專家這一中間階層，也成為資本的手段而與工人和勞動相對立。「自然力和科學，直接變成了一種武器，這種武器部分是用來把工人拋向街頭；把他變成多餘的人，部分是用來剝奪工人的專業和消除以專業為基礎的各種要求，部分是用來使工人服從工廠中精心建立的資本的君主專制和軍事紀律」，這就是馬克思說的「鐵人起來反對有血肉的人」，「活勞動」被「死勞動」所支配。19——在馬克思看來，在科學以資本的手段併入勞動過程之後，「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20了。

「又紅又專」與社會主義現代性困境

在共和國前三十年，知識與勞動相結合被認為可以防止知識成為「脫離現實」的特權。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二者都應做到「又紅又專」。但1950-70年代的中國的不同之處在於（相較於蘇聯），主要決策人毛澤東認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除了可以改變那種「不問政治的傾向」、杜絕官僚主義、堅定政治理想之外，還可以擺脫對「資產階級專家」的依賴，掀起一場工人「技術革命」的高潮。他的主要理論依據就是，西方產業革命階段湧現出來的那些偉大發明家都是知識與勞動、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工人，而不是知識分子和「專家」，既然中國也處於工業開始騰飛的產業革命階段，因而中國的技術發明的主體也將是這些具有豐富生產實踐經驗的工人。

事實上，《400個科學技術創造發明家的小傳資料（初稿）》也並非完全為了迎合毛澤東的論斷。那佔總數58%的發明家幾乎都生活於產業革命之前或產業革命時期，小冊子的結論如果限定在這時期，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它忽略了產業革命階段之後技術發明方式的變化。當時中國技術設計領域越來越轉向產業革命時期的經驗論，而整個外部世界（也包括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採用以國家主導培養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的方式來進行科學創新和技術發明，此時中國的高等教育革命、技術革命就顯得特別另類。

落後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重要困境就是，為了發展和「現代化」不得不運用一些資本主義因素。蘇聯為了追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上不得不靠所謂「利潤挂帥」、「物質刺激」，在科技領域不得不嚴重依賴「資產階級技術專家」。而一個脫離實際的、高薪的技術專家階層的出現正是當時的中國指責蘇聯「變修」的證據。

馬克思曾預言：「只有工人階級能夠……把科學從統治階級的工具變為人民的力量，把科學家本人從階級偏見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國家寄生蟲、資產階級的同盟者，變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只有在勞動共和國裡面，科學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21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科學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批判，他認為新社會必然要求科學應用的新方式，它應該同工人階級的權力和勞動人民的福祉合而為一。工人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應該打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舊分工，即改變知識與勞動相分離的局面：「在共產主義社會，機器的作用範圍將和在資產階級社會完全不同。」22「工人階級在不可避免地奪取政權之後，將使理論和實踐的工藝教育在工人學校中佔據應有位置。同樣毫無疑問，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工人的經濟關係，是同這種變革酵母及其目的——消滅舊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種歷史形式的矛盾的發展，是這種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歷史道路。」23「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將和教育相結合，從而保證多方面的技術訓練和科學教育的實踐基礎……」24在這個嶄新的社會中，工人不再是一個異化的勞動機器，而是「又紅又專」的新人，他們不僅具有社會主義熱情，而且具有技術發明和革新的創造精神。他們將重新拿回被資本家「佔有」的科學，將科學從資本化的牢籠中解放出來。

因此，1958年毛澤東將技術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地位較低、學問較少」的工人身上，也是為了改變「現代」以來知識與勞動分離的不合理狀況。腦體的對立在一個聲稱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必須直面的問題。如何培養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知識分子和技術專家（即「又紅又專」的新人），以剷除對「資產階級專家」的依賴，進而剷除位於知識和勞動之間的那個高薪的中間階層？「技術專家」及其所代表的工具理性，不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都傾向於作為同工人相對立的力量而存在。25而在「文革」語境中，「去政治化」的技術理性是一股延宕社會主義理想、導致「社會主義危機」的力量，然而在現代社會中它又是不可或缺的。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與現實發展政策的矛盾是「文革」技術發明與革新的主體之爭試圖解決的問題。

如果上海機床廠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是真實而有效的，那麼它確實可以解決工業革命之後因科學資本化所導致的知識與勞動的對立這一現代困境。可問題在於，它如何保證基礎理論的創新，以及如何在中國現有科技水平的基礎上「撐破」整個外部世界的那種發明方式？也就是說，上海機床廠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競爭對手，並不僅僅是國內那些被認為「脫離實際」的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技術專家」，而是整個外部世界（包括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方式，它如何才能戰勝後者？——這一悲壯窘境為歷史轉軌之後轉變發展道路（技術發明方式、科教政策）提供了理據。

結語

在1970年代的中國，將技術發明與革新的主體定位為有勞動經驗的工人還是定位為專家，反映了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不同構想。依靠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熱情和創造精神，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技術發明與革新，還是依靠專家的技術理性，在「文革」時期上升到了「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前者意欲消除現代以來「科學資本化」所造成的知識與勞動的對立，打破無產階級異化勞動的宿命，恢復其創造精神，從大的方面說，這也是為無產階級管理國家做準備；後一條道路是依靠技術理性和官僚體制形成一個中間的管理階層，知識與勞動的對立、「三大差別」等問題會被凸顯出來。前者側重於「紅」和平等、後者側重於「專」和效率；前者要求「繼續革命」，後者客觀上會延宕乃至擱置社會主義的未來目標。二者的衝突是內在於社會主義現代性困境之中的。

「文革」時期將技術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又紅又專」的工人身上，無疑是想超克社會主義現代性困境，走出一條嶄新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既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同於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然而，整個外部世界科學技術的專業化和資本化，讓依靠生產實踐經驗進行技術發明與革新的方式失去了競爭力。隨著「新時期」的到來尤其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口號的提出，對於誰才是技術發明與革新的主體，已經無須爭論了。中國融入所謂世界，也就認同了那個世界的「現代」邏輯。工人階級的命運已然非常清楚。然而對於那場超克社會主義現代性困境的悲壯嘗試，我們應該投以敬重的目光；對於將技術發明與革新的主體重新定位為「有文化的無產階級」這一逆「現代」邏輯而動的壯舉，我們應有一個歷史和理論的視野，認識到它是「現代」世界狀況以及社會主義政治信念和現實政策無法找到平衡點的反映。

1 毛澤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20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36頁。此文是毛澤東受到1958年安東機器廠工人試製成功三十馬力拖拉機的鼓舞所寫。

2 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1964年2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3頁。

3 參見毛澤東《關於印發四百個科技創造發明家小傳材料（初稿）的批語》（1958年5月21日）一文「注釋[2]」，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241-242頁。

4 毛澤東：《關於大學教育改革的一段談話》（1968年7月1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505頁。

5 當時總結教育革命經驗的文章說：「搞好大學的科學研究工作，還必須大搞群眾運動，堅持開門搞科學研究。毛主席早就說過：『什麼工作都要搞群眾運動。』科學研究是關門還是開門，是發動群眾來搞還是由少數人包辦壟斷，這是區別毛主席革命路線和修正主義科研路線的一個標誌。科學研究不僅要調動教師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而且要充分發揮校辦工廠工人、工農兵學員的作用，大搞群眾運動，才能搞得生氣勃勃，進展顯著。」「開門搞科學研究，還必須把科學研究的成果及時應用到工農業生產中去。」參見復旦大學教育革命組：《搞好大學的科學研究工作》，載《學習與批判》1975年第10期。

6 段瑞夏：《這不是偶然的》，《朝霞》1975年第7期。

7 左鴻恕：《風輪飛轉》，《朝霞》1976年第4期。

8 江華南：《大海撈針》，《朝霞》1975年第8期。

9 劉緒源：《凌雲篇》，《朝霞》1976年第2期。

10 中華造船廠「三結合」業餘創作小組：《追圖》，《朝霞》1974年第2期。

11 俞雲泉：《潛力》，《朝霞》1974年第4期。

12 另外涉及這一題材的小說還有王金富、朱其昌、余彭平的《試航》（《朝霞》1974年第4期），袁航的《東風撲面》（《朝霞》1974年第4期），郁俊英、沈金祥的《鑰匙》（《朝霞》1975年第4期），楊淼、董德興的《無產者》（《朝霞》1975年第10期），蔣子龍的《勢如破竹》（《天津文藝》1975年第3期），林啟茵的《鐵手》（《朝霞》1974年第8期），徐根生、董國新的《陣地》（《朝霞》1976年第4期），高啟道的《書記拜師》（《朝霞》1976年第8期）等。長篇小說有李雲德：《沸騰的群山》（第一、二、三部），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出版於1965年、1973年、1976年；程樹榛：《鋼鐵巨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劉彥林：《東風浩蕩》，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

13 《青春似火》，彩色故事片，董克娜、辛靜導演，馬鞍山文化局《青春似火》創作組編劇，北京電影製片廠，1976年「文革」結束前上映。

14 《創業》，彩色故事片，於彥夫導演，張天民執筆編劇，長春電影製片廠，1974年上映，但不久遭禁，後又解禁。

15 基斯·基斯蓬：《被縛的普羅米修斯：1750-1945年的英、美工程師》，見凱澤、柯尼希主編：《工程師史——一種延續六千年的職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8頁。

16 同上，第138頁。

17 參見馬克思《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的相關論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56-1974年中譯第一版。

18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956-1974年中譯第一版，第420-421頁。

19 馬克思：《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66-567頁。

20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56-1974年中譯第一版，第708頁。

21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草稿》（初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1956-1974年中譯第一版，第600頁。

2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56-1974年中譯第一版，第431頁。

23 同上，第535頁。

24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3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