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民國歷史的不同面相（五）

秦暉：民國歷史的不同面相（五）

——民族主義實踐：中國「站起來了」的歷程（下）

秦暉

轉自：愛思想網

哲學園鳴謝

今天應當說，抗戰初期，ZG武裝在正面戰場上還是頗有作為的。而另一方面，國民黨軍隊在敵後地區的活動也不能忽視。

共赴國難：抗日戰爭中的「正面」與「敵後」

承認民國政府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站對隊」的重要性，當然不是輕視國人自身的努力。

拿抗日戰爭來說吧，中國軍民的浴血奮戰，就是「站隊」能起作用的前提。儘管中國軍隊的戰績並不理想，這場戰爭也不是僅靠我們自己打贏的，但正是由於國人的屢敗屢戰，堅持到底，絕不投降，才贏得了世界的尊敬，使反法西斯陣營的勝利成為中國的勝利，得到了「站隊」的果實。如果中國政府像汪偽鼓吹的那樣投靠了日本，站錯了隊，也就談不上什麼果實了。

說起來，抗日戰爭和辛亥革命，這兩件大事，20世紀的中國人都引以為豪。但在共同的自豪下，不同的解釋也有很大衝突。

就抗戰而言，核心的爭論就是國共兩黨誰的功勞大。與此相關，過去還有在迫使日本投降方面，美國與蘇聯誰起的作用更大的爭論。大陸曾強調說，美國人打海島扔原子彈都不管用，蘇聯人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自從中蘇鬧翻後，就很少這樣說了。

但國共之間的互相指責——你說我「游而不擊」，我說你「消極抗日」——卻一直沒有停息。近年來，這兩種說法都逐漸淡出，我們這裡一方面仍強調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也承認兩黨各有貢獻：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共產黨軍隊在「敵後戰場」，都功不可沒。這無疑是一大進步。

不過認真想來，所謂國、共軍隊分別在「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抗日，這個提法語出有因，卻很不準確。

首先，當時ZG中央所駐的陝甘寧邊區，並非「敵後根據地」。她三面接壤於大後方國統區，東面則隔黃河與日本人對峙。沿黃地區設有神府、兩延(延川、延長)兩個河防司令部，兩司均隸屬於八路軍「後方留守兵團」。這裡所謂的「後方」，當然不是敵後，而是「我後」，以這一戰略後方為依託的河防作戰，自然不是什麼「敵後」行動，而是「正面戰場」的一部分。

河防作戰規模不大，但被廣泛宣傳為我黨抗戰樣板的平型關、陽明堡等著名戰鬥，也都不是「敵後」作戰。這幾次戰鬥，都發生在當時中國統帥部統一部署的晉北、太原保衛戰中，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抗擊，與八路軍的側後方伏擊，實際上是同一場戰役的不同戰術部分。

尤其是平型關之戰，國民黨軍在關門，正面阻擊敵主力;八路軍則奉命從側後伏擊日軍輜重隊，兩邊槍炮互聞，硝煙互見。這種戰術上的側後方，如果也算「敵後」，那舉凡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正面戰場上的所有重大戰役，均有這種「敵後」作戰，它也就不成其為八路軍、新四軍特有的作戰方式了。

我們能說，在台兒庄會戰中只有孫連仲、池峰城堅守台兒庄是「正面戰場」，而從側後方出擊日軍的湯恩伯部是「敵後戰場」嗎?

實際上，我們出版的許多抗戰史著作在關於「正面戰場」的描述中，並不迴避ZG武裝的活動。例如《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的「太原會戰」一章中，載有「太原會戰中國軍隊指揮系統表」，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副司令長官黃紹竑轄下，朱德率領的第十八集團軍與其他國軍(第二、六、七、十四、二十二集團軍及若干單列軍、師)赫然並列，正確反映了這場會戰的作戰序列。

整個太原會戰，從1937年9月11日持續至11月8日，空間則包括晉北、忻口、娘子關等地。在此期間，八路軍(即第十八集團軍)在會戰區域內，配合友軍進行了平型關(9月25日)、陽明堡(10月19日)、七亘村(10月26、28日)、黃岩底(11月2日)、廣陽(11月4、7日)等戰鬥。(武月星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95年版，86-90頁)這些戰鬥屬於正面戰場，應該毫無疑問。

該書並明確指出：「太原失守後，八路軍在敵後展開游擊戰，開始了創建抗日根據地的鬥爭。」

換言之，中共真正放棄在戰役層面配合「友軍」的正面抗擊，而轉向「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是在太原陷落以後的事。此後，中共以其獨立開闢的「敵後」根據地為依託，與日軍周旋，其軍事行動與正面戰場雖有客觀上的戰略呼應，但已無戰役協同。從這時起，才有了真正的「敵後戰場」。但眾所周知，此後平型關式的作戰已極少發生。所以中共抗戰中最著名的幾仗，其實還多是在「正面戰場」打的。

然而有趣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卻樂於把「正面戰場」說成是國民黨獨家包攬的，這就抹殺了中共在正面戰場上的貢獻。

這當然不是謙虛所致。

實際上，人們清楚地知道，儘管平型關、廣陽和陽明堡都屬於整個抗戰期間中共武裝所打的幾次最著名的仗，但是與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作戰行動相比，這些仗都顯得很小，就指揮關係而言，當時這些仗也都是按中國統帥部的部署進行的。算上它們，也不能說正面戰場就是中共主導，而如果把它們歸入正面戰場，那其後在敵後戰場就沒有什麼大仗可說了。

因此，不如把「正面」之功讓掉，把平型關等役的戰果都算入敵後戰場。因為敵後雖也有國民黨軍隊作戰，但相對而言，其戰果不足道。平型關等戰鬥與正面戰場國民黨軍的會戰無法並論，與敵後國民黨軍的作為相比，還是突出的。這樣把「敵後戰場」都算在中共名下，就可以與「正面戰場」並駕齊驅了。

但這種說法既不符合史實，也有違于軍事常識，其實對評價共產黨在抗戰中的貢獻也未必有利。今天應當說，抗戰初期，中共武裝在正面戰場上還是頗有作為的。而另一方面，國民黨軍隊在敵後地區的活動也不能忽視。

事實上，抗戰前期，國民黨在敵後的力量強於共產黨，但與正面戰場當然沒法相比。而敵後的國共摩擦一直很激烈。摩擦中，國民黨由強到弱，而共產黨則由弱到強。到1940年夏，新四軍擊敗韓德勤部，與八路軍南下部隊會師，標誌著敵後國共力量的對比完全扭轉。稍後的「百團大戰」，雖然主要是一次大範圍破路運動而不是一場殲敵作戰，並且這種行動方式隨即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而沒有延續，但它確實是八路軍抗日鬥爭的高潮，而且按我下面要講的定義，它也確實履行了敵後戰場的使命。此後，敵後戰場雖然仍有國民黨軍的活動，但這裡的抗敵主力的確是共產黨了。

不過，無論國共摩擦多麼激烈，他們都沒有放棄抗日，都在正面與敵後作出了犧牲。今人在正面與敵後的殲敵比例上做了很多文章，也有很大的爭論。實際上，確切的數字是很難搞清楚的。

其實，在當時對日戰爭的總體形勢主要取決於正規戰(不僅是中國戰場的正規戰)的情況下，敵後游擊戰的殲敵數量多一點少一點，並不是最重要的。這一戰場的使命，是使日軍無法有一個穩定的後方。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國共雙方在敵後控制的地盤，就是對抗戰的貢獻——直接取之於淪陷區的地盤自不待言，就是在國共摩擦中取之於對手的，只要他比對手更善於保持這些地盤而不被日本人奪去，也可以算是對抗戰的貢獻。

抗日與摩擦：關於「積極」與「消極」的討論

這裡應該指出：游擊戰作為對抗入侵強者的作戰方式，弱者別無選擇，是無可非議的。

當時國共兩黨都是從全球角度考慮戰局的。第一，雙方都是堅決抗日，決不屈服;第二，雙方實際上都把勝利前景寄託於反法西斯陣營的全球勝利;第三，雙方都有保存實力以待時變、再行逐鹿問鼎的主意。

而只要抗戰前途取決於反法西斯陣營的全球勝利，那麼中國戰場的地位，就取決於重慶政府的堅持到底。

因此這裡的關鍵，還不在於「正面戰場」、「敵後戰場」戰果的孰大孰小，而在於國家主權體現者的態度。從國際法角度和世人的眼中，一國屬於哪個陣營，是由該國主權體現者的態度決定的，而不是由反對派和在野黨決定的。

當時，在國際上代表中國主權的是重慶政府，如果它像汪偽那樣投靠了日本，中國這個參戰國就屬於軸心國一方，而非反法西斯盟國一方了。

國內存在著反對派的抵抗運動，並不能改變這一點，這正如保加利亞、義大利這類國家存在著反法西斯抵抗力量，這些力量也被視為英雄，但這並不能改變該國屬於軸心國、也就是二戰的戰敗國的地位。

所以，如果重慶投降了，即便延安再抵抗，中國也難逃「日本勝則為其奴僕，日本敗則為其殉葬」的悲劇命運。

甚至，延安的抵抗者後來即便推翻了重慶的附敵政府，都未必能改變這一點。就像義大利，早在1943年其國人就推翻墨索里尼，反正到了盟國一邊，但戰後它還是要作為戰敗國，接受割地賠款。然而如果反過來是延安投降了，只要重慶堅持抵抗，中國就仍然屬於盟國陣營，戰後仍會是「五強」之一。

也許讀者會說，法國維希政府投降德國後，盟國陣營不是承認了戴高樂的抵抗力量「自由法國」為法國主權代表，法國在二戰後不是也成為戰勝國了嗎?這裡我要說，當初在這個問題上是有爭議的，而且維希政府雖然屈服於德國，卻沒有加入軸心國，而是聲稱中立，戴高樂也是前法國政府要員，不是反對派。如果不是戴高樂，而是由法共作為抵抗力量的代表，法國後來的地位可能就不一樣了。

當然，事實上重慶與延安都堅持抗日直到勝利，這是非常不易的。

包括國共兩黨在內的中國軍民，都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相對而言，國民黨軍隊的實力強，對日作戰規模大，殲敵多，犧牲的官兵包括高級將領也多得驚人，但是另一方面，「國軍」戰敗降敵成為偽軍的，也不少。

而共產黨武裝實力弱，對日作戰規模小，殲敵少，犧牲官兵較少，尤其是將領極少犧牲。但中共武裝從無成建制降敵成為偽軍之例。相對其實力而言，或相對其損失而言，其作戰效率應當說是超過國民黨的。

總之，兩黨在抗戰中各有長短。計較兩黨中誰的貢獻更大，遠不如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更重要。

國民黨將領在抗戰中犧牲的固然很多，但投降日寇、成為偽軍的也不少。後者當然是國民黨方面的一大恥辱，不過這就能說明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嗎?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後來內戰中國民黨將領投降共產黨的不是更多嗎?這能否說明國民黨只是「消極反共」呢?

當然不能。

因為這些將領之投降，並非國民黨政府所授意。降共如此，降日亦然。國民黨降將多，說明這個長期執政的獨裁黨許多成員暮氣深重，鬥志遠不如當時作為新銳革命力量的共產黨。而這個鬥志差是對所有敵人，並非僅對日本人而言。

有趣的是過去我們的解釋卻採取「雙重標準」：

國民黨在內戰中降將多，證明他們不正義，所以眾叛親離。

——他們在抗戰中降將也很多，難道證明抗日不「正義」?

國民黨在抗戰中降將多，證明他們不抗日。

——他們在內戰中降將更多，難道證明他們不反共?

事實上，國民黨在抗戰中表現的鬥志還是遠遠超過其在內戰中的表現的。其主流派(即以蔣介石為代表的重慶政府)尤其如此。

與組織高度一元化的共產黨不同，所謂「國民黨」，當時是個多派系的龐雜複合體，在重慶眼裡，其某些派系之異己，比共產黨好不到哪裡。

從資料中不難發現，投降日本人的「國民黨將領」，基本上都是敵後的雜牌軍、故主失敗後無所依歸的東北軍、西北軍舊部、地方軍閥與豪強，有的是否國民黨員，尚未可知，稱為國民黨將領，實不如叫非共產黨將領更確切。

而重慶政府直接指揮的嫡系(即所謂中央軍)，乃至大的國民黨派系如桂系、閻系等，都極少有將領降日的現象。即便像衡陽守將方先覺那樣力戰至絕境而被迫投降的，也只是作了戰俘，並未當「偽軍」。

抗戰中的雜牌軍、地頭蛇們，當然也有好樣的，但很多人的確是見風使舵，有奶便是娘，為國抗日固然消極，為蔣反共也不熱心。

典型的如「泰州二李」(李明楊、李長江)，國共摩擦時親共中立而拒絕受命於蔣，鬼子來了又降敵附逆而為虎作倀。他們可以說是「消極抗日、也消極反共」的。

而蔣、桂、閻等國民黨主流派，反共固然比他們積極，抗日更比他們堅決。正如中共也是抗日、反國民黨都很積極一樣。

所以，那種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說法，和GC黨破壞抗戰，危害民國」的說法一樣，都是偏頗之論。

把「抗日」與「摩擦」對立起來是一種理想化的價值判斷。但令人遺憾的是，史實並非如此：

那時的中國，總的來講，國(國民黨主流派)共雙方抗日、摩擦都比較積極。高概率的降敵現象，則出現在那些為自利自保而擁兵，對抗日與反共都消極的地頭蛇中。

或者說，越是對重慶或對延安忠誠的勢力，在抗日與摩擦中就越堅決、越不妥協。而那些無原則無立場的軍頭，朝秦暮楚本不足奇。其中不少人如吳化文、劉子仁、邢仁甫、郝鵬舉等都曾投國、投共又投日。把他們的行為記在國民黨或者共產黨的賬上，都是不合適的。

從五四抗爭到華盛頓會議：不同往昔的「紅白臉」互動

抵抗日、俄新的侵略和向西方列強「收回權益」，是民國時期「中國站起來了」的兩個主要方向。前者要靠軍事手段，而後者則主要是外交談判。

如前文所述，中國靠正確站隊，在一戰中首先廢除了與德國和奧匈的不平等條約。但是日本人搶佔了青島等德國侵華「遺產」，巴黎和會未能主持公道，這激起了中國1919年的「五四」愛國民眾抗議浪潮。

根據現今的研究，我們知道，這場抗議其實得到了當時許多北京政府主流人士的同情、默許乃至支持，否則不可能有那麼大聲勢。實際上，可以說是政府與民間，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向列強施壓。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19年前，清朝的老佛爺與「奉旨造反」的拳民也對列強唱過這麼一出。但結果形成鮮明對比：

19年前那場紅白臉的鬧劇，除了私心自用的老佛爺先殺了幾萬教民，後殺了幾萬拳民，使中國人流血成河之外，對外只招來了空前絕後的奇恥大辱、聞所未聞的巨額賠款，和國際社會的普遍嘲罵。

而19年後，第二場紅白臉抗議，卻成了典型的正劇。

中國人沒有流血，外國人嘆為觀止，抗議的聲音引起廣泛的國際同情，列強也不得不正視。在兩年後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終於埋葬了「二十一條」，迫使日本交還青島和膠濟路權益，實際上完成了糾正巴黎和會錯誤、消除德國侵華「遺產」(制止日本繼承這一「遺產」)的任務。

在這次會議上,中國還對所有列強全面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其中包括關稅自主、取消治外法權、撤退駐華軍警、退還租借地等。

列強表示同情中國的自主願望,同意就關稅自主、廢除領事裁判權等問題與中國談判以求逐步解決。此外，在日本同意交還青島的同時，英國允諾交還威海衛,法國允諾交還廣州灣。

這些成果都極大地鼓舞了國人。

顯然，1900年與1919年，同樣是針對涉外問題的官民互動，過去的教科書把兩者都定位為「愛國運動」，但兩者結果卻完全相反。

這當然不是由於中外實力的對比有多大的變化，因為1919年中國國內的分裂與對外的相對弱勢，不亞於1900年。

之所以能有這樣的結果，就是因為五四的「民國」不同於庚子的大清——它是推翻大清的產物，而五四的「公民」不同於庚子的拳民——五四人物幾乎都有譴責庚子拳民排外的言論。

五四的背景，是一場「啟蒙運動」(它的局限性我們以後會談到)，但庚子的背景，卻是一場皇權瘋狂和「怪力亂神」風潮。

五四與庚子的對比，體現了民國以來中國的進步，儘管那時無論「民國」，還是「公民」，都還只是方向，「尚未成功」。

而華盛頓會議對中國有利的安排，是國人五四愛國浪潮的果實(當然也成功地利用了英美對日矛盾)，在「中國站起來了」的過程中，也是重要的一環。

然而，由於華盛頓會議國內受到廣州革命政府的抵制(會議邀請了廣州方面，但孫中山不承認北京政府，拒絕合組代表團)，國際上也沒有蘇俄參與，它長期以來便得不到應有的評價。

一些學者甚至指責這次會議「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其理由就是會議一般性表態多，具體成果則大都還要到會後討價還價，中國收回青島和膠濟路時，也答應了一些條件，如青島要開放為通商口岸等等。

當然，華盛頓會議只是中國收回權益歷程中的一步，要求一次會議就能解決所有不平等問題，無疑不現實。但是中國在這次會議上至少沒有損失權益。

有人把中國收回青島時答應開放為商埠也看成損失，其實對外開放符合中國利益今天已是常識，今天我們的開放口岸也比當年多得多了。

晚清的「被動開放」之屈辱和不平等，在於「被動」，而不在於「開放」。我們譴責用炮艦轟開我國國門的侵略者，卻不必欣賞清朝的閉關鎖國。

民國時期，開放已是國人所需，中國本來也不打算收回青島後，把它封閉起來變成死港，收回青島的協議，更不是在炮口下籤訂的，怎麼能說中國沒有所得，反有所失呢?

更有甚者，一些學者還把華盛頓會議「在修約問題上不情願地邁出微小的一步」和蘇俄宣布「廢棄一切在華特權」作對比，稱讚蘇俄如何善待中國。這真是太離譜了。

我們知道，蘇俄當時不僅發表了動聽的《卡拉漢對華宣言》，甚至還允許俄遠東「分離」，成立「遠東共和國」，但這與列寧的第一個外交傑作《布列斯特和約》一樣，只是基於臨時需要的姿態。蘇俄本來就沒有想讓遠東「獨立」，也並沒有真想歸還中國什麼權益。

如前文所述，俄、日實際上是民國時期不僅沒有收縮、而且還力圖擴大其在華權益的僅有兩個列強，在蒙古、新疆和唐努烏梁海，蘇俄都做了沙俄想做而沒能做的事。

至於說到不平等條約，可以說，中國擺脫的最後一個不平等條約，就是1945年雅爾塔體系中的那個中蘇條約。而如下所述，除了那些已經永久化的侵華成果外，俄國從中國攫取的東西後來確實放棄了一些，為此我們應該感謝的，與其說是列寧，還不如說是赫魯曉夫和葉利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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