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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的一生,被浪漫寵溺

明天是木心先生的誕辰。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始終如同一個隱世高手,被認識得太晚,只留下匆匆一瞥。

陳丹青曾經問他,怎麼才能成為藝術家?木心回答: 連生活都要成為藝術。多麼俏皮又浪漫的回答。莫不是出生在情人節賦予他的浪漫吧?

朦朧不露骨、浪漫而精緻的小詩,是木心擅長的。但他總說「溫暖、安定、豐富,於我的藝術有害,我不要,我要凄清、孤獨、單調的生活」。

透過木心的筆下,你會看到這個世界上可能有的複雜感和微妙。木心說,年月既久,忘了浪漫主義是一場人事。我們也會忘記許多作家,但木心的價值之深,使他停留在世人面前的時間會越來越長。

以下內容是著名作家駱以軍給鳳凰網文化的獨家供稿,原文之前僅刊載於台灣的《印刻》雜誌,從未在大陸發表過,此次發布前,駱以軍對文章進行了重新修改。

文明場景的偉大幻術

——追問追思木心

文 | 駱以軍

年輕時我讀木心常似懂非懂,不解其意(他那些警句又似禪宗偈語里繁若星辰的大哲人、大藝術家、大文學家,我大部分沒讀過),感覺抒情的啟動或終極辯證的機鋒後頭,總有兩隻手指在扳動翻轉著一枚銀幣之正反兩面,檢測、棒喝、遁逃、卻又痴情想展示一幅已滅絕了的,像光焰熄滅前一瞬輝煌殘影,像《紅樓夢》、像《陶庵夢憶》那樣一個文明場景。

那枚錢幣,既翻轉著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朝聖與返俗、拋棄與拾遺、死蔭之境與呵護祝福、犬儒與激切……

如果未必是他散文與詩創作的理想讀者,僅獨立拿著《溫莎墓園日記》的諸篇小說閱讀,你也會感覺到各篇之後總有一個哈姆雷特,沉吟、固執、一種道德情境無從選擇的惘然或遺憾、一種「將要被翻轉到錢幣另一面」的懸念或暫時擱淺。

1.

縮限在《溫莎墓園日記》這本集子里的諸篇小說,也各自遮藏隱蔽、欲語還休,只給見樹卻如霧中風景讓讀者存在「背後有一整片森林」之印象,即是這種「彼岸性」:曾經如此繁麗的文明全景;曾經如此和諧的人文宇宙;曾經如此嚴守風格風骨的文人丰儀;曾經如此守諾重情的義理秩序;燦若繁星的歐洲詩人哲人引句;或如《世說新語》人物品藻,幾筆素描即栩栩如在眼前的,「全人」該是如何言行、自由、瀟洒、高遠。

譬如《SOS》的將沉之輪船里一位醫生面臨救臨盆孕婦還是自己逃命,然即使幫忙接生完全了嬰孩誕生之神聖一刻,他們(醫生、產婦、嬰孩)旋即一同隨沉船滅頂。譬如《七日之糧》中,圍城者司馬子反與被圍者華元之間的君子誠信(「你們好好堅守城池吧,我們也只有七日之糧了,吃光,就回去。」),連為君者(楚莊王)面對這種君子之德,亦不敢逆之折之;譬如《五更轉曲》寫崇禛末年江陰縣典史閻應元率全城軍民,慘烈守城乃至城破被俘被戮之悲壯圍城史;乃至《壽衣》這篇,近乎向魯迅《祝福》里的祥林嫂致敬的,同樣「南方的憂鬱」的江南小鎮的場景、氛圍、群眾演員、敘事者視覺被這底層苦難者絕望無言翻不了身(一是階級,二是禮教傳統)的哀憤同情,那種左翼作家暗影濃厚的版畫風格。

祥林嫂

這幾篇小說,我們聞到一種古典的芬芳,或對某種古老道德價值之孺慕。似乎那個沉鬱冷誚、那個議論起培根、瓦格納、埃默森、蒙田、托爾斯泰……像隔鄰老友,那個「結結實實的懷疑論者」的木心,不見了,或是不像了。

木心在《魚麗之宴》里的幾篇應答編輯或學者提問,有許多段落至今讀了仍令人心驚,譬如:「……『文學』,酸腐迂闊要不得,便佞油滑也要不得,太活絡亢奮了,那個『品性的貧困』也到底不是『行路』、『讀書』就可解決。時下能看到的,是年輕人的『生命力』,以生命力代替才華,大致這樣……」

譬如被問起「在什麼地方(環境)您寫得最順意?」答曰:「繁華不堪的大都會的純然僻靜處,窗戶全開,爽朗的微風相繼吹來,市聲隱隱沸動,猶如深山松濤……電話響了,是陌生人撥錯號碼,斷而後續的思緒,反而若有所悟。」

譬如在《仲夏開軒──答美國加州大學童明教授問》(這篇訪談或是關於木心研究的經典資料),當被問及「西方文化究竟是如何影響您?」他的回答:「人們已經不知道本世紀20、30年代末,中國南方的富貴之家幾乎全盤西化過,原因有三:一、大都會的殖民地性質輻射到小城市而波及鄉鎮。二、西方教會傳道的同時帶來了歐洲文明是系統的博洽的。三、成年人對域外物質文明的追求,便利了少年人對異國情調的嚮往。……」

當被問及「如何對待中國文化精粹?」他回答的讓人抓耳搔腮:「中國曾經是個詩國,皇帝的詔令、臣子的奏章、喜慶賀詞、哀喪輓聯,都引用詩體,法官的判斷、醫師的處方、巫覡的神諭,無不出之以詩句,名妓個個是女詩人,武將酒酣興起即席口占,驛站廟宇的白堊牆上題滿了行役和遊客的詩。

北宋時期的風景畫(山水)的成就,可與西方的交響樂作模擬,而元、明、清一代代大師各占各的頂峰,實在是世界繪畫史上的奇觀。西方人善舞蹈,中國人精書法,中國人的『書法』之道,是所有的藝術表現中,最彰顯天才和功力的一種靈智行為……」他還說到中國古代的雕刻、陶、青銅、瓷、古典文學、古哲學……但又說:「中國文化發源於西北,物換星移地往東南流,流到江浙就停滯了,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國古文化的沉澱物中苦苦折騰過來的……」

在《戰後嘉年華》這篇,木心少見的不是一片廢墟墓園而是回憶的夢裡的長幅「清明上河圖」,那個熠熠發光如在夢動的「兒時江南」:「我曾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日本侵佔中國江南,始時國民紛紛逃難,到了全部淪陷,人們又各回故鄉,謹慎苟且度日,忙於對付各種苛捐雜稅,臉色凝重,道路以目。大小城市百業蕭條萎頓,偶有偽飾的繁華,所謂『共榮圈』的騙局把戲,顯得力不從心。被侵略者與侵略者都漸漸知道局面既長而不會維持太長,你的好夢就是我的噩夢,那麼你的噩夢便是我的好夢,一種駸駸八年變得又僵硬又軟靡的等待心情,瀰漫整個江南。

亂世必有的普遍的虛幻感,始『時值非常,一切從簡』成為那年月最流行的禮節性的託辭。自然景象雖則四季如儀,而清明節掃墓,同時祭奠為國捐驅的陣亡將士,中秋節賞月,家破人亡能有幾處稱得上團圓,山川森木都一色憊頓恍惚,是人的心情的投影吧。」

這個「南方」,「古鎮」,像浸泡在西方文明羊水中面目尚模糊的胚胎,不及長全,即因戰火、逃難、革命,歪斜癟塌地只好硬被穿戴上古代衰老夢境的戲服,我們在張愛玲的《小團圓》、《雷峰塔》,魯迅的《朝花夕拾》讀過這些恍惚如夢,扭曲變不了臉,或新舊華洋文化衝擊而易碎、輕蔑自嘲的笑、困惑迷惘的「無所謂完成」的人們的臉。

鳳凰網文化為紀念木心逝世四周年策劃的紀錄片

《歸來的局外人》

2.

木心在《溫莎墓園日記》一書之序中,像《紅樓夢》的錦織幻綉那樣寫到兒時在故鄉烏鎮看戲的經驗,「如夢而難醒」:

「……要候『班子』開碼頭開來了,才貼出紅綠油光紙的海報,一時全鎮騷然,先涌到埠口的幫岸上,看那幾條裝滿巨大箱籠的船,戲子呢,就是爬動在船首船艄的男男女女,穿著與常人無異,或者更見襤褸些,灰頭土臉沒有半點楊貴妃趙子龍的影子,奇怪的是戲子們在船上慄慄六六,都不向岸上看,無論岸上多少人,不看,徑自燒飯,餵奶,坐在舷邊洗腳,同夥間也少說笑,默默地吃飯了。岸上的人沒有誰敢與船上招呼……

混綠得泛白的小運河慢慢流,汆過瓜皮爛草野狗的屍體,水面飄來一股土腥氣,鎮梢的鐵匠錘聲丁丁……散戲,眾人嗡嗡然推背接踵而出寺門,年紀輕的跨圮牆跳斷垣格外便捷,霎時滿街身影笑語像是還有什麼事情好做,像是一個方向走的,卻越走越岔漸漸寥落,寒風撲面,石板的磔咯聲在夜靜中顯得很響,電筒的光束忽前忽後,上橋了,豆腐作坊的高煙囪頂著一彎新月,下面黑得像深潭,沿岸民房接瓦檐偶有二三明窗,等候看戲者的歸返──跟前的一切怎能與戲中的一切相比,本來也未必看出眼前的人沒意識,見過戲中的人了,就嫌眼前的人實在太沒意趣,而『眼前的人』,尤其就是指自己,被『戲』拋棄,絕望於成為戲中人。」

這段文字,真是美,完全不輸布魯諾?舒爾茨的短篇名作《肉桂色鋪子》。

夢外之悲。夢裡不知身是客。戲中悲歡離合鮮衣怒冠。戲外是仆跌摔進二十世紀「現代」那光天化日下的古代遺迹、精神性、人世願懣、臟污小運河旁甩頭甩腦走動的「冥晦之境的同族之群體」。既憎惡又傷懷。既尖誚卻又厚道。

木心說:「某西班牙畫家說,他望著雅典的帕德嫩神廟,感到世界上一切文明文化都是從這八根石柱中出來的。」但他經歷過謎一般的「十年浩劫」、譬如遠親沈雁冰這一輩的30年代中國現代創作靈魂們,從身體和可能展開的文學成年期整個摧毀、斬斷,他卻出走紐約、文字的呼吸仍那麼清新激烈,但他大口呼息的「歐羅巴精神」,同一座時鐘其實亦正是二戰那恐怖屠殺、文明徹底崩毀、種族滅絕、噩夢般的荒原。形成一個永遠側身在一切場景之外的異鄉人,或遊魂的自我形貌。他說:「我恨這個既屬於我亦屬於它的二十世紀,多麼不光彩的喪盡自尊的一百年,無奈終究是我藉以度過青春的長段血色斑斕的時光,我,還是,在愛它。」

當童明教授問起他「尼采所說上帝之死,與那個主宰道德世界的上帝相輔相成的人文主義隨上帝俱亡,尼采呼嘯的『悲劇精神』是什麼呢」,「這似乎又是二律背反」?木心典型的回答方式是:「問題愈談愈大,也愈黑,我向來只是劇場中的後排觀眾,你要我突然坐到前排靠近舞台,又何苦呢。」

《溫莎墓園日記》

但當童明再問,他則懇切作了一段非常嚴肅的回答(此處不再摘引,請參看原書),提到:「中國的成語『哀莫大於心死』,就是指這種地步和狀態,還有兩個成語,叫做『絕處逢生』,叫做『置之死地而後生』又是很可愛的逆論。」或當被問起「作家的被理解」,他則誚諷:「《聊齋志異》裡面有許多女的男的,俊俏伶俐,非常之需要讚美,非常之不求理解,一但眼看要被理解了,便逃之夭夭。」

3.

如果我們把木心在他創作中吝於顯露的那個「追憶似水年華」的教養底牌,那漂著瓜皮、狗屍的小河渠和篷船上狼狽卻又華麗的戲子們,那江南古鎮,視同舒爾茨的《鱷魚街》、《肉桂色小鋪》那穿越過櫛次鱗比,像化石岩層的老人老教養老工匠或老掌柜的少年啟蒙,那像是渡過一條夜夢與白日真實的邊界冥河,不同於張愛玲、沈從文、魯迅,也不同於大陸80年代崛起的「尋根派文學」,木心的龐大作品群似乎總在精神上離開、漂遠那個宛然若真、似戲若夢的原鄉。

而木心的烏鎮,也並不是農村,而是所謂「中國文化物換星移地往東流,流到江浙就停滯了,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國古文化的沉澱物中苦苦折騰過來的」,那個「二、三〇年代,幾乎全盤西化過的,中國南方的富貴之家」這個「文明小史」,保存的當時新型態工商人、小布爾喬亞、新舊混處的老師、或夫人姨太太、或環繞著的老工匠或新小生意人……這樣一個江南小鎮繁錯多層次的男女、經濟、死生關係網路(黃仁宇言)。

則《夏明珠》與《第一個美國朋友》這兩篇小說,是極珍貴難得,像木心挾帶著一個較全景、較暗影折藏、層層累聚的「身世」,因之在抒情或道德之硬幣翻轉選擇也更艱難,陷困於小說編織之人物群命運與品器的「文明沉澱物」。

恰巧木心在這兩個小說中使用的「我」,那個「我曾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的「我」;在《此岸的克利斯朵夫》中對青年席德進像偈語又像預言所說的「我這個自己還不像自己,何必談它」的「我」;「談事說物不宜插入一個『我』」的「我」;在這兩篇小說里,是以孩童的視角發聲的。

《夏明珠》里,「我」這個小男孩,和姊姊,像博格曼《芬妮與亞歷山大》的「從孩童之眼看著大人世界的種種糾葛」,因為是小孩,所以無能作決定,只能觀看。

夏明珠是父親(作為烏鎮出身到上海沖事業的工商實業家)在上海的「姨太太」,「父親一人在大都市中與工商同行周旋競爭,也確是需要有個生活上社交上的得力內助。」這於是在小孩的世界,形成母親(傳統小鎮的大老婆)與「那個女人」(代表上海這十里洋場所有新奇夢幻,華麗炫目的排場與教養)隔空對陣。

然也因此當小孩暑假赴上海游住時,形成一周旋於父親、母親、夏女士之間的「空騰出來的」,大人關係間的曖昧地帶,「媽媽一定會問的,哪些該講,哪些就不講。」(讓人想起少女張愛玲被問起「比較愛姑姑還是比較愛媽媽」的焦慮、世故、困擾),同時也因此在敘事上展開了「奇異的冒險」。

這一切當然從父親喪亡後,夏女士如折翼之鳥回到古鎮而巨大翻轉。夏女士幾次託人向母親懇求,希望歸順進他們家(上海的洋場交際被拗折回傳統中國古鎮的大老婆與妾之間的「宗姓」舊秩序鬥爭),她為父親生下一女,至少希望這孩子姓父親的姓。母親則守著傳統大婦之懿德,但被激怒時亦說出這樣狠話:「她要上我家的門,前腳進來打斷她的前腳,後腳進來打斷她的後腳。」

這幾乎是可以從《紅樓夢》、《海上花》援引片段即不斷繁衍、萬花筒化的中國女性鬥爭戲。然木心又將墓碑上的錢幣喀啷翻轉,太平洋戰爭爆發,古鎮淪於日本法西斯軍人與「維持會」之手,「我」與母親、姊姊躲在樓上,不敢與人知,時局艱險,連管家、僕人皆人心惶惶。

輾轉才知夏明珠女士被日本憲兵抓去,因為一口流利英語,被認定為英美間諜,且因堅拒不願被姦汙、剛烈斥罵,慘遭肢解。母親這時大慟,冒險請管家收屍,且將之葬在祖墳地上;並託人尋找那個小女孩,然回復是:已被賣掉,下落不明。

《第一個美國朋友》亦是由這樣一個童年、敏感、體弱,且生於江南有錢人家的「我」──甚至更貼近於魯迅、張愛玲、周作人他們的童年大宅──這樣打開故事,講述這個早慧抑鬱的男孩,和他的美國醫生之間,一種雜揉著啟蒙(同時代表大人、較文明的西方、以及掌握專業技術及知識的醫生)、信任、關於對話的教養的成長小說。

但與另一篇同樣帶有童年回憶氣味的《壽衣》(近乎魯迅筆下的祥林嫂,或張愛玲《雷峰塔》里的「何干」、「秦干」這些鄉下嬤嬤,她們和這孩童主人翁的家庭之間的舊社會經濟依存關係,與主僕倫理,所展開的悲慘身世)相較《第一個美國朋友》,環繞這男孩身邊的,是一個和陳媽、男僕、陳媽的無賴老公、私塾老師、賬房先生、舅父舅母這些中國人際所布展的,暗影、耳語、奸險或忠實人際經驗不同的,這個美國醫生(以及周圍的護士們)帶給了這個男孩是一個西化的、敞亮(小教堂里速寫來的漫畫像、建築積木、電動玩具)、雖然病中無以名狀的憂鬱,但那些洋人(包括院長太太、羅莎麗小姐、僕役)給與這男孩的,全是一種更高度(因此更自由、更新奇、更具想像力)文明對一個孱弱孩童(同時因生病而壞脾氣)的寵溺和勸導。這是否有某種對發生在三〇年代中國南方的「西方文明進入」姿態的素描?然確實這在這個烏鎮孩童的回憶之廊,是和《壽衣》的陳媽、和夏明珠,是並存在同一時期,同樣的故事世界。

如果我們把《溫莎墓園日記》里的諸短篇視為一,像木心這樣的,代表二十世紀出到三〇年代,穿過共和國現代小說──余華、蘇童甚至王安憶、葉兆言、格非──同時帶我們運鏡進入,卻有部分「不在場」的南方中國,南方小資產階級、文人、藝術家、知識分子的「荒棄的墓園」,不在場的「我」,過度年老的中國文明與世故,卻又在承受西方文明衝擊(啟蒙)時,像個病弱敏感的孩童。

則《此岸的克利斯朵夫》,更可看出那枚墓碑上的錢幣,木心翻轉它時,顫抖手指後面,對於中國現代文學藝術與哲學,在時光快轉、拿來主義、常只是像穿脫戲袍的顧盼與裝腔,那註定是「蛹」、孱弱病童、高蹈青年,不及成熟穩健卻被卷進「浩劫」,出亡,轉眼便是一老叟的難以言喻之「多重視焦」了。

那個病童承受的西方文明,青年如戲扮串的遲來的歐洲藝術,或流產的浪漫主義,在後來終於洪流般將一切淹沒的劫難,它們只是殘餘視網膜流光印象的滅盡的煙花。

這讓我們想起木心的「我曾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他在《溫莎墓園日記》中特別提到福樓拜《情感教育》里,阿爾魯夫人的珠寶傢具被拍賣的場面,「實在寫得好,殘酷,噢,文學是,必得寫到一敗塗地,才算成功」。

福樓拜

廢圮的墓園。被拍賣的公爵的愛情傳奇里的紅寶石項鏈。無情的世紀。穿行過那文明大壞毀,人們全瘋了的「浩劫」。他深情款款回望的十九世紀。或歐羅巴文明。或古代。他憎惡卻又痛愛的二十世紀。回憶中的烏鎮。青年藝術家那羽翼不全卻兩腿發光,那些傳遞延俄,或信息不全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的殉於美。

那個遮藏隱蔽的,如河面倒映之戲中戲的,童年教養。所有行過的一切都如夢中場景,銷毀融解;如深海沈船遺骸,無從打撈。這樣讀木心的《溫莎墓園日記》諸篇小說,我們感到一種奇異的、巨大的「已不在」的文明空洞戰慄,但諸篇似乎時空漫散,並不統一的記憶殘骸、燈光一滅戲即結束的舊園、古鎮、異國街道、古代、青年藝術家之前的純愛……「我」總是像哈姆雷特的父親,一個游雜在舞台之外的鬼魂,惶然、感傷、苦笑、遺憾……。

這些跨度極大的短篇小說折縮的文明布置,因為這種「不在了」、「讓我回憶看看」、「無可語之者」的「我」始終帶著敘事者的彆扭、劫後餘生的「沮喪」、一種對情操美感的挑剔、孤癖,於是逐篇讀下來形成一種殘骸層層擠壓、難辨難重建其原貌的、「流浪者的痛史」。對於小說,木心的野心或遠不如他之於繪畫、散文,以及詩。

但反而是透過這些小說(他總將之自嘲為「演戲」),或這些小說其實比他跨度同一年代、時間的中國現代小說,那翻轉人類道德困境、錢幣之手指,更多幾重的猶豫和參數,我們在這些小說看到木心那孤絕、剛烈、冷誚印象之外的,厚道、柔慈、和溫暖。我們或可說他文學靈魂的近親,其實是曹雪芹,或張岱。

責編:wa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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